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銘2017年宣佈在美投資時，即在白宮宣告：「電視是在美國發明的，但美國卻沒有1座生產8K電視系統的製造廠。現在，我們即將改變這種情況。」如今，電視「Made in USA」的願景看來無法實現，基於成本和供應鏈無法配合等因素，鴻海後來宣佈由10.5代面板廠改為供手機和行動裝置所用的6代面板廠，園區調整為面板廠、智慧製造、資料中心3大領域。但目前真正投產的，卻是應疫情需求而生的口罩和美敦力(Medtronic)合作的呼吸器，顯然這2種生產被歸類為「智慧製造」。10月，郭台銘更發佈聲明暗示，如果威州官方不兌現給予鴻海補助的承諾，投資的規模可能縮減，甚至可能無法完成。

鴻海投資案這2年來的「智慧」變化，具體而微地凸顯川普推動美國製造業返美生產所面臨的種種現實。川普高舉「反中」旗幟，陸續從關稅、國家安全等方面下手，一面要讓美國品牌廠商率領供應鏈「鮭魚返鄉」，一面也防止中國科技業繼續壯大。川普執政的4年內，針對將供應鏈拉回美國的策略，可概略分為3個影響層面，它們彼此關聯，且交互作用。

影響1》重建美國藍領階級的希望

早在川普當選總統但尚未就任時，他就宣告自己成功阻止空調製造商開利公司(Carrier)遷廠到墨西哥，保住了當地的就業機會。而包括美國鋼鐵(U.S. Steel)斥資15億美元投資賓州，返美生產最先進的鋼套管；鴻海赴美投資，並承諾創造1.3萬個就業機會，川普也都歸功於自己。他更認為，「如果我沒有當選，郭台銘絕對不會投資100億美元。」之後台積電為配合美國國家經濟安全需求，5月宣佈將在亞利桑納州興建晶圓廠，規劃5奈米製程生產半導體晶片，也可望為當地創造上千職位需求。

影響2》美中貿易戰

川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向北京當局施壓以改善不公平的貿易措施，像是強迫技術轉讓、進入市場受限、盜取智慧財產以及對國有企業的補貼等。川普認為，片面關稅將縮減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並可以讓製造業重回美國。2018年7月至2019年8月間，美國宣佈對逾5,500億美元的中國製產品加徵關稅的措施，中國也還以顏色，對逾1,850億美元的美國製產品加徵關稅。今年1月，美中勉強達成所謂「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國承諾2021年底以前對美採購比2017年多2,000億美元的產品，但美國仍保留大部分對中國加徵的關稅。

影響3》以國安之名

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有意打壓中國發展高科技的雄心，去年將華為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Entity List)，這表示美國半導體業者須事先取得許可，才能出貨給華為；日前又磨刀霍霍向中國最大晶圓代工業者中芯開刀，據說已通知美國業者，必須先經過核准，才能供貨給中芯。

今年5月，美國商務部更新規定，凡採用美國晶片生產設備的晶片製造商，都必須接受美國出口管制的規範，台積電即為配合此規定，停止對第2大客戶華為供貨。8月，美國又增加新規定，所有供貨給華為的晶片業者，不論身在何地，都必須經過美國官方核准。商務部並強調，只要使用美國設計的軟體和設備，外國公司也須取得美國政府授權，導致聯發科也受波及。

短短1年間，華府為打壓華為，3度修改了出口管制規定。華為在晶片供應上形同斷炊，而美國和非美國的供應商也做不到這個全球最大電信設備供應商的生意。

供應鏈全球洗牌戰

然而，川普主政的4年來，製造業返鄉的承諾並未兌現。這一場美中貿易戰打下來，成本變高了，市場變小了，最後反而使工廠關得更多。華府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調查發現，2016年至2018年間，美國就有將近1,800間工廠關閉。

而美中之間貿易逆差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美國第2季對中國的商品和服務貿易逆差為758億美元，高於川普上台之前幾個月的740億美元。在他任內前3年，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更在2018年創下歷史新高的4,192億美元。

不過，在川普推動經濟各方面和中國「脫鉤」、美中新冷戰山雨欲來的陰影下，美國業者和供應商被迫調整在中國最久長達50年的佈局。若以各國先外銷至中國加值後，再出口至美國的總金額占GDP之比率來看，台商所受的影響最深。但在成本考量下，其實改為赴美生產絕非最優選項，因此台灣就成了台商「鮭魚返鄉」的最大受益者。譬如，廣達早在美中貿易戰之前便開始佈局，將部分生產轉回國內，部分生產則改到美國或墨西哥。不僅是廣達，自2019年1月以來，台商回台投資的金額已超過新台幣1.1兆元。

