壹、前言

　　晚清之時，偵探小說挾西風東漸之勢，逐漸使得傳統公案小說日趨式微，晚清小說作者身處在新小說運動的浪潮之中，不免對公案小說的模式進行改造或批判，藉小說來表現自己的法制觀點與小說理論實踐，吳趼人（1866~1910）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所著之《九命奇冤》，取法傳統的章回模式、改寫百年前的公案故事，而在敘事觀點上兼融西方偵探小說的技法，情節緊湊、結構井然，在他諸多類型的作品中，享有很高的評價。

　　《九命奇冤》的前身是嘉慶十四年署名「安和先生」編的《警富新書》（一八○九年），演述一七二七年發生於廣東的一件謀殺奇案，共四十回(註[1])。吳趼人改寫為《九命奇冤》則分為三十六回，約十一萬字，一九○四年十二月起連載於《新小說》第12號至24號，署名為「岭南將叟重編」，一九○六年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關於此書素材的源流，說法不一，或有南音歌謠、民間小說《八命奇冤》(註[2])等，南音歌謠等今不復見，但對照《警富奇書》，二者關係顯然非常密切，而《九命奇冤》更為勝出，無論在主題思想、敘事模式都是同時期小說中的佼佼者，被譽為中國公案小說史中全方位突破與創新的優秀之作(註[3])。

　　於《新小說》刊載時，梁啟超之分類為「社會小說」，後人亦有歸納為「歷史小說」者(註[4])；魯迅寫〈清末之譴責小說〉提到吳趼人時，只云「《九命奇冤》，三十六回，敘寫兩家地主因迷信風水釀成九條命案的故事」(註[5])；阿英直標為「吳趼人所著公案…」(註[6])；今人林保淳先生列為「公案小說」之一(註[7])；王德威視之為「晚清小說中接續傳統公案模式而又能推陳出新者」(註[8])；黃錦珠認為是「一段流行於民間的公案故事」(註[9])。揆諸種種，本文視之為「公案小說」加以討論，應無庸置疑。

　　然而，即使《九命奇冤》在寫作技巧上擁有前述的讚譽，卻極少見到專章的討論，對之有較多著墨的最早是胡適︰

　　《九命奇冤》可算是中國近代的一部全德的小說…受了西洋小說的影響，這是無可疑的。…他用中國諷刺小說的技術來寫家庭與官場，用中國北方強盜小說的技術來寫強盜與強盜的軍師，但他又用西洋偵探小說的布局來做一個總結構。繁文一概削盡，技葉一齊掃光，只剩這一個大命案的起落因果做一個中心題目。…故《九命奇冤》在技術一方面要算最完備的一部小說了。(註[10])

　　他在這部分文字中還徵引了諸如《金瓶梅》、《儒林外史》等結構鬆散的例子來印證《九命奇冤》的嚴謹，肯定它的佈局組織。這段話亦被阿英大量引用於《晚清小說史》〈講史與公案〉中(註[11])，並認為「《九命奇冤》的價值，有超過胡適所說而上者」(註[12])。

　　筆者認為本書的敘事技巧，有許多值得探討之處，情節的設計除了第一回採用倒敘法之外，全書並有多處倒敘筆法，受到胡適(註[13])、劉大杰(註[14])等多人的肯定；在內容表現上，無論人物刻畫、主題思想、反映現實而言，俱有值得深入探究的空間。尤其本書出現於新小說運動方興未艾的時期，在公案小說發展進入偵探文學的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與時代意義，應予以詳細討論。

貳、《九命奇冤》的敘事觀點(註[15])

　　小說的基本面就是故事，但「故事」要如何「敘述」，這些名詞的釐清，或可用熱奈特在《敘事話語》的區分作為依歸。書中將「廣義敘事」（le recit）區分成「故事」（histoire）、「敘述」（narration）和「敘事」（recit）三個層次(註[16])。其中，「故事」是指被敘述的那個事件的內容；「敘述」則是指進行講述事件的行為本身；而「敘事」是以口述或書寫方式講述事件的話語或敘述本文。熱奈特認為，唯有通過「敘事」，才能進行「敘述」的行為，也才能呈現屬於敘述內容的「故事」。因此，敘述和故事都只有通過「敘事」才能存在。

　　情節如何演變、作者如何表達，涉及了觀點的問題，即「誰在看？」M.H.艾布拉姆斯在《歐美文學術語辭典》中，曾從小說創作技巧角的角度，將「敘事觀點」一詞定義為作者在敘述故事時所採用的表現方式或觀點，而讀者可由此種敘述故事的方法，得知構成一部虛構小說的敘述裡的人物、行動、情境和事件(註[17])，本文所採之敘事觀點亦從其說。

　　吳氏除創作長篇、短篇小說不輟外，亦曾翻譯西方小說多種，對於西方的敘事理論並不陌生，美國帕特里克．韓南認為，在清末小說家中，吳趼人最重視敘觀點技巧的運用(註[18])，而捷克米列娜也指出，吳趼人能掌握多種敘事方式(註[19])，在小說創作的應用上，使得其作品格外清晰俐落，故反映在《九命奇冤》的重寫上，展現了相當不錯的成績。

　　有關本書的敘事觀點，值得玩味，表面上看來，儘管故事人物全為第三者，但作者是通過「我」的視角，敘述這件雍正年間的公案，「我」雖不在故事場景中，必要時候仍會現身發表評論與觀點，例如第一回敘述完燒殺石室的過程後，作者以「我」的身份現身幕前︰

噯！看官們，看我這沒頭沒腦的忽然敘了這麼一段強盜打劫的故事，那個主使的什麼凌大爺，又是家有銅山金山的，志不在錢財，只想弄殺石室中人，這又是甚麼緣故？想看官們看了，必定納悶；我要是照這樣沒頭沒腦的敘下去，只怕看完了這部書，還不明白呢？待我把這部書的來歷，以及這件事的時代出處，表敘出來，庶免看官們納悶。(註[20])

　　類似這樣的挺身而出，故事中尚有多處，又如第六回敘述凌宗孔等人在梁家祖墳上樹立白虎繪像觸其霉兆，作者由幕後走到幕前，發了一段議論︰

看官！須知這算命、風水、白虎、貔貅等事，都是誕無稽的，何必要敘上來？只因當時的民智，不過如此，都以為這個是神乎其神的，他們要這樣做出來，我也只可照樣敘過去。不是我自命改良小說的，也跟著古人去迷信這無稽之言，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呀！(註[21])

