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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5第78期 | 訂閱/退訂 | 看歷史報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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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選讀
關鍵評論網:【性平大事記】從彭婉如、葉永鋕到同婚合法化,台灣性平教育30年艱辛路
香港01:【Netflix】《書本馬戲團》:這間性商店如何見證美國同志運動史
鳴人堂:愛經不起災難考驗?——在疫情中重新思考親密關係
新聞選讀
風傳媒:「我媽說同性戀是惡疾,魔鬼把我變成同志」 疫情禁足令加劇恐同家庭霸凌問題
自由時報:最強曬嬰!CNN王牌同志主播庫柏節目上自曝當爸
鏡週刊:曾想坦承「我不是Gay」 希澈擔心:對同志族群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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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我們知道大家都悶壞了,所以熱線決定要跟大家線上在一起~~

4月開始,熱線替大家準備了每週二《熱線應援團的打氣影片》、每週四《熱線茶水間的直播聊聊天》,希望陪伴大家度過這一段!也許實體距離不如以往的靠近,但我們的心一樣貼近,熱線都會在。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我們的頻道喔:同志諮詢熱線  Taiwan Tongzhi Hotline Association

本期文章選讀,首先和大家分享關鍵評論網所整理的性平大事記,4/20是葉永鋕逝世的20周年,讓我們不忘來時路,了解過去、也讓未來的路走得更穩。第二篇則是與大家分享近期小編很喜歡的紀錄片,適合大家在家裡的時候看~最後,一樣是V太太的好文,一起來了解疫情間的親密關係吧!

新聞的部分,台灣的疫情控制的相對良好,但國外的LGBT社群面對到比我們大的挑戰,帶大家瞭解一下。第二和第三則則是一些好消息的部分,恭喜CNN主播庫柏得子,希望台灣的同志也能有越來越多元的成家方式。最後是暖心的韓星希澈,聽聽看他對於性傾向疑問的回應吧!

最後,記得常常關注熱線官網熱線粉絲頁,不錯過各種同志第一手消息啦!

 
 
 
關鍵評論網:【性平大事記】從彭婉如、葉永鋕到同婚合法化,台灣性平教育30年艱辛路
2000年4月20日,「玫瑰少年」葉永鋕在校園廁所中死亡,至今已過了20年,而台灣的性平教育起源,更早可以回溯到1990年代的彭婉如事件。這數十年間,台灣的性平議題從校園走上街頭,從教育內容到婚家法制議題,全面引發了社會上的不同團體和聲音間的拉扯與論戰。各方透過對社會大眾的宣傳動員,並企圖從政治途徑影響法制;有人在這過程中失去了生命,有人從躲藏隱埋的性少數身份中走到了鎂光燈前。

台灣通過了要求學校實施多元性別平等教育的《性平教育法》、落實婚姻平權的《748施行法》等,這看起來成果豐碩的20年。性平議題在社會、政治、法律等領域都有著精彩的爭辯,透過從1990年以來的重大事件回顧,來看看性平教育是如何在社會悲劇的推動、多方勢力的折衝下走到今天的樣貌:

1990年代:彭婉如命案促成「性平教育」、性少數議題在民間發芽

1996年末發生震驚台灣社會的彭婉如命案,長期參與關注女權運動的彭婉如,深夜獨自在高雄搭乘計程車,遭到姦殺後棄屍,使民眾開始注意識到台灣女性的危險處境。這個事件促使立法者在隔年訂立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並明文要求各級學校必須要實施「兩性平等教育」,教育部也在隔年設立了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

而社會上在這段時間,根據《BBC》整理,在1990到1997年間,同志相關主題的出版極為興盛,包括小說、報導文學、性別論述、傳記、劇本、愛滋故事等開始大量出現,像是知名的《鱷魚手記》、《荒人手記》和已故紀錄片導演陳俊志拍攝青少年同志的紀錄片《美麗少年》也都陸續拿到大獎。性別書店晶晶書庫、女書店也都在這階段成立。

