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市觀察

話題長篇《路》開放競標中文版權的時候，據說幾家出版社摩拳擦掌，無不積極提案，原因無他：這是罕見的日本一線作家專寫台灣故事的長篇小說……

可能是吉田修一本人即將來台的緣故，幾家出版社紛紛推出吉田修一作品對打，有小說隨筆集《天空的冒險》，有舊書新封《惡人》，也有長篇小說《日向》和《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以台日聯手建設高鐵為舞台的最新力作《路》。

吉田修一訪台，對台灣讀者理應是要特別標記打圈圈的大事，畢竟他在台出版十七本著作，卻是第一次跟台灣讀者正式面對面──但其實這傢伙根本就常來台灣，而且一年會來好幾次！吉田在為日本航空機上雜誌所寫的小說隨筆集《那片藍天下》就說：「有些國家從走出機場的瞬間，身體就能完全融入。天候、氣溫、身體狀況、時間帶……，或許是各種條件碰巧正好，也有可能無關天氣好壞，熟悉的城市就是可以無條件地讓人融入。對我來說，台灣就是這樣的國家。」

一路四條線

自從吉田來過台灣後，一試成主顧，每年都會隨興來玩個兩、三趟。再據台灣幾位眼尖的編輯信誓旦旦說，曾在深夜的敦南誠品書店遇過長得很像吉田修一的中年男子，那位眼神炯炯有神的大叔極有可能就是他本人。這令人想到他在《路》描述深夜書店的氣息：「就像夏天廟會過後，錯過回家時間的年輕人在廟裡殺時間，在台北這裡，經常感覺得到那種氣氛。」如果不熟，怎能寫出這麼貼切的形容呢？

話題長篇《路》開放競標中文版權的時候，據說幾家出版社摩拳擦掌，無不積極提案，原因無他：這是罕見的日本一線作家專寫台灣故事的長篇小說。吉田修一在台穩定出書十餘年，幾乎對日本現代文學有興趣的讀者多少都聽過、讀過他一兩本書，而《惡人》和《同棲生活》改編成電影則將他的聲勢推向高峰，小說和電影不僅都很會得獎，銷售和票房也相得益彰（最近《再見溪谷》改編成電影也獲得好評）。

《路》的故事主軸放在台灣建設高鐵的2000年後，這條連接島嶼西邊南北兩端的高速鐵路，從競標伊始就高潮迭起，原本以為標案出局的日本新幹線最後意外勝出，隨即啟動了小說故事。

小說由四條支線交織而成，一為台日三角戀，一為台日不倫戀、一為台灣青梅竹馬戀、一為台日歷史特產「灣生」。支線的設計除了增加小說的豐富細節和隱喻性，也彼此交錯支撐，讓小說整體更有逼真厚度。台日三角戀中，日本女生和台灣男生的偶遇有如電影《愛在黎明破曉時》的純愛版，一日台北的相遇，造就兩人互相追尋的十年旅程，而兩人重逢時，女方已有交往數年的男友，雙方交換位置在對方的家鄉工作，兩個人的情感在似有若無間，緩緩醞釀發酵；台日不倫戀則很應景發生在台北日式小酒館裡，描寫日方中階主管和台灣吧女的結合；青梅竹馬戀情由台灣人擔綱演出，卻添加了個台日混血的孩子；關於「灣生」返台會友的故事，則把台日的歷史脈絡與共建高鐵的歷程串聯起來。

這顯然是小說家精心推敲的巧妙設計，透過台灣高鐵的鋪設過程，逐漸把四條支線的故事交融纏繞，支線之間轉換順暢，隨著鏡頭聚焦或移轉，讓所有角色的主客比重恰如其分地演出。《路》的寫作展現出小說家的精采調度，包括高鐵內部運作狀況、架設鐵路系統的過程起伏、台日之間的協調誤差與合作難題等，在在讓讀者深入其境。而關於台灣場景的描繪、人物背景設定、日常言談和社會氛圍，也都相當到位，令人不禁猜想吉田修一應該花了不少工夫潛伏在台灣進行深入的田野調查。

灣生的歷史張力

《路》顯現的是一名成熟的小說家如何跨出個人體驗，且創作出一個逼真完足的世界。例如《路》中寫到的「灣生」，乃是特殊歷史情境下的身分，泛指日治台灣時期在台出生的日本人。台灣在1895年成為日本殖民地後，日本曾有來台移民潮，其中最著名的是吉野村（今花蓮吉安鄉），幾個月前還有八位灣生特地回台領取出生證明。根據日治時期的戶籍統計資料，光是在1930年，全台就超過七萬五千名灣生，而這批人在二戰後被遣返回日，等於是踏上沒有任何生活記憶的日本本土。這令人聯想到2008年創下台灣華語片票房紀錄的《海角七號》。電影重要的一幕是日人搭乘高砂丸啟航前往日本，象徵著殖民時代的別離和終結。

