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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01 第 21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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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主題：柳宗元「四說」的諷喻思想與寫作技巧 ˙遙光絮語：讀者來函—千古風流人物有感 ˙下回主題：柳宗元「四說」的諷喻思想與寫作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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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四說」的諷喻思想與寫作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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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柳宗元是中唐進步的思想家，也是力主革新和勤政愛民的政治家，更是唐代古文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就文學創作而言，其成就是多方面的，可謂詩、賦、論、說、對、辯、碑、銘、表、誌、書、啟、記、序等各體兼備，形式多樣。其中備受稱譽的是他的山水遊記、論說、傳狀、雜文、寓言。 在以散文所寫成的作品中，既具有情節，又具有寓意，可以看作寓言的篇章，被認為是「真正能代表其心聲、反映其時代」的作品。其體式又分為：以「對」的形式寫成的，如〈設漁者對智伯〉等；以「說」的形式寫成的，如〈鶻說〉等；以「傳」的形式寫成的，如〈蝮蝂傳〉等；以「戒」的形式寫成的，如〈三戒〉；以「記」的形式寫成的，如〈永州鐵爐步志〉。其中尤以〈三戒〉最享盛名，而以傳記形式所寫的寓言如〈蝮蝂傳〉、〈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等，亦得到頗多的青睞。其實，除了〈三戒〉及傳記寓言之外，柳宗元的其他寓言篇章也都富有濃郁的現實色彩和諷諭意義，有其文學價值與可觀之處。 本文以「四說」為名，所欲探討賞析的即是四篇以「說」的體式寫成的寓言篇章。蓋「說，是一種文體，或敘事兼議論，或議論兼敘事，將敘述和評論結合起來。」「說」與「論」雖性質相似，寫法上卻有所區別。「論」是純粹的理論文章，著重於論理，強調理論上的嚴密性和邏輯性。劉勰《文心雕龍•論說》云：「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而「說」，誠如吳訥《文章辨體》所稱：「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因此，特別是唐宋以後以「說」命名的文章，大多著重於結合敘事來闡發說明，寫法也就更為靈活多樣。 林紓在《韓柳文研究法》中指出「柳州集託諷之文可采者有五，曰鶻說，曰捕蛇者說，曰說車贈楊晦之，曰謫龍說，曰羆說」，本文即採五篇之中被公認為寓言的〈鶻說〉、〈捕蛇者說〉、〈謫龍說〉、〈羆說〉四篇進行內容思想與寫作技巧的欣賞分析，命題與行文中為避免繁複，故簡稱為「四說」。冀能從「四說」的賞析中，體現柳宗元的諷諭思想與藉事說理之技巧。 二、柳宗元小傳 柳宗元的文學創作與其一生經歷是密切相關的，因此，讀其書必當知其人。茲依據《舊唐書》與《新唐書》本傳、年譜以及其文集記載，將柳宗元的生平整理如下：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東蒲州人（今山西省永濟縣），故世稱「柳河東」、「河東先生」；曾貶官柳州，因政績頗著，又稱「柳柳州」。生於唐代宗大曆八年（西元773年），卒於憲宗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享年四十七歲。 關於其先世，子厚在〈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自述：「柳氏之先，自黃帝歷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為展氏，禽以食采為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亦云：「昔吾祖士師，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世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說明自己是春秋魯國士師展禽的後代，展禽後來食采於柳下，遂姓柳氏，即孔子、孟子稱讚過的賢者──「聖之和者」柳下惠。 柳氏原是河東著名的門閥士族，世胄顯貴，祖德輝煌，直至從曾祖柳伯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於高宗朝，從此柳氏地位一落千丈。曾祖、祖父曾任縣令，父親和叔父雖通過科舉入仕，地位並不高。由於世代在外作官，柳家早離祖籍，遷居到首都長安。柳宗元即是在長安出生，並在那裡度過了大半生，可以說長安才是他的故鄉。