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診醫師出走，成為台灣急症醫療體系大困境。衛福部擬試辦假日急症中心，但成效未知。趕在人力崩盤之前，各地醫院早已悄悄出招，找回急診退役醫師，解救燃燒殆盡的急診人力。 今年初，在醫院急診室工作十年以上的主治醫師小林（化名）毅然選擇離開，轉戰基層診所執業。他出走的主因，是希望有更彈性的排班時間陪伴家人，「急診醫師周末一定得值班一天，我的孩子已經3歲多了，周末我帶他出去玩的次數，十隻手指數得出來。」他苦笑。 儘管離開急診前線，但小林對搶救患者的使命和熱情沒有消退，在診所執業的他，現在仍以「兼職」形式，每個月支援大約12班，在中部三家醫院急診室輪值，「兼職排班比較彈性，我也能繼續貢獻過去的專業，維持急救的手感和敏銳度。」 排班彈性 專任醫師得以喘息 急診醫師出走，成為台灣急症醫療體系面臨的大困境，但如今透過彈性制度，引導這些戰將「回流」，也成為救火的解方之一。 根據急診醫學會統計，2024年共有139名急診科醫師轉往其他科別或離開醫院，流失6.5％人力；今年初流感疫情肆虐，造成急診大壅塞，再掀一波離職潮，截至五月，又累計66名急診醫師出走。這波人力震盪下，如何留住現職，避免急診系統加速惡化，成為各醫院首要之務。 位於台中市的長安醫院，就趕在人力崩盤前，預先調整制度「止血」。 這家地區醫院原有8名專任急診醫師，年初農曆春節後，一名醫師不堪壓力離職，為填補空缺，其餘醫師每個月須多排2至3班，工時拉長20到30小時。 當時，長安醫院急診醫學科主任醫師陳治圩預判，院內醫師工作量增加，可能導致更多人出走，陷入惡性循環。他觀察，身邊許多急診醫師剛到基層開業，初期沒有穩定客源，也需要一份固定收入。於是他靈機一動，鎖定剛退役的急診醫師，以兼職合作模式，邀請他們回醫院協助值班，果然找到三名願意回流的老戰友。 兼職醫師的加入，讓長安醫院急診科順利度過青黃不接的陣痛期。儘管七月醫院已補回新專任醫師，陳治圩仍與3名兼職醫師保持合作，每人每月固定排2到3班，讓現有8名專職醫師，每個月至少多休息一班，減少8到12小時的工時。 儘管沒有大幅減輕工作量，但在兼職醫師支援下，專任醫師排班多了份彈性。不但能讓醫師在周末輪休喘息，及時調度班次，也讓未來有意退場的醫師，得以漸漸減少工作量，延緩衝擊。 陳治圩表示，院內現有兩名專任急診醫師，正在進修運動醫學、亞健康族群體重管理，未來希望到基層執業。納入兼職人力後，專任醫師可用「減班」方式慢慢退場，不會讓醫院瞬間失去一名專任人力，應接不暇。 台大、奇美 也重用回流醫師 事實上，全台從醫學中心到地區醫院，都已開始重用這群退役急診醫師。 今年九月，台大醫院院長余忠仁就坦言，正在規畫聘用「回流醫師」，讓他們在沒看診的時間，回醫院兼職排班；現為奇美醫院急診醫學部部長的急診醫學會理事長許建清也透露，奇美醫院現有3名特約急診醫師，每人每月固定支援約2到4班。 許建清觀察，願意投入急診專科的醫師多對搶救病人有強烈熱情，在日益嚴峻的急診環境下，醫院必須思考更多元的排班方式，避免醫師燃燒殆盡。現在奇美醫院會讓專任醫師每月排一天離開急診室，從事居家醫療等業務，透過與病人更緊密的接觸，重新找回行醫初衷。 然而，許建清也坦言，找出走醫師回流，確實能稍微緩解急診離職潮，但要全面改善急診工作環境，僅思考人力調度遠遠不夠。 醫師職業工會祕書長陳亮甫也認為，政府和醫院要持續投入資源改善護病比，優化病床調度；若重視現職第一線的急診醫護人力，也可研議在嚴重壅塞期間，發放「壅塞津貼」給急診醫護，釋出誘因讓人力留下。 事實上，衛福部已意識到問題，急診專科出身的衛福部長石崇良九月上任後，就將「改善急診壅塞」列為最優先希望解決的挑戰。 儘管政府有改革決心，但推出的方案是否對症下藥，仍有待商榷。 近期石崇良宣布，自十一月起將在六都試辦「假日急症中心」，效仿美國、日本等國家，在醫院周遭設置「緊急照護中心」（Urgent Care Center，簡稱UCC），讓周末找不到診所看診、急需就醫而流向醫院的病患，可透過分級分流，前往UCC就診，舒緩醫院急診人潮。 衛福部擬砸下3億元，預計至少試辦到明年底，由六都地方政府與醫院向中央申請設置，借用地區醫院、衛生所等空間收治病患；鼓勵基層診所醫師自願參與輪值，一班8小時，可領到白班1萬5千元、夜班2萬元的津貼。 UCC規畫在每周日和國定假日上午八時到凌晨零時開診，專門處理檢傷分類四或五級（如發燒、急性咳嗽等）的病患。就醫的民眾部分負擔僅150元，盼以低於急診的成本，以及較短的候診時間，吸引輕症民眾主動前往UCC就醫。 重症待床、輕症分流都難解 但對於這套規畫，急診醫學界普遍不看好，更質疑計畫並未切中要害。 許建清直言，急診壅塞的癥結在於病患「等不到病床」，只能留在觀察室，急診醫師必須花時間持續照顧；相較之下，輕症病患來得快、去得快，就算人潮突然湧入，通常2到3小時就能消化，「用UCC做病患分流，或許能解決急診『擁擠』，但無法解決『壅塞』！」 陳治圩也點出，UCC在美國、日本可行，是因為這些國家有嚴格的分級醫療制度，且UCC數量遠多於醫院急診室，民眾跑到大醫院前，就會自主到UCC進行初步診斷與治療。 反觀台灣，沒有強制醫療分級，民眾習慣小病直接跑大醫院，且目前全台僅十四處醫療院所申請設置UCC，最多的桃園市僅四處，台北市也只有三處，難以鼓勵病患自主分流。「UCC不是壞方法，但現行台灣醫療制度下，它無法解決問題。」陳治圩直言。 他更強調，近年愈來愈多診所會在周末營業，若UCC只是取代假日診所的角色，成效有限。他認為，UCC功能應與診所區隔，要確保有能力收治救護車病患，確實發揮「分擔急診工作」的功用，否則民眾還是會往大醫院跑。 陳亮甫也提醒，目前台北市醫院專任急診醫師，值十二小時的班，報酬約2萬2千到2萬5千元；衛福部為號召基層醫師投入UCC，開出8小時、每班1萬5千到2萬元，優渥津貼幾乎對齊正職急診醫師待遇，恐怕變相鼓勵急診醫師流往基層診所。他認為衛福部不應錯置資源，砸多少經費規畫UCC，就應給予相同資源改善既有急重症的醫療環境，保障醫院急診韌性。 面對急診醫師出走，各院努力透過多元排班找回人力救火。主管機關衛福部也要將資源用在對的地方，否則對改善現況無益，還可能加速急診人力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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