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學生血氣方剛、無懼挑戰權威，容易和那些限制他們言行的官僚、教官、黨棍以及特務衝突。而有家有事業的教授老師們，通常不那麼敢為天下先，開明的師長們，大概就是在課堂上給學生價值啟蒙，而學生衝過頭要被校方訓戒時，會出面保護學生。

管中閔事件引發了台大「新五四運動」。這個運動和三十年前台大引爆的學生運動有幾個不同：一九八○年代的運動主體是學生，抗爭對象是學校當局與背後的黨國體制。威權政府控制校園，避免師生因為「探尋真理知識」而發現黨國的錯誤與邪惡。為控制學生與老師，黨國就得依賴學校的行政─軍訓─黨務體系，加入潛藏在校園的情治細胞。

年輕學生血氣方剛、無懼挑戰權威，容易和那些限制他們言行的官僚、教官、黨棍以及特務衝突。而有家有事業的教授老師們，通常不那麼敢為天下先，開明的師長們，大概就是在課堂上給學生價值啟蒙，而學生衝過頭要被校方訓戒時，會出面保護學生。

而這次「新五四運動」的組成，除了學生，老師、家長與校友占了很大比例。運動主訴求也不像三十年前著眼被校方剝奪的學生權利，例如出版言論、選舉自治團體等。「新五四運動」爭取的「大學自治」，是針對教育部干涉台大校長遴選結果，而遴選委員中雖有學生代表，但只占二十一席中的一席。這次爭議的教授兼職規定，也不是學生相關權益，學生代表除在校務會議表達意見外，實難參與決策。

這次學生「大學自治」的主張，是在捍衛大學做為整體能免於國家（教育部）的介入。不過，運動並未處理遴選規定以及教授兼職的行政程序合理性。其實若台大自己在上述兩問題有更周嚴規範與流程，管中閔適格爭議早可避免。

至於根本的「大學自治」問題，就得回到三十年前運動就曾爭取過的公立大學法人化問題。若此問題解決，也不會有教育部有權決定校長人選的爭議。

〈完整內容請見新新聞1627期〉

三十年前為抵抗黨國全面控制校園，一群台大人發動學運，發行不理會學校審查制度的刊物，並搭配肥皂箱演講、校園遊行與連署。其中四位參與者王增齊、吳介民、林正修與鄭麗文，講述了他們對「新五四運動」也要爭校園自主的看法。

「為什麼不為愛獻身行動？」是台大地下刊物《自由之愛》的發刊詞標題。一九八六年發行的《自由之愛》不理會學校既有的審稿制度，直接挑戰校方權威，搭配肥皂箱演講、校園遊行，發起「大學改良芻議」連署。當時台灣尚未解嚴，但校園民主化的鐘響就先在台大校園裡傳開。

三十年前，大學自治烈火延燒

作家南方朔形容：「一九八○年代正是一切沉寂都開始飆颺起來的時刻。」台大大學論壇社學生所組成的「五人小組」在八一年積極推動原本由學生代表互選的代聯會主席改為全校普選，事後遭校方記過處分，為八○年代台大學運首先發難。

當時就讀政治系的李文忠在八六年因支持代聯會普選而遭退學；同年，大學新聞社（以下簡稱大新社）出版的《大學新聞》披露國民黨介入校園選舉，校方以新聞報導未送審為由，要求停社一年，社團幹部都被記過處分，催生了突破審稿制度的《自由之愛》。

當時就讀政治系的吳介民形容：「那個暑假前後經歷的事情密度太高了，真是一個發燒狂飆的夏天。」大學自治的烈火一直延燒，八七年五月十一日，「自由之愛」發起「台大學生日」，在校內進行遊行短講。隔年，代聯會改為學生會，學生會長由學生直接選舉產生。

到底當年台大這場學運為什麼發生？爭取什麼？和今天在傅鐘前的「新五四運動」有何不同？本刊訪問位當年四位重要參與者，聽聽他們怎麼看三十年前後兩場發生在台大校園的運動。這四位是王增齊、吳介民、林正修與鄭麗文。

吳介民大學時期參與大新社，在八六年暑假就與跨校社團組成「杜邦事件調查團」，到鹿港進行訪調，這是第一次有大學生主動接觸社會群眾，開啟校園與社會的連結。八六年的自由之夏，也為九○年代的社會運動奠定基礎。

〈完整內容請見新新聞16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