其一生之經歷可分為三個時期來了解： （一）被貶永州之前：代宗大曆八年（西元773）~德宗貞元二十一年（西元805） 子厚自幼聰敏，四歲即隨母盧氏誦讀詩賦；及長，自讀古書，亦能以理析之，出入經史百子，無不通達。德宗貞元五年（十七歲）求進士，四年乃得舉，貞元九年（二十一歲）二月登進士第，惜父親柳鎮卻於五月亡故，居家守喪三年。 貞元十二年（二十四歲）娶妻，又求博學宏詞科，二年得仕，貞元十四年（二十六歲）授集賢殿正字，負責國家出版事業，收集已失落的圖書。貞元十五年（二十七歲）妻楊氏卒，遭喪妻之痛。 貞元十七年（二十九歲）調藍田縣尉，以才名轟動一時，京城諸公要人皆爭欲令出其門下，子厚亦多加提攜。其本性剛正不阿，勇於為人，不能自掩其少年英銳之氣，又不自知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遂為人所忌恨，號為「狂疏輕薄人」。 貞元十九年（三十一歲）升遷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王伾、韋執誼、劉禹錫、呂溫、陳諫、韓泰、凌準、程異、韓曄等定交，逐漸形成以王叔文為首的政治集團，柳宗元亦成了這個集團的骨幹。王叔文出身微賤，早年入侍東宮，陪皇太子李誦下棋、讀書，深得太子信任，是個很有政治抱負的人。德宗晚年昏庸貪婪、剛愎自用，朝政混亂腐敗至極。李誦對其父的作為是不滿的，王叔文便以他作為依據，結納人才，為一旦皇帝易位時刷新政策作準備。 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柳宗元三十三歲，這年可說是決定柳宗元一生命運的關鍵。正月，德宗卒，順宗李誦即位，韋執誼拜相，王叔文、王伾等執政用事，子厚亦於四月擢升為禮部員外郎，頗得當事者所倚重。他們針對安史之亂後的社會問題推行了一系列「上利於國，下利於民」的革新措施，史稱「永貞革新」。柳宗元本有大志，欲附王叔文「以共立仁義，裨教化」，冀能託二王以進忠款於王室。然而，革新措施觸犯了宦官、藩鎮和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於是，革新派遭到這些人的聯合反撲。六月，王叔文謀奪宦官兵權不成，去位，八月，順宗禪位，憲宗繼位，一年當中，先後易主。憲宗以王叔文黨人專權弄政多有不當，遂逐殺或貶黜其黨人，史稱「二王八司馬事件」。子厚以坐王叔文罪，九月，初貶邵州，道中又貶為永州司馬，遂一蹶不得振起。 其仕途以被貶為一大分野：前時可謂懷奇負氣，得意適志；後期卻是歷經政治風波，家庭變故，窮厄至極。 （二）居永州之時：貞元二十一年（西元805）~元和九年（西元814） 貞元二十一年十月，子厚被貶永州（今湖南省零陵縣），地處蠻荒，民風卑劣。次年，即憲宗元和元年，大赦，改元，可是八司馬卻不在大赦量移之列。子厚至此，日日生活在驚慌恐怖、憂鬱消沉之中。尤其令他痛徹心扉的，莫過於和他相依為命的母親亦於是年五月，因水土不服、醫藥匱乏而病逝於永州，子厚在〈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中哀慟悔恨說：「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於大僇，徙播癘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母親因為自己的貶謫而死，且「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無怪乎他「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 子厚初謫之時尚心繫朝廷，時刻盼望君王能回心轉意招其回京師，使能一展平生之志，故而一再上書達官貴人，冀能得強而有力之提攜，恢復舊職。然而正如周思兼〈八司馬論〉云：「其素行不足以取信於朝廷，而其材又為天下之所忌也。夫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是以天下惜材，坐視而莫為之言。而其故人僚友，雖貴顯於朝廷，黜陟天下之士，而獨靳於一薦。」 永州一貶十年，始終無有氣力得位者相推挽，政治圈的現實冷暖令人心寒。永州地多瘴癘之氣，子厚內負憂恐悲傷，外則瘴癘之氣襲攻，身體漸衰，神志亦漸消耗，其願望低到只求能「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可見其殷殷致書達官貴人懇懇哀求，並非為求官，惟懼老死荒地也。一代宗儒，境遇如此淒慘，著實令人同情。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永州山水風景自然天成，加以佛道思想的影響，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乃得以讀書著述及遊山玩水自遣，將他的憤慨寄寓在文學作品之中，「今身雖敗棄，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其一生得意的作品皆是在貶謫之後所寫，如永州八記即在此完成。因此，永州時期的柳宗元在政治上雖是挫敗的，在文學上卻相當有收穫。 （三）居柳州之時：永和十年（西元815）~永和十四年（西元819） 憲宗元和九年冬（西元八一四年），子厚四十二歲，奉召回京，流永十年，忽得還都，對於未來實抱有無窮希望，亟願否極泰來。然而元和十年二月始抵京都，詎料甫一月，又出為柳州刺史，柳州在今廣西省馬平縣，地益荒僻，其憂憤與惆悵失望之情，可想而知。 憲宗元和十年三月，子厚四十三歲，調任柳州刺史，至此已知回京非易，蹇運難脫，乃致力建設柳州。