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詩人李商隱（八一二∼八五八）與劉蕡之交往，史書並無明載，僅見於李商隱詩集中五首詩〈贈劉司戶蕡〉、〈哭劉蕡〉、〈哭劉司戶二首〉及〈哭劉司戶蕡〉詩等。
清代馮浩，張爾田等，依據李商隱贈劉蕡詩，認為李商隱在開成五年（八四０）有「江鄉之遊」，並於會昌元年（八四一）春，與劉蕡於江陵相遇時所作。
另，程夢星主張李商隱與劉蕡於大中二年（八四八）於江陵相遇。後人劉學鍇、余恕誠亦支持程夢星之說法。
然而岑仲勉於《唐史餘瀋》中，認為李商隱與劉蕡相遇，雖是在大中二年。但按岑仲勉之說，為證明大中二年李商隱與劉蕡相遇於柳、桂之地，而更改原文之論證，當不具說服力。
因此岑仲勉更改史書「六十餘年」為「五十餘年」之記述以後，之後的研究者，遂更加確信李商隱詩集中之五首詩，是李商隱開成五年末，有「江鄉之遊」，並於會昌元年春，與劉蕡於江陵相遇時所作。
本論推論開成五年至會昌元年間，當時李商隱人在長安，按時間之推算，無法有「江鄉之遊」，更不可能與劉蕡相遇。
所以本論認為最可能的是大中元年（八四七），李商隱奉命出使江陵，於大中二年春時，途中與劉蕡相遇之可能性增強，而上述五首詩，應是此時期前後所作。

貳、文獻參考

李商隱與劉蕡之交往，史書並無明載，僅見於李商隱詩集中五首詩〈贈劉司戶蕡〉、〈哭劉蕡〉、〈哭劉司戶二首〉及〈哭劉司戶蕡〉。如：

江風楊浪動雲根，重碇危檣白日昏。
已斷燕鴻初起勢，更驚騷客後歸魂。
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
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贈劉司戶蕡〉

黃陵別後春濤隔，湓浦書來秋雨翻。〈哭劉蕡〉

江風吹雁急，山木帶蟬曛。一叫千迴首，天高不為聞。（其一）
已為秦逐客，復作楚冤魂。湓浦應分派，荊江有會源。〈哭劉司戶二首〉

去年相送地，春雪滿黃陵。〈哭劉司戶蕡〉

但上述五首詩中，並未言明確切之時間與地點，而時間上僅有之線索為：「春濤隔」、「秋雨翻」及「去年、春雪」而已。地點則僅有：「楚客」、「湓浦」、「荊江」及「黃陵」。
據此迄今有二說，一說為開成五年李商隱有「江鄉之遊」，並於會昌元年，於江陵與劉蕡相遇。另一說為大中二年，李商隱由桂林出使江陵時，於江陵、湓浦之地，或可能於桂、柳之地與劉蕡相遇。

一、開成五年說
《舊唐書》中，有關劉蕡之記載為：

字去華，昌平人，父勉，蕡寶曆二年進士擢第。博學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與朋友交，好談王霸大略，耿介嫉惡，言及世務，慨然有澄清之志。……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鎮襄陽，辟為從事，待如師友。位終使府御史。

　　按上文可知，劉蕡曾在令狐楚駐興元幕期間，擔任幕僚，而令狐楚死於興元幕，即開成元年（八三六）至開成二年（八三七）十二月。另，劉蕡亦曾在牛僧孺鎮襄陽幕期間，擔任過幕僚，時間是開成四年（八三九）至會昌元年七月間。令狐楚與牛僧孺，均招延劉蕡入幕為秘書郎。
　　但是根據史書之記載，劉蕡其卒年，並未有明確的記載，故而馮浩、張爾田，則根據《新唐書》及《全唐文》之記載，即《新書》（《新唐書》〈劉蕡傳〉中羅袞之言，及《全唐文》所收〈請褒贈劉蕡疏〉，其原文為：

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

遂遭退黜，實負冤欺，其後竟陷侵誣，終罹譴逐，沈淪絕世，六十餘年。

馮浩遂根據以上文獻史料之「六十餘年」，從羅袞上〈請褒贈劉蕡疏〉之時間，天復三年（九０三年）上溯六十餘年，即會昌二年（八四二），認為是劉蕡死亡的時間。      
根據以上之推論，並認為牛僧孺鎮襄陽幕時，劉蕡在其襄陽幕，而李商隱前往其幕，才有「江鄉之遊」，並於江鄉與劉蕡相遇。故馮浩言：

時適楊嗣復罷相，觀察湖南，因又有潭州，贈劉司戶蕡之蹟。司
戶歷宣歙王質、興元令狐楚、襄陽牛僧孺從事，皆見傳文。僧孺開成四年八月出鎮，會昌二年罷，蕡在幕正當其時，蕡卒年無明文。《新書傳》載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訟蕡云：「身死異土，六十餘年。」帝贈蕡左諫議大夫。是年天復三年癸亥，上距會昌四年甲子，得六十年，蕡當於開成、會昌間卒於江鄉。故詩云：「復作楚冤魂」，又曰：「湓浦書來秋雨翻」也。義山於此年至潭洲。會昌元年春，與蕡黃陵晤別，而蕡於二年秋卒矣。凡此皆南遊之實據也。

即會昌元年春，李商隱於江陵（潭州）與劉蕡相遇。翌年會昌二年秋，劉蕡於浦盆亡故。
所以，由以上之論證，馮浩、張爾田等推論李商隱在開成五年有「江鄉之遊」，並於會昌元年春，與劉蕡於江陵相遇。

