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開心回台參加弟弟婚禮的Mr. J，突然一直高燒不退，卻又沒有任何感冒症狀，X光檢查後，驚然發現胸腔竟有一顆將近九公分大的巨大腫瘤，嚴重壓迫右肺葉，而且是非常罕見，罹病率不到百分之2的胸腺癌。

選擇正面迎戰的Mr. J，在台治療期間歷經三次化療、二次開刀、一次放療後，凶惡的胸腺癌，依然再度復發，醫師幾乎束手無策。胸腺癌可謂癌症中的孤兒，因為罹患人數太少，藥廠多不願投入資金研發新藥。

為了自救，Mr. J開始積極尋找其他治療方法，最後成功救Mr. J一命的方法，竟然是自身的免疫細胞。

當時台灣尚未開放免疫細胞療法，因此，Mr. J只能拖著虛弱病軀，一次次飛往日本接受治療。每年像Mr. J一樣，千辛萬苦飛往海外尋找一線生機的，高達上百位。

免疫細胞療法是全球抗癌新顯學，近十年內，共計有三座諾貝爾獎頒發給對免疫細胞有卓越貢獻的科學家。去年衛生福利部終於通過《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特管辦法》），正式開放癌症免疫細胞療法。預計首波通過名單裡，北中南合計有三家醫療院所，分別為三軍總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和義大醫院。

千呼萬喚
六項免疫細胞療法開放

目前，《特管辦法》允許的癌症免疫細胞治療項目共有：CIK、NK、DC、DC-CIK、TILs、gamma-delta T。這幾種細胞療法的共通特性是，因為不涉及基因改造、不改變細胞原有的生物特性，因此安全性高。癌症免疫細胞療法的當紅炸子雞CAR-T，則因為涉及基因改造，不在開放項目之內。

無論是什麼樣的免疫細胞治療，他們的學理根據是共通的——強化免疫細胞來殺死癌細胞。人體有非常完整複雜的免疫大軍，癌細胞之所以仍可四處橫行，主要與癌細胞有各式各樣的武器，可以易容、掩飾、隱藏、保護自己有關。因此，第一道難關就是：如何分辨癌細胞究竟是朋友還是敵人？

外型有尖尖的凸刺，像觸角般的樹突細胞（dendritic cells，簡稱DC），是擔任偵察敵人在何處的偵察兵角色。Mr. J的胸腺癌成功獲得診治，也得感謝樹突細胞。

免疫細胞療法和傳統製藥大不相同，免疫細胞療法的原料是病人的血液，先幫病人抽血、分離出免疫細胞，經過體外培養，然後再回輸到體內，攻擊癌細胞。

聽起來原理很容易，但關鍵在於癌細胞是很狡猾的，它會不斷「易容」，彷彿川劇變臉秀一樣。

「為了讓DC能夠不斷更新腫瘤的最新面貌，我們將培養後的DC直接打在腫瘤組織，而且每隔一段時間，就重新輸入，以更新最新腫瘤抗原。」Mr. J所使用的HITV療法、獲得技術授權的博惠生技公司院長蘇立安解釋。

DC發現癌細胞後，會指揮作戰部隊，一般稱之為T細胞，由T細胞上戰場，負責殺敵的任務。然而，T細胞又細分為不同小隊，真正能打仗的是殺手型T細胞。

「在血液中，我們無法保證DC何時才能遇見殺手型T細胞。相較之下，在腫瘤附近的T細胞，是殺手型T細胞的機率比較高。」蘇院長解釋。

自然殺手細胞NK
療效受質疑

另一個自然殺手細胞（Natural killer cell，簡稱NK）的療效常被質疑。NK細胞屬於免疫系統的先鋒部隊，辨識能力較差，只會簡單區分「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不像T細胞可以精準辨識敵人特徵。

NK用來區分「自我」和「非我」的重要依據，是MHC（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體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簡稱MHC），簡言之，NK只認得MHC標記，有MHC就是自己人，沒有標記的，就是敵人。

(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註明資料來源：今周刊 1167 期 謝謝!)