同志廣播節目也是1990年代重要媒介,最高峰時期的1996年,同時存在10個同志廣播節目。無遠弗屆的電波傳送,打破實體連結的限制,照顧許多無資源的同志。

另外網際網路開始於1990年代中期在台灣普及,當時的主要社群平台BBS(電子佈告欄)的「同志討論區」在2到3年內,普及到各大學的BBS站。網路匿名的特性造就了同志虛擬社區快速成形。

2000-2010:性平法制化作業啟動、同志大遊行首次舉辦

2000年時,鑑於兩性平等教育法源依據還不夠充足,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委請學者專家,開始草擬《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在研擬草案的期間,屏東發生了葉永鋕事件,因性別氣質與眾不同,長期遭部分同學霸凌的葉永鋕因為只敢在上課時間去廁所,最後在某次於上課時間前往廁所,不明原因死在廁所中。這起事件也讓各界對於性別氣質及校園性霸凌的問題更加重視,認為學校教育應該強化對不同性別特質、性傾向學生的尊重教育,因此有委員建議應從「兩性」改為「性別」。

教育部亦於2001年重新召集多位學者參與研擬法案,最後於2004年6月三讀通過。2006年,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課程綱要進行修訂,將原有九年一貫課程之「兩性教育」也更名為「性別平等教育」。

鼓勵小孩變同志?《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由來與規範

在這10年間,「同志」議題也越來越檯面化;包括當時台灣收視率極高的帶狀談話性節目《康熙來了》主持人蔡康永公開出櫃承認自己的男同志身份,以及發生了知名的台北市「農安街同志轟趴事件」,都讓大眾媒體對同志議題有越來越多相關報導和討論,但普遍還是將同志與「愛滋病」、「性關係複雜」等負面印象連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台灣也開始在台北市舉辦史上第一次的「同志大遊行」,由台灣的同志團體包括同志熱線等共同舉辦,初期遊行訴求聚焦在「同志走出來被看見」等去污名化、盼同志人權議題更能被社會大眾看見,而非一直處於「禁忌話題」。

2006年時,同志遊行首次破萬人參加。雖然日本東京、韓國、香港和東南亞的國家等也都有舉辦同志大遊行,不過直到現在,每年10月的台灣同志大遊行,都依然是亞洲地區最多人參與的。

同志遊行面面觀:台灣民眾願意當「同志好厝邊」的比例有多高?

跨世代的生命經驗,開展同志遊行的多元觀點

2011-2015:各方勢力結盟,對性平議題進行社會倡議與政策遊說

2011年,包括真愛聯盟等具有基督教教會色彩背景的團體,開始號召各年級的學童家長,抵制包含性別光譜、多元性別內容的性平教育教材,家長擔憂這些性教育的教材,顛覆過去「男、女」的性別分界,混淆兒童性別認同。

這幾個團體也連署將自己的訴求送進國會,並經由當時的立委臨時提案後,最後獲立法院通過,教育部因此緊急宣佈教師參考手冊將暫停發放,同志教育也因此被延宕。

性別光譜教導多元性別不適合國中生?破解5個性平教育的謠言

2013年,以家長為主要組成並強調「孩童權益」逐漸壯大的「下一代幸福聯盟」,在凱道號召近30萬人,公開反對多元性別教育,要求「違反婚姻家庭定義和混淆男女性別意識的內容」必須退出校園,同時也強力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在校園中的性平教育到底要「教什麼」的戰場,在此階段算是正式開打。

與此同時,2012年由於民間團體「伴侶盟」提出的「多元成家」草案送進立法院,2013年通過一讀,並在2014年由鄭麗君、尤美女委員等立委協助提案後首次在立法院的委員會內展開討論,這也是台灣國會首次討論相關法案。關乎性少數能否享有「婚姻權」,在這個時期和2013年正式被列入課綱總綱中的「性平教育」議題,形成雙重的社會衝突戰場。

