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學的產生主要是有：治學涉經的指導、鑒別古籍的真偽、考訂典籍的存佚、藉以知曉亡佚書籍的內容概要、核覈書名的異同、檢校古籍篇名分合與卷帙增減的情形、考證古書的完缺與分辨古籍版刻源流與優劣異同等八大項功能；而後世論中國目錄學的起源，大多將西漢劉向、劉歆父子的《別錄》與《七略》這兩部目錄視為肇始之書。
　　然而我國典籍早已出現，遠自三皇五帝開始就陸續有文獻的記載，至於校理群書，編成目錄一事，在漢高祖與武帝時代也曾校理過兵法書，所以校書一事，並不是從劉向開始的。但是因為史料的不足，僅能以劉氏父子的彙校看成是一個開始。所以，雖然在劉氏父子之前，有敘錄的撰寫、彙集群書校讎目錄與將圖書作學術分類的脈絡可循，但劉氏父子卻是能將各種已有成法予以融通，建立出一套縝密目錄學體例的第一人。
　　我國印刷術肇始於唐代，到了宋代，由於雕版印刷技術的普及，書本的取得比已往容易得多；所以官家藏書與私人藏書也都比前代要豐富，藏書量大，編著存世的書目自然也相應增加，如此一來，對目錄學的發展也就有新的助力。
　　本文僅僅是筆者在研習過程中的整理與摘錄，由於所參考的前輩學人書籍，涉及年代上下深遠，茲就有宋一代所作的簡單摘要，更進一步的論述煩請詳細參閱所舉參考書目。

貳、宋代目錄學發展與分類概況

一、官修目錄

（一）史館新定書目

　　宋太祖建隆初年（西元九六Ｏ年），史館、昭文、集賢三館藏書共一萬餘卷。後來從削平的諸侯國裡收來的圖籍，加上派遣使者求購來的遺書，才使得內府藏書稍為增加；乾德六年編有《史館新定書目》四卷。

（二）館閣圖籍目錄及太清樓書目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西元九七八年)在左昇龍門北面重建三館，也就是三館新修書院，賜名為崇文院；院東為昭文書庫；院南為集賢書庫；院西為四庫，分為四部，為史館書庫；總共為六庫，有藏書正副本共八萬卷。
　　端拱元年(西元九八八年)時，又在崇文院的中堂建秘閣，分三館藏書萬餘卷存於其中，與其它三館合稱四館，也叫「館閣」。
　　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放置於禁中的龍圖閣與後苑的太清樓；又下詔朱昂、杜鎬、劉承珪整理內府藏書，咸平(西元九九八—一００四年)年間先後編成《館閣圖籍目錄》及《太清樓書目》，但不久就亡佚了。

（三）崇文總目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西元一０一五年)，王宮失火，蔓延到崇文秘閣，所藏圖書遭到波及焚毀，於是命王欽若提點抄寫校勘館閣書籍，陳彭年輔佐此事，並以太清樓本補寫。
　　宋仁宗天聖九年(西元一０三一年)，新建崇文院落成，增募書吏，抄補圖書；景祐元年(西元一０三四年)，由於三館秘閣所藏，有謬亂不全的圖書，於是又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等人著手，勘詳訛謬，定其存廢，刪去重複，如果有差漏處；則補寫校正；又命翰林學士王堯臣、史館檢討王洙、館閣校勘歐陽修校正條目，討論撰次，仿開元四部目錄，於慶曆元年(西元一０四一年)奏上，賜名為《崇文總目》。
　　《崇文總目》共六十六卷，每種書下有敘釋，另有序錄二卷，有如《七略》的輯略以及《七志》的九篇條例，也就是小序；部類則有四部四十五類，著錄書則有三萬六百六十九卷。
　　《崇文總目》自元末以來僅只存有別行的書目一卷，有敘釋及序錄的六十八卷本已經不傳。清乾隆中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等書輯為十二卷；嘉慶間，嘉定錢東垣、秦鑑等人增輯，共得原序三十篇，原釋九百八十條，編為《崇文總目輯釋》五卷。而現存的目錄專書，就以此本最早。
　　《崇文總目》與《古今書錄》、《舊唐志》類數相同，而類目則略有損益；經部刪去讖緯，因為這一類的書入宋以後已經不傳了，經解則附入《論語》之中，小學則包有訓詁；史部刪去故事增加歲時；子部將曆算分為算術、曆數，天文析為天文占書、卜筮，合併經脈、醫術為醫書；新增道書、釋書；集部去掉楚辭，另從總集分出文史。其餘則是類名略有改易，這些增改大都為後代的四部目錄所沿用。
　　《崇文總目》為館閣合併著錄的總目，所以篇帙繁多，牴啎之處自所難免，後代諸家陸陸續續有所修訂，如：黃伯思《東觀餘論》摘十七條，焦竑《國史經籍志》有廿二條，鄭樵更有《校讎略》，並且譏諷每書下的序釋文繁無用；雖然如此，書目有敘錄論析一書大旨，體制淵源於劉向《別錄》，而非《崇文總目》所獨創；然而《崇文總目》以著錄浩繁，如有謬誤，實在難免，但自古以來的著作目錄，總匯於此，百世以下，要對各書作存佚、真偽、核校的工作時，仍然是一份好憑藉。