二、大中二年說   
清代程夢星對李商隱〈贈劉司戶蕡〉詩之解釋如下：

余謂諸詩乃隨鄭亞南遷以後之作也。大中元年，從鄭亞桂州判官，嘗自桂林奉使江陵，又使南郡。意蕡之貶，當在此時，義山道
遇贈之以詩，別未逾年，遂卒於貶所，又繼之以哭也。

程夢星所言，雖無較具體之證據，但至少有此可能性。因李商隱確曾於大中元年前往桂林，同年又出使江陵。並認為李商隱開成五年，並未前往江陵，有「江鄉之遊」。
另，岑仲勉於《唐史餘瀋》中，認為李商隱與劉蕡相遇是在大中二年，並更改原文：

記年常或舛誤，……羅袞之「六十餘年」，殆當正作「五十」。

並自圓其說，從羅袞上〈請褒贈劉蕡疏〉之時間，天復三年溯六十餘年，認為文獻史料之「六十餘年」若改為「五十餘年」，即大中二年，認為是李商隱與劉蕡相遇的時間。又指出李商隱於出使江陵後，返回桂州後，與貶柳州之劉蕡相遇。而其所根據之論點是依據《柳州府志》：

蕡寓桂時，與李商隱遊，商隱以詩哭之曰：一叫千迴首，天高不為聞。又曰：已為秦逐客，復作楚冤魂。

然而，楊柳卻提出反論：

引光化昭雪王涯詔之六十為五十之訛，作為旁證。對於此說，筆
者亦不敢苟同。……而且差錯也是十年，這是什麼邏輯推理。

　　的確，按岑仲勉之說，為證明，大中二年李商隱與劉蕡相遇，而更改原文，以「五十餘年」作為論證，實不具說服力。又言李商隱自桂出使江陵返桂後於桂州與貶於柳州之劉蕡相遇。
關於岑仲勉之論述，吳調公認為：

這當然是出於當地傳說或編纂者的推想之詞。

而對岑仲勉之論說，提出異議。而又認為史書「六十餘年」之記述，應無誤。所以遂導致之後的研究者，更加確信，開成五年是李商隱前往江陵並有「江鄉之遊」，且於會昌元年春，與劉蕡於江陵相遇。
但是近人劉學鍇、余恕誠支持程夢星之說法認為：

會昌元年七月，劉蕡罷襄陽幕。……大中元年自柳州貶所放還，
二年春初，放歸途中與自江陵返桂林的李商隱在荊湘一帶相遇，
商隱作詩相贈，二人旋即在黃陵分別。大中三年秋，劉蕡客死於
楚地（可能在潯陽）至於劉蕡為什麼未歸朝而客死於楚，我們認為可能仍為宦官所抑。

說明在大中元年，依當時政治情勢而言，劉蕡自柳州放還途中，並於大中二年正月，劉蕡在江陵與自桂州幕出使江陵的李商隱相遇。劉學鍇為了證明開成末李商隱未前往江鄉，又言，李商隱於開成十一月中下旬，前往陳
許幕，不久又於十二月底前往華州幕。〈開成五年九月至會昌元年正月行蹤考述〉：

開成五年九月至會昌元年正月，商隱先是於九月中下旬東去濟原移家，得李執方資助。十月十日抵達長安，旋因王茂元之銜第見召，於十月中下旬與茂元同赴陳許，暫時代理幕府初開時的表奏工作。約十一月抵許州，十二月中旬離幕，年底前抵華州，暫寓周墀幕，並於會昌元年正月十日左右為陝、華兩地擬賀表。因此，這四個月中，商隱絕不可能分身作江鄉之遊，自然也不可能在會昌元年正月初與劉賁在湘陽黃陵晤別。

綜觀上述之說法，有清代馮浩，張爾田等，依據李商隱贈劉蕡詩，認為李商隱在開成五年有「江鄉之遊」，並於會昌元年春，與劉蕡於江陵相遇時所作。
岑仲勉之說，為大中二年，李商隱出使江陵返回桂林後與貶於柳州之劉蕡相遇所作之詩。
程夢星、劉學鍇及余恕誠認為在當時政治情勢而言，大中元年，劉蕡自柳州放還途中，並於大中二年正月，劉蕡在江陵與李商隱相遇後之作。
以上三說迄今仍眾說紛紜，尚未有定論。本論試就以上之觀點，做一檢視，探討何者較有可能，且較為合理。

參、本　　論

首先，在此做一問題提起，探討開成五年李商隱究竟有無「江鄉之遊」，若有「江鄉之遊」，則李商隱很可能與劉蕡於江鄉相遇，反之大中二年，李商隱與劉蕡於江鄉相遇之可能性降低。開成五年，若無「江鄉之遊」，則大中二年，李商隱於江鄉或桂、柳與劉蕡相遇之可能性則增高。

一、開成五年「江鄉之遊」
　　從開成末年間，來檢視李商隱之行蹤，可推敲李商隱是否有前往江陵之可能，如此即可得知開成末年，李商隱是否可能與劉蕡相遇。
李商隱於開成四年至開成五年，於弘農尉任職中，曾一度返回濟源後移家關中，〈祭小姪女寄寄文〉中：

時吾赴調京下，移家關中，事故紛綸，光陰遷貿，祭痊爾骨，五
年於茲。

由上文中，馮浩推測而認為：

時當移家關中（開成四年）。
商隱辭尉任，南遊江鄉（開成五年）。
  

　　而張爾田則認為：

義山移家關中，辭尉任從調，赴湖南楊嗣復之招，遊江潭（開成
五年）。

如按馮浩之說法，〈祭小姪女寄寄文〉為會昌四年（八四四）之作時，追溯五年前，則移家關中為開成四年，但李商隱於開成四年移家關中時，則與李商隱任弘農尉，開成四年一度罷官後，姚合復又催其赴任之事不合。
《新唐書》亦載：