2016-2020:性平教育、同婚議題在政治與社會的激烈角力

上個階段,同婚法案最終在立法院擱置未能處理。而台灣最早公開出櫃的祁家威在民間團體伴侶盟協助下,再次提起大法官釋憲案,盼透過法律途徑訴求同婚合法。而同志法籍教師畢安生在2016年自殺身亡,再次引發社會各界對同性婚姻及性別平等的討論與關注。倡議同婚的團體開始結盟合作,並以人物故事為訴求,多次做大型社會宣傳動員,積極向大眾溝通「平等」、「人權」等概念。

隨著同性婚姻議題被越來越多人討論,保守勢力也在此時開始反撲。2016年10月,全國家長會長聯盟舉辦「全國家長會長與教育部長有約」座談會,表達對教材中性別議題陳述的疑慮。包括台中市家長會長協會理事長洪資源在公聽會中主張,多元性別教育等內容在國中小教是「不對的」,他強調人就分成男和女,現在的教材會讓人混淆。也有家長代表指有些老師因自己的性向,渲染或鼓勵同志議題。

2016年底,下一代幸福聯盟等團體在政府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出:「不得強迫學生接受同志教育」等連署內容。其中訴求將《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中,要求課程需涵蓋同志教育,改為與同性戀內容有關的課程為自由參加、不得強迫參加。

2018年,反同團體針對同性婚姻和《性平教育法》施行細則提出「公投案」,並在2018年11月的地方大選綁公投時正式通過,有約700萬人贊同「婚姻僅限一男一女」及「不應在國中小實施同志教育」,對同志和性平運動造成重大挫敗。不過台灣最終仍在2019年通過婚姻平權。而《性平教育法》施行細則中的「同志教育」依照公投結果,修改為「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傾向...」等內容。下福盟等團體對此表達不滿,批評政府並未真正遵從公投的民意結果。

教育部修法將同志教育「換個名字」,反同團體批評「官逼民反」

這10年間,台灣的性別平等運動,主要是以「同性婚姻」作為爭論戰場,與此同時也引發在性平教育的爭論,在教育中「認識並尊重」性少數及其權益,要做到何種程度?成為兩方激烈拉鋸的社會議題。而2016年開始全面執政的民進黨政府面臨兩邊的壓力,最終採取了部分妥協但仍有其堅持的作法。

因為婚姻平權的落實,很多人認為台灣是亞洲的「性別平等」燈塔,可以讓各國在推動性別平權時作為借鏡。但事實上,在每個階段甚至到今天,校園針對性少數的性霸凌事件依然發生且震驚社會,許多性少數的青少年也還未能抬頭挺胸,以自己最真實的樣貌生活。

性平教育中所提到的「多元性別」「包容與尊重」,對於現今社會上多數的成年人來說,仍是個嶄新的概念。家長的擔憂、校方的守舊、教育資源的分配,社會上保守與進步聲音拉扯權衡之間,要如何落實《性平教育法》第一條所說「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不會因為婚姻平權的落實而中止,依然是台灣社會未來要共同面對的功課。

 
香港01:【Netflix】《書本馬戲團》:這間性商店如何見證美國同志運動史
Netflix 近日上架紀錄片《書本馬戲團》, 導演 Rachel Mason 講述了自己父母開設的同志色情刊物性商店的起落。從女兒的鏡頭之中,除了可以看到實體性商店的興衰,更看到美國同志平權運動的歷史,母親宗教與現實的矛盾,以及弟弟出櫃的心理掙扎。

不只賣書的「書本馬戲團

紀錄片講述一家在加州西荷里活和洛杉磯銀湖附近的書店、同志色情商店「書本馬戲團(Circus of Books)」。它於1960年開業,到1982年因經濟問題頂讓給 Barry Mason及其妻子 Karen,這兩位正是紀錄片的中心人物。

Barry 和 Karen 並沒有對自己的子女說這家店究竟賣什麼,只是叫子女進店時看著地板,別四處望,但當然這個「秘密」還是瞞不了多久。結果當他們的孩子被問到父母的職業時,他們的回答總是「開書店」。

