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04 第 19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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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主題:初讀《史記•天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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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回主題:生命的美與哀愁-談薛濤詩風與其生命的聯繫

 

初讀《史記•天官書》
 

一、問題之緣起

  我之所以會寫作這篇小文章,我自己歸納了四個原因。其一:根據我的初步查詢,似乎研究《史記》一書的專家學者們,對於〈天官書〉的研究是少的。其二:我適巧讀到李長之先生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一書,他曾說:「史記中天官書……,是有他的實際根據和價值的。」【註一】不過李先生並未對此句話再作較深入的說明。其三:再從李長之先生說司馬遷的家族是「代代相傳的歷史家並天文家」【註二】,並且其父司馬談又曾經在方士唐都那裡學過天文,因此司馬遷對於天文實有家學的淵源,但對於有些學者說〈天官書〉不會是司馬遷所親寫,是以對於此判斷實在有必要再加以釐清。其四:可一窺古代人是如何理解天空的世界。

  其實,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進入《史記•天官書》的一個入門,我想若是對於〈天官書〉為何要取名作「天官」,又是否為司馬遷所親寫,並且其家學淵源對〈天官書〉的寫作有什麼影響等等這些問題若不能先辨明清楚的話,而就直接想去讀〈天官書〉的原典,那麼這樣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嗎?因此,一切都還是先回歸基礎才是正途。以下則嘗試言之。

二、對〈天官書〉的基本理解

(一)為何取名作「天官」?
  「天官」也叫天文、星官,也就是星象。而官則為官吏、官曹之意【註三】。又〈天官書〉何以要稱為「天官」呢?其實這可以從和西方天文觀念的比較得知。例如說西方在替星星命名時總是會和神話故事有關,尤其是希臘神話;而中國替星星命名時則是會和人事有關聯。所以由此對比便可知道,中西兩方天文觀之不同,又中國特別重視人事問題,故〈天官書〉就有著很濃厚的天人合一的味道在。因此侯雲龍先生說:「司馬遷在《天官書》中建立的星占體系,把天上的星象同人間的君臣關係、戰爭問題、社會問題各方面的事物全面、密切地對應起來,『簡直把天上的星寫成了一個國家:人的方面有天王、太子、庶子、正妃、後宮、藩臣、諸侯、騎官、羽林天君;屋的方面有端門、掖門、閣道、明堂、清廟、天市、車舍、天倉、天庫樓;物的方面又有帝車、天駟、槍棓、矛盾、旌旗之屬。』在人的方面,他把人間社會森嚴的等級搬到了天上,天官等級成為大一統帝國的化身,成為按照地上的統治者的形象和需要塑造出來的偶像,把星象同人間社會對應起來,這是星占的基礎,也是『天人合一說』的形象化的說明書。」【註四】

  當然之所以會如此,那是因為古代人對於日月五星相當注意,且認定天上的一切和地下的人事是密切相關的,例如說在方向、農業生產、旅行與生活起居等等方面都無不受其影響。尤其從方向來說,古人更留下一句俗話:「知南斗北斗天下可走」。而此句話代表什麼意思呢?其實簡單來說就是因為北斗七星自古即為一自然時鐘,而其斗柄又隨時不同,故我們即可利用此點來推知時間和季節,是以北斗七星是古人甚至於今人判斷方位的天然工具。

