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蔣勳談《少年台灣》（聯合文學出版）

台灣早期從大陸渡台的移民，大多為少年，一無所有，但是天不怕、地不怕，勇於吃苦犯難，一踏上這塊土地，便努力扎根，開花結果，這就是他認為的「少年台灣」精神……

這是啥人的某？

近些年來，蔣勳已經成為一則傳奇。

他不斷以一己之力，近乎移山，破除存在學院與大眾之間關於藝術、關於美的高大隔閡。他介紹西洋古今繪畫、舞蹈，闡述中國傳統詩歌書畫，選用最簡單易懂的語言，傳達最精緻複雜的美好感受，截然迥異於學院裡的姿態與腔調。──之所以萌發跨出學院、面向大眾的自覺意識，蔣勳特地提及一件罕為人知的往事。

1971年，他赴法國留學，課餘在旅行社打工，當導遊。當時能到歐洲旅行的台灣人，大部分是七○年代冒出頭的中小企業家，有點財富，也想孝順父母，於是帶父母同來。這些父母大多農村長大，對西方文化完全陌生，當他們看到〈米羅的維納斯〉雕像，非常驚訝，完全無法理解一個幾乎裸體的女人，何以大家會包圍著看、會覺得美，簡直和他們所理解的倫理完全相反？當蔣勳講解起維納斯的故事，突然有位歐巴桑拉著他問：「這是啥人的某？」剎那間，蔣勳愣著了，直到現在蔣勳仍記得那個歐巴桑充滿惶惑的表情，她是那麼渴望想要知道，為什麼你們會欣賞這個東西？光溜溜的，和她的倫理世界完全相反（或許問題背後還有「沒有丈夫管她嗎」的意涵）。──那句話，後來變成蔣勳最大感觸，他說：「我能不能和這些人講美是什麼、講藝術是什麼。如果我沒有辦法和這些人講，那麼我在巴黎大學所學到的藝術知識、專業辭彙，都是假象、都是空的。頂多，我只是自鳴得意而已。」──蔣勳更驚覺到：「我居然沒有辦法跟一個一生在台灣土地上踏踏實實生活的人，講我所謂的藝術世界。」

這個感觸，一直等到蔣勳從大學教職退休，忽然得到解答與解放，因為再不用面對知識分子的詢問。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所要講述的對象，是大眾，如何讓大眾懂一張畫、懂一個畫家，成為他講述或寫作上最大的課題。他逐漸領悟到，為何唐朝詩家白居易寫詩期望「老嫗能解」，為何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那個「損」很可能就是「拿掉」，敢於把常人不懂的東西拿掉，而拿掉的東西正好就是自己最得意的。蔣勳發現只有把那些東西拿掉，回到美的原點、回到人的原點，所有學問才能有人的意義和價值。

台灣，非常年輕

也許必須在這個「美的原點」、「人的原點」脈絡下，我們才更能理解蔣勳的《少年台灣》。

在《少年台灣》裡，蔣勳藉由台灣各個鄉鎮裡成長的少年，述說了一個又一個結合地方風土、歷史、物產及少年成長的故事，表現出少年的熱情、執著與奮發，也表現少年的衝動、迷惘與情執，經由自我覺察的省悟，發現了自己，也發現自己與原初土地的關聯與情感。

將書命名為《少年台灣》，是蔣勳一直認為台灣，非常年輕。他回憶起1988年，首次回到母親故鄉，西安。在西安古都，他驚覺自己從小生長的台灣實在非常年輕，自然山川完全不像大陸的古老樣貌，也不像大陸早已被古往今來的文人們讚嘆歌詠、畫家們驚奇描繪。台灣是一片處女地，足以在各個方面好好開墾的大塊河山，此後他便常說台灣「眼前即是如畫江山」（2000年即以此語為書名，撰成一書）。蔣勳還提到，台灣早期從大陸渡台的移民，大多為少年，一無所有，但是天不怕、地不怕，勇於吃苦犯難，一踏上這塊土地，便努力扎根，開花結果，這就是他認為的「少年台灣」精神──這本書，就是要把台灣的少年意象、少年精神，重新呼喚出來。