（四）新唐書藝文志

　　歐陽修輔助王堯臣修《崇文總目》，又在宋仁宗嘉祐(西元一０五六年)初撰《新唐書》，作〈藝文志〉一卷。而《新唐書•藝文志》是根據《舊唐書•藝文志》寫成，但《舊唐書•藝文志》卻是根據《古今書錄》完成的，所以唐玄宗以後的著作全都欠缺；而《新唐書》著錄時，已經到了昭宗的時代，所以作了相當的增訂修補；《新唐書•藝文志》的分類大體上也根據《舊唐書》，僅僅是將訓詁併入小學而少了一類，其餘則改雜傳為雜傳記、事類改為類書、經脈改為明堂經脈。

（五）秘書總目

　　根據《玉海總目》卷五十二：神宗熙寧七年(西元一０七四年)、哲宗元祐二年(西元一０八七年)都編有書目，但是到底詳細情形如何，卻無從得知。神宗時，將崇文院館閣改名為祕書省。徽宗時，因《崇文總目》中所載的書籍，有相當的數量散佚了，剩下來的大約為十分之六、七，號稱為全本的，也才兩萬餘卷，於是徽宗下令訪求，這次訪求所獲得超出總目之外的書，達萬餘卷。政和七年(西元一一一七年)，命令校書郎孫覿與著作郎倪濤、校書汪藻、劉彥通，以陸續獲得的書編入舊目，名曰《秘書總目》，可惜也已經失傳。

（六）中興館閣書目

　　靖康之亂後，館閣所藏書籍，散失殆盡。高宗南渡，建都臨安，才在國史院的右邊建了秘書省，開始搜訪遺闕的書籍，並且優厚獎賞獻書的人；於是四方收藏才稍微出現，慢慢地館閣藏書才開始增多。
　　南宋孝宗淳熙(西元一一七四年)年間，秘書少監陳騤仿《崇文總目》類次，撰寫《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序例一卷，由浙江漕司刊版，這一份書目共著錄圖書多達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同樣地，《中興館閣書目》也有敘錄與小序；根據《玉海》及《齊東野語》，《中興館閣書目》分為四部五十二門，比《崇文總目》增加七類。
　　此書自元代以來就已失傳，今天留存有民國廿一年趙士煒輯考五卷。

（七）中興館閣續書目

　　南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西元一二二０年)，令秘書丞張攀等人校理館閣藏書，把淳熙以後陸續獲得的書籍加以集輯，共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撰寫《中興館閣續書目》三十卷；而此一書目自元代以來就已不傳了。
　　若《中興館閣書目》與《續書目》相加，則南宋末年內府藏書應有五萬九千餘卷，可惜，理宗紹定四年(西元一二三一年)火災，書籍大多遭到焚毀。
　　南宋國史〈藝文志〉稱為《中興藝文志》，大概就是根據《中興館閣書目》與《續書目》合為一編。