說巧不巧，吉田修一在《天空的冒險》提到，當年他正是在台灣看了《海角七號》。儘管語言不通，他卻在片子最後合唱〈野玫瑰〉時淚流滿面。等到《海角七號》在日本上映，他再進戲院像對答案一樣比對電影台詞，結果看到最後合唱一幕，他又莫名流下淚來──這是不是哭了兩次的吉田修一在《路》裡安排灣生故事的最大觸發點，或許可以請書迷趁座談會時當面請教。

灣生的故事充滿張力，諸如身分和認同的錯置、大歷史和個人記憶的扞格，乃至於實情和陳述的落差，都相當值得關注。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灣生隨之凋零大半，有心人如灣生後人田中實加，不僅安排灣生返台尋根活動，也拍攝紀錄片、出版灣生調查書籍。而生於台北、長於蘇澳的灣生竹中信子更是發憤著書，以二十年收集材料、十年研究工夫，寫成百萬字《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為日治台灣五十年留下精采的文獻。此外，去年郭強生出版長篇小說《惑鄉之人》，雖以台灣戰後電影史的發展為主軸，其中的重要支線亦是灣生的認同與回歸。歷史造就了灣生，但灣生正在化為歷史。

吉田修一在《路》的台灣版序言這麼說：「十幾年來，我深深為台灣街道與人們的魅力而著迷，一直都想著，有一天要以台灣為舞台來寫小說。若能透過這部作品，讓即使只多一個人對日本感到興趣，這就是身為作者的我最高興的事了。」這番話令人動容，同時也讓人希望台灣人可以更細膩地對待自身的過往和歷史，而不至於在向前走的同時遺忘掉、剷除掉更多值得記下的。

推薦書：陳列散文《躊躇之歌》（印刻出版）

陳列在2002年遠離政治塵囂，此後花十餘年完成《躊躇之歌》。

往前推算，1998年《永遠的山》、1989年《地上歲月》，平均每部作品都間隔十年。都來到以零點幾秒洗板更新的網路時代了，陳列不合時宜的慢，彷彿他根本不抵抗也無視於時間，時間反而手足無措了。

因為他這樣的才情與生命經歷的遇見，成就其獨特散文風格：純淨，沉思，悲憫……陳列一出手就點定時間的穴位，即便寫得再慢，都有比他更加耐性的讀者等待著。

先來個「陳列大事紀」掃描：來自鄉野→花蓮教書→政治犯繫獄→寫作→從政→寫作→回歸鄉野。

從田園來，歸去田園。就像這部《躊躇之歌》的結構，以在花蓮佛寺被捕始，以重回花蓮佛寺終。這中間三十年！

何來躊躇？「文學與政治之所以同樣會吸引我，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可能是我以為這兩者同樣在追尋著意義和美的問題。」陳列說：「我的這整本書所要說的，就是我在這兩者之間的徬徨躊躇。」

《躊躇之歌》五篇散文，可視作一篇大散文，每一篇都只著重在一個特別的年分和重點。而他是一位清醒的人生風景導覽者，跟他走著，突然發現他其實沒有直接帶你介入，而是刻意隔一層或明澈或霧面的玻璃窗，以淡然，引導你凝視這島嶼曾經的山風海雨及公理正義。

「大自然」是陳列作品最重要的隱喻，「相信這其中必然存在著可以超越時間的義理和秩序，一些既令人敬畏卻又心生平安和自在……」（《永遠的山》）。從《地上歲月》、《永遠的山》、《人間．印象》，直到《躊躇之歌》，無論敘述何等大事或微末小節，他總是回到心內最深最尖的一點，由此融化成面、成大自然的一部分──純粹，遼闊，自由，以及尊嚴。

就像大自然一樣，他的散文不適合斷章取義，因為文氣旋律之力量，是透過通篇達成。必須一氣呵成，才了解他似乎不是在寫散文，而應該寫成史詩或小說，然而他躊躇著，走在詩與小說之間的幽谷。

設若往詩裡讀去，《躊躇之歌》真真演示了韻律、節奏和張力。

譬如，「他們好像在用隨手撿拾的樹枝棍棒鐵條或利刃之類的任何東西從四面八方隨意挑逗戳刺翻轉玩弄著一隻小蟲……」（〈歧路〉），透過冷靜長句而令人心跳加速，同樣是長句一旦將情緒抽離得更徹底，又心跳驟緩，他講國大代表午睡，「想來就像是在夏日雜草叢裡徒勞無功地到處忙亂獵食一段時間後各自廢然放棄於是躲在暗影中歇息假寐的小動物。」以及在〈假面〉第四節描寫中山樓景觀採用的不標點長句所代表的恍惚渙散無奈之荒謬狀態。

還有，詩的張力──他選取片段與事件，只呈示真實（含內心的真實），以素直之心，讓文字自己走，沿途的聲音、色彩不知不覺被吸納進去。他展現的是一種詩學的（poetics）純淨力量。