　　另外，第七回、三十二回(註[22])也都有同樣情形，並且在三十六回末尾，作者「我」附了一行字︰「說到此處，這一宗公案，算完結了。我這重編《九命奇冤》的，也就從此畢業了。」「我」的出現，大多是插敘作用，表達作者的觀感，蹈襲當時小說常用的說書人口吻，然而，本書仍屬第三人稱敘事觀點(註[23])，因為從敘事學的度看，第一人稱敘事與第三人稱敘事的實質區別，就在於二者與作品塑造的那個虛構藝術世界的距離︰第一人稱敘述者就生活在這個藝術世界中，是裡面的人物之一；而第三人稱敘述者儘管也可以自稱「我」，但卻是置身於這個藝術世界外之的，儘管他也可以具有一些個人特徵，但並不能證明他在藝術界世中的真實存在(註[24])。由於書中的「我」對事件無所不知，因此本書採全知視角，演述故事。

　　在「我」所現身的段落中，幾乎都與掃除迷信有關，吳氏身為辦報改革小說、力挽晚清腐弊的改革者，破除迷信亦為他重要職志，從本書可以見其思想的貫徹。本書維持章回小說中說書人評論的形態，作者的現身無不與發表議論有關，故其敘事觀點亦可再細分為主觀評論模式。

　　不過，吳氏受過西方小說的影響，這本書的寫作視角並非一成不變。在情節中作者有時放棄了「全知」的能力，改採「限制」敘述，使讀者陷入懸念，增強了情節的張力，製造讀者的好奇，例如第三回出現了翰林院被革職的陳大人，前來鬻功名，凌氏有了半仙的話作印證，不假思索便付了大把銀兩。第四回之中極力描述凌氏候榜的焦燥與憂喜參半，結果究竟如何，在生動的心理描寫中讀者自然感同身受。然而落榜原因、陳大人之話究竟是真是假，卻就此擱下，成為伏筆，待三十三回才透過李豐之口揭發。另外，三十回中凌氏手下發現梁天來的行縱，不斷猜測梁氏的意圖及去向，陣腳大亂，這時凌氏頗有敵暗我明的憂慮，作者亦不道出讀者的疑惑，透過熊阿七、尤阿美對區爵興的偵查報告，取代作者的視角，也是一種「限制」敘述。「懸念／驚奇」(註[25])的手法，最明顯的是運用在描寫蘇沛之，讀者從猜測他的身份、去向，而後公堂再見，是案情急轉直下時最大的伏筆，略具偵探小說所寓含的條件。

　　這樣的限制敘事手法，在西方小說中尤其是偵探小說，本屬常見，中國公案小說則鮮有這種手法。中國的公案小說敘述視角是以「全向視角」為主，而西方的探小說的敘述視角是以「單向視角」為主(註[26])，也就是說，描述蘇沛之此人之時，作者隱然採取西方偵探小說的單向視角，讓他和其他人物互動、對話，蘇氏的真正意圖完全摒除在故事敘述外。

參、《九命奇冤》的情節設計

　　情節的安排也是《九命奇冤》更勝原作之處，從怨起、犯案、申冤、翻案、平反，成為有機的整體，最受前人稱道的莫過於起頭的不落俗套，倒敘將不同的時空將場景拚在一起，主、支線的交替使用、正邪兩個主人公的境遇反差產生強烈對比的藝術效果，使故事的敘述更加撲朔迷離，更能吸引善於鑒賞作品情節的中國讀者的閱讀興趣。

一、時間︰倒敘貫穿全書

　　小說是一門時間藝術的呈現(註[27])，它以線性的表達方式進行，事件發生的自然狀態，以茲維坦．托多羅夫在〈文學作品分析〉中的說法，認為敘事作品包含兩種時間，一是話語時間（敘述時間），一是故事時間（被敘述時間）(註[28])，二者是有差別的，前者指故事發生的自然狀態，即最原始未經藝術加工的型態；後者是故事在敘事文本中呈現出來的時間狀態，也因為藝術技巧的加工，必然使得時間產生變化。

　　小說中的話語時間不是模仿或重複，而是一種再創造，因為故事時間可以是多維的，在同一時間中可以發生多件事件，但話語時間同時只能敘述單一事件，所以作品必須對故事間時加以切割、組合，因此故事時間的順序和話語時間是不同的。胡適對本書最重要的推崇是「西方偵探小說的布局」(註[29])，著眼於《九命奇冤》的開始所使用的「倒敘」︰

「噲！夥計！到了地頭了！你看大門緊閉，用甚麼法子攻打？」
「呸！蠢材！這區兩扇木門，還攻打不開麼？來，來，來，拿我的鐵錘來！」
「砰訇！砰訇！好響呀！」
「好了，好了，頭門開了！－呀！這二門是個鐵門，怎麼處呢？」

　　這一連串沒有傳統「道」、「曰」的對話，原是匪盜攻燒梁家石室是小說的高潮所在，情節出現在第十六回，然而吳氏卻拿來放在卷首，提高讀者懸念與警怵之意甚為明顯。這樣「沒頭沒腦」的開頭方式，在西方小說中或許屢見不鮮，但在傳統小說中實屬罕見。不過，吳氏這樣的寫法並非絕無僅有，稍晚於《九命奇冤》，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四月他發表於《月月小說》第八號的短篇小說〈查功課〉，亦有這類的寫法，從電話鈴響開始︰

的零零，的零零，的零零零零零…
「啊！時候已經晚上一點鐘了，是那個傳電話？」(註[30])

　　這樣突起的來源，很可能是受翻譯小說的影響，早在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梁啟超翻譯《十五小豪傑》時，便曾注意到它的開頭方式與眾不同︰「…觀其一起之突兀，使人如墮五里霧中，茫不知其來由。…」(註[31])同為改良小說的運動者，吳氏必有某種程度的啟示與刺激，於是運用「一起之突兀」的寫法，直接切入故事的事發場面。這樣的倒敘開頭，西方的偵探小說中不乏使用，美國的韋爾斯在《偵探小說的技巧論》中提到偵探小說一開頭就應造成一種緊張危疑的氣氛，吳氏顯然受西方偵探小說的影響，於是將這種技巧借鑒到自己的作品中。事實上，就在《九命奇冤》發表的前四期《新小說》雜誌，也有一個有力的證據，吳氏與友人周桂笙合譯了法國作家鮑福的短篇小說《毒蛇圈》，開頭就是父女的對話︰

「爸爸，你的子怎麼穿得全是歪的？」
「兒呀，這是你的不是呢，你知道沒有人幫忙，我是從來穿不好的。」
「話雖如此，然而今天晚上，是你自己不要我幫的。你的神氣慌慌忙忙，好像我一動手就要耽擱你的好時候似的！」(註[32])
楊世驥、陳平原亦持此種看法(註[33])，吳氏受西方小說影響顯而易見。

