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谷芳
鎌倉是第一個幕府政權，崇尚武家，禪傳入後，與武家結合，形成了日本的禪風
談日本，最常被談到當然是京都。京都從櫻楓季節的無邊爛漫，到寺院庭園的靜謐幽玄，跨度極大，有心人從自然景觀、歷史建築到一生懸命的小店，總可以找到自己的相應處，所以許多人年年到京都，有人更就春秋兩季必來此憐櫻賞楓，交通暢達後，我有北京的朋友，一動念，沒預警地就搭個飛機，轉眼信步在京都的街頭。
京都的吸引力，很難用一句話來概括，合該歷次往返，我自己也不能免，但因於禪，京都最吸引我的還是禪庭園，龍安寺那「非山非水」的枯山水是每次必到的地方，選在晨間開園之際，或午後將關園之時來訪，遊人稀少，就好領略那萬緣皆放的沉靜，也更能體會所謂「默照」的當體。
龍安寺外，高桐院與詩仙堂也是常到之處，兩者都不大，也都帶有更自然的隱逸之風。坐於高桐院禪庭觀楓是一絕；而詩仙堂則藉高低差將庭園以小作大，小小天地竟兼有廻遊式庭園與靜觀式枯山水之長，令人驚歎！我自己因喜歡，在引介禪庭園時，常就直稱它們為「京都三園」。
然而，京都雖吸引我，也是日本行到得最多的地方，但常就在櫻白楓紅之際才「自然」想起，相較之下，更常浮上心頭的，反而是鎌倉。
鎌倉不大，是個只有十八萬人口的小型城市，到如今也還沒形成真正市中心的繁華街區。談鎌倉，最先被想到的總是露天而立的鎌倉大佛，這尊青銅佛大小僅次於東大寺的盧舍那佛，但因露天而立，造像又有著日本佛像的特徵，對一般人，反而較東大寺大佛有名。除大佛外，年輕人想到鎌倉，就是鎌倉高校前臨海的平交道，在《灌籃高手》片頭曲裏實景出現，成為動漫迷的聖地，一年有近二千萬的遊客來此打卡，見證文化軟實力的能量。
然而，鎌倉於文化正不僅此兩者，否則以其小小之地，又如何能在自己的念想中與京都頡頏。
能頡頏處，在禪。
中國禪傳入日本在鎌倉時代，鎌倉是第一個幕府政權，崇尚武家，禪傳入後，與武家結合，形成了日本的禪風，劍道、武士道就是在這基礎上完成的。
這個結合使日本禪的宗風與發展大異於中國。中國禪在唐．五代主要是山林禪家「直登須彌第一峰」的修行，雖說禪本在打破一切二元分割，強調「道在日常功用間」，但這「日常功用」在當時主要指的還是個人生活上的行住坐臥、運水搬柴，較不及於世間法中「家國天下」之事。日本不同，武士忠貞護主、殺敵報國，是真正「兩刃相交」之事，與禪的結合，正對應著禪「劍刃上事」的本質。
一般人印象中的禪，或空靈幽寂，超然物外，如禪庭園；或機趣橫生，慧黠躍動，如禪公案。尋常人或以之為美，或以之為趣，多少就由此領略於禪。而其極致，也確能顯禪之不共。
但儘管這些都是禪的特徵，做為打破「俱生我執」、「無始無明」此根柢二元分割的法門，禪，其始也，卻不能由美、由趣而得。美與趣固可讓人一時契於直觀無別，卻難將此堅固深化。你非得如劍客對決般，「不予自己以任何可乘之機」，才不會命喪劍下。所以過去談習禪，「如劍刃上行、冰稜上走，稍一放浪，就喪身失命」，月泉同新說習禪的氣魄是：「氣宇沖霄大丈夫，尋常溝瀆豈能拘；手提三尺吹毛劍，直取驪龍頷下珠」，北條時敬說得更極致：「若有切腹的勇氣，就來參禪吧！」
正如此，以禪為美，以禪為趣，說禪是一枝花，談禪像啜飲一杯午後香醇的咖啡，也就是以「閨閣軟暖」之意在談「兩刃相交」之事。
這樣的禪風在唐．五代是諸家的根底，所以連綿密不露的曹洞二祖曹山本寂，遇學人問「國內按劍者誰」時，就答以：「曹山」，再被問「擬殺何人」時，更直答「一切總殺」。
一切總殺，是殺盡無明的氣概，就如此，成就了大開大闔的禪黃金時代。但宋之後，這樣的禪風卻僅存於如宋元之際的無學祖元、明末的紫柏達觀等少數行者身上。