  是則,由上可知〈天官書〉之所以會以「天官」稱之,那是因為中國天文的特色是和人事極其相關的關係。而伊世同先生則認為「天官」大體上有三種含義,他說:「首先,天官即天神。按中國傳承的禮制等級體系而言,天位最高,最美,天管地,天也管地上的人;故,天官泛指天上諸神。其次,天官也就是地面官員,特別是指高級官員。古時按四季名稱和上天下地封官,按天時地利分管神人職務,設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以及天官、地官等職位;四時既指四季,也指四方,再加上上下,可以說是宇宙之內無所不管,但其基本出發點有替天行道的味道。看起來,它們的管轄權和前面提及的天神有點衝突,但卻為代理地位,實際上是一碼事。因而,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後來又有中官,以及天官、地官,既是方面官員,管方面事務,又是司天禮地的神職,管理四時的祭祀和對天象等的候測,是專職和兼職的司天禮地官位,管天、管地、也管人。第三,天官是指天上的星官或星座。古人把自然和人間事務或事物,看成是統一體,上天星官或星象是地面人事的反映;人分三六九等,天上星座也因其所處位置或亮度以及組成圖形等等,而有尊卑之分,也有在朝象官,在野象物、象事等諸多分別,有內官、中官、外官等區劃;把二十八星官分為四象(四神、四靈、四季、四方),靠近北天極者為內;位於黃赤道附近者為中;黃赤道以南者則為外。」【註五】準此,以上對〈天官書〉何以「天官」名之,以及「天官」的含義已有了一簡單的認識之後,那麼下面我就要更清楚地來說明中國天文和人事是如何相關的。

(二)從中國與西洋對星宿的命名以觀中西天文的不同處
  首先簡單綜合上言:西洋天文在替星星命名時是以希臘神話為基準;而中國天文則是多和人事相關。例如說在西方叫做天琴座的星星,在中國就叫做織女星。又例如說在西方叫做天鷹座的星星,在中國則叫做牛郎星。是以由上舉兩個小例子即可看出西方天文多充滿想像的成份,又希臘神話當中的生活多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而中國之所以會以牛郎、織女等等來替星星命名,那是因為可以代表著中國自古以來男耕女織的農業生活。後來,當科學稍稍發達以後,則又多使用物品工具來命名之,例如北斗七星以斗來命名等同於西方的大熊座。

  再者,本文既然是以探討中國天文為主,那麼底下我就要來說明一下中國星星命名的幾種方式。由上述已經可以知道中國星星命名是和人事相關的,而以人事來命名大抵可歸納出四種方式。第一種是用人間的官名來命名的,例如說帝星、太子星和三台星等等。第二種是用州國地名來命名的,例如說晉星、鄭星、周星和秦星等等。第三種是用日常工具器用來命名的,例如說杵臼星等等。第四種是用家人稱謂來命名的,例如說丈人星、子星、孫星等等。以上即是中國常見的四種替星星命名的方式。

  況且,我們都知道星座是由兩顆以上的星星所組成,而對於星星分類的方式其實也是中西有所不同的。其在西方天文學上對星星的分類共有八十八星座,而在中國天文學上則是分成三垣【註六】二十八宿。當然之所以會如此,那是因為中國和西洋對於星星的分合、名稱是不同的,因此在西洋的兩個星座,在中國很可能會合而為一而成為一垣。

  所以,中西兩方對星星名稱的命名不同,而西洋多以神話故事為主,中國則跟人事相關。中國天文是把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人間做一對應,以顯現出天人合一的思想,而此正是中國天文的一個重要特色。若然,文崇一先生則又明白的根據以上所說中國天文的特色,而再指出司馬遷作〈天官書〉的動機,他說司馬遷「把天與地作一個對等的看法,他相信『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天官書)天的代表是神,地便是人,因此,如果天上發生什麼變化,人事也必然要跟著變,否則就會出亂子。怎麼變呢?他說:『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天官書)由小變到中變到大變,這是司馬遷的歷史發展法則,而小變與大變尤其重要,一個掌握政權的人假如能把握住它,就是了解天意,然後天與人的聲氣便溝通了,這即是懂得天人之『際』。所以『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天官書)。懂得天官,了解天運,再去治理人事,沒有不恰到好處,因為世界上的事『未有不先形(天)見而應隨之者也。』(天官書)比如,『諸呂作亂,日食晝晦;吳楚七國叛,彗星數丈。』(天官書)天上地下完全是一個道理。」【註七】