　　開頭寫法的改變，也對其後的情節結構產生了變化，雖然到了第二回，吳氏照例敘述人物活動場景—廣東的商賈雲集、人物族派的流裔，但逐步進展的情節，使人心懸於仇隙如何演變、命案何時發生，到了十六回七屍八命不幸產生後，讀者又心繫於第九屍為何人，而主角梁天來奔走訴訟的敘述，從十七回到三十六回結束，整整占全書一半以上，此時讀者更關心的是勢單力薄的主角要如何對抗財豐勢眾的加害者，冤案得雪。

　　除了開頭的倒敘，前人鮮少注意到，在十六回後又至少使用了四次。例如十七回盜匪離開現場、梁天來聽聞噩耗後，才轉回敘述梁母的生死；十八回中情節又轉到十六回，敘述盜匪犯案後如何歡慶，接著才開始敘述梁天來的應變行動；三十一回中梁天來與惡徒出現在同一間客棧中，作者方回頭敘述梁天來何以上京；三十五回眾盜匪被一網打盡後，猶疑在夢中，作者發言道︰

看官！這等遭遇，猶如當頭打了個悶棍一般，怎怪得他們疑是做夢呢！就是看官們看到這裡，也是莫名其妙，也要疑惑悶氣。待我先把這件事補了出來，破了這個悶吧。原來…

　　接踵而來的「原來」一詞，扼要敘述梁氏北京之行的境遇。這裡敘述者的插話，恰可以印證前一節所分析本書為第一人稱敘事觀點的結論。整部《九命奇冤》的時間安排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第一個倒敘固然處於顯眼的位置，隨後的倒敘也不可忽略。米列娜指出，中國傳統小說早已有標準的倒敘方法，就是固定詞組「原來」，使敘述者能進行倒敘，說明對目前具有重要意義的過去活動，在情節結構的直線發展中，這暫時的偏離是為了提供材料，填補故事的缺口(註[34])。較之中國過去的小說，吳氏運用「原來」詞組以簡御繁，效用益為突出。

二、重心︰主線、支線的交錯

　　《九命奇冤》的情節發展，三十六回中，可分為前、後兩大部分，以十六回案發的敘述作為分界。

　　在前半部中，吳氏筆力著重於凌貴興如何從「廬墓讀禮」的暴發戶第二代，漸漸轉變為聚眾劫人、儼若寨主的紈?子弟，其間雖然穿插叔母鄭氏的嚴正指責、親妹妹桂仙及太太何氏的苦言相勸，仍不敵二叔父凌宗孔的可鄙挑撥，以致邪狹心性日趨高漲，在幾番捉弄梁氏兄弟後，嘗到坐擁護衛、登高一呼的快感，加以對梁氏的痛恨日升，終致演出火燒梁家的慘劇。在凌氏這一方來說，前半部對之的描述是故事重心，可謂「主線」。

　　反觀梁氏一家，前半部之中並無驚人之舉，安份行商及老實的個性，使得梁家時時處於挨打的局面，梁氏的高堂老母凌氏雖為凌貴興之姑母，仍奈何不了凌貴興的恣意騷擾，老宅多為手無寸鐵的婦孺，頻頻受害的無力感可以想見。前半部中對梁氏兄弟（主要是梁天來）的著墨不如凌貴興的多，梁天來的性格也始終平凡如一，因此在梁氏這一方來說，前半部的描寫可謂「支線」。

　　後半部中，敘寫梁天來如何透過正義之士的協助、耗費心力與金錢奔走於訴訟，然而在層層的呈狀申冤過程中，屢屢失敗，眼看情勢完全為坐擁厚資、錢能推鬼的凌貴興一手掌握，幾次差點放棄；但故事的奇處在於如何沈冤昭雪，這也是本書最為著墨之處，端看犯案的醞釀只用十六回、查案判案的過程卻花了二十回，可以得知。因此，後半部中梁天來達成了這項「不可能的任務」，可視為後半部中的「主線」。

　　而後半部中的凌貴興，仗勢自己的財力及人脈，不斷透過各種管道，賄賂官僚，雖然讀者依據中國公案小說的公式、律則(註[35])，早已預知最後結果必然邪不勝正，但對凌氏的不齒與同情弱者的心理，對於官場醜態不願苟同，因此重心關注的是梁氏的撥亂反正，並企盼凌氏等人早日伏誅。因此在後半部中，有關凌氏的描述，應視為「支線」。

　　在主線與支線交互運作時，作者牢牢抓緊讀者的注意力，視情節而對人物著墨有濃有淡，梁家方面，對梁君來的著墨幾等於無，以梁天來的行止為梁家敘述的重點，間以梁母的告誡為輔；凌家方面，前半部凌貴興的逐漸沈淪，作了合理的發展，貪鄙的凌宗孔、陰沈的區爵興與各地匪徒陸續加入，將故事升溫至案件爆發，後半部分四處託財、買通官吏，不斷有新的人物攀上關係，為虎作倀，凌氏的勢力範圍愈伸愈廣，依梁氏的逐層上告而關關買通，突顯梁氏的決絕與孤詣。因此在敘述中，雖然主、支線之側重有所變換，但仍有脈絡可循。

三、訴訟︰對判官的諷刺

　　作者寫梁天來本欲一雪沈冤，又遇清官調職，一切努力付諸東流時，讀者自可感受那份絕望；最後陳臬台一一發落時，故事已發展到最後，作者不必多加描寫破案過程，因為整個案情讀者十分清楚（甚至凌氏得意忘形之下，不惜對梁氏坦承犯案），梁氏的遭遇的慘澹，使得獄訟惡質文化與投訴管道的缺乏超出於對清官的歌訟，故事中的人情事態、悲歡離合，反而成為重心所在，也是真正吸引、感動讀者的部分，所以中國公案小說常不是把重點放在破案上，而是寫案件本身所反映的社會生活(註[36])。梁氏苦訴無門的境況，與唐人公案小說〈崔碣〉主人公王可久的遭遇，有異曲同工之妙(註[37])。

　　尋繹梁氏上告的過程，倍極艱辛，列之如下表︰

　　「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二十四回梁氏語），通過梁天來告狀的故事，二十回之後，描繪了從縣到省各級官員受賄的醜態，活脫就是一幅官場的黑暗世界(註[38])，如果以《九命奇冤》當作清代官場腐敗陳鄙的現象來讀，也不為過，最諷刺的是，這一層層的官吏，只有第三項與六項真正是貪官，其餘本意非此，不是「十分清廉」便是「正直盡心」，然而陰錯陽差，最後還是不敵金錢萬能，這不能不視為吳氏的用心所在，透過梁君來對張鳳報信真實性的質疑，也不無諷刺的成份︰

