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期許、磨練，太多的熱情、灌溉，楊育正不斷提示我們「愛不是用來表現，而是用來體現」，一燈點亮千燈，他說：「現在，請你閉上眼睛安靜想想──當最後的時刻，你要如何說再見？」……

《在我離去之前》書名中的「離去」，指「逝世」。敢於觀照死生，不自陷於時間惘惘的威脅，需要智慧、勇氣。

這本書的作者楊育正醫師，我與他交往十年，但深刻認識始於2007年初夏，他出示一篇受訪紀錄，談他的醫療經驗、心路歷程，我深為其中對病人的溫柔感傷、悲憫同情所打動。

文稿甚長，我節其精要，以〈我的十字架：一位醫生談臨終、悲傷與生死〉為題，發表於《聯副》，並和宇文正一起邀他撰寫專欄。其時，楊育正擔任馬偕醫院醫學研究部主任，又任教學研究副院長，非常忙碌，但秉持人文關懷、使命，仍勉力與同事江盛醫師合寫了一年的「江洋波瀾」。專欄刊出後有幾個出版社想約他的書稿，我很期待，惜無結果。

那年秋天我即離開報社，轉往台師大任教。回顧副刊編輯生涯，刊發楊育正〈我的十字架〉獲得的回響，值得列為重要紀事之一。

2011年底楊育正獲選為馬偕醫院院長，這是他醫學專業與行政領導能力受肯定的成果，我當然佩服。然而作為他的「邊緣」朋友，更感親切的卻是他的音樂素養──能演奏吉他、鋼琴等樂器；詩的涉獵──如本書舉示的杜甫、蘇軾及西方詩人葉慈等；文獻典故的活用──來自書本、報刊、神話、寓言及嫻熟於胸中的聖經故事。總體合成一種詩性智慧：熱情、敏感、直觀、具有創意想像，亦即楊育正的大哥楊育民稱道的「詩人醫師」特質。

大概是2009年吧，幾個人在他家歡飲小聚，他要我誦念〈東坡在路上〉一詩，由吉他王子蘇昭興隨興伴奏。一屋子人的性情彷彿都長了翅膀，從而領受到「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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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育正發現癌症之初，我未得消息。一度令我失措的是，不知如何面對一個遭逢巨變的朋友，不知對方有沒有體力、心情，願不願意見面。結果是他的詩性智慧再一次化解了我的疑慮。療程結束，我見到的他，出奇坦然，臉上掛著融冰的微笑，不多談病苦，也不避諱談，沒有令人憂戚或緊張的禁忌。威士忌酒竟然也還能喝上一兩杯，我一面納罕一面快樂起來。

不久前我在《尋訪陶淵明》的排練場，接到育正電話，他要出書了，希望我在書前寫篇短文。截稿時間急促，我因尚糾結於一堆瑣事中，未敢貿然答應。

十二月初，書出來了，我連夜看完，淚在心頭眼眶數度湧溢。我最感動的是字裡行間充具的細膩感受，日常生活的實踐思省，從切身體驗出發，將心比心，盡全力看待他人的疾苦，哪怕是自己身患癌症，並不失去對親人、陌生人及社會群體的感情。啊，這不就是孔子傳世的仁者情懷嗎？「對於生命，我們只擁有過程。」「所有動人的故事都常是悲慘的人生……如今，我的生命，有沒有可能成為激發別人的一課？」是楊育正帶給我的靈性思考。

楊育正原是婦產科名醫，最多一個月接生過一百八十六個嬰兒，最忙的時候，一夜接生十一個寶寶。泰戈爾詩：「每個嬰孩的誕生都帶來了上帝對人類並未失望的消息。」這項工作的意義，督促著他在醫術上精進（所謂「產科三大絕技」）；第一線的投入也讓他曾目睹所謂「肩難產」令人心碎的場景。「永遠要把血淋淋的經驗，化為強化專業的養分，這是一名醫師成就、進步需要有的冷靜與理性。」楊育正說：「生命浩瀚無窮，儘管科學與時俱進，醫師能探知的部分可能還是非常渺小。」在病苦中，他總是真摯地體貼人情、人性，謙卑地感受生命的震撼。

書中記述了一次被病患家屬提告的「不良紀錄」，楊育正不做自我辯護，反說是自己判斷不夠縝密應受的「懲罰」。「所有打擊，都是考驗的時刻，更是檢驗自己做法及初衷的最佳時刻。」照見靈魂、承擔責任，蘊含自我覺醒、批判的懺悔意識，在西方文化中常見，在中國人的自述中常常闕如。他常說「我仍然哀傷……」，是的，人不可能超凡入聖，不可能忘情捨情，惻隱之心的極致，即是仁者無私無我的具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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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墮胎還不被認同的年代，大醫院拒絕替無助的未婚懷孕少女墮胎，包括被強暴的、智力不足的，以至於逼使她們求助於小診所或無照技師。楊育正以「真的不能替她墮胎嗎？」為題，詳作分析，解人之阨困，我說這是「俠」的意識。