很想重拼一張台灣地圖

蔣勳覺得「少年台灣」的意象和精神，似乎逐漸從年輕一輩的身上流失了。他們被譏為「草莓族」，對土地沒有感情。蔣勳說：「我和年輕人談紐約、巴黎、東京，他們都不陌生，很小就出過國了；但當我談起彌陀、野銀、望安，他們都很疑惑，問在哪裡。」這讓他很想重拼一張台灣地圖，那是他從巴黎回來後，自己一塊塊拼起來的。

他回憶起1976年夏天，人在巴黎香榭麗舍大道，空氣中忽然有種氣味，非常熟悉，他想不出來是什麼，但被氣味逼得直想哭。他向同行的法國同學說，身體不太舒服，需在路旁休息。不久，才終於懂了，那氣味是廿二歲時第一次離開台北，到鳳山當兵，出操時，南部酷夏豔陽，曬得人發燙、土地發燙，一陣午後雷雨磅礴降下，逼出的土地的氣味。法國同學拍拍他的肩膀說：「那是鄉愁，我想你應該回台灣了。」這年十月，蔣勳就回到台灣了。

回到台灣，他最常做的事，就是背個背包、坐上客運車，隨意進台灣各地小鎮去看、去素描、去和老人談天。他到現在還清楚記得，到了莿桐，整個空氣瀰漫大蒜的味道；到了西螺，整個空氣都是做醬的味道……「這是我和台灣這塊土地最親切的記憶。」他終於懂了：「一個地方之所以會讓人回去，是身體裡有忘不掉的記憶，有了記憶，人無論走到天涯海角，都會回來。」

於是蔣勳寫出《少年台灣》，他期望台灣人重新找回積極冒險、勇往直前的少年精神，也期望台灣人重新找回自我與土地的記憶──身體裡陽光燙烈的感覺、鼻腔內海的鹹腥的氣味……於是，《少年台灣》變成一生之書：既鼓舞出發，也召喚回家，它是少年揚帆時的祝福，壯年他鄉奮鬥的依戀，也是老年歸魂的安慰。

推薦書：陳家帶詩集《人工夜鶯》（書林）

陳家帶就像逍遙的單車騎士，反正終點不是他的目的，他情不自禁地分心，沿路看風景，往往換個視角看人間就看出滋味，也從普遍性中看出歧義性。因而，這本詩集所涉題材呈現人生閱歷的廣角。詩人之眼，向來不安分。他踩著鐵馬從真實的空間（台灣、世界、行星）貫穿抽象的心靈空間（鏡之夢）……儘管太陽底下沒新鮮事，但是，換個角度就成了〈一天的永遠〉：「月亮底下新鮮事，永遠就是／就是以全面黑暗點燃一絲／一絲不掛的光明──／別無其他」。

寫詩得有赤子之心，邊欣賞人生沿途風景、邊玩字。集中也玩諧音字、造形字及疊字，很有趣，抽出一些例子：「我永恆的金字搭／擺盪於生命與藝術的象限／銷金 削金 掰金 拜金」。喝鐵觀音茶時「飄飄欲鮮／隱仙坐在茶言觀舍」。「雲們在天空謝幕／人走下來／就是雲門」。「我看見你／卻視若五堵」。「櫻魂／不散／最是春雨滂沱時」。「正義是賤賤之劍，公理是叨叨之刀」。「繁體煩也，簡體剪矣」。「用劘髍嚩擵嫫饝摹等等魔法／把隕石坑炮成鶯飛草長」……玩字最重要的是呈現背後的意義，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製造一種以幽默態度面對議題的方式。