更有趣的是,妻子 Karen 是一位虔誠的教徙,但卻開著一個與自己宗教教義有衝突的同志性商店。其後當他們其中一位兒子 Joshua 向他們出櫃時,更引起了「這是否神對自己的懲罰」的想法⋯⋯。

紀錄片雖然近似「家庭紀錄片」,當中導演 Rachel 也擔當了訪問者的角色,時常被媽媽 Karen 吐糟「不知道拍這些有什麼用」,但當中的考察與資料片段十分詳細,而且引人入勝。更重要的是,店的起落和遇到的問題,都可以和美國同志史連繫。

石牆事件與驕傲遊行的誕生

《書本馬戲團》一片中穿插了幾個重要同志歷史事件,但並未有詳細說明,在此交代一下。

在片的初段提起了「石牆事件」(Stonewall uprising),這個發生在1969的示威衝突,可說是美國及全球同性戀權利運動發跡的關鍵事件。在60年代的美國大部份州份,同性間的性行為是非法的,而酒吧如果服務同性戀者,亦可能被吊銷牌照。這吸引了黑手黨經營一些非法酒吧,讓同性戀者(以及不同的性小眾人士)在晚上聚腳。在當時的日常中,同性戀者難以找到其他同性戀者,所以雖然這些酒吧賣貴酒,而且品質參差,但仍是同性戀社群的聚集地。

在1969年6月28日,因當時市長選舉臨近,所以警察的突擊檢查也變多了,石牆旅店(Stonewall Inn)成了其中之一目標。簡言之,這次突擊檢查使警察和酒吧內的同性戀者起了衝突,並衍生了一連串的示威抗議活動,當中有街頭抗爭,亦有平權遊行(驕傲遊行(Pride Parade)正是事件一年後出現,以紀念事件)。這個事件可說是性小眾群體平權的第一步,地位就如同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女士拒絕讓座給白人,而開始了黑人平權運動一樣。

愛滋病的出現,再衝擊同志圈與色情業

另一段重要歷史,則較為哀傷。1980年代,因為當時未對愛滋病(後天免疫力缺乏症)有很深的認知,結果使愛滋病在色情片行業中爆發,很多色情片演員受感染而死亡(按前演員 Shelley Lubben 指在1985至1992之間有27位),當中有一部份是男同性戀色情片的演員。片中 Barry 和 Karen 講述,他們認識並照顧了其中幾位,可說是那些病者演員最後的依靠。

正因如此,在1998年「成人產業醫療健康關注基金(Adult Industry Medical Healthcare Foundation,簡稱 AIM)」成立,並設立了美國色情電影業的監控系統,並且要求色情電影演員每30天接受一次愛滋檢測。

AIM 系統要求記錄演員的所有性接觸,如果某演員測試結果為陽性,就會聯繫該演員過去三到六個月所有跟他有性接觸的人。雖然此檢測是自願性質,但不做檢測會降低出演機會。但此組織已在2011年關閉,現時檢測的工作就交給了成人行業的非牟利協會 Free Speech Coalition。

在政治方面,亦同時影響了整個色情影片行業,在1980年代,威爾遜・列根(Ronald Reagan)當選總統後,尤其是在《Meese 報告》發表後,執法部門對色情內容進行了嚴厲打擊。根據維基百科,該報告分為五個部分,共35章,詳細介紹了色情行業的多個方面,包括色情片歷史和美國《第一修正案》保護範圍。 該報告還記錄了委員會指出色情內容的有害影響,以及色情行業從業者與有組織犯罪之間的聯繫。 該報告受到了色情行業內外許多人的批評,稱該報告有偏見,不可信且不準確。

Barry 更因此被 FBI 逮捕及起訴, 而他的律師以《第一修正案》作抗辯,最後在公司認罪之下 Barry 被釋放。但按 Barry 和其律師指,他能逃過牢獄之災很大程度與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當選有關,因為該任政府對於淫穢的看法與前兩屆政府不同,所以可以「從輕發落」,可見政治的更替與不同行業的發展有很大關係。

