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制服包裹了青春，脫下校園生活之後，是否有人已經支離破碎？
在門診裡，我們常常要承接每一個裂解的生命，拼湊受難的地圖。彌補創傷的方式，不是蠻橫地縫合，而是傷痕開口說話，讓游離的心靈選擇自己的處方。
高二那年被出櫃之後，有位叔叔說他被派來「矯正」我
「高二那一年，我跟班上的女同學在一起，被導師發現，導師馬上把我出櫃，打電話到家裡告訴我父母，然後我就被禁足，直到畢業。被禁足的日子裡，一到放學時間，爸爸就會開車來接我回家，我不能去任何其他地方、不能再跟任何同學聯絡。爸爸沒空的時候，就會找另一個叔叔來載我。這個叔叔，後來性侵了我十幾次……。」
叔叔說，爸爸派我來「矯正」妳，讓妳知道男人有多好。
她花了六年才念完大學，因為中間數度復發憂鬱症，每次她被性侵的惡夢嚇醒之後，就會把頭髮剃光，因為叔叔最喜歡把手指插入她的長髮中，像是黴菌的菌絲，牢牢地抓住她的髮根、還有她頭皮下的記憶。
廁所的臭味是最安全的，因為娘娘腔沒有資格呼吸新鮮空氣
「椅子啊……坐下去之前都一定要先看清楚，有時候是剩飯、有時候是膠水，也有過，整把美工刀插在上面。」他面無表情地說。
這是他的國中生活，插美工刀的同學看他沒有坐上去，用可惜的口氣說：「死屁精，怎麼沒戳爆你的屁眼！」
對他來說，反抗是無用的，辯解是徒惹生非的，輔導室是裝飾用的，老師是裝聾作啞的。因為，娘娘腔是沒有人權的。
他轉學，念了三所國中，處境都沒有改善，因為他個子瘦弱，聲音拔尖，臉色蒼白，動作彆扭，不夠優秀到被老師保護，又不夠平凡到足以隱形，全身上下都不合格，人生唯一得到的冠軍，就是成為霸凌的首選。
人間失格。
如果人生有許多分岔，他的每條路都可能走進絕壁。我戰戰兢兢地問，你是怎麼活下來的？他說，有個同情他的總務處幹事，讓他去上總務處旁邊的教職員廁所，於是，他每節下課都待在那邊躲避人群。吃飯在那邊、看書在那邊、恍惚在那邊。
割腕，也是在那邊。
他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覺得廁所的臭味是最安全的味道，他不敢呼吸新鮮空氣，因為娘娘腔沒有資格呼吸新鮮空氣。
與生俱來的跨性別特質，他只是希望能做自己
媽媽帶著他來到門診，他目光炯炯，一身英氣，健保卡上的身份證字號是2開頭，而且，他才小學四年級。
媽媽說他從小就不像女生，喜歡的玩具是汽車、機器人跟恐龍，剪破了好幾條裙子，從幼兒園就爬上爬下當孩子王。
媽媽知道這是他的天性，知道每個人的特質不應該被男女的刻板印象侷限，但媽媽也知道，他周遭的人不一定能理解，媽媽也想知道怎麼與他相處、怎麼陪著他快樂長大。於是帶著他來到診間。
時代在進步，診間看到的父母樣貌也逐漸變化，不再是一昧地否定跟衝突。我們一起討論怎麼讓他的環境更友善，和他一起想該怎麼應對外界的眼光，怎麼做才能生活得更自在，什麼時候學會妥協、但不傷及對自己的認同與肯定。
很難很難，但是媽媽願意努力、孩子也聰慧勇敢，這個世界崎嶇不平，他們抓緊彼此，腳步沈穩，但不用跟著大眾亦步亦趨。
兩年多之後，媽媽又帶著他來到門診。剛上國中，學校制服男女壁壘分明，規定「女生」夏季制服必須要穿裙子。他抵死不從，被記了好幾次小過，他跟學校老師爭取無效，媽媽也幫忙跟校方協調，但學務主任認為不穿裙子「嚴重影響校譽」，拒絕任何讓步。好在學校輔導室有一位對同志友善的老師，穿針引線，終於爭取到唯一的解方：請他們到精神科門診開立診斷書，證明他有「性別問題」，才可以不用穿裙子。
我聽到這樣的訴求，不免啼笑皆非，醫學診斷書並不是用來干涉一個學生該不該穿裙子的。我能體會輔導老師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也可以理解校方的作法，是要提高學生取得特殊權利的門檻，以免其他學生起而效尤，增加學校管理的負擔。但跨性別的特質是與生俱來的，並不是這個學生想要什麼特權，他只是希望能夠好好地成為如實的自己。
幾經思考，決定還是開出這張診斷書，診斷書上說明這位學生是「性別不安」，並非疾病或問題，請校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內涵，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尊重及考量學生之不同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並對因此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
高雄醫學大學顏正芳教授所主持的台灣本土研究顯示，有高達87.6%的男同志，在兒童青少年時期，曾經因為性別氣質被認為較女性化、或是因為同／雙性戀而遭受言語、社會關係、肢體、網路等各種形式的騷擾，包括被叫不堪入耳的綽號、被脫褲子、被推踢打耳光、便當盒被丟到馬桶、被謠傳不實的中傷、被同儕關係霸凌等。
這些統計數字，在診間中真實地出現，不止男同志，包括女同志、跨性別、性別氣質不同的學生，都在校園這個殺戮戰場當中，舉步維艱地求生。
診間不過是社會的一隅，我們看到了片段的事件，濃縮的情節，拓印之後的憂鬱。外面世界的人生，卻是更連綿不斷的驚心動魄。
一句「對後代子孫的詛咒」，摧毀了多少年輕人的大好青春？