個人讀完詩集後的統合印象，最深刻的是：陳家帶涉及比例最多的是「音樂（包括舞蹈）」。他善用音樂，撥點萬象。例如〈給Ｖ的奏鳴曲〉、〈在一隻琵琶裡〉、〈重聽貝多芬〉、〈印象拉威爾〉、〈斷奏〉……而在〈音樂臉譜〉敘及蕭邦、德布西、布拉姆斯、舒伯特、華格納，旁及舞蹈的有〈佛拉明哥〉、〈雲們〉等等。在〈巴哈絕句〉中，他說：「合唱隊險走高音鋼索／管風琴探測靈魂向度／耶穌與猶大同列卡司／他證明上帝全不離譜」，是的──不離（音）譜！「音樂」是他的主旋律。

然後，我隱約了解為何書名是「人工夜鶯」，對詩人來說，如果把人生分為黑夜與白晝兩半，那麼──「夜鶯」是心靈的音樂（指「黑夜這一半飄流」），而「人工」是面對人世無可奈何的遭遇和扭曲（指「白晝那一半擱淺」）。

在靜夜的旋律中，隱含著他對政治、環保、弱勢、天災、科技之懸念及反思。譬如溫柔的玫瑰有刺，又似好風拂過長髮卻觸及後腦勺埋伏的反骨，或者「孤獨邊界／埋藏未知的地雷」……「唯物之神」與「詩的精靈」兩造時時刻刻在心內拉鋸著。

他的不平之鳴仍以音樂性的哀歌呈現。談到文明，詩人眼中的台北101大樓「碩大的阻尼器支撐著／搖搖欲墜的文明」，而在〈黑夢〉搭上探索者101號遠離地球，一回首發現「前冰河期城市的遺跡」。對環保的反思，「全世界冷氣機製造禪意／逼出一噸噸玄火」、「荷影裡有電廠的核影」。記日本大地震的〈二○一一〉，他說「所有陌生的金部首／儼然都是恐怖份子」。至於政治，詩人一方面〈為吾島祈禱〉，另一方面又無奈，不解為何「只問藍綠 不分黑白／捲入無盡的唬爾魔鯊」，即使寫景亦神來一筆：「春──這個花花公子遠遊歸來／是如何指揮山谷知音為你協奏／竟讓藍綠粉絲一夕暴紅」。最後詩人忍不住道出：「不滿之月／吃力地構成中秋節」。

每當植入思維議題，詩人對「意象」、「鍛字」、「用典」……仍不敢大意。他透過當代語彙的種種嘗試，試圖殺出一條「寫路」，抒情是詩的本質，而叛逆才是對詩的敬意。

自從〈脫節的國度〉不見了以後，一直都未寫東西。因為我著實是一個寫得不勤奮的人。每次寫完，隔日不見，真的掃興。而且國家部門繁多，就算宣傳部門和新聞出版部門覺得沒問題，所有配備了帕薩特以上公務車的部門也都可以一個電話把你的文章刪了。其中最仁慈的反而是某地方的公安部門，2008年有一天我寫了一篇文章，事隔一年多，他們刪除了這篇文章。難怪大家都說公安出警慢。的確。刪文章的地方太多，就不知道該怎麼下筆了。

從事這個工作大概十三年，我發現文化工作者在地位上真的是一個特別下三濫特別窩囊廢的工種。這個工種所出產的作品由於受到諸多限制，所以肯定沒有那種奇特的經歷更加精采。我來說一些小故事。

中國的出版行業，其實是沒有官方審查的。大家應該都覺得很奇怪，因為這違背了常識。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出版行業的確沒有審查，這是因為中國每年要出幾十萬本書，實在審查不過來。而且我相信，管那些讀書人的同志大部分都不愛讀書，所以圖書審查其實一直由出版社獨立完成。

但這樣一來，豈不是百花齊放了？當然不是。比較專業地說，這叫事後審查制。事後審查制其實要比事前審查制更加緊，殺傷力和副作用更大。這點，用過事後避孕藥的朋友肯定深有感觸。

