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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通與迴盪：唐君毅哲學論探
感通有三層結構，依照場所論來理解，主體性中的自我關係、人我關係、天人關係是按照三方向而配置。
這三種方向彼此無法任意取代，卻仍然有相互呼應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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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猶憶少年時，我雖然愛好自然科學，一心想當個科學家，但也對哲學思想有高度興趣。當時在懵懂之際，捧讀了一些哲學書，或許有些邏輯的基本概念，對人生各種問題抱持著疑問，但並沒有進入概念運用的門檻。與其說我當時開始讀哲學著作，不如說我藉著一些哲學著作開啟了思想上下求索的道路。高中的社團有一些書籍，我借了其中一本唐君毅的《人文精神之重建》，在一些零碎的時間中閱讀。當時有老師告誡，新儒家的文字過於艱澀不適合高中生，我心裡不以為然，還是勉強讀了一些。必須承認，這樣的書籍不像小說，的確不容易讀，等該歸還的時間到了，我只讀了一、兩章，也似懂非懂。但是，對於目錄中所列出各章節的標題梗概，還是覺得有一種特殊的魅力，在歸還前，抄錄了該書的目錄；當時一夜之間來不及完成，還曾經央求母親協助抄寫一部分。如今這些字跡還保留在我的一本筆記中，這是我與唐君毅哲學最早的一份因緣。
進入大學後就讀的是工程，當我逐漸發現哲學是我主要的興趣時，我也開始較深入地讀熊十力、牟宗三、徐復觀以及唐君毅的著作。棄工程科學而轉讀哲學，無可諱言，我仍是受到人文精神的感召，那像是在原野中的一種呼喚。一個工程師希望精研科技，用科學改變世界，對鄉土、國家、世界有貢獻，但如果自己身處的文化環境是一塊貧瘠的荒地，這樣的處境真的能沒有缺憾嗎？在這樣的素樸想法引導下，我開始了自己的哲學探索。不過，我同時發現，如果要在哲學上有所深造，必須走一條遠路，必須深入理解西方哲學，於是，我將所有的精神投入對西方哲學的研究。哲學的世界寬廣，一旦我全新投入西方哲學中，也養成了在哲學學科訓練中的專業態度，只對自己熟悉的領域發言。由於學術分工的要求，我轉而將自己限定在歐洲哲學的領域內。
剛回國幾年的教書研究也都按照歐洲哲學研究的模式，直到我離開華梵大學的教職，轉入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開啟了不同的模式。由於機緣巧合，我從教學轉入研究的跑道，也將一部分的研究重心放在比較哲學的研究上，重新拾起中國哲學的書籍，開始新一階段的研究方向。重新翻開唐君毅、牟宗三等老一輩哲學家的著作，無疑地既像是疊合著某些少年時光的心願，但又像是帶著更沉重的負擔來閱讀。近鄉情怯的心情也頗適合描述我的一些猶豫，看待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哲學思想，我似乎覺得自己一方面必須重新評估這幾位哲學大師的思想地位，另一方面又必須找出一些可以開創新意的理解。讓我自己戰戰兢兢的是，我們已經來到了重新評估唐、牟哲學遺產的時代了嗎？不會還太接近嗎？評估的基準是什麼？最深的疑惑是自問自己：我自己是否準備好了？在疑惑中，我不免有些遲疑：我自己究竟站在什麼樣的地位來探索與研究呢？我生也晚，並非唐君毅的學生，連私淑都談不上，充其量是個讀者。我倒是在大一還懵懂無知的階段，蹺課去旁聽過幾堂牟宗三開在臺大的課，但也根本談不上及門弟子。在重新開啟比較研究時，私自揣想著要有些開創新意的理解，這是否太輕浮？傳承中的學問不是要仔細聆聽、誠懇受教嗎？什麼又是新意呢？就在這種種揮之不去的疑問中，我展開了一系列的閱讀，每次的閱讀都像是種拉鋸，像是跟隨著前人思考的理路，又暗暗拉開距離，一邊衡量與讚嘆前人的知識背景，另一方面也帶入我自己的知識背景。
在本書中各章就是這些閱讀的成果，更像是閱讀實驗的草案；在穿梭於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勞思光、劉述先的文本之間，我有較多的精神花在唐君毅上，目前集結的幾篇文章也就以關於唐君毅的研究為主。雖然各篇曾經以會議論文的形式宣讀發表，後來也在不同的刊物或論文集上刊登，但都毋寧像是一種閱讀實驗，寫作也以論述嘗試居多。以實驗來指稱，意味著一種自由度、一些不確定性。
