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之後，秋光變明，暑氣漸漸消去。盆地的天空一天比一天湛藍，過不了多久，那種幾近透明的光感，就會出現了。
「那年秋天的臺北天空，是否也這麼潔淨呢？」我說的那年，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下旬，畫家豐子愷從上海來到了臺北。
那年，豐子愷正好年滿五十，面貌清癯，留著一口著名的山羊鬍子，神態穩重。或許飽受戰亂之苦的緣故，精神雖好，卻略顯老態。這印象，是我從他在臺灣所拍的相片中獲得的。
豐子愷會到臺灣，跟心情有很大的關係。八年抗戰之後，重回故鄉，舊居緣緣堂只剩斷垣殘壁。親友離亂，莫知所終。更難過的是，好友朱自清好不容易挨過戰爭，卻在這年八月裏，於貧病交困中過世了。
心情不好，可想而知。更大的壓力是面對一天天高漲的物價，謀生大不易，光是張羅家中大大小小七個孩子的生活費用，就夠累的了。此或所以當開明書店的章錫琛章老闆邀請豐子愷一起到臺北看看開明分店時，他便答應了。散心之外，他也想去試探遷居南國的可能。女兒豐一吟那年暑假剛從藝專畢業，跟章錫琛家人都很熟，乃跟著同行。
兩家人於是搭乘「太平輪」，從基隆上岸，浩浩蕩蕩來到了臺北。
章家人住進了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七號的開明書店臺北分店，那是一長排有著洗石子立面的三層洋樓街屋之一，樣式古樸，在臺北住久的人，都還留有深刻印象。豐子愷父女則住進轉角巷道內的招待所，中山北路一段大正町五條通七號，這是正式的地址，留存著濃濃的時代過渡味道。照推算，應該在今天中山北路一段八十三巷內。
中山北路東側這一代，與幾個重要官署相近，日治大正時期被闢為公務員宿舍區，乃取名為「大正町」。該町規畫係仿照日本京都棋盤式街廓，所以留下了「一條通」直到「九條通」這樣的巷弄名稱。因為是公務員住宅區，治安出了名的好，戰後國民黨高官一進臺北便紛紛搶占，蔣經國早年便是住在這附近的。
十月裏，豐子愷在臺北，透過廣播作了一次演講，談「中國藝術」。還在中山堂舉辦過一次畫展。門生故舊陸續來訪，加上新認識的朋友，日子過得倒也熱鬧。晚上，他多半跑到開明書店與章老闆喝酒聊天。豐一吟覺得無聊，不想聽。常一個人留在招待所裏用電爐煮麵吃，有時把保險絲燒斷了，整個房子一片漆黑，把她嚇得躲了起來，豐子愷回來，忙問：「怎麼啦？怎麼啦？」
豐子愷一生與菸酒茶結緣，不可一日或離。他在臺北，什麼都好，就是喝不慣這裏依然殘留日本遺風的米酒跟紅露酒，為此傷透了腦筋。當時在臺大當文學院長的老友錢歌川家裏存有一罈紹興酒，特別送來書店供養，卻還是解不了癮。人在上海的弟子胡治均得知老師「有難」，急忙又託人帶了兩大罈來，方才稍解了渴。「臺灣沒美酒」最後竟成了豐子愷決定不移居臺灣的理由。藝術家率真性格，表露無遺。
我一直不大相信豐子愷是因為沒紹興酒可喝，而不願搬到臺北。「語言的隔閡，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我想。豐子愷初到臺北，曾帶著女兒上餐館。父親能吃海鮮但不要豬油，女兒不吃海鮮，豬肉卻要瘦的。兩人跟女服務生比手畫腳講了半天，國臺語不通就是不通。豐子愷靈機一動，改用日語，果然一下就講清楚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然要用外國話才能溝通。」他不無感慨地這樣說。
語言的問題，一直是個問題。儘管二年前就已經全面禁用日文，人們也樂意學習中文。但百分之七十五的日語普及率，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這次慕名來拜訪豐子愷的本省人士，還是少有能用國語與之交談的。甚至聽說，去年二月動亂時，語言還成了判別敵我的一項主要依據。
二○○九年的秋天，我特意來到離家不遠的五條通，企圖尋找昔日豐子愷父女在臺北所留下的點滴遺跡。一個下午裏，我什麼也沒找到。除了從狹窄巷弄仰頭看到的那一方湛藍臺北天空，以及整建後早退到二樓的「臺灣開明書店」招牌，再有的話，就是躺在我書桌上那本封面題有「豐子愷卅七年十一月臺北」字樣的簽名本《戰時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