柳州較之永州更見荒僻，文化落後，宗族複雜，民風卑劣；地方官又多為貶官，以將或死於外鄉，心情不佳，故多不能造福民生，亦不了解民間風俗習慣，官民分離，時有叛亂。子厚至此，革除陋習，解放奴婢，禁止迷信，改善生活，修築城郭巷道，樹之名木，興辦學校，教以禮法，普及柳州的文化教育，使民能勤奮向善，政績卓著，柳州人民咸愛戴感念之，後世因又稱其為「柳柳州」。 在柳州時期，親人故舊紛紛凋零謝世，觸景傷情，柳宗元頗自憐身世，而最擔心無後。柳宗元的政治事業顛沛坎坷，固屬不幸，其家庭遭遇，更堪可憐。柳氏在山西河東本是大家，而子厚未有兄弟，骨肉至親，除父母外，僅女兄二人而已。二十一歲中進士時，即丁父憂；中博學宏詞科之次年，夫人楊氏又卒；二十八歲時，兩姊裴夫人、崔夫人又先後辭世；三十四歲貶永州司馬之翌年，太夫人亦逝世；四十歲時，姊夫崔簡卒；四十五歲姊夫裴瑾又卒，至此親屬已零落殆盡，這也是他時刻不能忘宗嗣的原因；因此，在柳州時期乃有非正門妻室之發生，以及長子周六之誕生。 元和十四年（西元八一九年）十一月，子厚病逝柳州，病重時，詒書劉禹錫，訖以編纂遺集及撫養孤弱事。卒時年僅四十七歲，長子始六歲，次子生於其卒後。元和十五年，其舊弟盧遵治其喪事，由好友裴行立出資，歸葬萬年縣。是年，憲宗崩，子厚所求赦免調遷之希望，以四月之差未得實現。與其同時謫貶之程異得為宰相，好友劉禹錫亦得召用，獨子厚卒於蠻荒之地，命運之殊，令人嘆息！ 三、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與文學理論 柳宗元的創作不僅與其遭遇經歷相關，更與其思想、文學理論有密切關聯，倘若無法掌握他的思想理論就無法深入其文章旨趣，因此，此節先就此提出說明。 中唐的知識份子在政治上面對安史之亂造成國家的由盛轉衰，在思想上面對佛、老的挑戰與衝擊，在文學上企思改進駢文的過分重視形式與華美，因此興起了彰明儒家之道的文化復興運動。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與文學理論正是建立在這種大環境的背景與自身的遭遇之下。他不僅在政治上要求革新，更是協助韓愈倡導古文運動最有力的支持者。政治上的蹇挫讓他把精力用於寫作與理論的探討上，悲苦的境遇對於他的文學成就有很大的影響；他的文學理論與實際創作，為他在唐代的古文運動中建立了不朽的地位，也為古文運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一）政治思想 在政治思想方面，柳宗元主張融合先秦以來各家的政治學說，但他最推崇的是「堯、舜、孔子之道」。他的政治理想是「立仁義，裨教化」，「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然而，他並不專宗一家，只要是「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楊、墨、申、商、刑、名、縱橫、釋、老等各家學說「皆有以佐世」，則皆可取其長而「通而同之，搜擇融液」，使之完全符合「聖人之道」。 他反對藩鎮割據，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他也反對宦官專權，主張任人唯賢。儘管被貶逐，他仍盼望「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並且以「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因此，他嚴厲抨擊貪官污吏對勤苦人民的騷擾，也對人民的疾苦寄予同情。 子厚在諸多文章中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想法：他認為官吏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闡揚了民權思想；他主張政治應無為而治，這或許與其深受道家影響有關係。然而子厚所謂「無為而治」，非是無能而無所為，乃是把握治民之要，堅守原則，上位者必須謹言慎行，仁民愛物，以德化民，以禮法教化之，使之自動自發趨之至善。 （二）文學理論 柳宗元追求儒家的「聖人之道」，反映在其古文理論者有以下數端： 1、文以明道： 柳宗元在〈報崔黯秀才論文書〉上說：「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遣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又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 柳宗元的文學理論是以道作為文章的基石，而道是指文章的思想性和有實的內容。他秉持的道乃是「輔時及物」之道，其具體內容在匡救時弊，以利於民生世用。就文與道的關係來看，他覺得一面要在古書裡求聖人之道，同時又要求其辭。求諸辭而遺其道固然不可，只求諸道而遺其辭，也是不可，為文的目的在明道，而透過文采方能使寓道的文章傳世不朽，可見他主張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2、辭令褒貶，導揚諷諭： 柳宗元既主張「文以明道」，而道又是「輔時及物」之道，所以〈楊評事文集後序〉云：「文之用，辭令褒揚，導揚諷諭而已。」又說：「文有二道，辭令褒揚，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 他認為文章的效用，在歌頌讚揚美好的事物，批判諷刺醜惡的事物，褒貶是非，能發人深省，具有導揚諷諭的功能。又把文章大別為兩類，而他自己就二者兼能，既長於著述議論，又長於比興諷諭。