(三)在《史記》以前論及天文方面的資料
  在《史記》以前,齊國人甘德和魏國人石申,其著作後人將之合一為《甘石星經》,但此書今日不復見。又此部書唐代《開元占經》引用甚多,可是真實性尚可疑。在古代,還有一本叫《五星占》的書【註八】,今日也不復見全本。雖然說這些書今天都已經看不到原貌或已亡佚,但是古代的天文資料多保留於先秦的典籍之中則無可疑,例如說保存於《大戴禮記》、《呂氏春秋》、《夏小正》、《左傳》與《詩經》等等。而在《史記》之前介紹天文的書籍為《淮南子•天文訓》。因此,在《史記》以前有不少的天文資料,並且甚多司馬遷應該是有見過的。此可由陳桐生先生說:「司馬遷也批評了歷史上的一些占星術。〈太史公自序〉云:『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天官書〉云:『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其論戰國占星望氣云:『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縱橫者繼踵,而皋、唐、甘,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凌雜米鹽。』」【註九】故由此即可看出司馬遷是對在他之前的一些有關天文的書籍有所批判,而批判諷刺的對象尤其是他之前的一些占星術,故在《史記》之前有不少的天文資料甚多司馬遷應該是有見過的。

三、〈天官書〉的作者

  關於〈天官書〉,有許多人不認為是司馬遷所親作,而關於這點王叔岷先生就曾經對此做過考察,他說:「現存天官書,是否史公所作,眾說紛紜。如方苞以此書大部分為史公所作,少部分為褚少孫補續。(讀史記八書。)王元啟以此書小部分為史公所作,大部分為後人妄加。(史記三書正譌。)王鳴盛及近人顧實以此書為史公全抄取甘、石星經之作。(十七史商榷、重考古今偽書考。)……崔適以此書為後人全錄自漢書天文志。(史記探源卷四。)更或以為此書在漢書之前已散佚。今所傳者,乃褚少孫或史公以後班固以前之人所補。」【註十】

  而上述對〈天官書〉的作者之眾說紛紜說法,劉朝陽先生的〈史記天官書大部分為司馬遷原作之考證〉【註一一】一文(以下簡稱劉文),實已對之加以詳細辯駁。根據王叔岷先生歸納劉文說:「(一)《史記•天官書》與《漢書•天文志》敘述周天列宿,十九雷同,而關於五大行星之運行,則與《漢書•律歷志》完全差異。就其精確之程度而言,《漢書•律歷志》皆較《史記•天官書》為高。此為天文學進化之必然步驟。故〈天官書〉決非抄襲《漢書》,亦非《漢書》出世以後之人所能偽造。又〈天官書〉詳述恆星之位置,與行星之連動,皆非富有天文知識之天文專家不能率爾操觚;而自武帝改曆之後,直到劉歆父子,其間屢因議定曆法,詔徵天下知曆之人,使有如此程度之天文知識,可以著述〈天官書〉之天文專家,則至少在〈天官書〉行事之後,決不至於沒沒無聞。又有進者,〈天官書〉之所記錄,殆為歷代觀察之結果,非一人一世所能強致,而前世觀察天文之人士,皆全為當代專官,觀察天文之記錄,亦皆秘藏於有司,故非世拿天官,如司馬遷之家世,且有司馬遷之地位者,決不能作如此詳盡之記述。顧檢諸史乘,在司馬遷以後,當時在朝在野,始終未聞有相當之天文專家。然則〈天官書〉之大部分,則至少與《漢書•天文志》雷同者,決為司馬遷原作,實無可疑。(二)現存〈天官書〉,在迷信方面,含有陰陽五行之說。今試就此方面,取〈天官書〉與《漢書•天文志》及〈五行志〉而比較之,即見其由疏而密,由簡單而複雜,由紛亂而整齊,又與迷信之演變程序相符。因此亦可證明,〈天官書〉之出世,必在《漢書》之前。(三)試就〈天官書〉內占候之事,分類而統計其則數,即知關於用兵之占候,最為多數,此並非為偶然之事。查西漢數百年間,兵事最多之朝,似應首推武帝。武帝東擊朝鮮,北伐匈奴,南征西南夷,幾無寧日。戰事既多,關於戰爭之迷信,自亦應連而生。故以〈天官書〉為其他朝代產生之作品,對於多占兵事一種事實,必無相當之解釋;然若承認此書大部分為司馬遷之原作,則因司馬遷立於武帝之朝,此實恰為應有之結果。」【註一二】最後王先生則說「劉氏精通天文,所舉三證,於理甚強,自較可信。」【註一三】