調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
官。
  

　　另，從〈任弘農尉獻州刺使乞假還京〉 詩見來，及〈與陶進士書〉一文中，亦可瞭解當時李商隱辭官之行跡：

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農牧，
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

即李商隱任弘農尉不久後，即與長官意見不合，而辭官請假回京，但不久，觀察使孫簡亦罷官，新任觀察使姚合又催促李商隱到職復官。
所以〈祭小姪女寄寄文〉應為會昌三年（八四三）之作，追溯五年前，即開成四年時，姪女寄寄亡故。且可知「赴調京下」，為開成四年，而「移家關中」，為開成五年，故「赴調京下」與「移家關中」並非為同一年之事。如以〈獻相國京兆公啟〉為例：

某爰自弱齡，側聞古義，留連薄宦，感念離群，東至泰山，空吟
梁父，南遊郢澤，徒和陽春。

上文描述，是總括李商隱近二十年之歷程，亦非是同一年之事。
而李商隱本身也在文集中，說明此次自濟源移家關中之經過，並說明是得到內舅李執方之協助，才得以搬遷。例如：

昨者伏蒙恩造，重有霑賜，兼假長行人乘等，以今月十日到上都
訖，既獲安居，便從常調。〈上李尚書狀〉

近以親族相依，友朋見處，上鄰上國，移貫長安。〈上河陽李
大夫狀一〉

並賜借騾馬及野戎館熟食、草料等，將遠燕昭之臺，猶入鄭莊之
館。……況又卹以長途，假之駿足，一日而至，借車非類於東方，千里以遙，乘騾更同於薊子。〈上河陽李大夫狀二〉

由以上之內容得知，李商隱曾於開成五年移家關中，但是，又是在開成五年的何時呢？
張爾田則認為，李商隱之開成五年的〈與陶進士書〉中：

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寓書惘惆，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說明「明日東去，……九月三日」為開成五年九月三日之前，李商隱移家關中，辭弘農尉，任從調後，而於九月三日「東去」赴湖南楊嗣復之招，遊江潭。     
而岑仲勉則認為：

東去云者，復弘農尉任也。如已決辭，則書末應署「前弘農尉」，不應仍稱弘農尉矣。

但，岑仲勉認為此文，為開成四年之作，則誤。但〈與陶進士書〉中，有「前年乃為吏部上之中書」、「去年入南場做判」，故此文是開成五年之作才對。因文章內容之時間前後已清楚指出。故岑仲勉所言此〈與陶進士書〉為開成四年之作，應誤。                    
　　且岑仲勉云：「東去云者，赴弘農尉也。」亦誤。應是開成五年九月三日時，李商隱告假請辭弘農尉，「東去」濟源，見李商隱之〈及第東歸次灞上卻寄同年〉詩、〈東還〉詩、〈上令狐相公狀六〉之「即以今月二十七日東下」，均與〈與陶進士書〉中之「明日東去」，均為往返濟源之詞。且若照馮浩、張爾田之說「南遊江鄉」，更應是「南下」而非「東去」。
故而「移家關中」應是於開成五年，而且與老弱婦孺同行在「千里以遙」之濟源與長安間之遷移。按《唐代之交通》之考據，至少三十五天以上之距離。 故在前文〈上李尚書狀〉之「以今月十日到上都訖」，應是於開成五年（八四０）十一月十日抵上都長安，而劉學鍇、余恕誠於《李商隱詩歌集解》中，認為李商隱辭尉任從調，並於開成五年十月移家關中， 則忽略了交通上之時間，應是十一月才抵關中。
李商隱移居長安之後，「既獲安居，便從常調」，等待新職。如馮浩所言：

列傳中既為內外官，從調與試判者甚多，其以尉而試判者亦時見。

亦正如馮浩之說明，李商隱於「外官內調」，參加冬季之「常選」，又常調時期，為冬末春初時期，按《通典》記載：

　　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

即李商隱於開成五年末，移家關中後，即以「常調」之身分，參加「冬選」，即為就職之事，以從調之身分，另謀新職，豈敢「南遊」江鄉。   
　　又開成五年正月，文宗駕崩，武宗即位後，李商隱岳父王茂元亦於涇原之節度使內調朝廷，而此時，李商隱休官，舉家遷移長安，等待新的官職（從調）之可能性較高。而其所依賴之對象之一，即是岳父王茂元。
王茂元在開成五年至會昌元年間之蹤跡為：

馳墨車而來急，省揆名在，農官望集。〈祭外舅贈司徒公文〉

及登農揆，去赴天朝。〈為外姑隴西郡君祭張氏女文〉

臣得先巾墨車，入拜丹陛，蘭臺假號。〈為濮陽公陳許謝上表  〉

　　以上可知，王茂元在會昌元年前，轉任陳許幕之前於長安任御史中丞、太常少卿、將作監轉司農卿加僕射。  
　　故而在此間，李商隱辭去弘農尉，常調待選，即是希冀丈人王茂元之提拔。高橋和巳亦言：「李商隱移居關中本意可確認為依賴朝廷高官岳父王茂元。」        
　　而且，此時開成五年十一月間，令狐綯守父喪期滿，復職為左補闕史館修撰，對李商隱而言，不得不謂之最好之時機。而且在武宗會昌改元之際，人事異動之下，若有時機，應是可以平步青雲。故而令狐綯當時亦書簡推薦李商隱給劉瑑、柳仲郢。        
　　李商隱在〈獻舍人彭城公啟〉與〈獻舍人河東公啟〉中，亦提及令狐綯之幫助。如：