　　這是張鳳窮極了，想出這些謠言來騙賞錢的，貴興就是兇惡到十二分，這個昇平世界，怎麼就好殺人，難道沒有王法麼？（十六回）

　　且須注意的事，發生時代是在開清鼎盛的雍正時期。《九命奇冤》中縱使也有清官，但只在最後擔負定案的責任，不再賦予傳統「清官」的神化與崇高地位，相對地突顯法律一人化、缺乏監督機制的缺失。

　　事實上，一九○三年發表於《繡像月刊》上的《老殘遊記》，便已讓人對「比贓官更可怖的清官」留下深刻印象，引起諸多「清官比貪官可怕」的討論(註[39])。吳氏稍早發表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以辛辣之口吻表現，魯迅別以「譴責」視之(註[40])，而「譴責」正是諷刺的一種(註[41])，吳氏以晚清諷刺小說名家，已是公認的事實。但是與他其他的長篇、短篇小說相較之下(註[42])，會明顯發覺，《九命奇冤》即使含有諷刺成分，也是極為含蓄、冷靜，恰恰跳脫了所指「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的晚清小說習氣(註[43])，描繪眾生時，平易可近，如在目前，更添幾分真實與信服。相較於過去公案小說清官的扁平、缺乏性格，《九命奇冤》裡的清官倒是被賦予了較多的人格。

　　比較《警富新書》與《九命奇冤》的結構，也立時可分出高下。原書內容駁雜，文字粗陋，情節亦鬆散拖拉，每寫一次訟案，便演述不少繁瑣的判詞批語，甚或間有「時辰鐘時刻表」、「風雨推測方法表」，令人著實不耐。晚清小說常出現的毛病也是結構散漫，例如《儒林外史》並無主人公，全書也沒有主幹，由一個故事引出一個故事，一個人物引出另一個人物，各個人物相繼出場，又相繼下場。即使有一批主要人物作為主人公，情節亦蕪蔓枝葉，鬆散雜沓，例如《施公案》、《彭公案》等雙案或多案並陳，讀來頗為吃力。反觀《九命奇冤》的結構，以梁凌兩家為中心骨幹，縱向方面，除了開頭的倒敘外，以一次一次的衝突貫串細節，體現兩家人物與社會現象的因果聯繫；橫向可以場面為結構重心，每次打劫的描述、行賄的方式俱不重覆，呈現當時社會樣貌與風氣。原書的主旨是警愓富人，安份守己，富貴功名聽命於天；一個是要揭發清明時代的虛假，攻擊官吏貪污，反映社會現實，這也是《九命奇冤》重編的動機。

肆、《九命奇冤》的人物刻畫

　　全書的主要人物並不多，有些人物的出現只是驚鴻一瞥，卻正義凜然、傲骨嶙峋，予人深刻的印象，尤其這類人物有的是女性。若將人物依形象區分，大致有五組，分述於下︰

一、梁天來、凌貴興︰正面與邪惡的代表

　　梁、凌兩家的糾紛中，作為主人公的梁天來、凌貴興，無疑是正、邪兩方的代表。當梁氏走到悲苦境地時，亦即凌氏得意之時，二人的境況可謂完全成反比。他們的悲喜，完全繄緊相繫，一方升高則意謂另一方的跌落。

　　在此先述反面的凌貴興。小說中藉他人之口提到凌氏時，概云「納監讀書」、「是個讀書人」，而介紹他出場時，也云「下幃讀書，納粟入監，以為考鄉場地步」、父喪丁憂時「廬墓讀禮」。這不異是種莫大的諷刺，在「萬般下品」的時代裡，多少士人披著書生的狼皮，造成千年不移的科舉習氣。本來凌氏無什大志，讀書應卯不過是循時人價值觀而行，但有了一旁煽風的二叔凌宗孔，胡言惑眾的馬半仙，意志不堅的凌氏很快地便逐漸改變。在凌氏身上，不難發現作者唾棄士人假相、破除迷信故舊的意識。

　　凌氏從坐擁萬貫的單純士子，到殺人越貨的主使，鬼迷心竅至下獄抵命，其間的變化有如一百八十度，屬於佛斯特筆下的圓形人物，但他的行為已觸犯善良風俗，無法被人信服，因此只能算是偽裝的圓形人物(註[44])。若憑他個人的膽識，本來無法做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端賴凌宗孔等地痞出力、區爵興為其謀劃，出了紕漏後根本無法自行思考，論其性格，是庸懦短視、愚昧無能的。率眾劫取梁氏兄弟前呼後擁的甜美滋味，將他沖昏了頭，足見當一個人意志不堅時，心性中潛伏的「惡念」非常容易誘發，連至親的妹子與妻子為之自盡亦不為所動，以致泯 沒天良，傷害至姑表至親。凌氏趾高氣昂之時，不惜在梁氏傷口撒鹽，自爆內幕，可謂得意忘形。

　　錢財本是人人追求之物，在凌氏身上卻顯現了負面的效應，若非坐擁鉅資，也不致於招來狹邪之人的覬覦。觀其撒散之賄款，由數千銀、十萬銀，及至最後欲賄賂李大人的四十萬銀，莫不令人咋舌，也回應了吳氏藉之諷刺官場的企圖。

　　作為正面人物的梁氏，孺孝溫良、守份行商，即使初時凌氏派人以重金購買祖墳，仍謹守先人遺訓，並維持親人間的禮節。遭到凌氏蓄意以假造之三千兩銀票搶劫時，亦顧念彼此顏面忍氣吞聲，多次面對凌氏的率眾騷擾仍低下退讓。梁氏或許識字不多，在梁氏身上，卻能夠看到儒家統傳禮教與守節。以佛斯特的分類來看，梁氏屬扁平人物。扁平人物雖易於辦識，容易被接受，但在傑出作家筆下，這類人物獲得的效果絕不單調枯燥，反而饒富人性深度。

　　面對重要家難的應變決策上，如同後來佔中管帳先生之言，至少可以將張鳳的呈詞存案，招呼地保守候，應可防衛，但梁氏忽略了。這裡讀者心中亦十分明白，並非梁氏無能，而是在先前無數次的凌氏騷擾中，地保、衙門沒有一次達成任務，整個社會的官僚息氣與顢頇無能，藉此書血淋淋展現，梁氏家族的七屍八命，可謂白白犧牲。