我的大學學弟，也是一位同性戀，即使從小生長在都會區，即使他是1990之後出生的年輕世代，他還是在「同性戀是罪惡」的社會洗腦氛圍中長大，從小因為這樣的罪惡感多次試圖自殺、對未來失去希望。
學弟跌跌撞撞地上了大學，在學校中看起來開朗堅強，但是他發現自己對於同性戀的罪惡感並沒有改變，他依然喜歡男生，於是他陷入了更深的自責跟憂鬱，甚至不敢想像自己的未來。更不用說，他壓抑了多年對於男生的情感，直到現在還不敢跟任何人告白。
我跟他聊了很長一段時間，亟力想要讓他釋懷，喜歡同性絕不是罪惡，他絕對值得更好的生活。後來他終於敢跟幾個朋友出櫃了，所幸他的朋友對他都很友善，但，學弟還是很難從成長過程中深埋的自我否定脫身，時時擔心朋友只是憐憫他、而不是真的接受他。
這時候李天柱來了。
2016年，第51屆金鐘獎獲獎的李天柱，在受訪時天外飛來地說出「同性戀的存在會造成人類毀滅」，李天柱說自己對同志相當「憐憫」，李天柱說同性戀會成為「對後代子孫的詛咒」。
學弟聽到了，鋪天蓋地的新聞，他感受到了。他打電話給我，說自己過去自殺時的那些感受又全都回來了，金鐘獎後，他整天想著該怎麼死、該寫怎樣的遺書，他對我說「像我這樣的人，頂多只能用生命燃燒，去換取一點點版面」。
這是在台灣真實發生的事，這是在21世紀還真實發生的事，我深深感到無力。
這些罪惡感是誰製造出來的？就是那些自以為控制了真理的人製造的！如果一個人在金鐘獎受訪時這種公開的場合，還敢堂而皇之地講出這些散播恨意的言論，代表他背後還有一群人相信這樣自以為是的「真理」。
那就請這些「李天柱們」來看看，像我學弟這樣被一個公眾人物重創的年輕人，究竟是怎麼過生活的？為什麼一個人，原本有愛人的能力，不論愛的是男人或女人，卻要被恐同的人摧毀大好青春？
醫生謝謝你願意聽這些，而且不覺得我是怪胎
我第一次看到她時，她沒有身份證、沒有健保卡，唯一能夠證明她的存在的人，是她罹癌的母親。
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她都是毫無破綻的美麗女性，不會有人看得出她是一個根本沒動過手術的「男人」。
但，學生時代的她，卻過得惶惶終日，她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她討厭自己的男性生殖器，她憎恨自己的生理反應，她甚至害怕自己的聲音。學校老師帶頭罵她不男不女，同學說她是人妖、對她動手動腳，從來沒人告訴過她這世界上有跨性別，沒人告訴她男生可以很美麗，沒人告訴她可以怎麼做自己。
於是，高職肄業之後，她就燒掉了自己的身份證，丟掉所有「男性的證明文件」，拋棄這個社會的所有體制與保障，以抗議這個社會拋棄了她。
她認真勤奮，與媽媽相依為命，用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式掙錢養家，多年來，身份證對她已是身外之物。
直到媽媽罹患癌症。
她震驚了一段時間，開始意會到自己必須肩負起照顧母親的責任、也需要幫忙處理許多母親的醫療事務，不能再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所以她下定決心來精神科門診，她要進行手術，得到屬於她的性別、屬於她的身份證。
從頭到尾，她都是輕輕細訴這些人生故事，彷彿既不特別又不波折，又好像這些故事與她無關，沒有怨恨，沒有憤怒，沒有悲傷。
我靜靜地聽，然後跟她一起想辦法，怎麼規劃手術、怎麼處理身份證件、怎麼陪伴媽媽面對癌症、怎麼理所當然地生活在這個世界。
沒想到，談到一半，她忽然哽咽：「謝謝你，我沒有想到有醫生會願意聽這些，而且一點都不覺得我是怪胎……。」
她就在診間裡，嚶嚶地哭了出來。
我看著陪診的媽媽，身體孱弱，卻也是靜靜地、堅定地陪伴她。我一點都不覺得醫生該為「願意聽這些」而被感謝，我跟她說，有個最親的人，陪你一直走到這裡，不論順遂或是困頓，她也永遠不會把妳當成怪胎。
當一個害怕感染HIV的異性戀妻子來到同志諮詢門診
從小缺乏性別教育保護的，不只是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等等性少數，其實，更是廣大的異性戀們。
同志諮詢門診當中，偶爾也有順性別異性戀者來求診，各有各的苦衷，她就是其中一位異性戀。
她和老公結婚多年，看似人人稱羨，前陣子卻意外得知老公感染HIV，她的人生突然崩解。她不知道丈夫為什麼會得到HIV，她也不敢想，老公講了好多理由，她一句也聽不進去，她害怕看到丈夫、害怕他碰到自己，她不知道還該不該跟他一起吃飯、跟他蓋同一張被子。她害怕自己也會被感染，害怕同喝一壺水、同上一個馬桶就會得病，她有好多好多的恐慌，憂鬱成疾。
我問她為什麼會到這個門診來，她說，她不知道可以跟誰講、可以跟誰討論，她不敢讓任何一個親人朋友知情，所以也找不到人可以告訴她該怎麼做，大家都以為只有男同志會得到愛滋病，所以一個異性戀的妻子，根本走投無路。直到問了感染科的個管師，才介紹到同志諮詢門診，諮詢異性戀更缺乏的訊息。
從來沒有人好好教過她，HIV是怎麼傳染的，就算有，也是事實跟謠言參半，恐慌與恐嚇調味，她怎麼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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