而這樣的轉移，將是一個漫長的歷程。顧問業者Silk Road Association創辦人貝哲民(Ben Simpfendorfer)接受《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訪問時，他形容供應鏈目前遷移的情景，有如重現日本、南韓、台灣等地企業在1990年代赴中國設廠的歷程，「當年費了20年工夫，如今也可能要20年。」

難以動搖的世界工廠

況且，目前看來供應商調整佈局只是為了分散風險，而非全面轉出中國。因為對它們來說，中國仍是最龐大的市場。為了迎合美中各自的需求，包含電腦伺服器和iPhone在內的科技產品正形成2套供應鏈，一套供應中國市場，另一套給世界其他地區。譬如，緯創將旗下代工iPhone的中國廠賣給當地的立訊，再將組裝重心轉移越南和印度。

高盛(Goldman Sachs)8月公佈的一份調查也發現，總的來看，只有少數美商企業將工廠移出中國，回到美國的更是少之又少，「關稅導致商品貿易和消費電子產品由中國轉至東協國家，但製造業普遍重返的情況並不多見。」

由高盛的調查中更觀察到令人意外的現象，多數半導體設備、材料業及醫療業者，反而擴大在中國生產；汽車製造商和工業機械業則同時出現遷出和擴產的現象。也就是說，儘管美國官方高唱「出中國記」，供應鏈在現實考量下卻是行業有別，各有盤算。

汽車業全球市值最高的特斯拉(Tesla)就是美國製造商中，宣佈大舉投資中國的一員，其在上海廠「Made in China」的Model 3車款，10月即陸續外銷歐、亞洲。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為中國屹立不搖的「世界工廠」地位，留下如此評語，「在中國的供應商極有競爭力，可能是全世界最有競爭力的。」高盛也發現，美國業者普遍認同這樣的看法。

【本文出自《能力雜誌》2020年11月號；訂能力電子雜誌；非經同意不得轉載、刊登】

2020年9月16日，接續因病辭職的安倍晉三，菅義偉被選為第99任的日本首相。在就職記者會中，菅義偉強調，因應疫情帶來的數位化潮流，日本政府一方面持續推動「GIGA SCHOOL」(Global and Innovation Gateway for All School)構想，提昇日本學生使用數位設備的能力；另一方面則會積極推動設立新部會「數位廳」，作為日本數位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司令塔。

而大多數日本企業在今年疫情的影響下，被迫採取「遠距辦公」的工作方式，也開始採用數位工具來因應新的經營環境。在此之前，即便日本國內的經營專家多次疾呼數位化的迫切性，但許多日本企業依舊維持現有的經營思維。企業之所以遲遲無法進入數位階段的主因，則是日本企業無法克服「ROI障礙」與「現場主義」的束縛。

現場不是一切 數據新助攻手

投資報酬率(Return On Investment, ROI)是企業判斷成本與收益的基本法則。在評估成本、時間、收益等營運條件後，企業會訂定明確的經營計畫，以便對內要求企業員工落實，對外能向市場與投資者（股東）說明。然而，由於數位化經營環境變化迅速，日本企業經常無法有效預測推動數位化產生之效益，導致經營者對此躊躇不前，進而錯失帶領企業數位化變革的最佳時機。

加上在數位化潮流出現的2000年之後，日本企業生產效率在徹底的「現場主義」落實下，勉強可與採取數位化管理的歐美企業競爭。但在成功表象下，造成日本企業忽視數位經營工具的必要性，延遲了企業數位化腳步。

「現場主義」是日本企業管理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其強調製造的原點在於生產現場，而銷售的原點在於賣場與客戶的直接接觸。習於傳統經營環境的管理者深信，數位化的資訊只是冷冰冰的數據，唯有站在第一線面對面的交流，才能為客戶提供最好的商品與服務。

熱門日本連續劇《半澤直樹2》中，有一位被稱為「平板電腦福山」的角色。在第一季的劇情中，他利用各項統計資訊（大數據），一時之間成功駁倒半澤直樹的飯店重建計畫，但最終卻被質疑「未曾面對面溝通」，讓半澤直樹逆轉局面，取得優勢。這段情節讓日本觀眾深感大快人心的同時，也具體呈現出日本企業的「現場主義」文化。

然而，在肺炎的廣泛影響下，日本企業經營者開始借力使力地落實企業的數位化。新成立的菅義偉內閣，也為此特別編列394億日圓的預算，協助日本企業進行數位化轉型。這項預算的金額，更達到去年的2倍。

2類+5領域 拚數位化

當數位化已經成為不可逆的發展趨勢，日本企業採取的數位化經營手段、工具與目標，也因企業的性質而有所不同。根據NTT DATA經營研究所的調查報告，日本企業的數位化大致可分為「強化競爭力」的攻勢數位化，以及「提昇效率化」的守勢數位化這2種類型。