　　在前半部書處處居下風的梁氏，面對家變，作者也沒有讓他一夕之間改變性格、積極尋仇，而是用他一貫的篤實憨厚，真真實實地面對一切問題。他沒有龐大的資財作為後盾，也沒有有力的人士為其撐腰，能從頭到尾出現並陪伴他的只有僕人祈富，主僕二人苦戰至含冤昭雪。梁母在意外之中雖倖免於難，但不能構成梁天來層層上告的助力；梁家妯娌只有梁天來之妻有對白，形象極其平淡，俱於意外中喪生；唯一的重要證人張鳳在二十三回受刑而死，為梁氏打抱不平代寫狀詞的施智伯，在二十五回吐血身亡；眼見兩廣總督孔制台夜審凌氏僕人喜來，案情有了眉目，又偏偏此時孔制台被調職。一連串的變化，都使得梁氏陷入不利的境地。

　　但作者也沒有一直讓主角始終挫折不起，每每在重要環節，安排一線曙光，讓梁氏獲得一絲希望，如好友何傑臣→施智伯→東萊和尚→孔制台，環環相扣。幾乎真相大白時，又讓梁氏重重跌落谷底，甚至身陷囹圄，氣息奄然。在凌氏人脈、財路如蛛網般遍及的同時，益顯梁氏的勢單力孤。最能表現他哀淒愁苦心境的，要屬上京御告驛居客棧時，恰逢凌氏手下，走頭無路之狀︰

天來大驚失色，忙把房門閉上，主僕兩個，默默相對，急得沒有法想。天來此時，又氣惱，又忿恨，不知不覺流下淚來。（三十一回）

　　篤實憨厚的形象如實呈現。垂淚之舉引起微服者陳臬台注意，加上雍正帝的諭令，平反之日終究來到，相對也成反面人物凌氏的伏誅結局。

二、凌宗孔、區爵興︰粗鄙與陰沈的群相

　　《九命奇冤》若少了凌宗孔這一號人物，則很可能悲劇根本不會發生。

　　綽號「落地蜈蚣」的凌宗孔，和大多數投機分子一樣，看準了凌貴興的懦弱本質，以油嘴滑舌與歹念貪慾，從一開始便不斷左右著凌貴興。婉媚討好與工於心計，再從中撈點油水，他把凌氏當作予取予求的一頭肥羊，樂於為他跑腿做任何事。身份上他雖是凌氏的二叔父，但他喊凌氏為「姪老爹」便可見一斑。凌、梁兩家的爭端亦是由他而起，挑撥、離間、招匪納盜、嗾使犯案，無一不是他的傑作。

　　然而光是凌宗孔，還不致於釀下這樣的大禍，真正策劃作案、又使梁天來耗費十餘年光陰氣力申冤的幕後謀士，是有「賽諸葛」封號的凌氏表叔區爵興。第六回初出場，便替凌氏策劃了一道假銀票真劫財的詭計，讓凌氏初嘗甜頭；繼之在胞妺上吊、妻子服毒後，巧妙擺平姻親們隨之而來的詰難，讓凌氏完全信任依賴。

　　區氏和凌宗孔一樣，也是圖謀凌氏囊中錢財的惡棍，但兩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性格上，前者陰沈老謀，善於說場面話，曉達人情事故；後者粗俗卑劣，見風轉舵，大難來臨只有脫逃一途。前者在官場的豐富人脈，使得凌氏得以層層打點，滴水不漏；後者的徒眾甚夥，一聲高呼立刻嘯聚，為凌氏鋪好去路。

　　餘外，具有二人類型的人物，如林大有、勒先、熊阿七…不一而足，其面相如何也就不必多提了。

三、鄭氏、殷孺人︰傲骨與庸昧的對照

　　本書的女性並不多，隨著故事發展的主要人物也無一是女性，但有一位足足占了第八回的篇幅，就是鄭氏。

　　鄭氏的丈夫即為凌氏的大叔凌易行，家境清貧，常仰賴凌家接濟，凌易行木訥不善逢迎的本性，素不為凌貴興所喜。凌氏為逞一時之快，以米糧誘使凌易行痛毆梁天來，凌易行雖依言動手，但返家後鄭氏聞言，大大地把丈夫訓斥了一頓，驚動鄰舍，還帶著丈夫到梁母面前跪下賠罪，一番義正詞嚴的話語，罵得凌易行面紅耳斥︰

　　我受了姑太太這回厚恩，做夢也不敢忘記…眾位！他做了這沒廉恥恩將仇報的事，是他凌家的種子如此，卻叫我從此拿甚麼臉去見人！…眾位不要當我是個潑婦，動不動要拚命。我進了他門，做了二十多年夫妻，沒有同他鬥過一句嘴，也沒有怨過半句窮。心中也只有安慰自己，看他雖然是窮，卻還窮得硬直，天不虧人，將來總可以望個出頭的日子。…（第八回）

　　吳氏將她的話語寫得俐落流暢，句句皆理，讓圍觀眾人莫不讚其賢孝。稍後，鄭氏請求梁氏在省城為他尋事，遠離凌貴興的勢力範圍，使他免於涉入九命之禍的案子，鄭氏的婦德與骨氣，實為首功。

　　同樣是順從妻子之言，番禺縣的黃知縣情形就不同了。梁氏呈詞的第一次，本賴清名在外的黃知縣為其伸冤，就算黃知縣本人，也沒有圖謀金銀的念頭，但偏偏游手好閒的小舅子殷成受了託，又在黃知縣夫人殷孺人哭鬧相迫下，只得區就，當庭還將證人鞭打一番了事。殷孺人一路陪著丈夫從一介儒生、鄉試告捷、題補縣缺，從前的貧苦耿耿於懷，在他潑辣指責黃知縣的言詞中，不乏短視近利的庸昧︰

　　「八百兩？一兩黃金四兩福，四八三十二，是三千二百兩，足足有兩擔福呢！…老爺！你為甚麼放著送上門的金子都不要？是甚麼道理？難道你窮的還不怕麼？」

　　「他這個公行賄賂的，我哪裡好故亂受他？我又沒有審過，知道他們誰曲誰直。倘使受了他的，做出那縱盜殃民的事情，便怎樣呢？況且我做官，自有做官的廉俸，我不貪那意外之財！」