他根據內容的需要，創造性的運用文學形式，如在其寓言散文之中通過故事，反映民情，對人們進行諷諭勸戒，意味深遠，含蓄犀利，富於諷刺文學的特色，即是反映了他對文章功用的要求。 3、五本六參： 柳宗元的古文根源，在本原於五經，旁通子史，故有五本六參的論點。〈答韋中立書〉上說：「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榖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 他的可貴之處在於學道而不拘於道，能博取眾家學說之長，加以簡擇融合，認為學習儒家經典之外，還應該學習孟、荀、莊、老、國語以至於離騷、史記等作品。可以說柳宗元是以儒家思想奠其基，又以莊老諸子思想促其智，更以釋家思想達其成。在「旁推交通」中形成自己文章的風格。尤其從引文中可發現他在談及上述作品時，又著眼於它們的文學特色和審美價值，由此顯示了他藝術家的眼光。 4、四懼六欲： 柳宗元認為古文的作法，不外盡心盡力來寫文章，使主題明朗，結構完整。他指出寫文章的態度，不能有輕心、怠心昏氣、矜氣的現象，而要作到奧、明、通、節、清、重，以達到清新高潔的境界。他在〈答韋中立書〉云：「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足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他對於文的態度是「羽翼夫道」，認為文章應該既深刻又觀點鮮明，既明快通達又有所收束，既清新又凝重。而作到這些的關鍵在於要兼顧「抑、揚、疏、廉、激、固」各個環節。指出行文當中如何駕馭語言創造氣勢形成風格的問題。其中凝聚了他多年來從事創作的心得，含意是很深的。 5、不平則鳴： 柳宗元〈愚溪詩序〉云：「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又〈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云：「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啟〉亦云：「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 他以自身的境遇認為文學產生的根源，乃由於「不平」、「不遇」，故以文來「舒泄幽鬱」，可見他亦十分重視文學的抒情性。 在大略了解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與文學理論之後，以下我們試舉〈鶻說〉、〈捕蛇者說〉、〈謫龍說〉、〈羆說〉四篇寓言進行作品賞析，以體現其諷諭思想與寫作技巧。 四、「四說」賞析 陳蒲清在《中國古代寓言史》中指出唐宋是中國古代寓言創作的復興時代，唐代寓言創作的繁盛時期出現在唐王朝的衰敗時期──中唐與晚唐。由於安史之亂造成國家元氣大傷，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內則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官僚黨爭，外則不斷受到吐蕃、回鶻的威脅，內憂外患接踵而至。於是，寓言創作便隨著古文運動興起，揭露社會矛盾，諷刺不良現象。其中成就最突出的便是柳宗元，他吸收先秦寓言與印度寓言的創作經驗，用寓言形式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中唐的黑暗現實，生動而深刻地揭露各種反動腐朽勢力的倒行逆施的作為，促成中國古代寓言創作由政治哲理寓言轉向社會諷刺寓言。柳宗元的寓言情節完整生動，語言簡潔犀利，諷諭性強，使寓言從論說的附庸演化為藝術完整的一種文學形式，貢獻卓著。 以下所探討的這四篇寓言皆是柳宗元被貶之後的作品，其思想內容與寫作技巧或可體現以上之論述。 （一）〈羆說〉賞析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 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此篇文旨是說一個沒有真正本領的獵人，企圖以「吹竹為百獸之音」的小技捕獲獵物，獵人虛借外勢，不斷玩弄權術的結果，卻是一次比一次陷入更窘迫的境地，最後自食惡果，葬身羆腹。 全篇結構分成敘事與說理兩大部分，篇幅雖短，章法則頗完備。 首段敘事：入筆先寫獸，「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或可影射社會上層層欺壓的事實。接著突出羆的形狀和力量，「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既是點題，也是鋪墊；隨後獵人和四種野獸依次出現，宛轉曲折，頗有趣味。開篇九個字就把鹿、貙、虎、羆四種野獸的主要關係介紹得一清二楚。故事中的獵人雖有吹竹為百獸之音的特殊技能，但這和打獵並無必然的聯繫，他「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則完全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態；可是當貙一出現，他便「恐」；等老虎一來，他就「愈恐」；讓人能想像獵人驚慌失措的模樣，形象地表明沒有真本事的人在危急情況下的狼狽樣。於是，獵人錯上加錯，又學羆叫，招來致己於死地的羆。而「捽搏挽裂而食之」七個字，就用了四個動詞，準確而傳神地表現出羆食獵人時動作的猛烈、快速和連貫性。故事達到高潮，情節也異常緊張，結局隨之出現，而且那麼可悲。 