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向是不是天生」為什麼會成為爭議點？主要的原因是假如性向能夠自己決定，那麼反對同性戀的一方，就能更深入討論性向有無「矯正」的可能，以及該不該「矯正」。

但我並不打算在這篇文章中討論性向先天性以及進一步的價值判斷，事實上，科學家的確還沒找到「同志基因」，而且基因與環境影響一個人的層面與程度，科學家們也都還爭論不休。但假如真有這個（或多個相關）基因，還是可以藉由遺傳，讓「同志基因」留存在人類族群中。

拜科學教育的成功（？），即使不是生物領域的大學生，也知道基因型（genotype）決定了像是血型、眼珠顏色、卷髮/直髮、膚色......等表型（phenotype），而且能遺傳給後代。於是，直觀地推論：不生下後代的同性戀，不可能讓「同志基因」持續保留在人類的族群中。

不過你還記得中學生物課教的「普氏方格表（Punnett square）嗎？兩位異型合子 [註1]的顯性雙親－姑且假設對偶基因的組合為 Aa × Aa 吧－也有機會生下帶有aa同型合子的隱性性狀的小孩。舉個貼近我們生活經驗的例子，A型爸爸，跟B型媽媽也有機會生下O型小孩，不用誤會這對異性戀夫妻誰有任何「偶外交配」（extra-pair copulation）的經歷。

也就是說，「假如」同性戀性向由遺傳決定，那麼這麼基因可能以隱性性狀存在於同型合子的異性戀者基因型中，也就能保留在人類族群裡了。

除了顯隱性對偶基因遺傳之外，近年來的發展出的「表徵遺傳學」（Epigenetics）也能解釋同性戀的遺傳。表徵遺傳學並不改變基因序列，而是藉由在DNA上加上化學修飾標記（像是甲基化），調控基因是否表現。也就是說，即使兩個人基因型相同，都具有某一組基因，仍然可能因為表徵遺傳學的機制，使得一個人表現這組基因，但另一個人則不表現，最後兩個人的表型不同。

決定表徵遺傳學調控基因「開關」的條件很多，例如母體的荷爾蒙環境、後天的生活環境、飲食......等，而且有些控制基因表現的化學修飾標記會遺傳，像是科學家之前發現，攝取高脂肪食物長大的老鼠，後代容易發生「胰島素耐受」（Insulin resistance），而且是透過表徵遺傳學的化學修飾機制遺傳。（可參考「吃高脂食物會債留子孫」或「科學家表示，飲食可以影響後代的遺傳訊息」。）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演化遺傳學家萊斯（William Rice）假設，表徵遺傳學決定了細胞在發育的過程如何對性激素反應；如果男嬰的神經細胞對雄激素的反應不佳，那麼可能會改變他的性向（可參考「同性戀可能源於子宮」或The Scientist刊載這篇）。不過這都還是假設，或許等待人類表徵遺傳標記解讀計畫Roadmap Epigenomics Project完成後，會有更多證據能回答這個問題。

回到一開始的爭議。目前科學家都沒有太多確切的證據顯示性向是（或不是）遺傳決定，也因此我認為現階段在討論同志議題的時候，不該以遺傳學的可能（或不可能）來支持任一方的論點。 [註2]

註：

1. 基因型（genotype）如果是顯性的「AA」或者隱性的「aa」，就稱作同型合子（homozygote）；假如是顯性「Aa」組合，那麼就是異型合子（heterozygote）。以文中所舉雙親血型為例，假如A型爸的基因型是異型合子「Ao」；B型媽也是異型合子「Bo」，那麼Ao × Bo，就有機會生下A型（Ao）、B型（Bo）、AB型（AB）或O型（oo）的小孩。

2. 《美國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作者約翰賀根（John Horgan），曾經因為當前缺乏有力的科學證據，所以不認為「同性戀是遺傳」，此一看法卻被反同基督教徒扭曲為「同性戀不是遺傳」。針對反同基督教徒此舉，2010年他在專欄上發表〈恐同基督徒如何誤用「同性戀基因」報告〉一文，請點此。

※延伸閱讀》
•同性戀是天生？ 遺傳說是不識字兼沒衛生
•同性戀遺傳之謎
•關於同性戀的一些事實／清大彭明輝的部落格

例如，在炎夏時期飛往馬拉威，腦中浮現的是一片黃土、少許灌木林和穿著短袖衣衫人們的「熱帶莽原景象」──在地圖上，這個國家位在赤道南方不遠處。儘管醫療團醫師曾提醒：「此時是馬拉威的冬天，很冷喔。」我們卻不知哪來的自信，將這話當成誇飾，直到飛機落地，走出艙門，一陣哆嗦，才知「真的冷」。

往北部姆祖祖走，照常識來說，更靠近赤道，溫度越升。但抵達當晚，我們冷得穿上更多衣服，裹上毛衣和大外套，走出門外看星星的途中還冷得喘不過氣來，「這裡是高原啊。」看我們直叫又喘又冷的樣子，醫療團醫師才叮嚀：「不要走太快，會得高山症喔。」