他們在人群中揣著祕密生活，如他人無異一般行走。
外界的指摘與歧視，讓受害者害怕一旦說出口，
就像是穿上刺有紅字的罪衣那般，得受人打量、遭遇羞辱。
「#MeToo」運動席捲全球，但在台灣，害怕築起了一道牆，
讓受害者無言，只能無言。只是傷痕仍會在夜寐時竄出，如此喧囂。

有一陣子雨齊（化名）會頻繁接到不同友人的電話，有人和他徹夜扯淡，直到天方露白才止；有人則是壓低聲音斷斷續續，只敢在深夜裡釋放陳年的祕密。幾位友人身上有個共通點—他們都是去年爆發的高雄市體操教練性侵案受害者。

去年2月，高雄地檢署接獲一名當事人檢舉，告發位於高雄光華國小擔任體操教練20年以上的梁姓男子，長年藉著訓練、比賽外宿時性侵選手。接獲告發後，高雄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和地檢署隨即介入調查，並透過告發當事人逐一接觸潛在的受害者，拼湊這一起性侵案的圖像。

祕密塵封多年，如今才被揭起。當年體操隊的孩子多來自經濟狀況一般的家庭，練體育的小孩靠著拿獎後一路保送上學，甚至就業。所以對許多家長來說，這位教練等於保證孩子的未來。雨齊說，教練不只在國小教課，還會和國中合作，由他負責訓練，拿獎則是榮耀歸諸學校，所以不少孩子跟著他一路從國小、國中到高中。

金牌體操教練性侵案
受害者不只一位，揭教育界未爆彈

到了國中，教練才會開始下手。「像是外宿時，教練會說：『你們房間浴室不夠，可以來我這邊洗澡。』聽到這話，你有辦法拒絕嗎？」那些性侵的時刻總是隱晦，卻也不乏機會，「有時候連有家長陪同的外宿行程，教練一樣找得到縫隙。」雨齊語氣忿忿：「有的性教育教孩子遇到危險時要喊、要叫、要逃跑。連有家長陪同的時候，他都找得到下手機會了，我想請問是要怎麼叫、怎麼逃？」

對受害者來說，國小開始練體操，到了國中已有4、5年資歷，在校有一半時間都花在練習上，學科已跟不上同齡孩子；投入的時間長了，也捨不下前面的心血，對受暴當事人來說，選擇隱忍似乎「很合理」。「他們也怕說出來沒人信—教練不只教體操，還會陪孩子寫作業，很多家長都很信任他。」雨齊的另一位友人，年幼時也曾想過向老師提起這件事，「但看到老師跟教練有說有笑，就不敢講了。」

曾經有位性侵受害者在學時舉發了教練，「但那是還沒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年代，學校不用召開性平會，也不用調查。最後學校找來教練與家長和解了事，孩子則是轉學離開。」雨齊說，看到這種結果，其他伸著脖子等待有人能救救自己的受害者，心裡已經無望。

祕密結成了一張網，困住受害者的人生，早年不敢開口，多年後更不知怎麼開口。「而且很多人現在也同在體育、教育界工作。這位教練是金牌教練啊！受害者擔心出來指認，萬一自己被曝光，會不會反而遭到報復，工作就此不保？」雨齊語氣無奈地說。

檢調的調查，在受害者間造成震盪，驚懼擠壓著受害者—一旦被認出是「受害者」，現有的家庭會不會受到衝擊？丈夫有沒有辦法諒解？生活是否崩解？陸續接到地檢署電話後，雨齊的幾位友人開始出現精神症狀，「像有個朋友會一直暴食，接著催吐。」為了防堵親友發現，有些受害者透過社福團體收受法院文書；有些人則是憤怒自己已經改名、搬家了，為何又被揪入這場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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