某啟：即月補闕令狐子直顧及，伏話恩憐，猥加庸陋，惶惕所至
，感結仍深。……方今聖政維新，朝綱大舉。〈獻舍人彭城公啟〉

某啟：前月十日，輒以舊文一軸上獻，即日補闕令狐子直至，伏
知猥賜批閌，今日重於令狐君處伏奉二十三日榮示。〈獻舍人
河東公啟一〉

「方今聖政維新，朝綱大舉。」〈獻舍人彭城公啟〉即表明是會昌改制之際，李商隱於長安所寫之文。而「前月十日，輒以舊文一軸上獻，……今日重於令狐君處伏奉二十三日榮示。」〈獻舍人河東公啟一〉所言，應是開成五年十一月十日移家關中以後，「前月十日」應為開成五年十二月十日，「今日二十三日」，則應為會昌元年元月二十三日，較為合理。亦證明李商隱開成五年十一月至會昌元年，人在長安，較符合當時之情形。
錢振倫解釋〈獻舍人彭城公啟〉、〈獻舍人河東公啟〉之內容為：

唐人應舉之先，多干謁當事，此必補尉之後，不甘沈沒下僚，復
求從調試判，會昌二年，復以書判拔群萃，重入秘書省正字，可
證也。義山登第，多藉令狐綯延譽之力，此彭城公，下篇河東公
，皆子直為之介紹。……文稱「聖政維新」，似當為會昌初年所作。

即在會昌改元「聖政維新」之際，一朝天子，一朝臣，人事異動中，有昇遷機會時，李商隱豈有「南遊」之論說，實值懷疑。
所以李商隱參加開成五年末之「冬選」後，即於會昌元年春之際，寄身於曾為座主的周墀華州幕。而張爾田等認為李商隱南遊江鄉，不能斷定當時李商隱曾在華州幕：

　　案義山是年為周墀華州表奏頗多，疑暫居墀幕。

倘此時，李商隱若非在周墀之華州幕，又何以能為其幕主代筆？正如李商隱曾於會昌元年正月九日為周墀幕主代筆為〈為汝南公華州賀敕表〉 乙文，又見其赴周墀幕時，〈上華州周侍郎狀〉 文，描述當時之心情。
　　又，李商隱在其幕下時，曾作〈華州周太夫宴席〉詩：

那齋何用酒如泉，飲德先時已醉眠。
若共門人推禮分，戴崇爭得及彭宣。

　　此詩亦可佐證李商隱曾在周墀之華州幕下。再者如《舊唐書》所載，會昌元年十一月之時事：

會昌元年十一月壬寅夜，大星東北流，其光燭地，有聲如雷，山
崩石隕，其慧起於室，凡五十六日而滅。

　　而此時李商隱亦為周墀代筆〈為汝南公以妖星見賀德音表〉：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德音，以妖星謫見。

　　故而從上述之時間及詩文來看，李商隱於會昌元年正月九日〈為汝南公華州賀敕表〉時至會昌元年十一月〈為汝南公以妖星見賀德音表〉期間，曾居華州周墀幕。
岑仲勉在〈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中，亦言會昌元年正月九日，李商隱為前座主周墀及前上司韋溫二人代筆〈為汝南公華州賀赦表〉、〈為京兆公陳州賀南郊赦表〉，說明若南遊後再返長安，時間上是不可能的。 
　　又李商隱自筆之〈為鹽州剌史奏舉李孚判官狀〉文中，亦可佐證李商隱當時人在長安。見：

去歲以維新之命，大洽鴻私，亦既旋還，合從敘用，開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吏曹已注右威衛倉曹參軍，授官末謝，又蒙挾名除替。

即李商隱在開成五年末，於長安替李孚撰寫推薦函。
　　另外，張爾田所言，李商隱是應楊嗣復之招，前往江鄉。但是楊嗣復於開成五年正月文宗駕崩，武宗即位不久之際的五年八月，即由檢校吏部尚書左遷至潭州刺史。
會昌元年三月，又再貶至湖州司馬一職。而且曾在開成五年八月任潭州刺史之後不久，至會昌元年三月間，又曾被調至潮州刺史。
如按上述時間之推測，約莫開成五年九、十、十一月間，楊嗣復曾一度外放潮州刺史，但史料並未詳細記載月份。
　　人在長安的李商隱，肯定瞭解楊嗣復之左遷情報。又，李商隱在「聖政維新」之時刻，會前往楊嗣復之幕下嗎？實值懷疑。而且按照開成五年，李商隱十一月移居關中後，當時楊嗣復或已由潭州再左遷至潮州。李商隱豈會千里迢迢趕往潮州？
而且，從李商隱與楊嗣復之文獻看來，兩人毫無交流之處。而且所存文獻上，李商隱的文集或詩集中，亦未見隻字片語提及楊嗣復，故而開成末年之「江鄉之遊」，是為了投靠楊嗣復，仍有商榷之處。 
　　再者，馮浩、張爾田等，又認為李商隱於開成末前往江鄉時，曾遇劉蕡，並作詩相贈。但是如果李商隱開成末，未前往江鄉，有「江鄉之遊」，則遇劉蕡之事，將不成立。
　　由以上可知，開成末年，李商隱有「江鄉之遊」之可能性較低，相對也提高李商隱有其他時間前往江鄉之可能性了。然而李商隱有前往江陵之記載，亦僅有大中初年間遠赴桂林幕之際而已。

