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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力告白：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
Wolfson History Prize得主、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古典文學教授、英國最受歡迎歷史學者瑪莉•畢爾德，在《女力告白：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一書中，精闢評論暗藏社會中以憤怒與正義偽裝的權力不平等。字字珠璣，語語直指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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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給女性打造故事與歷史的權力
V太太（性別部落客）
大部分的女性恐怕都有過「被安靜」的經驗，或許是說出來的意見完全不受重視，或許是剛開了口就被阻止打斷，或許是根本找不到發言的機會。這些經驗可能發生在私密的生活空間裡（例如和伴侶互動時），可能是在職場上，也可能是在各種現實與虛擬的公領域中，當我們有話想說時，卻無法得到我們所期待的重視，反而遭受拒絕、無視或是輕蔑，有時是一句「妳不懂」，有時是同樣的意見從隔壁的男同事口中說出來卻突然變得珍貴，又有時是富有惡意的貶低、威脅與攻擊。
從女權運動萌芽起，爭取「話語權」就一直是女性主義者們奮鬥的核心之一。是的，「說話」其實是一種權力，說話代表的不只是當下誰的聲音被聽見、誰的意見能夠影響與左右決策的建立，「話語權」另一個重要的意涵在於，女性作為一個群體，能夠描述自己的經驗、發展自己的故事，進而決定自己的歷史。透過掌握話語權，女性不再只是歷史的客體，而能夠真正成為主體。換句話說，說話的權力決定了我們是否真實存在。
例如投票權便是女性掌握話語權的標記之一，女性藉此得以在政治場域裡發聲、影響決策，而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參與也讓女性的聲音和經驗得以被發現，愈來愈多的女性在不同領域內擔任領導位置，並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和文化創作，都為女性打造更多被聽見的機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愈來愈多女性嘗試發聲，那些試圖讓女性安靜的舉動卻沒有減輕力道或消失，反而發展出更多的形式。比方說，當各種網路平台為女性打開參與公共討論的管道同時，女性卻也可能面對網路空間裡的各種攻擊或騷擾，包括以身體、外貌和性為基礎的羞辱和打壓。
與此同時，另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是，隨著女性領導人增加、愈來愈多女性掌握了發聲的管道，女性的「被噤聲」愈來愈常被看成是一種個人層面上的現象，而非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小部分女性的成功被當作一種「該問題已經不復存在」的見證（例如：我們選出了女性總統，顯示兩性已經很平等），而其餘女性面對的困境則被視為個人應該透過自己的意願和努力來克服的阻礙。於是我們看見各種對女性的教戰守則，指導女性應該如何才能為自己爭取成功，我們會告訴女性她們必須「把握機會」，當在公領域受到打壓時，我們會期待她們運用某些技巧自行克服（例如，當女性在網路上受到騷擾時，最常聽到的回應之一就是：「妳不要理對方就好了！」）
然而，這樣的趨勢是危險的。一方面這使我們忽略了，即使個別女性在自身的環境發聲時可能遇到不同挑戰，女性的「被安靜」卻是一個集體的現象，來自於父權規則裡對性別的特定想像；另一方面，當結構問題被簡化成個人困境時，這也削弱了女性做為一個集體，共同連結、合作並且進行反抗的力道。
瑪莉•畢爾德《女力告白》所提出的，正是這樣一個重要的提醒。