宗教與性向之間的矛盾與掙扎

片中當然有提到互聯網對實體性商店的影響,除了是色情片不需要再買 DVD 外,連同性戀者聚腳點的角色,也被不同的社交 Apps 代替。不過這可說是老生常談,所以筆墨不多。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Barry 與 Karen 的小兒子,也就是導演 Rachel 弟弟訴說當時出櫃的情況。他虔誠的母親 Karen 雖然接受他的員工或者所有其他人是同性戀,卻不知如何面對自己的兒子是同性戀。經過多返掙扎後,再參與了不同的支援組,才作出改變並接受,現時更是這些支援組的「名星導師」。

而 Joshua 表示自己出櫃前已預備會被趕出家門,這使 Rachel 一度哽咽,因為她並沒想到弟弟居然有過這個打算。她亦問到「我的世界也很同志化,為什麼不想跳入我的世界呢?」

Joshua 回答:

「你的世界太同志化了(Your world is too gay),太藝術化了,我沒同感⋯⋯跟我那時的本質不一樣,也跟我現時的本質不一樣。」

在很多人眼中,同性戀者是一群人,異性戀者是一群人,卻忽視了當中的個體差異之大。雖然《書本馬戲團》以同志為主軸,但它讓我們感受到的,或許是我們認識他人時,應該關注的是作為一個人的她/他,而不是她/他的某一身分。

 
鳴人堂:愛經不起災難考驗?——在疫情中重新思考親密關係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又稱新冠肺炎)席捲全球,為了抑制疫情,各國紛紛採取不同程度的防疫手段,包括封閉邊界、禁止旅行與大型聚會、關閉學校和娛樂場所、鼓勵在家工作,以及限制人民出入行動等。這些防疫措施的關鍵,便是人們必須減少與他人接觸,保持所謂的「社交距離」。

這些措施對我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不只是工作、學習和家庭,還包括了心理健康、社交甚至性生活。比方說,在各國紛紛公布程度不等的居家隔離政策之際,網路上便有笑話指出,2020年年底我們將目睹「冠狀病毒嬰兒潮」,而到2033年時他們會成為所謂的「隔離世代」。這個笑話背後的假設自然是,在隔離期間無事可做的伴侶們會有更多時間和慾望進行性行為,進而導致懷孕。

但與此同時,逐漸解除隔離的中國則傳出離婚率升高的消息,包括西安和四川等省份都於3月時收到了許多離婚申請,儘管其中一部分申請可能於農曆年前就已提出,但因為疫情關係被拖延受理,許多人仍不排除,長時間的居家隔離可能使被迫獨處的伴侶們逐漸「相看兩厭」,引發衝突或使舊有的衝突加溫,進而導致關係破裂。

許多歐美國家自3月起開始實行隔離政策,法律與婚姻專家也紛紛提出這樣的擔憂,並且為同居伴侶們提供各種意見,建議如何在隔離期間維持親密關係的和諧和穩定,甚至是藉由更多時間相處,使關係更為緊密。

疫情壓縮公共生活

過去已有許多學者探討過公共危機情境對伴侶關係的影響。例如根據一項2002年的研究,1989年美國南卡羅萊納州遭颶風肆虐而被宣布為災難區的郡裡,離婚率和其他郡相比有所提高。在香港的SARS疫情爆發一年後,研究者發現,倖存者們仍展現出較高的壓力、憂鬱與焦慮情緒,而2004年香港的離婚率比2002年提高了21%。

另一項2012年的研究,則調查颶風卡崔娜對低收入女性的親密關係所造成的破壞性後果,但其結論同時也指出不只有負面影響,許多人認為災情帶來的危機,讓她們得以重新檢視自己的親密關係,使關係更為穩固。