　　「呸！不你沒福，說甚麼縱盜殃民，你既然說沒有審過，哪裡就知道是縱盜殃民呢？…這等順水人情，你也不肯做，難道我嫁了你，就應該窮一輩子麼？…」（二十回）

　　最後殷孺人甚至作主指揮黃知縣該怎樣出脫姓凌的、另外派差去捉強盜，也不虧了姓梁的了，直接要求弟弟去領了黃金回來。

　　在梁氏每一次呈狀中，被批回的情況皆不相同，但如此生動而十足深於人性的對白與角色，卻是罕見。對照鄭氏的傲骨，殷婦的庸昧貪痴著實鮮明。

四、桂仙、何氏︰清白與不苟的化身

　　這一組也是女性，與前不同的是，二人都生不逢地、遇人不淑。桂仙的心暢柔軟，為著哥哥的執迷不悟，情願死諫，這番行徑又顯得剛烈異常。在自縊之前，飄然出現在梁家，泣訴兄長的暴戾乖張，也嘆息自己的無能為力。臨走還透露那班匪徒的搶割稻米計劃，央求日後若出事，能看其情面照應些。其蕙質蘭心一如其名，可惜婉言不能使哥哥醒轉，她竟以死相勸。雖文中沒有多描述她如何萬念交縈、柔腸百轉，不過想必這份前後為難，使她終日惶惶，寸心無有寧時。

　　就在桂仙死後，凌氏心煩意亂，打兒子出氣，何氏哭勸他莫聽強盜的唆攪，引來凌氏不快，兜頭一掌，又踢了兩腳，當夜何氏亦服毒自盡。縱觀凌氏後來的行徑，兩位女性的死可說毫無價值，枉斷兩條人命。本來可以共享家財的何氏，卻以自盡終了一生，令人喟歎。尤其可議的是凌氏的心態，身邊親人之情感，竟不如一幫匪徒，二位女性出現的時間雖短，在故事中已留下乍然綻放的芬芳。

五、張鳳、施智伯︰正義與執著的類型

　　書中最能表現人性光輝的，大概就是這兩號人物了。

　　叫化子張鳳偶然在夾衖中稍歇，無意中聽見盜匪在窗裡說的話，急報與梁氏知道，為取信於梁家，特地折返將所受的一兩銀子退還，以示所言屬實。在舊社會講究門戶的封建時代，出身與階級往往是衡量一個人的標準，言語是否能取信於人，也牽涉到說者身份。張鳳的話，一開始亦不被梁氏重視，管門的甚至不讓他面見主人，即使他口口聲聲表示這是「性命交關的要緊信」。然而事情果真發生，張鳳成了唯一的證人，也是正反雙方人物目光聚集的焦點。當施智伯寫訴狀前先質疑他，他的回答說得斬釘截鐵︰

「…我受了梁官人大恩，莫說是官做見證，就是叫我赴湯蹈火，也是要去的！」智伯道︰「你不要此時口硬，當了官時，那一種威嚴，只怕你先就要嚇慌了。何況說得對便好，說得不對時，要打要夾呢，你不怕麼？」張鳳大怒道︰「你這位先生，太欺人了！難道做過叫化子的，就沒有骨氣了麼？我還因為骨氣太傲，纔做叫化子的呢！…」（十八回）

　　施氏也是有意試他，有了這番保證︰

忙對張鳳一揖道︰「好一位義士！你恕我『有眼不識泰山』！這寫狀的事，就交給我罷！我是不受凌貴興的賄囑，他卻賄不到我。」（同前引）

　　在這一剎那，書中展現了難得的人性光明面，一位是寧死不屈的證人義士，一位是分文不受、路見不平即兩肋插刀的仗義之士，在銀兩、賄金充斥的故事中，這兩位以「義」和梁氏相交相助的人士，令人印象深刻。

　　張鳳的可貴還展現在二十二回，第一次的訴訟失敗後，凌宗孔企圖以「三子」收買他--房子、銀子、妻子，卻換得張鳳一陣奚落、冷笑走開。公堂作證中，正直無懼的張鳳頻頻被譏為叫化無賴，打得鮮血直流，這固然是縣官已被買通的結果，亦可視為人微言輕的具體事例。

　　而代寫狀詞的施智伯，也一反故事裡「錢能通神」的慣例，是可遇不可求的人。經由媒介者何傑臣的穿針引線、巧設機會，讓施氏衷心同情梁氏的處境，而願意代撰呈詞，且對案情所付出的心力，絕對真實過凌氏手下對雇主的交情，當第三次上訴，張鳳意外死亡，施氏自責無法儘早解決梁氏的苦楚，竟情急攻心，吐血而死。雖然讀者無不懷疑既然他可經由東萊和尚直接找到兩廣總督，何以不一開始便直接上告；但施氏的鞠躬盡瘁，還是讓人十分佩服與惋惜。

　　故事的本事(註[45])極為簡略，也缺乏人物的思考活動，但發展到《九命奇冤》時，刪去了不必要的人物、增加曲折情節及幽微的情感，這亦是此書寫作能引人入勝之處。

伍、從公案小說的發展看《九命奇冤》的價值

　　一八九○中葉起，西方的法治、人權科學等知識觀念，以及各種翻譯小說的盛行，透過通商口埠不斷在中國蔓延開來(註[46])，但中國舊有的成規與文化，仍然存在、蹈襲於傳統公案小說中，受到包公故事的影響，話本長篇小說光燄大盛於清中葉，繼《施公案》後，十九世紀中《彭公案》、《三俠五義》的模寫或續編，在此後的光宣和民初年間，仍受到很廣泛的傳訟。這種獨特的文化現象，使得公案小說原有的窠臼仍內植於創作者心中。

　　敘事技巧上，受到西潮轉化，晚清公案小說的偵察情節也逐漸向西方靠攏，從《冤獄緣》(註[47])這類作品可見一斑，企圖用寫情小說的標題，以西方偵察案情的手法辦案。模仿最為明顯的是由吳趼人編寫的《中國偵探案》(註[48])企圖為公案小說推陳出新，在其凡例中，吳氏自云，「是書所輯案，不盡為偵探所破，而要皆不離乎偵探之手段，故即命之為《中國偵探案》，誰謂我國無偵探耶？(註[49])」可窺見吳氏亦浸襲西方偵探手法、並企圖帶入中國小說中的痕跡。吳氏有意捨棄傳統公案小說的概念，改用「偵探案」的新詞，但仍屬嘗試階段，在表現形式上，他保留了章回小說的固有形態，以說書人的口吻敘述，並安排了微服私訪這樣的情節，與中國其他以「公案」為名的小說細節相符。在內容上，因襲的公案模式如作案、報案、審案、判案的過程，重點在於如何懲罰罪犯，而不在於罪犯其人的追尋，這一點和其後的偵探小說仍然有別。實踐的結果，本質上卻未脫中國文言筆記體公案小說的窠臼，反倒不如預期。