  綜上所述,故我認為〈天官書〉並不是憑空而來的,並且除了以上劉文的考察之外,另外我也舉三點我自己的理由如下。第一,司馬遷自己本身就是史官,而史官本來就對天文多有研究。伊世同先生就曾說:「要知道司馬遷本人就是一位星象內行,是所受家教的主要內容之一;就天文知識而言,他比後世注家高明多了。歷史上的早期階段,史官(太史公)往往兼任巫祝之類神職,是與天相通的半人半神崗位,他所繼承的家學,也就是神學的基本功,其中,天文和曆法等專業知識則是最主要的。司馬遷在撰寫《史記》之前,曾跟公孫卿、壺遂等人共同修訂有名的《太初曆》,並於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頒行,其歷算、天文(包括星象)水平可見一斑,這不是一般文人可以相比的。」【註一四】第二,在上述第二節中已可得知司馬遷看過很多過去有關天文方面的資料和典籍。第三,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經同方士唐都學過天文【註一五】,因此司馬遷能有家學的影響。總之,根據以上劉文之考證及我的三點推論,於是我們就可以說,〈天官書〉是司馬遷將所有的知識與材料加以整理歸納之後,並且再加上自己的研究,而使得《史記•天官書》更有條理、系統與簡明。若然,則〈天官書〉就有著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中間環節作用【註一六】,因為它已做了最好的總結與繼承矣。

註釋:
註 一:見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100。
註 二:同前註,頁29。
註 三:司馬貞《史記索隱》說「天官」為:「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司馬貞的說法見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頁471。
註 四:見侯雲龍:〈應當實事求是地評價司馬遷的《天官書》〉,《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第4期(1995年),頁2。
註 五:見伊世同:〈《史記•天官書》星象-天人合一的幻想基礎〉,《株洲工學院學報》第14卷第5期(2000年9月),頁6-7。
註 六:三垣就是靠近於北極星附近的星星,而三垣分別是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註 七:見文崇一:〈論司馬遷的思想(上)〉,《大陸雜誌》第24卷第10期(1962年5月),頁26。
註 八: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中出現《五星占》。
註 九:見陳桐生:《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頁197-198。
註 十:見王叔岷:《史記斠證(第四冊: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3年),頁1089。
註一一:見劉朝陽:〈史記天官書大部分為司馬遷原作之考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八集》第94-96期合刊(1929年8月)。
註一二:同註十,頁1089-1090。
註一三:同前註,頁1090。
註一四:同註五,頁10。
註一五:《史記•天官書》上說:「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可見唐都是一位有名的天文專家。又《史記•太史公自序》說:「……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所以司馬遷從其父司馬談身上再得到天文的知識也是合情合理的。上引《史記•天官書》原文見〔漢〕司馬遷撰:《史記》(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四部備要•史部》據武英殿本校刊),卷27,頁33上。上引《史記•太史公自序》原文見同引書卷130,頁2下。
註一六:同註五,頁7。

撰文者:撰文者:陳育民/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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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美與哀愁-談薛濤詩風與其生命的聯繫
 
薛濤字洪度,本為長安人,父親於薛濤十五歲時卒。為了生活,只好加入樂籍。她的詩歌表現出一位天賦異秉,多才美貌的女子,為了生活而委身樂籍的悲哀和感情生活,點出各種不同的主題。到底,在薛濤的詩中,呈現出來的生命情調和內心的反映為何?下一回,我們將要請到國立暨南大學中文系的曾靖珣,來為我們進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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