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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May Fourth@100: Culture, Thought, History）
五四一百週年，回顧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五四！
51位學者，從文學、思想、文體、人物等角度，重看五四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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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五四，及其影響
王汎森
回顧過去九十年的「五四」文獻，我們一定會很快看出過去五、六十年在政治壓力之下，海峽兩岸的「五四」研究形成一種左右分裂的現象。中國大陸有關「五四」的文獻大多集中在左翼青年，尤其是與共產革命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人物與事件。台灣的「五四」書寫基本上偏重在右翼的人物、刊物、團體、事件，在戒嚴及白色恐怖的壓力下接觸一九三○年代的左翼思想與文學往往帶有極大的危險。
事實上，「五四」幾乎從一開始就逐漸浮現出左右兩翼的思想成分，而且兩種成分常常出現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團體身上。我們可以大致看出，從一九一七年左右開始，新文化運動是以民主、科學、白話新文學等為主軸。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此後左右兩翼時濃時淡，像調色盤中的色彩到處竄動、交融（譬如傅斯年也寫過〈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其成色與分量之增減，與北伐、清黨等政治局勢的變化也有非常複雜的關聯。但是愈到後來，則儼然有左右兩個「五四」運動。
我認為，國共分裂的局面為「五四」的研究帶來了一種「後見之明」，有意無意間投射回被研究的人物、團體或事件上，因而使許多論者忽略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中有一種模糊、附會、改換、倏忽不定的特質；當時青年常將「新學理」掛在嘴上，但是不同宗派、甚至相互衝突的宗旨也在「新學理」的大傘下被並置。從《「五四」時期的社團》或《「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等書，可以看出同一個社團或同一個期刊，往往同時擁有在當時不覺得互相排斥、而在左右兩翼分裂之後覺得不共戴天的思想成分。例如《毛澤東早期文稿》中有許多材料顯示，青年時期的毛澤東不管是閱讀的書刊，或是信從的觀點，都是左右雜存的（「問題與主義論戰」期間，毛澤東一度還是胡適「問題」派的信徒）。蔣介石早期的日記與年譜，亦復顯現他在「五四」時期一方面服膺「輸入新學理」的主張，積極學英文、想遊學歐美三年，同時也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愛好者。
以傅斯年、羅家倫兩位「五四」運動的主將為例，他們後來皆成為胡適陣營的人物，而且都堅決反共。可是如果以後來的發展，倒著回去看他們在「五四」時期的思想面貌，就會發現後來發展出的單一面相與「五四」時期有明顯的差距。傅斯年在《新潮》中發表過〈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在傅斯年過世之後台灣大學所編的集子以及一九八○年聯經出版公司所出版的《傅斯年全集》，這篇文章都未被收入，因此遮蓋了他在「五四」時期思想的複雜性。至於羅家倫，他在念北京大學時原與李大釗過從甚密，曾積極撰文回應李大釗，主張俄國革命是最新的思想潮流，即將成為全世界之主流。
我們暫時不管這些全國知名的風頭人物，改看當時在地方上尚不知名的小讀者，也常見左右兩翼成分出現在同一人身上的情形。最近我有機會讀到《王獻唐日記》的列印本，在王獻唐一九一七年所讀的書中，既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及《杜威五大講演》，也有《馬克思經濟學說》、《革命哲學》。倭鏗（Rudolf Eucken, 1846-1926）的《人生的意義與價值》（Der Sinn und Wert des Lebens）雜在《老子》、《莊子》、《東塾讀書記》、《求闕齋日記》之類古籍中。這一位不知名的山東青年的私人紀錄告訴我們，在當時青年心中，我們後來以為天經地義的分別是不存在的，所以應當合「左」、「右」兩端看那個時代，才能比較清楚地把握當時的實況，也比較能有意識地觀察它們後來為何分道揚鑣。