二、大中初年「江鄉之遊」
　　按李商隱生平行跡資料所載得知，李商隱僅有三次有前往江陵之跡，並有可能與劉蕡相遇之可能。另一次即如岑仲勉所言，李商隱於桂林地與劉蕡相遇。
（一）在大中元年，自長安遠赴桂林時，有途經江陵之跡。
（二）大中二年二月，出使昭州，與柳州幕之劉蕡相遇。
（三）大中二年幕罷返京時，途經江陵，與劉蕡相遇。
（四）大中元年赴桂後，奉幕主鄭亞命出使江陵，與劉蕡相遇。
接下來探討此三次途經江陵之確切時間，是否與李商隱贈劉蕡詩之季節相吻合？如非江陵，是否有可能，李商隱是於桂林或柳州與劉蕡相遇？

（一）自長安赴桂林途經江陵
有關李商隱隨鄭亞前赴桂林之記載，李商隱在其〈樊南甲集序〉言：

大中元年，被奏入嶺當表記。

而史書亦載：

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舊唐書》

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為判官。《新唐書》
  

　　據此李商隱與鄭亞於大中元年二月七日奉詔南行。見《舊唐書》：

宣宗大中元年二月丁卯，以給事中鄭亞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使。

另按《唐會要》載：

觀察使勾當去任，一千里內，限十日進發。二千里已上，限十五
日。三千里已上，限二十日。不得託以事故，別取他路經過。

按此推算，最晚於二月底出發，應是鄭亞與李商隱從長安經江潭至桂州，且當年之三月為閏三月。因此從其《樊南文集》中，可知其南行之江陵之時間。現由《樊南甲、乙集》中，整理後知其當時之行蹤：

（一）四月七日，至荊州。〈為滎陽公上荊南鄭相公狀〉：伏幸塗經荊楚。……即以今月七日赴任桂林。
（二）四月八日，積慶太后死。〈為中丞滎陽公赴桂州至湖南敕書慰諭表〉：臣某言：今月八日，宣告使某官某至湖南觀察府，……雖聞訃以銜哀。……臣伏聞積慶太后，爰初遘疾。……伏以時逢積水，行滯長沙。
（三）水害。四月二十八日，抵潭州，向中央報告。〈為滎陽公上集賢韋相公狀〉：某行役，以今月二十八日，達潭州訖。
  

由上可知，李商隱自長安前往桂林，途經江陵之時間為大中元年四月，已是初夏，與當時贈劉蕡詩之季節「黃陵別後春濤隔」〈哭劉蕡〉、「春雪滿黃陵」〈哭劉司戶蕡〉不合。

（二）出任昭州
　　李商隱奉使江陵後，即於大中二年正月南返桂州，但是張爾田認為：

案本集昭郡詩：「桂水春猶早，昭川日正西。」又異俗二首自注：「時從事嶺南」。徐湛園引平樂縣志注下有「偶客昭州」四字，箋曰：義山攝守昭平，已詳譜。詩歎異俗難治，是刺史語。二句「春寒夜夜添」，合之昭郡詩：「桂水春猶早」，其攝守當在正月間，至二月府貶，則蒞昭不過數日耳。

　　另一方面，張爾田又言：

淵鑑類函州郡部廣西，引義山佚詩云：「假守昭平郡，當門桂水
清，海遙稀蚌跡，峽近足灘聲」。

認為李商隱出使江陵後，返回任所桂林，不久即前往任職昭州郡。
　　但是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中言：

原箋謂李商隱在桂管幕曹赴昭州攝州事，所據《淵鑑類函》卷三三九「義山逸詩」。按詩云：「假守昭平郡，當門桂水清，海遙稀蚌跡，峽近足灘聲。」比詩見於《與地紀勝》卷一０七昭州詩中，作陶弼詩。此外尚錄陶弼詩「假守昭平郡，愉閑少送迎」（《方輿勝覽》卷四0亦收）。「假守昭平郡，公餘訪洞天」、「假守昭平郡，詩情比閬仙」，顯為組詩之一。

認為該迭詩非李商隱之詩，而是陶弼之詩作。
故而李商隱昭州之行似非確論。又言〈昭郡〉詩為李商隱所作，但該詩未編年，如果是李商隱在昭州時所作，亦可能是送鄭亞前往循州，途經昭州時所做。
　　李商隱〈為滎陽公桂州署防禦等官牒〉僅曹黨任昭州之職，「事須差昭州錄事參軍」 。而李商隱本身並未前往昭州任職。
徐湛園《平樂縣志注》記「偶客昭州」，認為李商隱任昭郡之職，亦非正確。
又大中元年九月時，李商隱前赴江陵，正是朝廷「詔下御史臺鞫按」 ，下令追查「吳湘事件」後續情形。就「吳湘事件」而言：

此獄是鄭亞首倡，元壽協李恪鍛成，李回便奏，遂下三司詳鞫，
故德裕再貶，李回、鄭亞皆竄逐。《舊唐書》

「詔下御使台鞫按。」開始調查鄭亞之罪行，李商隱即可能奉命出使平息或解釋有關事件之說明，亦即李商隱為府主鄭亞說明有關事件是被誣告，而為府主代筆解釋。李商隱〈為滎陽公與三司使大理盧卿啟〉：

乘時辛遠，背惠加誣，既置之莫由，豈自明之有望，若據其證逮，按彼詞連，則處以嚴科。

又，〈為滎陽公上馬侍郎狀〉：

不知何怨，乃爾相窮，容易操心，加誣唱首，門生之分，尚或若斯，常僚之情，固無足算。

李商隱出使江陵，瞭解事件之真相，正是「詔下御史臺鞫按」之時，返桂林後，李商隱又代筆〈為滎陽公與三司使大理盧卿啟〉、〈為滎陽公上馬侍郎狀〉，正替鄭亞申冤之際，且桂州幕正接受調查之中，豈敢做人事異動呢？
另一方面，如果劉蕡於會昌元年七月以後，隨牛僧孺之幕解散後，劉蕡又被貶至柳州，而大中二年春，劉蕡是否仍在柳州或桂林之地與李商隱曾相遇呢？
岑仲勉於《唐史餘瀋》中，又指出當時贈劉蕡詩之地點「黃陵別後春濤隔」〈哭劉蕡〉、「春雪滿黃陵」〈哭劉司戶蕡〉之「黃陵」是桂林之地，並非江陵。
楊柳亦就此提出異議：