初入這個陌生的地方，一切常識都只是自以為是，還未深究的初淺印象。所以，別說文化衝擊 (culture shock)，自然衝擊 (nature shock)並讓人應接不暇。

身體和疾病當然也是如此。

從馬拉威回台後不久，我便開始咳嗽、失聲。原以為是疲累或者環境轉換所致，簡單的小感冒而已。一位與我同去馬拉威的醫學系學生也有同樣的毛病，卻十分緊張，以為自己帶回來了肺結核。匆忙就醫後，真相大白：「台灣空氣太髒，原本就有過敏性鼻炎的我們，鼻水倒流變成了痰，而引發咳嗽的症狀。」

不是馬拉威病菌太多，而是台灣的空氣太汙濁。讓人莞爾一笑的顛覆。

又隔一陣子，參加了國際醫療讀書會時，像是罹患重感冒一樣的症狀，引人側目。同去馬拉威的夥伴打趣地問：「不會得了瘧疾吧？！」

此言引我怒瞋：「最好這就是瘧疾的症狀啦。」不過就是鼻水如洩洪一般，帶點小咳嗽，自己判斷是鼻炎，畢竟我一點都沒發燒。

或許老天爺懲罰我的鐵齒，隔天我竟然就發燒了，本想吞包退燒藥就好，不料，連我媽都問我：「你…會不會得了瘧疾了？」

三天之內，我被問了三次「是不是得到瘧疾」這個問題，我也才認真地想起：「對耶，我忘了吃抗瘧藥了！」我只是想起自己沒吃抗瘧藥這件事，壓根不認為自己得到瘧疾，雖然在馬拉威每天都被蚊子攻擊。

服用瘧疾藥，像是一種儀式。每個去非洲的旅人，幾乎都要經歷施打黃熱病疫苗這類熱帶疾病預防針、服用奎寧這類抗瘧疾藥的「特殊經驗」。吃這些藥不保證能避開瘧疾，只是在得到瘧疾時，能「減輕」症狀。

但我們服用奎寧最重要的原因，不是為了在馬拉威安全，而是台灣沒有瘧疾──如果我們在非洲得到瘧疾，還可以找得到醫生治病，找得到藥吃，但萬一回到台灣才發病，在瘧疾已經絕跡的台灣，要找到治療的藥或醫師，恐怕是很困難。因此，服用這類藥物，成了我們每日相互提醒的動作。畢竟，醫療團的人都不吃的──他們長期待在非洲，就算得到瘧疾也可以得到治療。

因此，服瘧疾藥對我們來說，又是一個想法上的轉移和顛覆。

瘧疾之於台灣，或者是對我們的親友來說，都是一個「放大」的疾病，那是我們去過非洲的印記和證明。

但是對當地人來說，瘧疾就像感冒一樣，一年得到一次瘧疾很正常，抗瘧藥在超市都買得到，就像我咳嗽流鼻水，只消到便利商店買包感冒藥就好。當我們遇見眼球發黃的當地人時，就都知道這個人得了瘧疾，或是得過瘧疾，但幾乎我們所遇到的每個人，眼白都是發黃的。

因為在馬拉威多在醫院工作，與醫療系統接觸，讓我們不自覺將目光放在這類問題上頭，才會發生同伴以為他自己得到肺結核的事情或者是我「得到瘧疾」的疑惑，而不像以往會自我判斷「這只是感冒」，於是，普通的不舒服，竟也成了非洲經驗的反射──因為去過非洲，所以連病識感都不同了。

因為非洲經歷的轉換，而造成感覺差異的，不只有生病這件事。

例如，在台灣，被蚊子叮雖然很不舒服，但那只是件擦擦綠油精，讓他自然消腫的小事情，可是在非洲，「蚊子」對我們來說是會使我們害怕的敵人，因為它有很大的可能是瘧蚊。所以，出門要噴防蚊液、晚上睡覺要掛蚊帳，每天都要放大蚊子是否叮咬的意識。

不過，這樣的「小心翼翼」持續不了多久。之後除了睡覺掛蚊帳（還是會被叮）外，防蚊液懶得噴，奎寧會忘了吃，連穿涼鞋、短褲出門也開始不忌諱了──或許我們都已經開始讓自己像個馬拉威人了，也或許已經不會感覺這之中的「不同」了。

倒是去北方的野生動物公園，竟又出現了讓我們「小心」的生物采采蠅那是一種被它叮，就會一直沉睡、起不來的「蒼蠅」，那個地區有很多，而我們又無法判斷那是不是彩彩蠅，所以，只要是看到長得是蒼蠅樣，就會一直要打死它，不然就趕出車外。

那天，我在自己的日記裡，記下這一段：
為什麼開始怕蒼蠅？ 為什麼開始怕蚊子？
因為是不同世界嗎？ 為什麼心裡有恐懼？

因為「不同」，所以，原本習以為常的世界或認識，就被轉換了。

※ 延伸閱讀》
•屏東基督教醫院：奉獻一萬公里非洲路
•地球暖化致采采蠅南遷　非洲恐陷入昏睡病危機
•馬拉維湖國家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