　　吳趼人活躍在晚清小說改革、掃除迷信、抵制美貨與立憲民主改革的浪潮中，這部小說發表在具有指標性質的《新小說》雜誌上，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吳氏的小說作品不時實踐其理想初衷，但在公案小說寫作的嘗試上，仍然有為有守。胡適認為他用了「西洋偵探小說的布局」，著眼於《九命奇冤》的開頭處理，但這並不能全面解釋《九命奇冤》用了「偵探小說」的結構。因為在西方偵探小說中，情節通常要靠情節的漸漸發展和累積，其趣味也在於逐步推衍的步驟和讀者慢慢推理的過程，假如說「倒敘」就等於「偵探小說」，推論未免粗糙，若說吳氏吸收轉化的是西方小說的敘事模式，才是《九命奇冤》真正的價值所在。

　　清末知識份子因應傳統法制的思考、人權的重視、科技的發達、神鬼的無稽等衝搫，對司法、審判等改革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加上大量翻譯小說（尤其是偵探小說），對傳統公案小說的衝擊非常直接，中西不同的審案模式也促使二者之間被不斷拿來作比較，使得公案小說在西潮之下擺盪不已(註[50])，傳統公案模式顯出了陳舊的疲態，企望於西方偵探技巧中有所借鑑。創刊於1902《新小說》第一號已刊載英國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風靡全國，又如《禮拜六》、《紅雜誌》、《小說海》等雜誌中偵探小說的篇幅亦相當大，這些都激發創作者運用新的敘事技巧來傳達，這些現象，《九命奇冤》是一個顯著的實例。

陸、結語

　　吳趼人在晚清時期名列四大小說家之一，純非偶然，面對外來文學的大規模的衝擊、大量的外國文學譯作，不僅在內容上使中國小說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表現形式上，也開始學習外國小說。資訊快速流通與印刷事業發達，吳氏身兼作家與媒體人，自然對這股強大的衝擊甚為感觸，便吸取外來創作技巧轉而運用在作品實踐，獲致可觀的成就，最為顯著的是第一人稱的敘事觀點的運用，可給人以親切、真實的感覺，強化了作品的感染力，並下啟魯迅諸多影響與模仿，躋身現代重要小說作家之林。

　　《九命奇冤》採用的是第三人稱全知評論式觀點，堪稱成功之處在於敘事技巧的傑出，形式方面如情節設計的倒敘、主支線交互運用、敘述場面的細膩，內容方面如人物性格的生動刻畫、主題思想的明確，在傳統公案小說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具有完整的結構。對映吳氏其他諸如寫情小說《恨海》、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吳氏的筆觸頗能符合時要，緊抓時代的動脈，創作亦有理想的成績；然公案小說發展至此時，已是強弩之末，吳氏編寫《中國偵探案》欲頡頏於西方偵探小說的企圖昭然若揭，但成果並不理想。一別「案案相接」的《施公案》等傳統情節，「一案到底」的《九命奇冤》無疑仍是成功的公案小說。

　　縱觀公案小說發展至晚清，因應新時代潮流與民主機制的變化，已無法繼續維持封建天子的擁護意識，科學辦案精神、邏輯推理的功夫已在廿世紀初大放異采，現在亟待發展的是，如何在小說敘述中兼顧、維繫更周延的賞罰機制，建立有別於西方場域的中國偵探模式了。