第二段說理：在故事之後用「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一兩句話概括主旨，讓讀者抓住要領，增加作品的警策性。 全文敘事井然，語言簡潔、明快、犀利，情節層次分明、層層遞進。從故事的一般寓意來看，主要是說明缺少真才實學，而只想通過拍馬逢迎依靠某人或某種勢力取得好處的人，最後難免要倒大霉的。 柳宗元被貶永州時已經清楚地看到藩鎮力量的擴張，中央集權的削弱，而他所參加的「永貞革新」正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衛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定。然而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卻昏聵無能，鼠目寸光，一方面依靠閹宦和保守派打擊、排斥革新派，一方面又極其錯誤地施行「以藩制藩」的政治措施。這則寓言就是告誡最高統治者，在強藩割據的嚴重局勢下，不革除弊政，不迅速加強中央集權，而幻想「以藩制藩」，那就必然的要和故事中的獵人一樣，雖企圖「以一物制一物」卻落得可悲的下場。對上位者提出這樣的嘲諷是大膽而深刻的。 （二）〈捕蛇者說〉賞析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僂、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 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安史之亂後，唐王朝由盛轉衰，統治階層揮霍行樂，同時籌措軍費，更加瘋狂的搜括民財，橫徵暴斂。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在重重賦稅的盤剝下，飢寒交迫，無以為生，顛沛流離，境況十分悲慘。這篇寓言有力地抨擊了當時荼毒人民的苛政。柳宗元將抽象的政治見解融於形象生動的敘事之中，在藝術上有獨到之處。 按唐史元和年間，子厚被貶永州，正是李吉甫撰國計簿上憲宗為民請命之時，其時，除藩鎮諸道外，稅戶比天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者，比天寶五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是民間之重歛，民不堪命。子厚就「苛政猛於虎」一語，發出一篇妙文，藉以規諷當世，為天下庶民請命，實憫時深思，憂民至意。全文可分為三個層次來看： 首段是第一層次，屬於作者的鋪敘，敘述永州異蛇之毒以及其藥用價值，並交代永州人爭為捕蛇的緣由。對於危及生命的捕蛇差役，永州人為了可「當其租入」竟然趨之若鶩，揭示了事情的矛盾，雖然也點明其原因是捕蛇可以免賦稅，但終不能令人有深刻的感受和理解。因此，下面作者用問答方式寫了蔣氏一家因為捕蛇而產生的悲慘遭遇和令人心酸的慶幸，從而點出文章的主題──賦斂之毒更甚於蛇毒，說明「苛政猛於虎」。 第二、三段是文章的第二層次，記敘了作者與蔣氏之間的對話，從正面揭示了賦稅比毒蛇更加可怕。首先，寫蔣氏已有三代享有這種捕蛇而不納稅的好處，這是寫捕蛇之「利」。然後筆鋒一轉，通過蔣氏自述，寫出了他們祖孫三代冒死捕蛇的悲慘遭遇：祖、父均死於此，蔣氏本人在接替此差役的十二年中，很多次幾乎被毒蛇咬死。這是寫捕蛇之「害」。按照常理，捕蛇的工作如此危險，那麼當作者對蔣氏提出更換他的差役，恢復他的賦稅時，蔣氏應該感激高興才是，然而在第三段中通過蔣氏之口喊出「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的心曲，直接點明賦毒之甚，將文章引入正題。接著，便對捕蛇與賦稅進行了一系列的對比。 蔣氏專有捕蛇之力尚能生存，與其「鄉鄰之生日蹙」，「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昔日與其祖孫三代居者，亦「非死則徙爾」，而蔣氏卻「以捕蛇獨存」，這是一組對比；悍吏來鄉逼稅，騷擾破壞，大逞淫威，鄉鄰驚恐萬狀，「譁然而駭」，雞犬不寧，而蔣氏卻因「吾蛇尚存」而能「弛然而臥」，免於禍害，這是第二組對比；蔣氏因以蛇抵稅，一年僅冒兩次死亡的危險，「其餘，則熙熙而樂」，其不能免於毒賦的鄉鄰卻「日日有是」時時受著死亡的威脅，這是第三組對比。通過三方面的對比，可見蔣氏雖苦，較之鄉親的遭遇猶可看做是「樂」；蔣氏之害，較之鄉親的害來看，亦可視之為「利」，因此，他得出了「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透過形象的對比，步步深入，氣勢峻嚴，「賦斂之毒，有甚是蛇」的題旨就鮮明地顯現出來了。 用蔣氏的哀嘆「又安敢毒耶」作結，更令人回味無窮，思之甚痛，蔣氏不以毒蛇為險，反以毒蛇為安；不以毒蛇為害，反視毒蛇為利；不以蛇毒為苦，反覺蛇毒為樂，環環相扣，比作者直筆敘出更形象地表現了橫徵暴斂對百姓的殘害之深。蔣氏的敘說形象地展示了苛政、重賦之下百姓的痛苦生活，儘管他們努力勞作，仍不能改變窮而徙、徙而死的悲慘命運。百姓生活淒苦，官府的爪牙悍吏還不時來到鄉下騷擾百姓，看到鄉鄰在苛政重賦之下無望掙扎，蔣氏對自己因承擔了捕蛇的工作所帶來的相對寧靜而感到慶幸。蔣氏發出的無奈哀嘆正是對政府最強烈的指控！ 末段是全文的第三層次，是前兩個層次的總結與點睛之筆。以「余聞而愈悲」照應前文，講出了自己聽完蔣氏自述後思想感情的變化。因蔣氏的血淚控訴，作者進一步了解當時橫徵暴斂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因而他從「悲之」到「愈悲」。