在這本三萬字不到卻字字珠璣的小書裡，畢爾德一方面透過回顧古典文本和事件，顯示聲音／意見被壓抑的狀況一直存在於女性的歷史中，並且被不同族群、地位和文化的女性共同經驗著，同時藉此提醒我們，這種現象所揭露的根本問題在於女性如何被排除於權力之外，而父權規則又是如何透過各種本質化的歸因（也就是：女性天生就如何如何）來合理化這樣的排除。當女性的「無聲／無語」被視為一種天然的、「非如此不可」的現象，嘗試突破藩籬而發聲的女性彷彿成為入侵者，破壞了某種現有的、安定的階序，而她們所受的各種打壓和攻擊也因此變得合理。與此同時，如果想要躲避這些攻擊，女性則必須透過迎合、融入某些特定的性別想像（例如表現出某種「男子氣概」），來讓自己獲得認可、取得發言的合理性。
由此出發，《女力告白》一書提出了一個更積極而且激進的關注：女性和權力的關係。儘管在性別平等的目標之下，我們逐漸發展出許多協助女性進入公領域並發聲的措施，但這顯然不足夠，甚至可能帶我們遠離問題的核心。事實是，如果我們想要釐清女性的聲音被壓抑的原因，並且平反女性受到的限制，進而真正讓女性的聲音獲得自由，那麼僅僅只是在現有的權力框架下納入女性，終究是緣木求魚；相反的，因為舊有規則未能被打破，前述那些針對公開發聲的女性的攻擊，就永遠能夠找到立足之處。換句話說，如果女性必須透過證明自己「有資格」才能說話，那麼掌握權力的人就始終能夠找到剝奪這些資格的理由，而這種資格論更可能會分化女性，使我們難以團結。
我們必須倡議的是：女性的聲音、女性的意見、女性的表達方式，從來就沒有比較劣等，而這指的不僅僅是身處高位、能夠打入男性圈子的成員，應該適用於所有女性。任何人都應該有權力，在傾聽與訴說的過程中（這裡指的不只是公領域、富有政治意涵的溝通，也包括私領域內，關於生活與親密關係的互動），打造自己的故事和歷史，包括女性。這是瑪莉•畢爾德給我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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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偏見的時光機
康庭瑜（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前些日子讀了小學社會科教材裡頭關於性別角色的單元。其中的一頁這樣寫：「傳統社會的女生會被要求處理家務」、「現在無論男生或女生，都能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喜歡的職業」。
「現代社會已經擺脫傳統的性別規範了」這個說法似乎非常流行。我不禁想，女人被限制在私領域的家庭，女人不被鼓勵去公共領域掌有權力，這真的只存於過去的社會嗎？過去和現在，真的是完全斷裂開來的嗎？傳統和現代，又真的是完全對立的嗎？
本書正是要將過去和現在串接起來，把傳統與現代連結起來。它要讓讀者看見，現代社會公共領域中對於女性發聲和女性掌權的偏見，如何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的文學傳統中，也讓讀者看見，西元前的性別文化如何仍然非常鮮活的在今天的公共領域中出現。
畢爾德舉出許多當代西方社會壓抑女性公共言說的證據。在今日西方，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的女人，經常被描繪為著眼於瑣碎小事的嘮叨鬼，或被認為咄咄逼人，違反理想女人的樣子。而對公共事務大聲發言的男人，則相對較常被認為是充滿抱負與威嚴的理想男性形象。社會認為男人的低沉音調比女人的尖銳音調更具權威，迫使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接受壓低嗓音的訓練，因為她的形象顧問認為女性若用高尖的語調說話，不能使人信服。除了高能見度的政治人物，日常女性的公共言說也備受干擾。畢爾德討論推特上女性的公開發言，當有人反對這些女人的意見時，暴力威脅和性威脅的留言會蜂擁而來（我要把妳的頭砍下來強姦、無頭母豬、拔掉妳的舌頭、賤人閉嘴）。相較之下，男性在推特上公開發言當然也常受到批評，但批評類型卻甚少以暴力噤聲或性侵威脅的形式出現。