有思想的距離，才有這樣的自由。有些自由也是從刻意保持的距離得來。雖然，我沒來得及趕上唐君毅活躍的時代，但我們都同屬20世紀的時代，歷史的距離算是十分接近的。過近的距離不容易清楚評估當代新儒家哲學的影響，也讓我猶豫是否看得清唐君毅的思想貢獻。時代距離過近讓我遲疑，不確定是否有足夠的醞釀與準備來檢視曾經影響我甚鉅的抉擇與判斷。我想到的解套方式是有意識的拉開距離，改變我的考量方式。
從歷史過程來看，在20世紀中發生了許多人類的大事，思想、生活的變遷巨大也快速，但較之於思想的長河來說，過去的這一世紀是一個狂猛的洪流，卻只占了整個流域的一小節。這一變遷不只對人類有巨大影響，其他的物種、整個地球的生態環境、氣候也有劇烈改變；過去一世紀間生物物種消失的速度，比前一個千年間的速度都還要快。顧慮到這一層面，其實也意味著人類已經有更宏觀的視野與工具來考察這些變化。以長時段歷史為背景來考慮時，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樣的短期快速變化，尤其在琳琅滿目的思想藥罐之間，會有什麼診斷與配出什麼藥方呢？距離跟尺度有助於改變觀察的注意力，改變思考的習慣，找到一些可以禁得起時間變化考驗的不變常項。這樣或許可以在面對細微差異、快速變化之際，還可以承接一定的連續性。
無可諱言，不僅僅唐君毅的著作豐富，他所希望繼承與跨接的思想遺產也極為龐大，這幾乎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拉開距離、尋找縫隙，有助於後來者取得自由呼吸的空間。以不重複相同的軌跡為原則，在微小的差異上尋求新的可能性，這也就能夠將沉重的負擔與龐大的遺產轉為豐富的思想資源。哲學概念的運用講究精確，這是基本的起手式；探索不同的思想可能性則需要一些自由。一點點細微的調整或許就能夠產生一些偏離的效果，也就可能引入新的脈絡，撐開論述空間、製造概念碰撞的機會。
本書所結集的各篇文章多半是這類的概念碰撞所激盪而成，文章的完成有諸多師友的鼓勵、也有審查人的鞭策，謹在此申表謝意。在哲學領域內的公共論述場域內，觀點的產生既然是在基於概念碰撞的實驗探索，那也就難免有諸多的不成熟處，有必要接受賢達先進的批評。
第一章 飄零乎？安居乎？──地意象與責任意識
前言
哲學的活動是思想的表述，不同哲學家的思想過程也凝聚為學說，在形成學說的同時，也有必要理解此學說所面對的問題。一個哲學家的思想活動也就跟他所面對的問題息息相關。對於中華文化的傳統來說，哲學家或者哲人並不是一種職業，特別是在儒家傳統脈絡下，哲人與「立德」有密切的相關。根據這一個潛在的要求，哲學活動（包含如何界定哲學、如何衡量哲學研究成果等等）已經不單單是個學院職業工作而已。不過，對比之下，從柏拉圖開始，即使在西方哲學脈絡下，哲學家的角色也不是個職業身分，哲學與政治、哲學與宗教的張力始終存在著，所謂「職業哲學家」似乎應被釐清為現代學院化的產物。據此而言，哲學活動是哲學家思想過程的紀錄，也是他對某些問題的回應，甚至，哲學思想本身就是一個提問題的過程。
一種哲學思想本身已經帶有一種回應的結構：對於問題的回應、對於歷史與歷史條件的回應、對於人的存在處境的回應。這種回應的結構蘊含在責任意識中。本章寫作的切入點在於思考當代中國哲學家如何從其哲學家的身分、生命與思想回應其所身處的歷史時代與生存處境，文中所援引的具體說法，則以唐君毅（1909-1978）與勞思光（1927-2012）兩位先生為本。不過，本章的目的在於以唐、勞兩位先生在「責任意識」上的基本想法為問題出發點，思考與理解此責任意識與土地意象、場所經驗之間的動態關聯。
然而，本章也以勞思光所提示的兩個基礎來思考問題，這兩個基礎是：1）在認知功能之外，中國哲學是以引導功能見長，在儒家哲學中則為「德性之學」，亦即德性主體的成立；2）在世界的脈絡下，思考中國哲學，此即「中國哲學世界化」的倡議。在此基礎上，哲學問題是「責任意識可以如何理解？」