「悲之」還只是為蔣氏三代，「愈悲」則為廣大在賦稅重壓和悍吏殘害下的人民。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苛政猛於虎」確實無誤，「嗚呼」一句點明了全文的中心，採用感嘆句型，發人深省，賦斂之毒竟甚於蛇毒，令人感慨。 全篇組織嚴密，結構謹嚴。以蛇毒襯托出賦毒，揭示主題。清人林紓評此文：「胎『苛政猛於虎』而來，命意非奇，然蓄勢甚奇。」善於運用蓄勢、對比和襯托，是這篇散文突出的藝術特點。文章氣勢連貫，氣氛濃厚，感情摯切。在章法技法上以及文字的組織上，都獨具匠心，用語精練準確，形象鮮明。 從思想層面而言，本文飽含著作者對下層百姓的深厚同情，表現了他的民本思想與文學主張。文章通過所選擇的題材，反映了中唐社會尖銳的階級矛盾，揭露了朝廷官吏肆虐群眾的猙獰面目。同時，還勾畫了一幅在統治階級賦稅的重壓下，農村破產，人民顛沛流離、家破人亡的活生生圖畫。他在最後寫道「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無非是寄望統治者能了解民情，減輕人民的痛苦，反映出柳宗元「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之務」的政治主張。 歷來對此文的析評皆予以相當的肯定。樓昉云：「此文抑揚起伏，宛轉斡旋，含無限悲傷悽惋之態，若轉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林希元云：「此有用之文，非相如楊雄流也，豈可以非漢文而少之。」蔣之翹云：「此小文耳，卻有許多大議論。」儲欣云：「捕蛇者說，仁人之言。」林雲銘：「此篇借題發意，總言稅賤之害。民窮而徙，而徙死漸歸於盡。淒咽之音，不忍多讀。其言三是六十歲者，蓋自元和追計六十年以前，乃天寶六七年間。正當盛時，催科無擾。嗣安史之亂後，歷肅、代、德、順四宗，皆在六十年之內，其下語俱有斟酌，煞是奇文。」 （三）〈鶻說〉賞析 有鷙曰鶻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茍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向亦然。」 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 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喣喣而嘿，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柳河東集》編收本篇注者有云：「唐之中世，酷吏羅織，奸臣擅權，朋黨相軋者四十年，藩鎮跋扈者二百載。腥風逆氣，瀰漫宇內，仁人君子為之慟哭。」又云：「鶻能縱鳥，柳子從而為之說，以見斯人多害物之忍。」以上兩段話點出了本文的寫作背景與緣由。 鶻，雖是一種性凶猛強悍的鳥類，不但懷仁，而且有義，似乎不能因牠矯健外型，而譏其凶暴之行。文中藉僧人之口，將鶻這種專以「攫食決裂」為事的「爪吻毛翮之物」，都知忍飢而不願捕食曾有功於己的小鳥的行為，用以譏刺天下忘恩負義者，反不如凶暴禽鳥能夠卓然立於仁義之道。說明人世間要行仁義之道，要有憐愛之心；不要恃強凌弱，殘害無辜。警世疾俗之意十分強烈。 全文分成三段：第一段由記敘構成。作者通過住在長安薦福佛塔下，因長期觀察而熟知鶻活動規律的和尚之口，講述了一段鶻為小鳥放生的故事。故事敘述完整而有層次。首先，寫「冬日之夕」鶻把小鳥握在手裡，溫暖其爪，且「左右易之」。繼而寫第二天早上，鶻把小鳥帶上佛塔的最高處，讓它放飛遠去。三寫小鳥飛走後鶻的表現：「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十分生動的刻畫出鶻的神態、動作而情致畢現。最後交代鶻「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的精神特質。 第二段是作者的議論。先肯定「毛翮之物」也能懷著大度行之仁義，並指出其原因是牠們沒有人間高官厚祿的貪欲和三親六故間的私情。接著進一步分析闡明鶻「忍而釋之」的行為正是一種「卓然有立」的品格，再次強調這是「仁義之道」。作者之所以反覆說明這一點，其意不在事情本身，而是以此與人世相對照。「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這原應是人生社會追求的道德標準，是作者心目中的崇高信念，可是在人世卻難得到，反而在鳥類的世界看到了它的實現。故最末一句乃是作者激憤而深刻的揭露與諷刺，也是全篇思想的核心。 第三段以「又」字揭出反面的言論，對當今社會上的想法展開批駁。「今之說」認為溫和而少言，行為遲緩又常常低眉俯首的是善人；昂揚威猛，做事鮮明成績顯著的是惡人。對此，作者用反差對比的方法，先以梟鵂和鼠為例，指出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正是，「近於煦煦者」；然而，梟鵂是有名的不孝鳥，鼠是公認的害人之物。而鶻「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正是「近於翹翹者」；然而其所為決不是惡。至此得出結論：「今之說為未得也。」通過善惡之辨將前面的意思再作引申，另一方面卻又寓含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 蓋柳宗元及其同道作為當時的革新派，其所作所為不是正「近於翹翹者」嗎？雖張狂昂揚，但至少信守「仁義之道」。而形形色色的保守派，有的也正像是一批「喣喣者」吧！