動用這股純淨力量，他漂亮處理高難度的題材──政治。無論大我的悲憫、小我的修持，他只一邊澄淨地呈現細節與概念，一邊悠緩地播放著老式卡帶，一曲流過一曲，A面由寬容他者始、B面寬容自己終；A面由生命的破碎始、B面完整的自我終；A面事件始、B面普世價值終。

以及──A面田園始、B面田園終！這是陳列的心影之歌。

人文閱讀

推薦書：《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1937∼1945》（天下文化出版）

亞當斯密筆下的中國，是一個發展停滯且不理性、保守封建的遼闊大國，這是18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在西方世界的刻板典型。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在蔣介石主導下，與同盟國的英、美、俄取得最終勝利，八年抗日戰爭同二戰結束。在歷經帝制革命、軍閥混戰後，中國終能廢除清帝遺留下來的不平等條約，掙開百年的歷史枷鎖，又再一次回到世界舞台。

只是，這次站在舞台上的中國，已是國力耗盡，經濟破產的勝利者，早已不復往日的盛世風采。接踵而來的一場五年國共內戰，更迫使蔣介石敗走台灣，中國又沉寂近三十年。

三十年後，中國在鄧小平主政下，從1980年開始「摸著石頭過河」，到今日的「和平崛起」，中共憑藉經濟上的成就與實力，躋身世界二強，向世人展示中國人的世紀已經來臨；同時也在曾經血流成河的八年抗日遺跡中，轉身向世人宣告，八年抗日戰爭是他們主導打勝的。

然而，這是親歷八年抗日戰爭的郝柏村所無法接受的。

對蔣介石來說，抗日戰爭是一場絕不妥協的民族存亡之戰；對郝柏村而言，解讀蔣介石八年抗戰日記，則是廓清迷障、還原真相之爭。

蔣介石日記於2006年在美國胡佛研究院陸續公開，今年高齡九十五歲的郝柏村得以從半生戎馬的記憶與故舊軍袍的訪談中，以蔣介石每日日記為本，探得八年抗日真相。為讓歷史真相永存，他自2011年開始，以五百字稿紙撰稿，每兩個月交稿一次，直到2012年12月交完最後一年稿件，總共寫了六十萬餘言。

隨著稿件上「抗戰勝利」腳步接近，郝柏村言談中的急迫感愈加緊促。每次往返取稿，老先生時而談及德軍與隆美爾將軍事蹟，或提蔣介石與史達林、羅斯福的往來，但終究關心的還是本書的寫作與出版進度，他告訴編輯們，現在的他是以「小時」在計算生命，深恐無法在生命的終點前為「解讀」畫下句點。

這是《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1937~1945》的無價之處。每日上午，幾不間斷地，他背起記憶的行囊，走入八十年前歷史長廊，在蔣介石日記的筆墨間，細細體會、深深回憶，探尋那苦難八年戰爭的每一日，再以一張張稿紙記錄下來，傳送回到現在。他用生命來完成這項歷史工程。

他在本書自序：「六十多年過去了，上一代的恩怨逐漸消失了，抗戰的光輝歷史，不屬於一黨一派，而歸中華民族所共享。回復抗戰歷史真相，是現代文明政府改革開放、擴大胸襟，對全民的至誠表現。」

1949內戰後的兩岸，各自六十年的發展，形成今日一大一小之局，共產與民主、13億人口對上2千四百萬人口，台灣怎麼看都是弱邊，就現今世界的強權觀點而言，中共乘著大國之勢，將距今八十年前的抗日戰史，發出了不同史實的詮釋之聲，隨著日益崛起的國家力量，雜音成了主調。

然而，這對親身經歷八年抗戰時代的郝柏村先生，是何其難堪與難過。抗日戰爭已成歷史，猶如逐漸退去的遠方風景，但蔣介石日記就如記憶中的光點，指引著老將軍找尋逐漸被台灣遺忘的歷史。

八年抗戰在兩岸的意義

今日台灣不少政治人物與團體主張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企圖透過拋棄自己的根，來重新建立新的政治論述，以鞏固好不容易從國民黨手中釋放出來的政治權力，利用國民黨來台戒嚴近四十年的政治後座力，以民主之名，以「新台灣人」的「去中國化論述」，牢牢地緊抱自己。

但大陸的中共正好相反，過去六十餘年，他們不停地抓著八年抗日戰爭的神主牌，編織著他們的戰場，儘管戰場是虛幻的，是誇大的，卻可依此收買億萬苦難中國人的歷史記憶。

郝柏村看透了這當中的荒謬，他以親身參與經歷，在蔣介石日記中找印證，還原歷史。他一再向編輯們重申，他不找人為這本書寫序，更不需邀人來導讀。他建構這本書的舞台是單一的歷史回憶，而非眾聲喧譁的論辯。

在這回憶的舞台上，他讓蔣介石的功過自己說話，戰場上決策的對與錯、用人的昏庸或得力，一件件與戰事同步推進。

在威權時代，無人敢挑戰大陸時期蔣介石，使得台灣僅認識蔣介石六十二歲以後來台的威權形象，《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1937~1945》讓我們重新認識他另一個抗日英雄的真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