二、遵循四部之私家目錄

　　宋代私家藏書目錄傳世的僅只有：晁公武、尤袤、陳振孫三家。

（一）郡齋讀書志

　　《郡齋讀書志》為宋代晁公武撰。晁公武曾官至敷文閣直學士。承其家七代藏書，數量宏富，又於守榮州時，得到四川轉運使井度的贈書，於是在公餘，親自校讎，撰寫《郡齋讀書志》，書成於紹興廿一年(西元一一五一年)；此事甚詳於其自序。
　　《郡齋讀書志》中所著錄的書，都有敘錄，有的是論析書中的要旨，有的則介紹作者的始末，也有詳論學派的源流，或是審定篇章的次第，它具有傳統目錄書的體例，但卻沒有小序，只在每一部類的前面有一篇總序。
　　原書四卷，最初在四川刊印；後來在四川又出現姚應績編的廿五卷別行本，這是在原書的基礎上有所增益的。南宋理宗淳祐九年(西元一二四九年)游鈞守衢州時，傳刻姚本—也就是衢州本，此本收書一千四百六十一部；衢州原刻本已失傳，覆刻本有清嘉慶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一九年)汪士鍾藝芸精舍刊本、光緒六年(西元一八八０年)會稽章氏式訓堂刊本，王先謙校刊本乃根據衢州本為底本，也多被視為衢州本。淳祐十年(西元一二五０年)黎安朝守袁州，在原書四卷之後，錄入姚氏衢州本所增部份為後志二卷，再增加趙希弁藏書為附志一卷—也就是袁州本，此本則收書一千四百六十八部，附志則有五百六十八部；袁州原刻本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二十四年上海涵芬樓曾影印此本收入四部叢刊三編。兩本今天都並行於世，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私家目錄。
　　晁公武自以為所錄之書，史集居大多數，如果依七略分類，則每類數量多寡不均，所以還是依四部分類，共四部四十五類，大體上是依據《崇文總目》，而經部增加經解；史部刪去歲時另增史評，改氏族為譜牒；子部刪去算術、卜筮併入曆算、五行內；集部則增楚辭；所增加的史評類為後世目錄書所沿用。

（二）遂初堂書目

　　《遂初堂書目》為宋代尤袤所撰。尤氏曾官至禮部尚書，藏書甚富，《遂初堂書目》即為其家藏書目，書末有楊萬里序。
　　《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卅四有《遂初堂書目》一卷，引〈誠齋序略〉，與〈益齋藏書目序〉相同，是以知《遂初堂書目》又名《益齋書目》。
　　《遂初堂書目》編成於南宋光宗(西元一一九０—一一九四年)時，特殊的地方在：書只一卷，無小序及敘錄，僅著錄書名，偶爾有書冠上作者姓名，沒有卷數。其體制頗為簡略，〈四庫提要〉懷疑是遭到傳寫者刪削的緣故，但從今傳世元末陶宗儀《說郛》所錄，注有：「一卷全抄」看來，其原目本就如此簡略，並不是遭到刪改所致。另一個特別之處在於書目中間註明版本，凡一書收藏有幾部而版本不同時，分別予以著錄，有成都石刻本、舊監本、京本、杭本、高麗本、江西本、……等多達十餘種不同的版本，為後世書目記版本的體制開了先河。
　　《遂初堂書目》共有四部四十四類，雖以四部分類，卻與原本的四部分類大不相同：經部增經總，收經書合刻；史部將宋朝的國史、雜史、故事、雜傳別出為四類；子部將墨、法、名、縱橫四家併入雜家，新增譜錄，以收舊目無適當部類可收的香譜、石譜、蟹譜等書。

（三）直齋書錄解題

　　宋．陳振孫撰。陳振孫並無藏書，後來在福建莆田為官時，傳錄了鄭樵、方漸、林霆、吳與舊書共約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模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而寫，書成於南宋理宗(西元一二一五—一二六四年)時。
　　《直齋書錄解題》原本六十五卷，清以來不傳，今本廿二卷，為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出，參校《文獻通考•經籍考》訂成，四庫輯本後刊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體例大致上以《郡齋讀書志》為依規，但沒有總序，其間偶有小序，每部書下有解題，品評其得失；特別的是：此目不標經、史、子、集，僅只將所藏書籍區分為五十三類，先後的次序仍然按照四部分類；宋元以前收藏書籍目錄中以此目的分類最為詳密；其中，他刪去經部的樂類；新創的別史類，則為宋志、四庫所承襲，子部中新立的音樂類，是受到鄭寅的影響。

三、不遵循四部成規的私家目錄

　　我國圖書的四部分類方法從晉代的荀勗創立開始，歷經南北朝，到《隋書•經籍志》編定之後才固定下來，到了宋代，開始有突破的嘗試。

（一）邯鄲圖書志

　　宋．李淑撰。李淑曾官至龍圖閣學士，是北宋有名的藏書家；北宋仁宗皇祐元年(西元一０四九年)撰有《邯鄲圖書志》十卷，但是書目今已不傳，也不知其部類細目。今據《郡齋讀書志》僅知：李淑的《邯鄲圖書志》將家藏圖書分為五十七類，經、史、子、集共一千八百三十六部，凡二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卷，另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志，合計有八目十卷，也叫做：《圖書十志》。
　　李淑的分類法雖然不止四部，但其實仍然沒有離開四部的範疇；所增列的部份，如：四志，其實與《七略》的外篇或是〈隋志〉的附錄非常相像；又如：已有藝術志，卻又分列書畫二類；有道書類卻無釋典類；凡此情形都令人十分費解。後來其子李德芻有《邯鄲再集書目》三十卷，也已不傳。