只有擁有書號才能出版，只有出版社才能發書號，只有官方才能有出版社，所以從源頭上，自由出版其實是不可能的。而由於大量的國有出版社能力不濟，很多民營文化公司開始營運圖書出版。出版的方式就是合作出版或者從出版社那裡購買一些書號。但這依然不能改變出版現狀，因為出版社依然是終審方。而一本書如果不讓出版，在以往，理由是反革命，後來反革命這個詞不太出現了，因為反革命既然是不好的，那豈不成了鼓勵革命。而官方認為，革命工作已經完成，所以既不能反革命，也不能革命，群眾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呆著。於是現在不能出版的理由就是格調不高。我第一本書《三重門》就是因為格調不高，遲遲不能出版。格調不高是致命的，因為文筆太差可以改，邏輯不清可以理，唯獨格調不高讓人頭疼，你也不知道怎麼能讓自己的格調提高一點。你問他什麼是格調，他也不知道。一直到現在，我才明白，格調其實就是割掉的意思，格調不高就是割掉的不夠高。你以為象徵性的把腳底板的老繭磨平就能從事文化行業了嗎？你要割掉的夠高。凡是保留腰以下部分的，從事文化行業還是會明顯顯得雄性氣息太濃厚。

我是一直飽受審查之苦的。但在格調稍微高了一點以後，我還是僥倖可以出版圖書，並且因為圖書暢銷，有時候還可以稍微在小問題和出版方爭取格調稍微降低一點。每次寫作前，我都要進行一次自我審查。也許很多沒有從事過這個行業的朋友會覺得我們這樣做特別俗，不夠man。比如當年《獨唱團》出版前遇到很多困難，一些朋友看不下去，說你太娘們了，這要是我，不要書號了，直接拿到印刷廠去，印個幾十萬本，這就開賣了。我欣賞這位朋友的沒有格調，但他們不知道印刷廠只有收到出版社開具的委託印刷單以後才能開機印刷，否則你非但印不了一本，人家就報警了；其次，就算你爹開了一個印刷廠，你印了幾十萬本，你沒有書號，就沒有一家書店和報刊亭會進你的貨，連賣盜版的都不敢幫你賣。也許這位朋友會說，那我就放到網上去，在淘寶賣。那我告訴你，在淘寶銷售圖書，首先你得擁有資質，其次你不能隨手拍一個封面就上架了，你必須輸入書號，當系統把你輸入的書號和書名對應起來，你才能上架。

所以一直到今天，所有文化人都在進行著痛苦的自我審查。那我們能否指望出版社突然降低格調呢？這當然也不可能。一旦出版社有降低格調的跡象，由於都是國有單位，官方再指派一個社長過去就是。而那些降低格調的同志就可以去婦聯殘聯養養老。事後審查制最恐怖的一環在於懲罰，就是我不管你，但你要是出版了什麼蛾子（註），我罰死你。輕則撤職撤社，重則投進大牢，所以你看著辦吧！

至於我本人，雖然每一篇文章都經過自我審查和閹割，但有時候難免也會出現閹割的形狀不符合認證的情況。這和每個出版社的緊張程度也有關係。比如我最新的小說就被槍斃了，因為新小說裡的主人公姓胡，雖然我才寫了五千字，但是出版社認為這必然是有政治隱喻的。當我明白要避諱的時候再改姓已經晚了。但避諱要記住勿忘前朝，我還有一篇小說，因為出現「江河湖海」四個字，被更直接地槍斃了。如果說之前我犯了錯誤的話，那這一個就是兩倍的錯誤。連我都不能原諒我自己，明知道惹不起，怎麼連躲都沒躲得俐落點呢？

我不知道一個文化人提筆就哆嗦的國家怎麼能建設成文化強國，一個因為要避諱常委所以在谷歌上搜索不到李白的國家怎麼能建設成文化強國？我不知道該怎麼一個文化體制改革法？反正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韓正老師別再升官了，要不然我就搜不到我了。（按，本文原作於2011.11.2，文章發表不到一天即被刪文，翌日，韓寒留下了一句：「這我也沒辦法，手快有，手慢無。」）

●註：蛾子，北京方言。表示耍花招，出鬼點子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