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與三十多個國際人道救援組織協作，透過這些夥伴的在地網絡、專業技術及物流優勢，將援助送到戰區、災區、疫區；不只突破單一組織的限制，更以跨越宗教的共善模式，互補、互信、互助，讓愛去到每個苦難之地。
在聯合國訂定的十七項永續發展目標中，SDG17「夥伴關係」，堪稱前十六項目標能否達成的關鍵。從當前全球面臨的氣候變遷、公共衛生、貧窮飢餓等諸多問題來看，單一的國家政府、民間組織都力有未逮，許多遭受長期戰亂、大型天災衝擊的中小型國家，甚至無法自力復原。唯有跨界合作，聯合多元夥伴，資源互補，才能更有效地解決問題。
即將迎來成立六十周年的慈濟，始終秉持直接、重點、尊重的原則，親力親為人道援助，但也相當重視跨宗教、跨國界的夥伴合作。除了深度參與聯合國組織，慈濟也與三十多個國際人道組織夥伴協作，借力使力，透過合作夥伴的網絡，將援助及時送到亟需之處。
接力援敘 從貨櫃屋到醫院
「僅向所有為這項神聖事業做出貢獻的人，慈濟、世界醫師聯盟及參與完成這項崇高使命的人們，致上最崇高的謝意……」敘利亞西北部伊德利卜省（Idlib Governorate）衛生局長薩默•阿拉比（Samer Arabi），代表敘國政府與人民，在卡夫爾義診中心（Kafr Takharim Primary Health Care Center）啟用儀式上致意。
這所為救助難民、災民而設的醫療機構，於二○二五年九月啟業，而其緣起可回溯到二○二三年二月的土敘強震。當時慈濟在土耳其災區展開救濟，但同樣受災的敘利亞北部因處於內戰狀態，不僅胡光中、余自成等土耳其慈濟人無法進入伸援，參與賑災的敘利亞難民志工也只能到邊界含淚遠望。
不忍災民被戰火蹂躪多年又遭強震衝擊，慈濟聯繫土耳其世界醫師聯盟（Dünya Doktorları Derneği, DDD, MDM-T），商討在敘北重災區伊德利卜省合作義診，最後達成共識，由慈濟資助土耳其世醫盟購買醫藥器材、招募醫護人員。雙方在二○二三年三月正式簽約，於伊省的凱利（Kelly）難民營區成立醫療站。
從聯合國永續發展的角度來看，此舉落實第十七項「夥伴關係」中的「分享知識、專業、技術與資金資源」以及「促進民間部門與公民社會之間的有效合作」等細項目標；而慈濟與世界醫師聯盟的連結互助，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就已展開。
一九九三年，慈濟與法國的世界醫師聯盟合作，在非洲東北部衣索比亞展開衛生援助，方案內容包含重建醫療中心及衛生站，提供衛生人員訓練與病歷建檔、藥局管理，進入社區展開衛教、改善營養等。第二年雙方再次合作，進入剛結束內戰的盧安達，展開緊急糧食醫藥援助；及至本世紀二○年代，於戰火紛飛的中東地區再度攜手共濟苦難。
敘利亞陷入內戰十餘年，進入戰區援助人員物資如無法確保安全，救助任務難以遂行。而土耳其世醫盟在敘利亞境內耕耘已久，很早建立人脈網絡掌握訊息管道，知道如何在戰火下維持運作，與其合作可避免不必要的風險。
二○二三年，貼著世醫盟與慈濟標誌的凱利義診中心（Kelly Primary Health Care Center）在難民營中啟業。土耳其世醫盟在敘利亞境內大部分醫療據點原本仰賴美國資助，但美國政黨輪替後美援停止，義診幾近停擺。凱利義診中心在戰火下仍持續運作，它就如暗夜微光，成為戰火下病苦人們的希望所繫。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辦公室所屬的全球合作暨青年發展室專員褚于嘉說明，凱利義診中心設有內科、婦科、兒科，可執行產前照顧及產後護理，雖然只是基本的醫療，但對難民營中脆弱的老人、婦女及兒童非常重要。
「他們還有心理輔導、諮商的服務。因為民眾長期處在戰爭的環境，被迫逃離家園在難民營生活，心理上有很大的壓力。所以除了一般醫療，心理方面的照護也相應地增加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敘利亞長達十四年的血腥內戰終於結束，凱利義診中心也脫離時時刻刻準備逃難、烽火暫息後再回來開診的艱險，然而醫護的承擔依舊吃重，土耳其慈濟負責人胡光中粗估：「從二○二五年二月續約後到七月為止，義診中心幫助了一萬七千多人次，這個數據讓我們知道當地很需要醫療。」
隨著內戰結束難民返鄉，前往凱利義診中心就診的病人變少，加上原有的貨櫃屋建築也破舊了，慈濟與土耳其世醫盟就請新的伊德利卜省政府，協助取得較理想的院所場地；最後在距離凱利難民營不遠的卡夫爾，找到一處因內戰而荒廢的醫院，經過修繕，義診中心終於搬進鋼筋水泥建築。
新的卡夫爾義診中心增設了檢驗科，設施更加完備，能為周邊地區多達八萬的居民提供更好的醫療，醫護人員、社工也能做好必要的衛教與扶助。
慈濟期許卡夫爾義診中心，不只醫病也能醫心。在啟用典禮上，慈濟志工胡光中用敘利亞人聽得懂的阿拉伯語告訴眾人：「這個中心是所有敘利亞人，和有需要的人的家。」