當代西方社會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對待女性言說？畢爾德將這種種西方社會中非常「今日」、非常「現在」的公共言說文化，追溯回古希臘羅馬的言說傳統。近三千年前，荷馬史詩《奧德賽》中，潘妮洛普便被初從男孩長成男人的兒子斥道：「母親，請回您的房間，從事您自己的工作，操作織布機和捲線桿吧……言說是男人的事情，所有的男人，尤其是我。」噢，當然。學會主導公共言說，並且開始壓制女人在言說裡面的角色，這在三千年前便是男孩長成男人的成年儀式。西元前四世紀，亞里斯多芬的喜劇虛構了一個關於女性管理國家的故事。毫不令人意外的，這齣喜劇的笑點恰恰在於女人無法恰當的進行公共言說，她們只能談論性事等瑣碎的話題，無法像男性一樣進行「嚴肅」、「高等」的政治對話。古典作家更是經常堅稱，女性說話的尖銳嗓音會威脅政體的穩定性。
除了女性的公共言說，本書也討論女性掌權。在今日西方，女性想要攀上權力階梯，仍然時常因為她的性別而受到阻礙。畢爾德穿梭古今，將古希臘羅馬文學中女性掌權的場景，和今日西方政治中女性掌權所遭遇的阻力關聯起來。比如希臘神話中的梅杜莎。這位強大、具有威脅性的女性的一頭秀髮，是成千上萬條蠕動的蛇。若說蛇髮再明顯不過的象徵了梅杜莎奪取陽具權力，她這位最終遭到斬首的神話女性，便是說明了女性若是敢僭越，意圖威脅到男性掌權的地位，她會遭受怎樣的下場。她的故事提醒女人應該回到自己真正所屬的地方─回到無涉權力的私領域。直至今日，梅杜莎的意象仍被當代媒體反覆挪用來嘲弄西方女性政治人物。德國總理梅克爾的頭像時常被疊在梅杜莎的頭像上。關於英國首相梅伊的漫畫中，她也常被添上梅杜莎的蛇樣長髮。美國二○一六的總統大選中，川普的臉被鑲嵌在砍下梅杜莎頭的英雄柏修司圖像上，並一手高舉著被斬首的梅杜莎／希拉蕊合成頭像；這個圖像被製成T恤、馬克杯、電腦保護套，大量流傳。
在臺灣關注女性權益發聲的我們，時常將西方社會看作是性別平權的烏托邦。好像西方總是現代的、平權的，而亞洲是傳統的、父權的。本書為我們點出，即使是在如此「現代」的今日西方社會，傳統的、歷史之中的厭女陰魂仍然時時現身。如同畢爾德不斷強調的，本書並不是要主張數千年來公共領域中的厭女傳統從未改變。從西元前的社會至今，西方社會的女性地位當然已經大大改變，女性主義當然也已經打過無數場勝仗。然而，畢爾德提醒我們，儘管如此，性別偏見有它的歷史韌度。它穿越長長的時間隧道來到這裡。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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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西方女性有許多可以歡慶的事物，可別忘了這一點。我的媽媽出生之時，女性在英國的國會選舉當中還沒有投票權。不過，她卻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女性當上首相。不論她對柴契爾夫人的觀感如何，她畢竟還是對一名女性得以入主首相官邸頗感欣慰，也頗自豪於自己和二十世紀的部分革命性變化利害攸關。不同於她先前的那些世代，她得以同時擁有事業、婚姻與孩子（對於她自己的母親而言，懷孕就必然表示她必須放棄教師的工作）。她是西密德蘭郡（West Midlands）一所大型小學的校長，治校成果頗為引人注目。我敢說，在受到她管理的那一代代學童眼中，她必定就是權力的具體化身。
不過，我媽媽也知道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真正的女男平等尚未實現，而且女性雖有理由歡慶，卻也有理由感到憤怒。她一直對於自己沒能上大學深感懊悔（同時也無私地為我能夠做到這一點而欣喜不已）。她經常因為自己的觀點與意見沒能受到她希望獲得的重視程度而感到挫折。此外，她那個年代雖然沒有「玻璃天花板」這個用語，但她卻很清楚自己在職場上爬得愈高，見到的女性面孔就愈少。
本書改寫自我在二○一四與二○一七年承蒙《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贊助所發表的兩場講座。在準備那兩場講座的時候，我經常想到我媽媽。我想要找出方法向她解釋—同時也是向我自己以及其他數以百萬計至今仍然和我媽同樣挫折的女性提出解釋—西方文化當中有多麼根深柢固的機制，壓抑著女性發聲、拒絕認真看待她們，並且將她們切割於權力中心之外（有時真的是如此，可見後續討論）。在這個領域當中，古希臘與羅馬人的世界有助於我們對自己當今的世界獲致洞見。在壓抑女性的聲音這方面，西方文化可是已練習了好幾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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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選摘（節錄）