禪風衰頹，從大來看，固因宋時儒家重掌主流，但宋禪依然活躍，只是氣象已不如前。就禪自身而言，也因宋時文藝興盛，禪家與文人時相往還，其結果不是禪家引領文人真入禪之實參，反多有掛名禪僧者與文人競相酬唱風月。
雖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但歷史上中國讀書人的生命情性卻就從器識往文藝偏斜，由「士」走向「文人」；禪亦如此，從唐．五代實修而顯的不共氣象走向宋後出入僧俗、映現情性的禪風，「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正如火裏蓮」的氣概也就不在。
但就在中國氣象漸衰的此時，日本卻以武家之風接得「劍刃上事」的禪，這使得日本禪其後雖成為日本文化，尤其藝術之根本，卻始終能不離禪「兩刃相交」的實修原點。
能如此禪武交會，源自一個關鍵的時代—鎌倉幕府，但更因於兩個關鍵的人物，其中，最關鍵者，正是宋僧無學祖元。
無學祖元以一臨事之氣概名傳禪林：
元軍下溫州，入能仁寺，僧逃避一空，僅餘祖元獨坐法堂，刀劍臨頸，祖元神色不變，吟出一偈：「乾坤無地卓孤筇，且喜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風。」刀劍之劈，電光如熾，可又於春風何礙！到此既人空法空，元兵只能凜然而退。
前此八百年，僧肇在臨刑時，亦有「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之句，八百年後的祖元遙相呼應，卻非如文人用典，正乃實證至此，悟者無別。而僧肇去遠，徒留傳說，祖元現前，歷歷在目，予後世震撼尤大。
然而，以此「臨刃偈」垂世的祖元，真正於禪之開展更在此事之後。他應當時幕府「執權」北條時宗之邀赴日弘法，值元軍征日，祖元成為時宗的精神支撐，書贈「莫煩惱」激勵時宗，又以「春夏之間，博多騷擾，而一風才起，萬艦掃蕩，願公不為慮也」安其心。雖然，後果如所言有颱風來臨，使元軍大敗。但這之前，元軍久攻不下，更是主因。元軍兵力本強，宋降將又長於布陣，可日人既以死為念，終能阻隔。
北條時宗掌權時年紀尚小，為抗元，血書《金剛經》、《圓覺經》奉納於祖元，能挺住如此大的壓力，性格正與禪相應，祖元能成為他的皈依師，正良有以也！
這剛烈可能遺傳自他的父親北條時賴，時賴參禪於宋僧兀菴普寧，臨終有「業鏡高懸，三十七年；一槌打碎，大道坦然。」之偈，以一掌天下實權之人，臨終如此，正古今少有。
但時賴雖有此武家氣概，武家禪建立的真正關鍵還在祖元、時宗與對元一役，有此大勝，武士乃競相習禪，成就了鎌倉武家禪的傳統。
因於此，時宗還建了圓覺寺，請祖元為開山，祖元後來成為日本佛教無學（佛光）派的開祖。目前的圓覺寺也還留有祖元的墨寶與木雕像。
禪門的祖師像稱為頂相，是完全的人像寫真，傳世的一休宗純頂相就不修邊幅，果真「東海狂雲子」，寫真最好的是祖元師父「無準師範」的頂相，而祖元的木雕頂相亦可看出他在世的神采。
圓覺寺有祖元坐禪處，到此，遙想當年他坐於法堂，吟出「臨刃偈」的氣概，就覺此寺不同於他寺。而到現在，寺裏還一直對來者開放「曉天坐禪會」，引人入禪。
坐禪，是禪家的本分。禪在宋代，發展出核心的功夫：「看話」與「默照」。看話禪是咬住一「話頭」，二六時中，不離這個，以讓妄心不起。其行法通於行住坐臥。默照禪則是在坐禪中「直體一如」，所謂「默而照，照而默」，就以坐禪直透悟境。兩者一動一靜，恰應於「臨濟禪」與「曹洞禪」的宗風。正如此，日本曹洞禪的開祖希玄道元就要人「只管打坐」，他以「大宋人得道，皆坐禪也」。