（二）通志藝文略
　　宋．鄭樵撰。鄭樵即夾漈先生。傳有通志二百卷，其中有藝文略一篇八卷，把中國古今目錄所收之書，分為十二類：經類第一、禮類第二、樂類第三、小學類第四、史類第五、諸子類第六、天文類第七、五行類第八、藝術類第九、醫方類第十、類書類第十一、文類第十二，十二類之下又區分為一百五十五類小類，小類之下，再分為二百八十四目。
　　這樣的分類法固然突破的四部的範疇，但仍有四部的痕跡。
　　鄭樵把經部的禮、樂、小學三類析出。獨立為類；把子部的藝術、方伎、類書三類析出，分為天文、五行、藝術、醫方、類書五大類；史部與集部則大體未變，不過在門類上小有分合或是改易名稱。
　　這樣的改革糾正了一些四部中不合理的地方；《樂經》早已亡佚，而後世將律呂、曲調一類的書合稱樂類入經部，又將字書、韻書、訓詁等合為小學類列入經部，這些書並不是傳統的經典，也不是註釋經典的書，七略入六藝略、荀勗、李充列入甲部都不會發生問題，但如果列入經部就不相類了。鄭樵將這些類目分開，各自獨立成類。是合理而高明的。
　　我國的書目分類原本僅只有「部」與「類」，並不像鄭樵分析的那麼詳細，而類下分子目，就是鄭樵自己獨創的了，這一點也被明清兩代沿襲。鄭樵認為古書容易散失，學術不能專門世守，是因為編撰書目的人不明類例的關係，所以他詳細地區分類例，不論現存或亡佚的書，全都著錄，以使閱讀者，能藉以知曉各類學術的淵源流變；從另一方面來看，想要從事專門研究的學者也可以據目索求，古籍自然就不容易亡失了。因此鄭樵並不撰小序，也認為解題沒有意義，但是著錄所有亡佚的書就不是一直以來的目錄書能夠作到的；只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目錄體制中的小序與敘錄的功能，因此鄭樵想要詳類例以明學術時，就會在編目次的時候進退失據，這一點，後來的焦竑、章學誠糾舉出來的疏失之處頗多。
　　而通志中，除了藝文、圖譜、金石三略之外，又另有校讎略以發揮鄭樵對求書、校書、分類編目的意見；我國自漢以來，有目錄書也有目錄學，但卻以此篇為研究目錄學的第一本著作。

（三）鄭氏書目

　　宋．鄭寅撰。鄭寅為鄭樵的族孫，是南宋末期福建的大藏書家，藏書多達數萬卷，鄭寅在南宋端平(西元一二三四—一二三六年)年間撰有書目七卷，把所藏的書分為經、史、子、藝、方技、文、類書七大類，這應是從鄭樵的類例合併而來的：併禮、樂、小學為經錄；合天文、五行、醫方為方技錄。可惜此目早已不傳，對他的分類詳情無法得知。但從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四音樂類中所敘述的可以得知其分類概況，而鄭寅不將後代的樂書列入六藝，可說是中國圖書分類上的一大貢獻。

參、小結

　　我國圖書的四部分類方法自晉代荀勗創立，經過南北朝到《隋書•經籍志》編定之後所固定下來的體制，到了宋代，開始有新的嘗試以求突破。
　　宋代官修目錄大約延用《隋書•經籍志》以來的四部分類法，至多是在類目方面稍有增訂。而私家藏書之風，至宋代而大盛，雕版印刷的流行，使得書本取得較為容易，藏書家甚眾；根據史傳、郡志、歷代文集、筆記、雜說、......等記載，約有一百餘家，有的藏書甚至多達十萬卷，而且也編有藏書目錄。
　　宋人目錄雖多，但傳世的並不多見，官家所訂，如：《崇文總目》，也已非完整版本。私家收藏目錄而遵循四部規矩，僅止《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與《直齋書錄解題》三本還可以提供參考宋時典籍存亡的依據，所以一直以來都被學者重視。至於不遵守傳統四部分類的私家藏書目錄，雖然常常突破四部分類的常規，卻往往為後世提供新的思考空間，是否要遵循四部成規，彷彿也不是那麼一定，反而在跳出四部窠臼後有助於圖籍的分類，這應該是宋人在嘗試改革部類的一大貢獻。

註：本文內容多轉引自參考書目中之著作內容，讀者有興趣深入理解者，煩請自行翻閱相關書籍。

參考書目
許世瑛著：《中國目錄學史》(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月新一版)
李曰剛著：《中國目錄學》(台北：明文書局，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八月)
昌彼得、潘美月著：《中國目錄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
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二月台九版)
胡楚生著：《中國目錄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

撰文者：曳塵／輔仁大學中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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