我要從非常接近西方文學傳統開端的一個時刻談起，那是西方文學傳統中第一個留下記載的這種例子：也就是一名男性叫一名女性「閉嘴」，對她說她不能在公共場合發表意見。我想到的是在將近三千年前出現於荷馬史詩《奧德賽》（Odyssey）開頭而因此永垂不朽的一個時刻。現在，我們通常習於把《奧德賽》想成是奧德修斯的壯闊故事，講述他在特洛伊戰爭後返鄉途中所經歷的種種冒險與艱辛—而他的太太潘妮洛普（Penelope）則是在數十年的時間裡忠心等待他回來，並且抵擋著熱切想要娶她為妻的追求者。不過，《奧德賽》其實也是奧德修斯與潘妮洛普的兒子忒勒馬科斯（Telemachus）的故事。這個史詩講述了他的成長過程，以及他如何由男孩成熟為男人。這個過程始於史詩中的第一卷，潘妮洛普從她的閨房下樓，走到宮殿大廳，發現一名吟遊詩人正在為她的一群追求者表演；他唱著希臘的勇士在返鄉途中遭遇的困難。潘妮洛普大感不悅，於是當著所有人的面要求他另選一首比較開心的歌曲。這時年輕的忒勒馬科斯隨即出面干預。「母親，」他說：「請回您的房間，從事您自己的工作，操作織布機和捲線桿吧……言說是男人的事情，所有的男人，尤其是我；因為我才是這個家的掌權者。」於是，潘妮洛普便回頭上樓去了。
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要求處事精明而且人已中年的潘妮洛普閉嘴，略微帶有某種荒謬的色彩。不過，這個例子倒是鮮明展示了這一點：西方文化才剛開始出現書面證據，女性在公共場域就已遭到消音。不僅如此，依據荷馬所述，男人的成長過程當中有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學習掌控公開言論並且壓抑女人的聲音。忒勒馬科斯實際上使用的詞語也很重要。他說「言說」是「男人的事情」，他使用的詞語是「muthos」—不是後來在英文當中演變成的「myth」（神話）那個意思。在荷馬時代的希臘文裡，「muthos」指的是權威性的公共言論，而不是一般的閒聊、瞎扯或者說長道短。畢竟，閒話家常人人都會，包括女人在內，或者說女人尤其會。
令我感興趣的是，荷馬經典作品中這個壓抑女性發聲的時刻和當代某些壓抑女性公開發聲的方式之間的關係：包括在我們的當代文化裡，還有在我們的政治中，從國會乃至工廠都是如此。以前的《笨趣》雜誌（Punch）曾有一則漫畫充分諧仿了這種對於女性聽而不聞的普遍現象：「崔格小姐，這項建議非常好，也許在座的男士會有人願意提出。」我想探究這種現象和許多敢於發聲的女性直到今日都還是不免遭受的惡劣對待可能有什麼樣的關係，而潛藏在我心裡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公開發聲支持鈔票印上女性人物頭像、在推特上發布強暴與砍頭的威脅訊息，以及忒勒馬科斯奚落潘妮洛普的行為之間所存在的關聯。
我在本書中的目標是要以長遠的觀點—極為長遠的觀點—看待一項在文化上充滿彆扭的關係，一方是女性的聲音，另一方是演說、辯論以及評論的公共領域：也就是最廣泛定義之下的政治，包括公司委員會乃至議會的運作。我希望這樣的長遠觀點能夠幫助我們不再只是以略嫌懶惰的姿態提出「厭女症」這種簡單的診斷。當然，「厭女症」是描述這種情形的一個方法。（你如果上一個電視討論節目，事後卻收到眾多推特訊息把你的生殖器官比擬為各種令人作嘔的腐爛蔬菜，那麼實在很難找到比「厭女症」更貼切的描述方式。）不過，我們如果想要理解—並且對這種問題採取行動—女性為什麼就算沒有被迫閉上嘴巴，也還是必須為了讓自己的聲音被人聽見而付出極高的代價，就必須認知到這種問題其實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一點，而且背後存在一則漫長的背景故事。