這次疫情對於個人、親密關係和家庭帶來的影響乃是全面性的。除了具體的感染風險,和健康擔憂對個人造成的心理壓力及焦慮、恐懼等情緒外,各項防疫措施則重新形塑了我們的公領域和私生活。一方面,在家工作、出入禁令和取消大型活動等手段,使得各種形式的公共生活幾乎消失,人們的日常生活被限縮於以個人或核心小家庭為單位的私領域內。

比方說,德國提出了被稱為「兩個頭規則」(Zwei-Kopf-Regel)的人際接觸禁令,除非是同一家戶或同住的人,或有特殊照護需求,否則公眾場所內不得有兩人以上群聚,與第三人間必須維持1.5公尺的距離。

然而社交距離帶來的影響不僅限於肢體上的。這些公共生活面向對於我們的身心健康十分必要,我們失去的可能不只是社交接觸,還有自我實踐、成長,以及滿足不同情感和社會需求的機會。比方說,工作與同事間的接觸可以帶來成就感,我們也可能和友人分享一些不見得會和伴侶、家人分享的心事。儘管通訊科技讓我們還是有可能維持這些公領域的交換,物理距離、經濟能力和知識資本卻可能造成不同的障礙。

換句話說,人們如今必須把這些需求都投射入原子化(atomization)的親密和家庭關係內(或甚至只能自己消化處理),而這過量的需求往往可能催生出關係裡的壓力和衝突。

回到舊時的家庭樣貌

另一方面,過去數十年來,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女性主義崛起與福利國家的建立,我們的私生活逐漸仰賴著由政府或私人企業提供各種結構性支持——例如學校,讓我們得以把育兒、家務等家內的勞動外包,但疫情促使我們必須減少人際接觸,這些外包勞動變得不再可能,小家庭們於是回到了一個較為「原始」的狀態。如某些女性主義者所評論的,這場疫情讓西方社會的家庭回到了1950年代的樣貌。

白話地說,在疫情之前,大多數現代人——這裡指的主要是生活於西方社會這類已發展國家中的個人——的日常生活投入大量的時間在工作、社交等公領域上,並於這段期間內把某些私人的、家庭的工作外包給國家(如學校)、企業(如補習班)或個別勞動者(如付費保姆或清潔鐘點工),然後在每天的尾聲再回到自己的小家庭內,進行與伴侶互動、照顧小孩等親密勞動。

但疫情迫使我們改變這樣的模式,學校關閉後,家長得在家自行負擔起子女的學習,所有的家務工作也只能自己承擔,而過去每天可能只有日落後才見得到面的伴侶,如今必須24小時共處。許多人突然發現,距離果然會帶來美感,當自己被迫和親密伴侶長時間困在同一個空間時,對方竟然變得難以忍受——難道愛真的經不起考驗?

然而,就算是相愛的人,也有可能不想、不願花太多時間和對方在一起。每一個人對於親密感的需求不同,有些人渴望密集的陪伴,某些人卻仰賴自我空間。甚至,適當的獨處對個人來說其實是必要也健康的,在和自己相處的時間裡,我們得以梳理反省自己的情緒、思考,也才能夠增進對自己的了解,並透過這些瞭解自我成長,也進而和他人建立更健康的關係。

疫情讓人看清婚姻現實?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對於親密關係和家庭生活的影響,在男性和女性身上,可能呈現出不同的強度。如許多評論指出,在家工作與自學的要求,讓許多母親蠟燭多頭燒,因為女性承擔了大部分的育兒和照顧家人的責任,如今在日常的打掃、採買和煮食工作外,她們往往還要安排孩子的學習、監督與協助做作業,並陪伴他們玩樂,然後再擠出零碎的時間工作。

這表示,就算這些女性的工作可以遠距離完成,她們也經常需要重新規劃自己的時間安排,甚至犧牲自己的工作效率。

網路上也流傳著,許多偉大的文學家和科學家——如莎士比亞和牛頓——都於英國遭瘟疫肆虐時,在「社交隔離」的狀態下完成了自己最偉大的作品,藉此鼓勵人們利用這段足不出戶的時間,實踐自己的目標。然而,不論是莎士比亞還是牛頓,他們都不需要負擔育兒跟照護工作。

此外,社群網站上也可以看到各種「迷因」(meme),講述母親們面對整日在家、不受控制的小孩時的崩潰心情,在人們覺得好笑或認同之際,我們也不得不問,爸爸去哪兒了呢?