但坐禪不只在曹洞門人，它是宗門行者的本分，只是曹洞將之推向極致。有這功夫，「悟」才不致是假悟，「慧」才不會是乾慧。曹洞門人固靠它悟道，臨濟門人也得以它堅固所悟。正如此，早於祖元東渡的臨濟僧蘭溪道隆，在他所建的鎌倉建長寺「立規五條」中的第一條就直說：「松源一派有僧堂之規，專要坐禪，其餘何云？千古不可廢之，廢則禪林何在？宜須守行。」
守行也是武家的本分，禪與武家結合，不只使日本禪更以坐禪為悟，坐禪的姿勢也與中國有別。
「默照」到日本，成為「只管打坐」，把打坐推到極致，要求學人打坐時將整個身心投入，「如大地立樁，一坐實時，縱千山崩壞，大海橫決，亦不動搖。」亦如臨對決般，身心全然置於劍下，有劍客凜然氣概。近世禪家原田祖岳說此，是：「把自己當成即將爆開的氣球或是舉著劍向對手劈去的劍客」。
在這樣功夫影響下的禪行，「行如風、立如松、坐如鐘、臥如弓」，所以你到永平寺，走於長廊，忽然一個身影如風掠過，一看，竟是端著餐盤的僧人在上菜。日本僧人平日著黑袍，身姿挺立，亦少有臃腫徐行或癱坐者。
這些，都因守著「禪為劍刃上事」的原點。而較早的希玄道元固已立「只管打坐」的氣概，但劍客禪風的流布，其關鍵，正來自無學祖元、北條時宗，來自鎌倉。如此，能不憶鎌倉！
這憶，還不時憶起，根柢當然源於我禪家的劍客情性；但這憶，幾年來也常因在大陸答學人之問而起，總有人好奇我對日本禪的敬重，不似其他實參的中國禪家，常就日本少見唐．五代大開大闔之禪風而予以貶抑。
對日本禪，兩岸實修的禪家與文化人之間呈現著有意思的不同褒貶。禪家，尤其是經過抗戰的，不管是基於對唐．五代的舉揚，或站在禪「宗主國」的立場，甚而就以自己抗日的生命經驗，談禪時，一般並不及於日本禪家，真須提及，亦常以其流於一偏而語帶保留。
相反的，文化人談禪，尤其六、七十年代的臺灣，多由鈴木大拙的書啟其端，故談近世之禪，無不獨重日本，甚且以鈴木為「世紀禪者」，認為他開啟了另一個禪的時代。
兩者褒貶大異其趣。禪家從行持與宗風立言，文化人從禪文化而說，不同切入，自有不同抑揚。
然而，這一褒一貶，對日本禪卻都只見一端。一個沒能深入日本禪文化的源頭—禪修行的實參；一個則輕忽了守住原點的日本禪風，原可防中國禪可能的異化。這種情形正如同對鈴木大拙的抑揚般，揚其說者往往未見禪之原點，抑其說者，也輕忽了他字裏行間流出的「現量體證」。
正因守住原點，又可為中國禪參照，所以我不敢輕侮日本禪。而談禪文化的極致，自然是京都；談禪修行，則不得不提鎌倉。
京都與鎌倉，讓我想到心理人類學家潘乃德的國民性研究名著《菊花與劍》。二戰時，矮小的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節節勝利，讓高大的美國人不解，潘乃德以此書提供了答案：日本人性格中有矛盾的兩面，喝著清酒，賞著菊花，吟著俳句時，是詩人；拿起武士刀，就是不畏死，殺人如麻的劍魔。
但這書看似解答了美國人的疑問，對日本人的心理實況以及何以致此，卻不免仍有其族外觀的局限。
《菊花與劍》，大陸譯成《菊與刀》，刀字突顯了日人的兩面性，但真談日本，我個人喜歡用「菊與劍」，劍是劍道。那殺人之刀，其實是「劍」在特定時空下的一種異化。
以「菊與劍」說日本，正因它們是同一源頭的兩端顯現。這源頭是禪，禪根柢影響了日本人。
「菊」是禪之詩風，禪之詩風原就是曹洞的默照家風，默照的倡導者宋僧天童宏智的垂示就通篇詩語。這家風到了日本，因地理環境，因櫻花美學，就影響了「物哀」之情、成就了「侘寂」之美，而「物哀與侘寂」也賦予了日本禪文化的特殊色彩。這色彩具現於京都，在此，無論櫻白、楓紅、苔青，總可以看出「侘寂與物哀」的極致之現。