在此一問題上，如果訴諸於勞思光的具體主張，則見於1962年出版的《歷史的懲罰》所論「承當精神」。將此一富含道德意義的「承當精神」置於《歷史的懲罰》的寫作脈絡中來看，此一「承當精神」原是在指承認與承當「歷史債務」，並作為面對歷史問題的一個倫理學基礎。不過，此一「歷史債務」的說法畢竟不來自一位史家的反省，而來自一位哲學家。問題的基源是：中國歷史的苦難。這一個「中國的苦難」的具體凝聚在於共產主義統治中國，因此，時至今日，如果以勞思光的角度來看，此一「中國的苦難」並未完結；北看中原神州，勞思光總是不免有「高閣華燈如此夜，不堪故國正煙塵」與「眼前危幕憐巢燕，無奈楸枰局已殘」的喟嘆。這一「中國歷史的苦難」呼喚著勞思光所謂的「承當精神」，只要此一苦難不終止，呼喚的聲音也仍不會消逝。
然而，面對呼喚時，必定也隱含地問：回應呼喚的是誰？承擔苦難的是誰？
根據勞思光的思路來推想，作為一個在世界中的「中國歷史的苦難」，其所呼喚的承當精神，涉及到兩種意義的「我們」，此一「我們」既涉及「共同承擔中國苦難」的「我們」，也涉及作為「德性主體」的「我們」。在此一雙重意義上，「我們」同時具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在特殊性方面，「我們」是一種特殊身分，概括了此身分下的共同體；在訴及「中國歷史的苦難」、「償還歷史債務」或「收拾山河」時，此一「我們」指的是「可以也應該承當此一債務或責任的中國人」。從普遍性來說，從「德性主體」來證立「承當精神」，乃是一種普遍論述，並不特指何國何民；共同體的設想則是由諸多德性主體集合成立的一種共同體。一般地說，一種「歷史債務的承當與償還」乃是個別歷史脈絡下會發生、應該認識的一般命題。若涉及到誰的歷史時，就往往是國族的歷史；歷史債務也就是國族的歷史債務。不過，勞思光也將國族歷史債務的承擔連結到德性主體的責任承擔。他所設想的是，中國哲學能善自發揚源自「德性之學」的傳統，他將此一「德性我」的價值意識提升到具有普遍性的意味；一旦此普遍性成立，歷史債務問題或許未必只成為「中國人」的歷史承當、政治身分與文化認同問題。
正因為此一與「責任意識」相關的概念不必局限於當代中國哲學、只作為一個特定的區域性問題，故而，本章也嘗試在說明與理解此一責任意識的結構時，加入一個比較的線索，將「責任意識」放在世界哲學的角度下來考慮。問題意識是在責任與價值呼喚的層面上。
一、飄零中的絕望與希望
整個20世紀歷經了戰爭經驗的共同記憶，此一記憶隨著兩次大戰、殖民地獨立戰爭等歷史而銘刻。當代中國承接了19世紀鴉片戰爭的記憶，在建立民主共和國之後，仍然活在戰爭的陰影中，除了太平洋戰爭外，也有內戰的歷史陰影。當代華人的重大遷徙痕跡，與此一歷史條件有密切關係。作為不同世代的哲學家唐君毅、勞思光先生以及其他當代哲學家都共同地被此一歷史痕跡所刻畫。在國共內戰結束後，中國由共產黨統治的情況，造成了一個巨大的遷徙，此一遷徙則是烙印在離散的記憶上。
此種「離散」的烙印，有著各種不同的稱呼與表述，勞思光在行文中明顯意識到「海外華人」或「海外中國人」的身分。這種表述在表面上並不是情感洋溢的，誠如詩句中指出：「生平不灑新亭淚，喜對吳鉤伴夜吟。」如果說勞思光有鄉愁的話，那並不是偏安江左、新亭對泣般的鄉愁；相反地，所繫念的是思慮「舊邦」（中國）的路向，這是「醉策屠龍舊夢涼」所詠歎的「舊夢」，是始終顧念安邦定國計的舊夢；鄉愁是源自「承當精神」的「舊邦宿疾無長計」。在「舊邦」、「舊夢」的詩意引導下，勞思光所寄望的顯然不是現實中的新邦（海峽兩岸皆不是），但他仍然可以肯定地籌畫邦國之思。這是站在何種位置上發言呢？從勞思光的生平與立場來說，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是堅決地反共的，同時，也不滿意在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戒嚴政府；在1966年到1988年之間，他是在客居殖民地香港中暫且容身的。直到國民黨解除戒嚴後，勞思光才應邀回到臺灣講學。隔了三十三年後，勞思光的感懷是「再渡蓬萊擬故鄉」，但這還只是「匆匆遊屐渡蓬萊」，由於長期的故鄉遠隔，他已經習慣了「亡家身世常為客」。對於這樣的「寄居」或「客居」，其實勞思光有一種情感外的意志定見：雖然有「忽見榴花紅欲吐，始驚嶺外久飄零」的感嘆，但畢竟是「飄零難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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