從婦產科轉為婦癌醫治，從事腫瘤手術、醫學教育，楊育正縷述了三十年來的「戰役」。談到無數艱難的時刻，「誰來決定死亡過程的長短？誰來決定死亡的過程不是生命的一部分？」「人到底是什麼？生命到底是什麼？」這等思索，激發了他對生死學的好奇；「時機成熟時，我們就會拋棄肉身，擺脫病痛、恐懼和人生的煩惱，逍遙自在，宛如一隻飛回上帝身邊的彩蝶。」也讓他體悟到最重要的學習不僅是醫術，還在醫者的心意、照顧病人的態度。

他堅忍面對別人的死亡，也坦然帶著自己的遺書上班。罹患淋巴癌的處境，在本書交織著被黑函抹黑的屈辱體驗。這一段行過死蔭幽谷的遭遇，細節具體、心理清晰，慌張、脆弱、不安的煎熬，如蝗蟲入境、雷雨雹擊打的意象，深具文學表達的質素，達到普遍性的要求。治療期間，他仍不停歇地以院長身分執行決策規畫。對想投身醫界的年輕人，他問：「你的塔須或加爾各答在哪裡？」何謂「塔須」？何謂「加爾各答」？各有一動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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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期許、磨練，太多的熱情、灌溉，楊育正不斷提示我們「愛不是用來表現，而是用來體現」，一燈點亮千燈，他說：「現在，請你閉上眼睛安靜想想──當最後的時刻，你要如何說再見？」〈當你們不再看見我的時候〉那首詩，不只是他寫給自己的孩子看，是一位「人間的父親」寫給天下人讀的詩。

《在我離去之前．自序》中他引用葉慈〈隨著時間來的智慧〉，說要學習枯萎中的真理。我讀了這本生命故事，也想借用里爾克的詩「我像一面旗被包圍在遼闊的空間。／……／我認出了風暴而激動如大海。／我舒展開又跌回我自己，／又把自己拋出去，並且獨個兒／置身在偉大的風暴裡。」讚頌他是風暴中挺立的旗；更想說「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最能代表楊育正有生之年正實踐而亟欲完成的情懷目標。

黃小黛的書寫始終有一種可供辨識的氣質。她的敘述時而夾纏口語或讀來拗折，文字揀用亦非精確到底，然自由的行文中卻總有股溫度和認真。我想，這之中最能夠解釋黃小黛作品魅力的，大概就是永不匱乏的誠懇情意了。

新文集《地方回憶錄》與上一本《家族記憶》都屬小火慢焙之作，同樣縱跨十年幅度，此書收集的是黃小黛離開故鄉保安後，幾年來在這島嶼上與地方、人物的交會及聚散。《地方回憶錄》主題乍看像極書市持續流行的城鄉行腳文創旅遊書，實際內容卻令人意外地相當私我。這企圖從開篇輯一「淡水浮光掠影——前進的意慾」便能察覺，雖以淡水為題，作者對淡水景色並未多加著墨，而是用數個篇章記錄幾位特別的朋友。其後，自北而南，黃小黛一邊以報導手法介紹台灣各地的文化基地諸如大稻埕之「小藝埕」、台中的「魚麗共同廚房」、台南「奉茶」乃至於馬祖南竿的「夫人咖啡」等，一邊卻也自語式地回憶起她的半生歷程，有些甚至藏頭去尾，寫給隱晦無名的愛戀對象。那樣喃喃掏掘過往的語氣，搭配畫家李檬的畫作——厚重而均勻的色塊塗敷出無人存在的空景，門、窗、海堤、懸浮的樓房，這世界，竟像夢般寧靜，也如記憶恍惚了。

記憶啊，果然還是成就人以及書寫最重要的成分吧。早逝的二哥、蘿蔔湯泡飯、北上打拚時住了八年的通化街，對作者來說，該多麼深刻。畢竟，她曾經是在《家族記憶》裡，那個找著了一家喜歡的店就盤桓不去的少女，每天下課便報到、吃了數年的「綠農食屋」火腿炒飯，吃到臨上台北前，方依依不捨地向替她準備晚餐的阿明哥作別。

於是相信寫在書裡的人事地，都因曾引起作者的共鳴才能留下，正如作者《地》末的結語：「地方回憶錄，回顧的是我自己。」轉頭望去，誰的生命裡會沒有過某些人或某些店，除了地理上的位置，也在舊日子裡標註了階段記號，使人永誌不忘呢？

因而，對於多情者，它們俱是回溯時光的索引座標。

我參與這次盛會後，最引以為快的一件事：便是有關嚴復生年的疑團，得到了澄清。

兩岸有關嚴復研究的資料，諸如台北世界書局1971年出版的《嚴幾道文鈔》；大陸商務印書館1984年的《翻譯論集》；以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8年的《中國翻譯家辭典》，都口徑一致，稱嚴復出生為清咸豐三年，或公元1853年，我在1994年台北「外國文學中譯國際研討會」中，提出〈翻譯的忠實層次〉一文；1996年6月，寫〈信達雅一百年〉，兩篇文字中，都提到，嚴復生於清咸豐三年（1853）」。