而「劍」，則是禪的基底，體現的是臨濟的殺活，從鎌倉時代起，武家受禪影響，更能向死而生。
菊與劍，是曹洞與臨濟，也是京都與鎌倉。而美既更好外延，更令人醉，世人乃絡繹不絕於京都。但京都能如此，也因從不斷其源頭，在世人驚豔的美之外，禪的鍛鍊依舊日日進行著。
就以賞楓勝地東福寺來說吧！楓紅時通天橋上萬頭攢動，但只就一轉，旁邊就是冷然的清修之地，告示牌上寫著要遊客不能打擾之語。真看京都，你還得看到這點。也正有此，才能以極致之心維護極致之美，這極致之美對道人也才不只是感傷、耽溺，而有道的旨歸。
談「菊與劍」，這「劍」的源頭一定程度就從鎌倉而來，而在大陸教禪時常遇到的另個疑問，也可在鎌倉找到答案。
這問題是，為何日本陽明學者多有習禪者，禪家亦有兼弘陽明學的，但在中國，這兩者常是彼此不相干之事，陽明還闢佛。
「陽明闢佛」比較好解，他是儒家情性，儘管悟道，情性仍在，總以家國為念，既覺釋氏出家，拋棄了社會責任，自然闢佛。當然，這裏也不排除明代當時的形勢，使得陽明要更從入世立言。
陽明闢佛，禪家倒覺無礙，你識得本心，活在當下，為宦為官，是隱是逸，其實就乃應緣而已。陽明闢佛，也就應他儒生的因緣。而儘管在關乎徹底透脫的修行上，禪猶有話說，但對世間諸事，禪本舉「沒有立場的立場」，並不會在緣起之外孤立地來談事物的對錯，也不會因陽明的這份因緣就貶抑於他，而日本又無中國的儒佛之爭，禪家談陽明學更就自然。
倒是日本陽明學者多有習禪者更值得一提。陽明的「致良知」，若只是單純的哲理，那人人讀之即懂，何以他是聖哲，你為凡夫？正因致良知，這「致」，有實證的功夫，所以說「龍場悟道」。
這功夫與禪家縱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禪悟道既乃直證本心，兩者間就無根柢的衝突，甚且不知陽明為何人者，逕讀其文，許多處或還以為乃禪家之言，正如此，陽明學者借重或通於禪家功夫也是自然之事。
但能如此自然，固有陽明學與禪之會通處，更大的背景，則在禪不僅是日本顯性而基底的存在，還始終不離實證的原點，陽明學實參者正可在此借鑑。且由於武家禪的建立，禪與家國直接相關，弘陽明學的談禪更就理所當然。反觀中國，儒家既有長遠的歷史，更是顯性而基底的存在，尋常儒家，尤其純以學術治儒者，既少對陽明所說有「現量」實證，又囿於陽明之闢佛，自然多見兩者之異，難以親近於禪。
總之，鎌倉時代建基的禪是直面生死的武家禪，劍客所有，唯手中一劍而已，其他皆為虛相，戀之更恐喪身失命，有這原點的觀照，才識得日本禪文化的源頭，也才知禪藝術為何向死而生，趨於極致。
就如此，雖說京都櫻楓斑斕、禪庭侘寂，談禪，你更不能不觀照鎌倉。
鎌倉濱海，雖不若京都極致，亦有自家丰姿，仿江南所立的「鎌倉五山」仍在，寺院、庭園皆有其別於京都的沉靜。
而更重要的是，如今的鎌倉雖不若以往，卻也宗風宛在。
二○一七年我與大陸學生作禪行之旅，在鎌倉參訪寺院後，去圓覺寺前一家小壽司店用餐，店主夫婦都已八十好幾，小店也開了幾十年，進店坐於席上後，有位實業俊彥的學生不經意地將剛在外邊買的食物拿了出來，只見男店主在料理臺後將眼一瞪，就直接喝斥，原想此次真看到了日本店家對自己懸命之處的堅持，及至用完膳，出店百餘公尺後，卻見女主人氣喘吁吁地追了過來，叫停了我，然後遞上了不久要在鎌倉舉辦的「鎌倉武家禪」的活動資料，也帶上了男主人的話：那白衣的「先生」（せんせい），是禪的行家，希望他能來見證真實的鎌倉武家禪！
雖是小店，這一奪一予，還真遙續著鎌倉的禪者之劍、武家之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