「五四」是一個改變近代中國各種氣候的關鍵事件，所以它的影響不僅限於思想。在追溯「五四」之思想根源時，我們往往因過度注意平滑上升的軌跡而忽略了事件發展、積累到一個程度，會因各種因素的彙集而有一個「量子跳躍」（quantum leap）的時刻。「量子跳躍」造成一種大震動、一種重擊，它對日常之流造成「中斷」、「回頭」、「向前」，形成了一種新意識，在認識原有的情境與材料時，形成了新的線索。
探究這樣一個歷史事件，用蒙文通的意思來說，必須要能「前後左右」。一方面是，在了解這個運動的形成時，不能只注意與運動內容直接相關的部分，必須從「前後左右」去尋找；另一方面是，描述這個運動的影響時，不能只局限在思想領導者所意圖要傳達的訊息，因為它的影響無微不至，常常在意想不到之處也發生了影響，故必須從「前後左右」去求索。
「五四」給人們帶來一種「新眼光」，老舍即回憶經過「五四」，有一雙「新眼睛」在影響著他的創作：
沒有「五四」，我不可能變成個作家。
我的觀察是，「五四」的瓜架上不是只有「德先生」、「賽先生」這兩隻大瓜，不經意的幾篇短文或幾句話都可能造成重要的影響，形成一種新的氣氛或態度：包括新的學術態度（譬如有「新」意識的人，對古代經書可能採取批判的態度，不會再把先秦禮經當作周代生活的實際紀錄。）、文化氛圍、人生態度、善惡美醜好壞的感覺與評價、情感的特質（譬如強大的「道德激情」）等。
「五四」也帶來一種新的政治視野，對於什麼是新的、好的政治，有了新的評價標準。用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中的話說：「（民國）八年的變化，使國民黨得著全國新勢力的同情，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的變化，使得國民黨得著革命的生力軍。」
「五四」運動造成一波新的政治運動與政治菁英。真誠的信從者（true believer）與現實的利益往往套疊在一起，不再能分彼此，「新青年」及後來的「進步青年」成為一種既帶理想又時髦的追求後，帶出了一種新的現實，成為出風頭、趕時髦的資本。同時，連出風頭、趕時髦、吸引異性、戀愛的方式都有一種微妙的變化。
「五四」運動激起了一種關心國事、關心「新思潮」的風氣，造成了一種閱讀革命，書報閱讀者激增，能讀新書報即代表一種新的意向；而且也深刻地影響著青年的生命及行為的形式，人們常常從新文學中引出新的人生態度及行為的方式。在研究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閱讀史時，有學者從一宗訂閱盧梭著作的通信中發現，有的讀者因為太深入盧梭的思想世界，竟模仿起盧梭的生命歷程及行為方式來。這類例子當然是常見的，晚清以來有許多人讀曾國藩的日記或家書，而在生命的安排及行為方式方面深受其影響。
像「五四」這種改變歷史的重大運動，它搖撼了每一面，把每一塊石頭都翻動了一下，即使要放回原來的地方，往往也是經過一番思考後再放回去。而且從此之後，古今乃至未來事件的評價、建構方式，每每都要跟著改變。譬如以「五四」作為新的座標點，古往今來的文學、藝術、政治、歷史等，都要因它們與「五四」的新關係而經過一些微妙的變化。即使連反對派也不能完全豁免。許多反對派隱隱然接受某些新文化運動的前提，或是為了與它對抗而調動思想資源，形成某些如非經過這一對陣，是不可能以這個方式形成或如此展現的討論形式，或是根本在新文化運動論述的籠罩之下而不自知。
這不是一種單純的「影響」，應該說是新文化運動當空「掠過」而使得一切分子的組成方式發生變化。此處可舉達爾文進化論與近代中國思想界的例子。這一學說影響許許多多人，可是起而與之對抗的學說（譬如宋恕等人的以弱者為主體的「扶弱哲學」），顯然是針對「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強權公理」的一種反擊；但反擊在另一種方面說是潛在的「反模仿」，如果不是因為有「天演論」，則不至於有像宋恕那樣動員各種思想資源來構作以歷史上的弱者為中心的哲學。至於章太炎提出「俱分進化論」，主張「善進惡亦進」，太虛大師用佛經來評天演論等等，也都不是「天演論」之前會出現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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