附註：

[1] 根據歐蘇《靄樓逸志》卷五《雲開雪恨》記載，這件大命案起於雍正五年（1727），至雍正九年（1731）五月始得昭雪，最初平反此案的人為「總督孔公」，後來昭雪此案的為「欽差大臣巡撫鄂爾泰」。這是今見有關這件命案的傳說最早的著作。其後始有安和先生的《警富新書》，距歐書不過十五年，二者的人物事跡十之七八是相同的。此後方有吳趼人的《九命奇冤》。以上考證見魏紹昌編《吳趼人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1980，頁102。
[2] 孟犁野認為，此書依據的素材有二︰一是廣東人安和先生（鍾鐵橋）所著《梁天來警富新書》；另一來源為南音歌謠與民間小說。後者說法來自日人香?順一。參《中國公案小說藝術發展史》，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6，頁179。此說亦見於〔加〕吉伯爾特、方〈論《九命奇冤》在寫作時序安排上的特徵〉，新疆，新疆師大學報1983年第1期。
[3] 參同註2孟書，頁179。
[4] 如︰袁健《吳趼人的小說》，遼寧教育，1992.10，頁74。
[5] 參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風雲時代，1996.7，頁362。
[6] 參阿英《晚清小說史》，台北，商務印書，1996.11，頁200。
[7] 見〈中國古代「公案小說」概述〉，收錄於《中國古典小說賞析與研究》，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等編，1993，頁511~522。
[8] 參王德威《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台北，時報文化，1990，頁57。
[9] 參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台北，文史哲，1995，頁353。
[10] 參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台北，遠流，1986，頁128~130。
[11] 同註6，頁200~202。
[12] 同註6，頁206。
[13] 同註10，頁128。
[14] 參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1990.1，頁1315。
[15] 黃永林《中西通俗小說比較研究》將「敘事觀點」稱為「敘事視角」，台北，文津，1995.10，頁45。
[16] 〔法〕 熱奈特﹙Gerard Genette﹚著，王文融譯《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頁6。
[17] 參〔美〕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著，朱金鵬、朱荔譯《歐美文學術語辭典》，北京，北京大學，1990年。
[18] 參〔美〕帕特里克．韓南〈Wu Jianren and the Narrator〉，收入胡曉真主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年，頁551。
[19] 參〔捷〕米列娜著，伍曉明譯《從傳統到現代－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小說》，北京，北京大學，1991年，頁56-75。
[20] 見《九命奇冤》第一回，頁3。本書收入《晚清小說大系》，台北，廣雅，1984.3，本文所據概依此文本，以下不再贅述。
[21] 同註20，頁29。
[22] 同註20，分見頁24、182。
[23] 楊雅琄《吳趼人與魯迅小說中的第一人稱敘觀點運用》認為屬「第三人稱全知評論式觀點」，見〈附錄一︰吳趼人白話小說之敘事觀點分析表〉，中山大學中研所碩論，2002年，頁162。
[24] 參羅鋼《敘事學導論》，雲南，雲南人民，1995.7，頁169。
[25] 有關「驚奇與懸念」參同註24，頁88~91。
[26] 參同註15，頁27。黃氏認為「單向視角」即從單一的角度展開視野，從敘述人稱來看，作者以「我」自稱或讓作品中的某一個人物自稱為「我」，這個「我」都是作品中的一個角色，這個角色既是生活事件的觀察者，又是小說作品的敘述者。
[27] 參徐岱《小說敘事學》，中國社科，1992.9，頁11︰「小說主要是一門時間藝術…一旦小說徹底擺脫時間，他就什麼也不能表達了。」
[28] 收入張寅德編選《敘述學研究．文學作品分析》，中國社科，1989，頁61~64。
[29] 參同註10，頁29。
[30] 參盧叔度編《我佛山人文集》第七卷，廣州，花城，1989.5，頁63。唯須說明的是，此處所引純就開頭之突兀為例，二篇之敘事觀點大不相同，〈查功課〉的觀點是第三人稱限制敘述，敘述者完全不作引導，客觀的對話，任讀者自由猜測、想像。
[31] 參梁啟超〈十五小豪傑譯後語〉，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1989，頁47。
[32]《毒蛇圈》，標為偵探小說，署法國鮑福著，上海知新室主人譯，趼廛主人評。原載《新小說》第八至二十四號，光緒二十九年（1903）8月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12月印行，僅刊二十三回，未完。參魏紹昌《吳研人研究資料》，頁341。
[33] 參楊世驥〈周桂笙〉，收入其《文苑談往》，台北，華世，1978.2，頁19；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台北，久大文化，1990年，頁42。
[34] 參吉爾伯特〈《九命奇冤》中的時間︰西方影響和本國傳統〉，收入之書參同註19，頁127。
[35] 曹亦冰認為，「公案小說應有作案、報案、審案、判案四大要素。」以此肯定宋代公案小說在結構上趨於完善，具備了公案小說應有的條件。見《俠義公案小說史》，浙江，浙江古籍，1998.12，頁71。
[36] 參張國風《公案小說漫話》，台北，遠流，1990年，頁7~9。
[37] 〈崔碣〉收入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台北，正中書局，1985。有關〈崔碣〉的分析，詳參〈試析兩篇唐人公案小說--「崔碣」與「蘇無名」〉，台北，《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1994.6，頁117~125。
[38] 作者在十七回末亦言︰「…凌貴興…從此大開銀庫，驅遣財神，在廣東官場中，演出一個黑暗世界來。」
[39] 如張國風〈清官的可怕〉，參同註36，頁123~128；王德威〈《老殘遊記》與公案小說〉，收入王氏著《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台北，時報文化，1990年，頁55~64。
[40] 同註5，頁349。
[41] 參黃錦珠〈論九尾龜的諷刺結構〉，《台北師院學報》第八期，頁171~174。
[42] 有關吳氏短篇小說，計有十三篇，自1906年9月起陸續發表於自辦之《月月小說》，詳參黃錦珠〈論吳沃堯的短篇小說〉，《國立中正大學學報》第九卷第一期，1998年，頁117~143。
[43] 同註5，頁349。
[44] 參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1985，頁59~68。佛斯特認為，小說人物可分扁平與圓形兩種，扁平人物又稱性格人物，因其性格固定，不為環境所動，易於辨認、為讀者所記憶，可以用一句話描殆盡。圓形人物的性格則無法用一句話描述，他們每一次出場都予人以新鮮的感覺，可以適合任何情節的要求，在字裡行間流露出活潑的生命自成格局，不為書本所限。但是一個圓形人物必能在令人信服的方式下給人以新奇之感，如果他無法予人新奇，就是扁平人物；若他無法令人信服，他只是偽裝的圓形人物。
[45] 見歐蘇《雲開雪恨》一文，參同註1。
[46] 阿英認為翻譯小說佔的數量甚至達到三分之二以上。參同註6，頁234。
[47] 《中國偵探案》1906年4月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搜集改寫了三十四則中國式的偵探故事，部分仿照《聊齋》的體例，篇末附作者的評語「野史氏曰」。
[48] 《冤獄緣》八回，書題「知非子著」。據《中國通俗小說總目》云，「知非子」疑即「清寧都魏禧」，此書於光緒乙西十一年（1885年）由「修竹社」刊行問世。
[49]凡例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1989，頁195~196。
[50] 此類專著如陳智聰《從公案到偵探—晚清公案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淡江大學碩論，民八十四年，說明了晚清公案小說在傳統和創新之間擺盪的現象。

參考書目︰

一、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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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熱奈特（Gerard Genette）著、王文融譯《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二、單篇論文︰
林保淳〈中國古代公案小說概述〉，《中國古典小說賞析與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93年。
陳平原〈論新小說主題模式〉，北京，《文藝研究》，1989年3月，頁55~68。
黃錦珠〈論九尾龜的諷刺結構〉，《台北師院學報》第八期，頁171~174，1995年6月。
黃錦珠〈論吳沃堯的短篇小說〉，《國立中正大學學報》9:1，1998年，頁117~143。
呂明修〈試析兩篇唐人公案小說--「崔碣」與「蘇無名」〉，台北，《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1994年6月，頁117~125，。
王爾敏〈清代公案小說的撰述風格〉，台北，《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四期，1994年3月，頁121~160。
袁健〈晚清白話短篇小說敘事體制的演變〉，《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87年第5期，頁258~261。
吳淳邦〈中國諷剌小說的諷剌技巧特點〉，台北，《中外文學》，16:6， 1987年11月，頁144~164。
張宏庸〈中國諷刺小說的特質與類型〉，台北，《中外文學》，5:7，1976年12月，頁22~36。
黃 霖〈吳趼人的小說論〉，《明清小說研究》第三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4第一刷。
〔美〕帕特里克．韓南（Patrick Hanan）著〈Wu Janren and the Narrator〉，胡曉真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年。

三、學位論文︰
鍾越娜《晚清譴責小說中的官吏造型》，東海大學中研所碩論，1977年。
陳智聰《從公案到偵探—晚清公案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淡江大學中研所碩論，1995年。
鄭淑娟《晚清小說反映的清末政治文化》，東海大學中研所碩論，2000年。
郭蕙嵐《《聊齋誌異》的敘事技巧研究》靜宜大學中研所碩論，2001年。
楊雅琄《吳趼人與魯迅小說中的第一人稱敘觀點運用》，中山大學中研所碩論，2002年。

撰文者：蔡娉婷〈親民工商專校專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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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的讀者應該會注意到，上個星期電子報居然無預警「缺席」。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適逢清明前夕的連續假期，遙光未能按時出刊，特此向讀者以及這期電子報作者蔡老師致歉！

不過，好酒沉甕底，除了這期公案小說的解析外，遙光下一回也將撰寫一篇輕鬆的文章，來探討預言故事的可能性！請大家拭目以待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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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請喜愛中國文學電子報的讀者們，踴躍投稿，千萬不要妄自菲薄，覺得自己的想法或文筆不夠水準，誰能保證自己不會成為下一個田中耕一？誰能保證自己在電子報的文章不會引起學術界的波濤？另外，堪稱是網路上第一份學術性電子報的傳統中國文學電子報，也徵求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的站長、BBS版版主、以及眾多熱愛文學的義工為敝刊提供轉載，希望藉由著各位的幫忙，能使愛好文學的種子，散發到更廣闊的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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