借力使力 跨宗教、跨國界
從開始重建的敘利亞到現在仍受戰火威脅的加薩走廊等地，不分地域、信仰，慈濟人的愛與關懷，透過合作夥伴送達，例子不勝枚舉。
例如與騎士橋國際救援組織（Knightsbridge International）合作，至阿富汗地震災區、阿富汗戰爭難民營進行人道援助；和天主教組織國際明愛會（Caritas）共同在波蘭境內援助烏克蘭難民，在西非獅子山共和國、加勒比海的海地進行援助；和伊斯蘭開發銀行（Islamic Development Bank, IsDB）合作資助非洲六國的眼疾計畫；和天主教靈醫會（Camillians）共善，協助肯亞水患災民與烏克蘭難民等。
這種借力使力的援助模式，最早可追溯到一九九一年五月，美國慈濟人援助孟加拉洪患的行動。當時慈濟還沒有跨國援助的經驗，志工們就將募得的善款交給紅十字會，請對方代為執行救濟行動，就此邁開國際賑災的第一步。
同一年夏天，慈濟在中國大陸的華東、華中大洪澇援助行動中，逐漸確立了直接、重點、尊重的賑濟原則，而且每一次的海外勘災、發放、義診，慈濟的志工、醫護都親至現場，親手布施。這分「一定會在」的堅持，從一九九○年代一直延續；但二○一九年底開始的新冠疫情，迫使跨國人流幾近斷絕，各國慈濟志工很難出境援助他國，委託其他人道救援夥伴代為實施賑濟，就成為可行之道。
新冠疫情期間，慈濟在全球援助九十八個國家地區、送出逾五千萬件防疫物資，宗教組織合作便是重要助力之一。其中在印度，疫情前慈濟尚無聯絡據點，相對地，天主教修會團體如靈醫會、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等，都已在當地經營數十年，擁有眾多本土神職人員及信徒志工。因此慈濟委託他們處理大部分在印度的收貨、採購、發放等事務，請神父、修女替慈濟志工把糧食物資發放給弱勢貧民，將必要的防疫用具送抵醫療第一線。
「他們也造冊，按照慈濟的 感恩、尊重、愛的模式來做。在慈濟人看不到、到不了的地方，這些宗教夥伴就是慈濟的眼和手。」慈濟基金會國際長曾慈慧如是說明。疫情讓全球鎖國封城，及時運抵的口罩、手套、防護衣等防疫用品，拯救了民眾，同時也保護了許多助人者的生命。
夥伴關係 平等尊重與透明
新冠疫情期間的患難與共，凸顯了夥伴關係的重要性，那麼慈濟是如何確定合作共善的組織、團體是可信賴的？如何確保託付給合作夥伴的資糧，都能被用在對的方面？
「所以我們要做『盡職調查』，確認合作對象沒有涉及洗錢、資助恐怖活動，沒有詐欺等醜聞。」主責國際事務的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熊士民表示，「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或是KYC（Know Your Customer）的驗證，已是國際間企業往來、公私部門合作時不可或缺的措施；不僅慈濟要仔細檢視合作對象的可信度，對方也用同樣的標準嚴格檢視慈濟。
「我們會要求合作對象提供佐證資料，包括年報、財務報表、發放名冊，甚至是發放活動的照片、影片，而慈濟的資訊也都公開，例如年報、財報、永續報告、財務報表，我們都有英文版。這些事，法務及財務部門都會特別提醒要求。」熊士民認真地說。
慈濟合作的方案不離四大志業範疇，且始終要求合作夥伴的所為，必須符合佛教慈悲利他的精神，以及相關的法律規範。「慈濟賑災有自己的堅持，合作夥伴能否配合？成果報告、經費核銷能不能符合要求？這些都是要評估的。」慈濟基金會宗教處海外事務室副主任林裴菲，以慈濟與愛女孩國際關懷協會的合作為例說明，這個由臺灣十大傑出女青年楊怡庭創立的國際NGO組織，在非洲推動了多項援助方案，慈濟與他們合作，改善非洲的經濟、衛生與環保。
「我們與愛女孩合作，協助建設『房角石』培力學校，並推廣低碳校舍；透過農村培力方案改善農耕與農產加工，支援打井、雨水收集、生態廁所與衛生教育，改善社區公共健康。」
更特別的是，慈濟與愛女孩把裁縫訓練和布衛生棉製作，列為二○二五年的重點項目，努力消除「月經貧窮」。
「布衛生棉有助於改善衛生，並促進女性平權；農耕培育帶動當地人自力更生，這些都跟慈濟的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志業相關。」林裴菲補充道。
從一九六六年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創立至今，臺灣也從貧窮困頓、接受外援的孤島，翻轉成人均所得名列世界前段，有意願有能力為世界付出的愛心寶島。
誠如上人所言，臺灣以愛以善為寶，慈濟在這一甲子的歲月，不僅廣泛連結各方夥伴共同救助苦難，也努力讓自己成為他人眼中可信賴的夥伴。面對當代嚴峻的環境生態與社會經濟問題，透過全球夥伴合作，才能共創永續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