其為洞庭湖邊的黃陵可無疑議。岑氏將這樣確鑿地點抽象化，說什麼「此泛言二妃之祠，桂管有舜廟。」就算二妃之祠，也只能指湖南湘水入洞庭湖處黃陵，而不能移至他處。……再說，如果像岑氏所堅持那樣，黃陵只是泛指之詞，商隱與劉蕡分別地點在嶺外，那麼嶺南炎熱，怎麼會有「春雪滿黃陵」的景象？

正如吳調公亦指出《柳州府志》，記載李商隱與劉蕡於柳州唱和之佚文是虛構的。
如按當時政治背景而言，會昌六年（八四六）  月武宗駕崩後，李黨逐漸式微，牛黨陸續返京掌權。特別是大中改元後，為牛黨專權時代，在政冶局勢而言，曾於武宗會昌年間，左遷之牛僧孺（劉蕡之保護者）、李宗閔、楊嗣復（前座主）、李回等，於宣宗時代，一齊調昇京城。牛僧孺於大中元年六月，調任汝州長史兼太子太保少師。
綜觀上述，大中二年春於桂林，李商隱有與劉蕡相遇之可能性，但是又與詩之地點不相吻合。
大中二年春李商隱既然不在桂林等地與劉蕡相遇，按當時之政治形勢而言，劉蕡當於大中二年春之前，已離開柳州之地。而至少是李商隱自江陵出使返桂林前，劉蕡已離開柳州任所。所以，岑仲勉之論，無法成立。

（三）幕罷北返途經江陵
李商隱大中二年幕罷北返之際，有途經江陵之跡。馮浩認為李商隱於大中二年二月鄭亞貶循州後，李商隱隨即自桂林北返洛陽，又再南下做「巴蜀之遊」，直至大中三年（八四九）才入京：

及亞貶，義山即由水程歷長沙，荊門，……在此夏時，未嘗隨赴
循州。……其時當至故鄉與東都，……旋又出而行役，有徘徊江漢，往來巴蜀之程焉。

所以，按馮浩之說法，李商隱有可能於二、三月間，北返之際，途經江陵與劉蕡相遇。
　　但張爾田則反對馮浩之說，認為李商隱應是在大中二年二月鄭亞貶循州後，於北返途中時，有「巴蜀之遊」，並於冬初返洛陽：

（大中二年）義山正月自南郡歸，攝守昭平郡事，二月府貶，留滯荊巴，秋歸洛，冬初還京。……惟末選尉之先，尚有留滯荊門，往來巴蜀諸跡，然後由荊南返洛，由洛入京。……惟謂歸洛後始再出行役，作巴楚之遊，三年春由楚入京選尉，則與集中情事不合。

又按張爾田之說法，李商隱亦有可能於二、三月間，北返之際，途經江陵與劉蕡相遇。
　　而岑仲勉根據馮浩、張爾田之見解亦言：

即鄭亞二月貶循，（史不著日），〈為滎陽公與前浙東楊大夫啟〉云：「以今月二十三日南去。箋（張爾田）三謂是二月二十三三日，然桂州去西京四千七百里，詔命之傳，最速需十日，職是之故，或得為三月也。」維時商隱方攝守昭平，如其須待替人，則去桂在三、四月，五月至潭。

　　故而劉學鍇、余恕誠從岑仲勉之時間推測認為：

按義山桂管歸途，約三四月間啟程，五月抵潭，「留連湘幕，當滯旬時，夫故有賀馬相公登庸啟之代撰」（岑氏平質）。離潭北上，曾枉道至藥山訪融禪師，為時亦不過半月，計程抵江陵約在六月中旬。然自江陵續發，已「及早寒 」〈楚澤〉，抵商洛已 屆深秋，有九月於東逢雪詩可證。 
  

劉學鍇、余恕誠更言：

　　  假定六月中旬抵江陵，在鄭幕稍留時日，復溯江至夔州，亦不過七月中旬前後，於夔峽羈留一月左右，方當仲秋，與搖落、過楚宮二詩所寫「古木含風」、「疏螢怯露」、「遙夜清砧」、「雲雨丹楓」之景正合。……江上、風（迴拂來鴻急）二詩，有「來鴻別燕」、「西塞下牢」、「前程煙水」之語。正仲秋自夔峽歸途所作，而「吾道豈淹留」之句，正示前此於夔峽有所淹也。

即使按前諸說，不管李商隱有無「巴蜀之遊」，如果李商隱二月府貶，隨即北返，途經江陵時，最快可能為暮春時節，是有可能與劉蕡相遇。
　　但是李商隱在鄭亞大中二年二月府貶後，並非如馮浩、張爾田所言，有「巴蜀之遊」，亦非如岑仲勉所言「則去桂在三、四月、五月至潭」。　　按李商隱〈為滎陽公論安南行營將士月糧狀〉文知：

去年五月十五日發遣，八月二十日至海門，……其年十二月六日，差綱某等，……今年五月八日至鳥雷。……又遭颶風，……其月十八日，至崑崙灘。……去年六月已後，至今年六月已前，從發赴安南。