「梟鵂」和「鼠」的凶殘禍害都是在不見天日的黑暗中進行，而天下之動盪與不幸，亦多係人類社會中「梟鵂」和「鼠」這一批「偽君子」、「包藏禍心」者所造成。室於長安佛寺之鶻正如貶官前住在長安的柳宗元，雖翹翹昂揚，卻是恆其聖人之道，以利益百姓為職志，始終不改。而元和皇帝竟同「梟鵂」般不孝，在他左右身邊的，又都是些橫行貪報的「鼠」輩，至於「天下皆以為長者」的宰輔大臣，竟乃是「鶻之不若」的恩將仇報者。似此構造而成的暴虐統治階層，又豈能不至民生困弊、社會危岌呢！子厚因仕途挫敗已痛苦不堪，豈能容忍自己被污名化，再背上一個「惡」的罪名；且或「有為子厚所卵翼，而不知報，故斥為鶻之不若。」。因此，在全文結尾明心言志，一表曲衷。同時流露出企望有一如鶻者之資助，使其得以擺脫困境，再展宏圖。 這篇〈鶻說〉文字不長，卻顯得跌宕多姿，內容充實，關鍵是作者融記敘、抒情、議論、辯駁於一爐，把故事的錄述、義理的闡釋、謬誤的批駁、感慨的表達凝為一體。 （四）〈謫龍說〉賞析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緅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游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艴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眾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 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柳宗元參加王叔文為首的政治改革，為時不過一四六天，就在藩鎮、宦官和貴族集團的聯合反撲下失敗了。王叔文貶官後又被處死，八個骨幹都被貶到編遠地區任司馬。〈謫龍說〉應是寫作者在永州被禁錮的十年當中，反映政治挫敗之後，身心受創後的心理活動。 龍是一種在天上能興雲作雨的神靈，如果它像人世間的官員被貶黜的話，那麼它就是「謫龍」。柳宗元在這裡無疑的是以謫龍自況，以寓言形式述說其遭到貶官後受到的侮辱。文章借扶風人馬孺子講的一個故事，表明作者面對權貴戲侮的堅強個性，表達自己不屈服於惡勢力，和爭取重返朝廷進行政治革新的信念。 全文分故事與議論兩部分：首段寫龍女本居天宮，因為天帝認為她狂妄自大就將之貶到塵世來，即使身處逆境，也絕不同於塵世之人，斷然嚴斥貴游少年對她的狎侮戲弄；後來龍女住在佛寺之中，時日一到便化為白龍騰空而去。 作者當時的處境和這位龍女是一樣的。作者本居朝廷天宮，因疏狂有遠大的政治抱負而被貶永州。當時或許有人落井下石使他陷入難堪的境地，或許有人以惡名污之，此間的冷暖唯其自知。當然他對朝廷仍是存有幻想的，所謂「七日當復」，即是說朝廷不久就會收回成命，招他重歸長安，加以重用的。 子厚以這個性格強烈、光彩照人、高潔不俗的奇女子形象，表明自己身雖遭貶，志卻未泯，以龍女對貴族少年的嚴詞聲斥，表現不願與那些「非其類」的人們同流合污的昂揚氣概。柳宗元在長期的貶謫生活中，一直認為自己正直清廉，胸懷高潔，對社會始終有益，因此絕不許外人輕侮、冒犯，來捍衛自己的聖潔人格。故結句「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畫龍點睛的說出題旨，表達了捍衛自己人格的凜然正氣，告誡那些勢利小人休想要趁機狎侮他們，以明乎己志。 五、「四說」的諷諭思想與寫作技巧 柳宗元之寓言是由唐代社會的敗壞，及其個人的血淚遭遇所凝結而成的作品，他鮮活的反映了時代的失衡現象，更藉由他高妙的形象化手法，暴露了社會內在的種種悲與憤。在賞析「四說」之後，試將其諷諭思想與寫作技巧歸納如下，冀能對這四篇寓言有一清晰完整的了解： （一）諷諭思想 就以上四篇寓言的諷諭思想來看，它們大約具有三點內在意義： 1、抗議革新失敗的歷史悲劇：〈鶻說〉與〈謫龍說〉皆寄寓自己因參與改革而被貶謫之遭遇與憤慨，用諷諭隱曲的方式，來抗議貞元革新失敗的歷史悲劇；並表明自己「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的堅持，絕不容許政敵狎侮、將之污名化；並期盼有仁義之人能挽其出於困厄，使其能一展抱負。 2、揭露社會及政治弊端：〈捕蛇者說〉與〈羆說〉是針對統治者與當道者而設喻，批評「橫徵暴斂」、「以藩制藩」的決策錯誤，造成國家衰弱不安，百姓生活困苦，在揭露社會及政治的弊端上，進行了強烈的批判與諷刺。 3、抒發政治抱負：〈鶻說〉與〈捕蛇者說〉揭櫫其政治理想與主張，以人不如毛翮之物及苛政猛於虎、賦稅甚蛇毒的嘲諷，表現他對儒家「仁義之心」、「仁民愛物」的理想追求，充分表現出他「養民生民」的政治抱負與主張。 段醒民在《柳子厚寓言文學探微》中指出：「子厚全部寓言文學的指歸就是揭發『永貞內禪』一役的真相與影響」，實能深得子厚的心意。我們從上面四篇寓言也可窺知一二，柳宗元在四篇寓言中所寄寓的政治嘲諷是深刻的，不管是對統治者的「以藩制藩」政策，或任用閹宦及保守派造成革新派的貶黜，對百姓生活困苦的寫實，對個人遭遇的傷痛失志，都在在提出了現實的諷刺與個人的憤慨。 （二）寫作技巧 1、就篇章結構與情節來看：這四篇寓言實擁有獨立而完整的結構，組織嚴密，結構謹嚴，剪裁精當，善用敘事、比擬的技巧，營造生動的情節。文章大抵都分為敘事和說理兩部分： （1）敘事部分或虛擬故事，如〈謫龍說〉、〈羆說〉；或以個人見聞為本鋪敘而成，如〈捕蛇者說〉、〈鶻說〉。文字篇幅都不長，短小警策，筆觸簡潔，但仍然嚴謹佈置，記敘井然，層次分明，跌宕多姿，故事發展層層相扣，步步深入，內容充實，耐人尋味，雋永可讀。 （2）說理部分，柳宗元在寓言末尾處往往有一、二句話，畫龍點睛的指出題旨，將寫作目的加以明示，概括主旨，讓讀者抓住要領，倍增作品的現實性、戰鬥性和警策性。章行嚴曾指出：「子厚善為小文，每一文必提數字結穴，使人知儆，三戒其著例也。」而以「四說」來看，〈羆說〉則重在「不善內而恃外」一語；〈捕蛇者說〉重在「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一語；〈鶻說〉重在「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一語；〈謫龍說〉重在「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一語。 2、就形象的塑造來看：柳宗元並未著重筆墨於故事中的人物，但不管是〈羆說〉中沒有真實本領的獵人，還是〈謫龍說〉中性格強烈的龍女、〈捕蛇者說〉中為免賦稅而甘於捕蛇差役的蔣氏，他們的精神、人格，都在讀者心中產生不同的面目形象，不著筆墨，典型俱在，形象生動；尤其善用對話、襯托、對比的手法，增強形象的刻畫與題旨的呈現，這是柳氏寓言獨特的藝術風格。 3、語言簡潔犀利：作者往往用幾句簡短的話就能寫出一件事情的始末，或勾畫出一幅生動的畫面。且對於用語的分寸與語調的強弱也非常講究。如〈捕蛇者說〉中敘述蔣氏說到他祖孫三代冒死捕蛇的悲慘遭遇時，作者用「貌若甚慼者」；而寫蔣氏聽了「更若役，復若賦」的話以後的表情，就用「大戚，汪然出涕」，這種用語的分寸語調，都在表明人物心理時產生很大的作用。 綜觀「四說」的內在意義與寫作技巧，我們可以說柳宗元的寓言是現實針對性和深刻的典型性的完美結合，具有託物言志，諷刺警戒的風格，以其深刻的內容諷諭現實，啟迪後世，是充分體現他現實主義精神的文學創作。 六、結語 細審柳宗元「四說」的寓言之作，蓋本於「不平則鳴」、「窮而益工」，率皆政治體驗與現實生活的感受，唯不能直言逕陳，不能暢言以談，是故曲折隱密的運用寓言的文學形式，抒發他個人心靈深處的積鬱，寄其憤慨，明乎其治國思想與人格理想；以鶻者、捕蛇者、謫龍者、狩獵者暴陳現實，揭露當代醜惡史實的真相，反映社會民生的困苦，對政治提出嘲諷，宣洩憤懣心理。「四說」重於內容的興寄，以達到其主張的「辭令褒貶、導揚諷諭」的功用，其藉事說理之技巧，形象鮮明，觀察入微，簡練精確，諷刺深刻，言近旨遠，說明他並沒有忽略文采的用處，因而能以傳世不朽之文，明其輔時及物之道，充分展現出富有現實色彩的諷刺特色與藝術成就。 參考資料 （一）專書類： 《中國古代寓言史》陳蒲清板橋市：駱駝出版社民76年8月出版 （二）碩博士論文與期刊論文： 《柳宗元的遊記研究》朴井圭撰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何淑貞民75年1月 撰文者：洪梅珍／高雄市立瑞祥高中國中部老師 版權所有，欲轉載文章，請徵求電子報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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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函—千古風流人物有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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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讀完遙光的文章，心裏頭總有莫名的蒼涼感慨，所以我一直很不喜歡讀遙光的文章，不是討厭遙光本人，不是遙光文筆差勁，是因為每次讀他的文章，我總是不自覺的淚滿盈框，淚珠兒差點撲簌簌掉落下來。遙光的每一篇文章，都令我不由得地想起痛苦的記憶，無法抹開淒慘畫面的陰影。唉......我真是一個白痴！」(今古庸龍)
雖然遙光的千古風流人物已經停筆好久，陸陸續續，也有讀者發表意見，但這段日子以來，就屬這位網友寫的最沉痛。 每個人最痛苦的經歷，都是在自己的腦海裡，然而，什麼樣沉痛的晶瑩剔透，卻都是今古共鳴的！我們走過的苦難與悲痛，哪一個烈烈的風流人物沒有過？因此，在為哪一個人物的典型落淚的時候，那樣的典型不僅在遙光心裡，也在讀者的心裡。 知道自己的苦難不是唯一，那，是否可以學習更多風流人物在面對苦難的風範呢？像蘇軾般超然，像李白般寄情，或者像杜甫般錘鍊，也可以像五柳般陶然。在晶瑩的淚珠兒成串掉落的同時，遙光也盼每一個有同樣經歷的人們，能有更多的勇氣，跨過每一個生命的柵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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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傳說人物—神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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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該寫了！在沉寂這麼久後。不知道筆是否鈍了！但是，遙光希望自己筆下的神農，能夠活生生的，貼近彼此的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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