忒勒馬科斯的責備只是眾多這類行為的第一個案例而已。古希臘與羅馬時代可以見到一長串大致上成功的嘗試，不僅將女性排除於公共言論之外，也宣揚了這種排除做法。舉例而言，在西元前四世紀初期，亞里斯多芬（Aristophanes）以一整齣喜劇呈現女性接管國家治理工作的「爆笑」幻想。其中一部分的笑點就在於女性無法發表適當的公共言談—或者應該是說她們無法把自己私底下的談話（根據劇本的描繪，她們私下的談話主要都圍繞著性）轉換為男性政治那種崇高的用語。在羅馬時代，奧維德的《變形記》—一部關於人變化形體的非凡神話史詩（可能也是繼《聖經》之後對西方藝術最具影響力的文學作品）—一再提及女性在變形過程中遭到封口的概念。可憐的伊娥（Io）被天神朱比特變成一頭母牛，以致她無法說話，只能發出哞哞的叫聲；多話的仙女愛可（Echo）則是受罰成為回音，以致她的聲音永遠不再受到自己控制，而只是重複他人話語的工具。在瓦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的著名畫作裡，愛可凝望著她心愛的納西瑟斯（Narcissus），卻沒有辦法與他攀談，而納西瑟斯這個最早的自戀者，則是愛上了自己映在池水中的倒影。
西元一世紀一名認真詳盡的文集編者只找得到三個特例，也就是「先天條件未能使她們在論壇裡保持靜默的女性」。他的描述充分揭示了女性受到的看待。第一例是一個名叫梅西亞（Maesia）的女子。她在法庭裡成功為自己辯護，而且「由於她在女性的外表下其實有著男性的本質，因此被人稱為『陰陽人』」。第二例名為艾芙拉妮亞（Afrania），她習於自行提起法律訴訟，而且「厚顏無恥」的敢於親自答辯，以致所有人都對她的「狂吠」或「咆哮」厭煩不已（她仍然沒有說「人話」的資格）。我們獲知她在西元前四十八年去世，原因是「對於這種違反自然的怪胎，比較重要的是記錄他們何時死亡，而不是何時出生」。
古典時代這種痛惡女性公開發言的態度，只有兩種主要的例外。第一，身為受害者與殉道者的女性可以發聲，通常是作為她們自身死亡的序言。早期的女性基督徒被呈現的形象，都是在被丟去餵獅子之前高聲維護自己的信仰；在羅馬初期歷史上的一則著名故事裡，品德高尚的盧克麗霞（Lucretia）遭到一個殘暴的王子強暴，於是獲得一個有臺詞的角色，目的純粹就是為了譴責那個強暴犯以及宣告她的自殺舉動（至少羅馬作家是這麼寫的：至於這件事情實際上的經過，我們根本一無所知）。不過，即便是這種悲苦的發言機會，也一樣有可能遭到剝奪。《變形記》裡的一則故事講述了少女公主菲勒美拉（Philomela）遭到強暴。為了避免出現像盧克麗霞那樣的譴責場面，強暴犯於是割掉了她的舌頭。這項概念後來也受到莎士比亞採用於《泰特斯•安莊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劇中拉維妮亞（Lavinia）遭到強暴之後也同樣被割掉舌頭。
第二種例外比較為人熟悉。女性偶爾可以名正言順地挺身發聲—例如為了捍衛自己的家園、子女、丈夫，或者其他女性的權益。因此，在那名羅馬文集編者提及的女性展現口才的特例當中，第三例的霍坦希雅（Hortensia）並未遭到譴責，因為她是為羅馬的女性（而且只有女性）扮演發言人的角色，原因是羅馬女性遭到課徵一種特殊財產稅以資助一場必要性引人懷疑的戰爭。換句話說，女性在極端處境下可以公開捍衛自己的群體利益，但不能為男性或整體社群發聲。一般而言，如同一名西元二世紀的宗教領袖所說的：「女人應以端莊的姿態避免將自己的意見暴露在外人面前，就像她們絕不會在外人面前脫衣一樣。」
不過，除了表面所見之外，這一切還有更進一步的影響。這種「靜默」不僅反映了女性在古典時代整體上缺乏權能的現象—沒有投票權，以及有限的法律和經濟獨立地位等等—同時也是那種現象的其中一部分。古代的女性在她們沒有正式利害關係的政治領域裡顯然不太可能會開口發言，但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更加積極而且偏倚地將女性排除於公共發言之外的態度，而且造成的衝擊也遠大於我們在自己對於女性發聲的傳統、習俗與假設當中所習於承認的程度。我的意思是，公開發言與演說不僅僅是古代女性沒有做的事情，而且是界定了男性這種性別的專屬實踐與技能。如同我們在忒勒馬科斯身上看到的，成為男人（至少是菁英階層的男人）就是主張發言的權利。公共發言是男性的一種決定性特質—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決定性特質。或者，引用一句廣為人知的羅馬口號，菁英男性公民可以以這句話概括描述：「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一個正直的人，善於言語）。在大多數情況下，女人如果在公共場合中發言，那麼依照定義而言她就不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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