1.攻勢數位化

包括以數位科技提昇既有商品與服務的價值（客製化）、改變與消費者的互動（電子商務）、進行營運模式的變革（雲端會計）等。

2.守勢數位化

包括以數位科技協助處理業務、業務流程的數位改革，及管理數據的視覺化等。

對於多數的日本企業而言，如果要在最短的時間落實企業數位化，就必須依靠企業外部的系統與專業諮詢。日本國內提供這些系統與諮詢的企業，大致可分為軟體面的跨國IT公司，例如：IBM、SAP等；硬體面的電機公司，例如：日立、東芝等；通訊面的電信公司，例如：NTT、KDDI等。而目前在企業商務系統的數位化業務上，主要依賴電信公司，以擁有日本行動電話市場份額44.7％的電信公司NTT而言，旗下的NTT DATA就主導了日本國內的金融、會計、交通等資訊系統市場業務。

透過這些軟體面、硬體面與資訊面的專業系統與諮詢，日本企業、組織紛紛在內外壓力下積極推動數位轉型，而眾企業在急著導入之前，或可參考以下5個領域的先行者案例，再思考想達成什麼目標與期待。

1.智慧農業

香川縣農協輔導當地農民與系統諮詢企業合作，導入ICT系統來蒐集縣內青花菜的資訊，並結合氣候大數據來預測收成。這套系統由2019年開始測試，在農民的協力下以智慧手機蒐集農作資訊，並於2020年正式運作。由於香川縣的青花菜產量為日本第一，此一系統的目標為準確預測2周後的產量，香川縣農協可藉由穩定的收成來確保市場的價格，進而維護香川縣農民的權益。

2.金融科技

日本三大銀行之一的三菱UFJ銀行與系統資訊業者合作，不只強化三菱UFJ銀行原有的AI系統MUFG AI Studio，能自動蒐集銀行業務所涵蓋的各項數據，還能協助銀行將擁有之大數據，進行探索、取樣與橫向聯繫等運用，作為制定經營策略、創新金融服務的資訊基礎。

3.智慧醫療

宮崎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與系統資訊業者合作，結合醫療影像辨識技術，打造精密的AI診療系統。藉由NTT DATA Services的協助，該醫院能取得美國醫療影像資料庫的數據，提供給醫院的AI系統進行診斷腎臟疾病的深層學習。同時，在AI的協助下，提昇了診療流程的效率，也節省了醫院的行政人力成本。

4.數位教育

町田市位於日本東京都的最南端，包括法政大學、國士館大學、櫻美林大學在內，有許多大學在該市設立校區，屬於日本的「學園都市」。町田市與系統資訊業者合作，設置以中小學階段為目標對象的數位教育系統。町田市提供給試點學校40台Chromebook，透過系統資訊業者建置的Thin client與LTE無線環境，以及學生的個人帳號資訊，可即時進行各種創意教學。在系統資訊業者的協助下，町田市也將試點學校的經驗，整理成一套包括Chromebook、LTE無線、Thin client在內的數位教育解決方案，分享給市內所有的公立學校。

5. AI辦公

日本最大酒類品牌的麒麟啤酒(KIRIN)，與系統資訊業者合作，開發AI職人系統來協助制定過濾計畫。啤酒的過濾是為了去除酵母、停止發酵，因此必須考量麥芽種類、酵母、釀造桶等的細微變化，由具經驗的職人負責調整。過去，制定此一過濾計畫必須花費較長時間，且不同的釀酒廠擁有不同的設備，必須個別制定不同的過濾計畫；再加上職人的人手不足，以致無法提昇生產效率。導入AI職人系統之後，在大數據的基礎上，可協助不同釀酒廠職人制定過濾計畫，讓原本一次需要花費6.5小時的作業，縮短為55分鐘。

總的來說，被認為數位落後的日本企業，能否在政府支持、外在壓力的因素下，快步追上數位先進的歐美企業，仍是未定之數。

過去，在不確定的經營環境下，日本企業強力倚賴的是商社與廣告代理商。由這些專業調查的資訊，協助日本企業決定市場的行銷方式與海外設廠的方針。現在，面臨大規模傳染病以及新科技快速發展下，變動更加快速的經營環境，日本企業必須尋求的是跨國IT公司、電機公司與電信公司的協助，藉由其建置的大數據、具特色的AI工具，不僅可因應自身的需求與條件來制訂新的經營策略，也能亡羊補牢追上數位化的革新腳步。當多數日本企業體認到數位化已是一條不可逆的道路時，此一共識或將成為加速日本企業們數位轉型的契機。（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

【本文出自《能力雜誌》2020年11月號；訂能力電子雜誌；非經同意不得轉載、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