至少上文可證明李商隱於大中二年六月尚在桂州。
又如下文：

以今月二十三日南去，家無甚累。〈為滎陽公與前浙東楊大夫  啟〉

伏料旌旆，將及容州，……即以某月日進發到任。〈為滎陽公  與容州韋中丞狀〉

某以九月九日到任上訖，映帶谿洞。〈為滎陽公與魏中丞狀〉
  

即「今月二十三日南去」，至少是六月以後，如照「九月九日到任上訖」而言，則應是大中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自桂林出發，九月九日抵循州。如李商隱於大中二年九月九日以後，未隨鄭亞赴循州，則如何能知鄭亞於九月九日抵循州，又為鄭亞寫〈為滎陽公與魏中丞狀〉乙文。按時間計算，李商隱送鄭亞至循州後，隨即北返，約於大中二年冬，抵長安。　　  　　
清王鳴盛〈蛾術篇〉中亦言：

何必強造鄭亞被貶，不送至循而往西川謁悰，以莫須有之詞坐義山，以顛倒是非巧逞如簧之罪哉？馮先生於史事穿穴心苦，間多臆揣，則有未確處。    

　　故而由上可知，李商隱於大中二年北返之際，已是秋季，與劉蕡相遇之時間又不相吻合。
上述二種情形，於江陵相遇之時間上，均不合詩之季節。另一，李商隱返回桂林之時間，雖與詩之季節吻合，但是又與劉蕡相遇之地點不相吻合。按此推論下，則最有可能之情形，應是李商隱出使江陵時之可能性最高。

（四）出使江陵   
大中元年李商隱赴桂州不久，即於當年十月至大中二年正月間，曾出使江陵，而此間應是李商隱「南遊郢澤」（江鄉之遊）之時期。
　　李商隱之〈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尚書〉 詩題中，可了解其曾出使江陵，而《樊南文集》之序文中，亦可了解其出使之時間：

大中元年，……冬如南郡。……十月十二日夜月明序。〈甲〉

余為桂林從事日，嘗使南郡，舟中序所為四六、作二十篇，明年
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乙〉

　　而且「吳湘事件」後，李商隱出使江陵，瞭解事件之真相，正是「詔下御史臺鞫按」之時，返桂林後，李商隱又代筆〈為滎陽公與三司使大理盧卿啟〉 、〈為滎陽公上馬侍郎狀〉 （見前引文），替鄭亞申冤之際，換言之，李商隱之出使江陵，即意味著替鄭亞平息困擾之意，及瞭解朝廷後續發生之事件。
　　就在李商隱出使江陵期間，與劉蕡相遇之可能性亦在此浮現。馮浩、張爾田等，咸認為李商隱於開成末江鄉之遊時與劉蕡相遇。但根據上論，李商隱開成末赴江鄉之說可能性極低。倘若，李商隱與劉蕡相遇之時間之考證，也可以證明李商隱江鄉之遊之時間。在此就以劉蕡與李商隱相遇時間與地點做一考察。
馮浩、張爾田所言開成五年末，李商隱有「江鄉之遊」之說，並不成立。應是李商隱於大中元年十月十二日左右，從桂林出發至南郡，又於大中二年正月自南郡返回桂林，才是史稱的「江鄉之遊」。
　　但，馮浩又以〈獻相國京兆公啟〉為證：

某爰自弱齡，側聞古義，留連薄宦，感念離群，東至泰山，空吟
梁父，南遊郢澤，徒和陽春。

認為此文為大中元年，李商隱上杜悰之啟，故「南遊郢澤」（江鄉之遊）應在大中元年以前。即李商隱於開成五年末，有「江鄉之遊」之論說。
　　但是〈獻相國京兆公啟〉中，為李商隱自我介紹之信件，而且本文章非大中元年之作品，亦非如張爾田所言為大中四年上杜悰之文章，而是大中三年李商隱自桂林返京後，上京兆尹掾曹之自我介紹信。故而馮浩之說在大中元年前，有南遊之行，是不成立的。
　　又，張爾田認為「東至泰山」是大中四年時在徐州幕，大中二年在江陵時「南遊郢澤」。但是文章之前後應是「東至泰山」，即應是馮浩所指的崔兗海幕之時間。之後，才是大中二年正如張爾田所言有「南遊郢澤」之行，如此文章之前後次序亦相吻合。
另一方面，劉學鍇、余恕誠認為：

說明「東至」、「南遊」的時間當距「弱齡」不遠。「東至泰山」謂指大和八年商隱居兗海崔戎幕，時商隱二十三歲，與「弱齡
」語合。而「南遊郢澤」如指開成五年遊江鄉，則其時商隱已二
十九歲，故不能再說弱齡了。我們認為這裡所說的「南遊郢澤」應是指作為「弱齡」時期的一次南遊。……但南遊的具體時間、
情況，由於缺乏材料，已不易考定。

而劉學鍇、余恕誠之說，則認為應是開成五年前，李商隱弱齡（二十歲）前後「南遊郢澤」，「弱齡」前後，有南遊之行跡。但是史料中記載，李商隱成年後，僅有大中年間，有南行之跡。
正如劉學鍇、余恕誠於所言，早年「汲汲求功名」，又怎有心情及經濟能力南遊呢？且與事實相差太遠，而且「東至泰山」應在前，「南遊郢澤」應在「東至泰山」之後。
　　然而李商隱之文書中，多有「某爰自弱齡，側聞古義」之類似語，若照此解釋，李商隱在弱齡前後「側聞古義」，亦與事實不符，即「側聞古義」之時即在其十歲至十六歲間，已在從祖叔父李某處學古文。而弱齡時前後，業已跟令狐楚學習四六駢文了。
換言之，此文章應為李商隱弱齡時至大中三年約二十年間之事，做一精略描述，自我介紹之書信體，並敘述其大中二年最後之經歷「南遊郢澤」。即大中二年返京後之大中三年，李商隱本身之自薦信。
　　另外，楊柳支持馮浩之說，認為南遊郢澤是在開成五年末，故言：