不料這次研討會，主題為「紀念嚴復先生誕生160年」，卻出乎意料。如果依一般資料，咸豐三年到去年，應該是161年（1853-2014）；但這次研討會，協辦的「嚴復先生後代」為又陵先生的兩位嫡孫女，家學淵源，文才璀璨。一位是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夫人嚴倬雲，另一位為新聞界碩宿葉明勳夫人嚴停雲（名作家華嚴）。她們為祖父紀念，自不會有誤。敢情是我們都錯了，蹈了誤轍；因此赴會之前心懷忐忑，頗感不安。

在大會手冊中，華嚴的大作〈吾祖嚴復的一生〉一文，嚴門才女，一言頓釋天下疑。她道出「祖父出生在咸豐三年農曆十二月初十日（1854年1月8日），我們方始恍然大悟，過去對嚴復的研究，只記生年簡略月日，以致造成錯亂，以為咸豐三年，必是公元1853年。殊不知改朝換代，清代採夏曆（農曆，又稱陰曆），及至民國肇造，改用舉世通行的公曆（陽曆），造成了陰錯陽差。因此，說嚴復生於咸豐三年癸丑，並沒有錯；但以公曆紀年，卻要說他生於1854年才正確。

嚴復在世時，也為這種陽曆與陰曆共存感到困擾，在訓示書中，要求兒子不可忽略，要分得清白：

「……刻下新舊兩曆並行，凡作書信，用新則純新，用舊則全舊，不可乍陰乍陽，必致迷亂誤事。汝前書皆用舊曆，此信乃忽填新曆日子，何耶？又如朔、望、弦、澣及初幾等，皆舊曆有之，不宜以書新曆。如兒此稟乃四日所作，則竟書四日、四號可耳，而乃填為初四，汝方努力為有章程踏實做事人，此雖小節，亦有章程人所不苟者，不可忽也。」

他沒有想到，自己的出生年，後人不察這種舊新兩曆交替，竟誤了160年。

嚴復為有清一代的翻譯家、教育家、思想家與哲學家，影響後世既深且遠。今年為他親臨台灣的第140周年，台北紀念他的160歲誕辰，主辦文學翻譯研討會，意義重大，更在歷史上，匡正了他生年的記載，應為：

「生於清咸豐三年十二月初十日（1854年元月8日）。」

自從紀弦在1953年宣布現代派成立，到《現代文學》雜誌創刊時所宣示的「我們決定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現代主義專注於觀看自己內心世界的說故事方式，至今許多新世代創作者仍馳騁於這個試驗場域，寫實主義雖在1970年代鄉土文學運動發展時已高度開發，但學者討論起作品時仍不免執著於現代藝術，寫實作品往往由於易讀而少受關注。在講究技巧、服膺現代主義的作品盛行之際，《寶枝》這部文字質樸，敘事娓娓道來的寫實小說，卻讓人看到寫實主義的可能性。

作者張祖詒出生於民國初年，他成長學習階段的閱讀，自然受當時坊間流行的社會言情小說影響，社會言情小說的形成，一方面是晚清民初出現了大量的「禮拜六派」的言情小說，一方面，從晚清開始也出現了像《孽海花》一類「以社會變革為經，以兒女之情為緯」的「寫情小說」，將愛情故事置於一個寫實的社會面相之中，在娓娓訴說男男女女悲歡離合的故事時，間接地展露時代生活面貌，這就是社會言情小說，《寶枝》也可如是看。

《寶枝》是一部大時代的戀曲，故事從劉寶枝成為童養媳開始，她的一生從被命定的丈夫章志安嫌棄，而後歷經和小叔志剛似有若無的相知相契，到抗戰時期她的第一個戀人文康團的崔子希，上海淪陷區扶持她的魏人傑，到共軍進駐上海而協助她逃到香港的羅福成，最後和冤家章志安重逢而終成眷屬，卻在蜜月旅行遭遇車禍天人永隔，圍繞在劉寶枝周遭的人事物，似乎苦多於樂，危險多於安寧，但作者讓她永遠保持一顆堅忍向上的純良之心，勇敢面對苦難，並且以高度智慧化解危難。讀者或會以為，世上哪有那麼多貴人，都讓她遇上了，但是文學作品呈現人世中真善美的部分，和書寫醜陋敗壞的一面都有同等的藝術價值，《寶枝》直白中見婉約的風格也有動人之處。

閱讀此書，除了為寶枝一生的離奇際遇賦予同情與關愛，也看到了台灣許多前輩在回顧自己一生時所採用的敘事形式找到一個新的詮釋角度，除了口述歷史、回憶錄之外，也可以小說的形式為自己或前人的一生留下見證，《寶枝》就是一個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