另一個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各種講述「如何在疫情期間維持伴侶關係和諧」的文章,往往以女性做為主要對話對象,教導女性可以為彼此創造空間、促進對話,並練習傾聽。事實上,有評論指出,在家務勞動中,讓女性最感負擔與疲憊的是所謂的「認知勞動」,也就是家庭中各種計劃和任務的安排與協調。

女性往往被賦予家務「規劃者」的角色,負責讓家中一切事務順利進行,而如今我們看到,在疫情底下,女性還必須為親密關係跟家庭和諧負擔起「情感勞動的規劃」。

所以,離婚率的升高是因為女性終於認知到,自己在異性戀婚姻裡,面對的是一個毫不公平的處境嗎?某種程度上或許可以這麼說,如某些論者指出,疫情只是婚姻的照妖鏡,在隔離生活中觸發衝突的,往往是親密關係裡早就已經存在的問題——例如家務分工不平等,如今只是在疫情下獲得凸顯與強化。

但與此同時,若將此看成是個別親密關係和家庭各自的困難,卻也不甚正確。事實上,這可能反應了一個結構上的問題,並提醒我們必須重新反省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親密伴侶與家庭關係。

親密關係間的資本不平等

首先,「愛情」不會只有一種樣貌,與其追求某種特定樣板,更好的作法可能是透過溝通,了解彼此對於親密感的想像和需求為何,並依此在關係之中建立一個健康且合乎彼此期待的距離和空間。如果我們執意把「無法長時間相處」視為關係的負面特徵之一,可能會忽略了親密關係中的異質性,也限縮我們對於愛情跟伴侶關係的想像,因此遺失了打造不同相處模式的可能。

其次,經營一段關係、一個家庭——就算是核心小家庭——確實有許多「工作」得做,從具體的食衣住行到抽象的情感需求,這些工作不只仰賴個人能力與意願,也會涉及外在的資本,包括非正式的親友支持和獲取正式支持的可能性(例如雇用他人的金錢)。

我們也必須承認,即使家庭內的性別分工平等,這可能仍舊無法改變一個事實: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強調最大生產值,致使人們在漫長的工時中被工作不斷消耗的狀況下,我們所擁有的、能夠分配給經營私領域(親密關係)的時間與能量自然受到了限制。

白話地說,當個人每天必須工作12小時,如何還能在工作之餘有剩餘的精力,來為伴侶準備一頓溫馨晚餐、一起分配家務,甚至談心以營造親密感?也正是因為如此,網路上長年流傳著「三機(洗碗機、掃地機、烘衣機)救婚姻」的笑談,強調把家務勞動外包給機器,有助於婚姻幸福和諧。

這說明的是,過去農業社會裡以大家庭為主,家庭內的勞動通常由較多人——儘管仍舊以女性為主——分擔,而核心小家庭失去了這類的非正式支持,就只能靠著資本來換取機器或其他勞動者的外援。然而,當個別家庭以資本決勝負、求生存的同時,缺乏資本的家庭則落入孤立無援的困境,「舊社會」裡還有可能獲得家人協助的他們,如今只能自立自強。

另一個資本如何影響親密關係的例子,則展現在空間之上。許多針對隔離期間親密伴侶提出的建議都會指出,空間上的區隔有助於建立界線,避免讓彼此感到窒息,比方說安排各自的工作空間。但對於居住空間已經很狹小的伴侶與家庭來說,這無疑是個奢求。尤其居住在城市裡的年輕伴侶,經常受制於高房價而生活空間吃緊,若雙方都得在家工作時,如何能夠「保持距離」?