商隱大中元年，隨鄭亞赴桂管，雖途經江湘，但行色忽忽，時間
極短促，……談不上「南遊郢澤」。至於大中二年商隱於桂管府
罷北返途次，的確有滯荊巴之跡，但這次是北返，怎麼能說是「
南遊」。

即楊柳認為李商隱「去返之間」行色匆匆，無時間遊玩，而且「北返」之際怎可言「南遊」呢？
　　但是，的確李商隱非在去、返之時南遊，而是在大中元年十月至大中二年一月間出使江陵與劉蕡相遇時，為「南遊郢澤」（江鄉之遊），且「徒和陽春」之季節亦合。
而且於大中三年所寫之〈獻相國京兆公啟〉文中，李商隱人在北方，當然寫「南遊郢澤」，倘京兆府於嶺南，李商隱其書信自然會寫「北遊郢澤」了，所以楊柳之反論並不正確。
由以上可知，李商隱於大中元年十月至大中二年一月，出使江陵時間為其「南遊郢澤」（江鄉之遊）之時間。
然而劉蕡卒年史書為明記，《新唐書》僅載：

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帝感悟，贈蕡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即劉蕡於會昌元年七月，其庇護者牛僧孺襄陽幕解散以後，被仇士良左遷柳州。
若劉蕡於會昌元年與李商隱相遇，會昌二年死於江陵，則劉蕡何時左遷柳州？豈不是與史載不合。
而「六十餘年」，應是劉蕡於會昌元年七月以後，左遷柳州之後的六十餘年，為天復三年。並於昭宗時代時，「訪子孫授以官」，追贈「左諫議大夫」。
　　如此一來則與前述《新唐書》之「遂罹譴逐，……六十餘年，其後竟陷侵誣」與《全唐文》之「終罹譴逐，沈淪絕世六十餘年」語意吻合。故而岑仲勉「自圓其說」及馮浩之「斷章取義」，在此亦不攻自破。
　　詩言：「黃陵別後春濤隔」、「春雪滿黃陵」。李商隱與劉蕡相遇地點應是江陵。相遇時期，應為大中二年春正月，應是無誤。
而大中三年秋，死於湓浦之劉蕡，與「復作楚冤魂」、「湓浦書來秋雨翻」句亦相吻合。
又，劉學鍇、余恕誠前述「至於劉蕡為什麼未歸朝而客死於楚，我們認為可能仍為宦官所抑」。但是李商隱贈劉蕡詩中，「已斷燕鴻初起勢」、「漢廷急詔誰先入」。又怎會「為宦官所抑」。《舊唐書》亦言「位終使府御史」。例如：

通鑑會昌六年：「八月，潮州刺史楊嗣復為江州刺史。」……大中三年，崔黯代嗣復刺江州。
即應是武宗死後，會昌六年八月，牛黨楊嗣復陸續調升並任江州刺史，而劉蕡亦自於大中元年左右，自柳州調昇江州擔任楊嗣復之幕僚。才有可能於大中二年春與出使江陵的李商隱在途中相遇。
在此亦說明於大中二年，在牛黨時代，劉蕡調昇潯陽，並在當時江州刺史楊嗣復之麾下任職。在此亦可參考近年新出資料〈劉珵墓誌〉：

〈唐故梁國劉府君墓誌銘有序〉：列考諱蕡，皇秘書郎貶官，累
遷灃州員外司戶。

應可說明在大中三年，崔黯代楊嗣復江州刺史後，劉蕡遂自潯陽調赴灃州，而不久於任職中死去，最後正如《舊唐書》所載「位終使府御史」。
綜觀以上，李商隱於大中元年十月至大中二年一月，出使江陵時間為其「南遊郢澤」，即史稱之江鄉之遊，而大中二年春，才是與劉蕡相遇之時間。如此才能與史料之文獻相吻合，也比較合理。   

肆、結　　論

晚唐詩人李商隱與劉蕡之交往，史書並無明載，僅見於李商隱詩集中五首詩〈贈劉司戶蕡〉、〈哭劉蕡〉、〈哭劉司戶二首〉及〈哭劉司戶蕡〉詩等。
而劉蕡之亡故時間、地點，史亦未加詳記，而導致眾說紛紜。本論在此先以李商隱之生平行蹤，先做一探討、檢視。並配合李商隱贈劉蕡詩之內容，初步以「以詩證史」之方法論，來做細步之推論。
首先瞭解到，清代馮浩，張爾田等，依據李商隱贈劉蕡詩，認為是李商隱在開成五年有「江鄉之遊」，並於會昌元年春，與劉蕡於江陵相遇時所作之論說，在此加以否定。
然而岑仲勉於《唐史餘瀋》中，認為李商隱與劉蕡相遇，雖是在大中二年。但按岑仲勉之說，為證明大中二年李商隱與劉蕡相遇於桂林之地，而更改原文之論證，是不科學之論證，且不具說服力。
另，程夢星主張李商隱與劉蕡於大中二年於江陵相遇。後人劉學鍇、余恕誠亦支持程夢星之說法，但並未提出具體之論證。
本論在此經過細步之論證後，亦支持程夢星之主張，認為最可能相遇的時間與地點是大中二年，李商隱奉命出使江陵時與劉蕡相遇。而李商隱贈詩劉蕡的五首詩，應是此時期前後所作。
所謂「以詩證史」，即本論所言，考證有關李商隱贈劉蕡詩的繫年及其場所後，相對在此亦提供劉蕡死亡之時間及其場所。

撰文者：董皖昱／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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