賦予親密關係新的想像

這並不是說,沒有經濟資源的人不應該進入親密關係或成家,而是新自由主義政府與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每一個核心家庭都早已原子化,被國家與社會教導著,必須透過累積資本來自我經營,以維持幸福和諧:我們必須努力工作買房才能成家、金錢可以解決婚姻中許多爭吵,更能確保在培育下一代的時候領先他人。

這樣的信念決定了我們對於親密關係衝突的解方,即使是女性主義者討論女性的自由與選擇時,也往往難以擺脫這個框架。

然而,或許我們應該思考的是,除了親密關係內部的民主和平等——例如男女平均分擔家務——以外,我們還需要「解放」親密關係,讓親密關係不再受制於現有的想像。

一方面,也許一對一的異性戀關係並不能滿足我們,而一段關係裡勢必需要有更多人的「參與」,例如以開放式關係讓個人廣泛、多變的情感需求獲得滿足;另一方面,我們不應該繼續把每一段伴侶和婚姻關係當成彼此全然獨立、互不相干的單位,而試著在每一個「原子親密關係」之間建立更多的互助、支持和連結。

最後,在這麼做之前,我們必須挑戰普遍對「浪漫愛」的想像。當代社會經常用浪漫愛的概念來強化婚姻與核心家庭的價值:婚姻伴侶是一生最重要的人,婚姻代表白首不相離,也代表承接所有的照護工作。這個想像也讓我們相信,如果兩個人相愛,他們就勢必想要密集地相處,因此和伴侶一同隔離理當是幸福之事,所有感到不幸福的人只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

但或許,並不是愛經不起考驗,而是愛本就應該更為彈性,親密也能有更多定義,進而包容各式各樣的「斷裂」——那不是破碎,而是新的力量得以生長的縫隙。

 
 
 
風傳媒:「我媽說同性戀是惡疾,魔鬼把我變成同志」 疫情禁足令加劇恐同家庭霸凌問題
媽說同性戀是邪惡疾病,魔鬼把我變成同志,她每天大聲禱告讀經,要我擺脫原罪去娶老婆」,23歲的出櫃同志山姆無奈表示,「在這段糟糕時期,基本上我無處可去,只能活在這樣的霸凌環境」。當各國採取封城、禁足措施,試圖壓制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時,不只讓面臨家暴者處境更艱困,LGBT族群遭遇恐同霸凌的問題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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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最強曬嬰!CNN王牌同志主播庫柏節目上自曝當爸
近來各大新聞焦點無疑放在武漢肺炎疫情上,這讓庫柏在節目中語重心長地說,「這對我們所有人的生命來說是一段艱困的時刻,經歷了那些辛苦的日子,我認為在這糟糕的時期,試著把握住現有的幸福和喜樂是很重要的,即便當我們在悼念所愛之人之際,我們也為新生命獻上祝福。」

庫柏話鋒一轉,「我想花點時間來分享我的喜悅,那就是我成為了父親,我有了兒子,我想讓大家見見他。」畫面此時放上了庫柏襁褓中的兒子的照片,並提到他的全名為「懷特.梅根.庫柏」,分別取自他父親的本名及母親的家族名。

庫柏提到,身為一個同性戀,從沒想過自己能夠擁有一個孩子,對醫生、護士和其他幫忙達成這一切的人表示感激,尤其感謝代理孕母一家人對懷特和他的全心支持,強調他的喜悅無法以言語來形容。閱讀更多

 
鏡週刊:曾想坦承「我不是Gay」 希澈擔心:對同志族群不尊重
最近台灣「粉紅口罩」議題正夯,民眾反應家中男童不願意戴粉紅色口罩上學,擔心遭到同儕異樣眼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率防疫專家一起戴粉紅口罩示範,強調顏色不能代表什麼。這個事件引起性別教育熱烈討論,而韓國藝人趙權與金希澈近日也在上節目時談到自己時常被質疑性向的話題。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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