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年前，我在王汎森老師的課堂上第一次聽說《燕行錄》。這不只是一部書名，而是一批在明清史研究領域相當重要的史料總稱，內容是明清鼎革之後，朝鮮使者年復一年循著同樣路線到大清帝國朝貢的行旅紀錄。中國在明清之際出現大變動，因為新入主的滿人長期被漢族視為「夷狄」，他們得想方設法鞏固自身的統治正當性。其中文字獄是束縛士人思想的主要手段，歷經時間的洗刷，許多敏感詞、敏感書籍和敏感人物都逐漸消佚，習於自我審查的讀書人們對這些敏感帶不談也不寫，而這些有關滿漢種族或民族分際的闡述發揮，要到晚清才又活躍起來。

反而在這兩百多年間，一批批出差到北京的朝鮮使者，記下了大量未見於清代文獻的第一手觀察。《燕行錄》卷帙龐大豐富，引起明清史、近代中國與周邊國際關係等領域研究者的關注。中國學者葛兆光去年出版專著《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即是他多年閱讀這一批史料的心得。從他的論述出發，使者們字裡行間的思緒意涵被解壓縮，我們得以獲得新的觀看路徑，審視整個清朝由盛轉衰的過程。就像大多數旅行至異國的旅人，他鄉的一切看來總有差異，箇中區別時常反映出個人所懷抱的社會文化及價值系統，人們的目光就會落在那些看來最奇怪最不解的現象，感到隔閡，感到困惑。因此試著從他人的視角觀看吾人習以為常的熟悉事物，不管那是觀光客的凝視，抑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都將有助於我們理解事物的本質──這是我近年來閱讀一本又一本洋人書寫當代中國的最大感受。我傾向將這些著作視為我們時代的《燕行錄》，而最新的一部無疑是美國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時代》。

兩種重塑自我的渴望

歐逸文旅居中國八年（2005-2013），親身體驗了瞬息萬變的中國。他敏銳地聯想到過去處於劇變的美國「鍍金時代」（約1870年代至1900年前後），當時的美國從南北戰爭後的低迷恢復過來，國力突飛猛進，經濟和工業技術發展幅度超邁群國，西部開發大進擊，鐵路擴張迅速，鋼鐵產量躍居世界第一，財富急速暴脹，大批移民前來追尋美國夢，整個國度似乎都處在要錢不要命的狂潮裡。這些特質，確實跟近三十年高速崛起的中國相當接近（就連貪腐狀況都很像）。然而中國太大太複雜，各地時空轉速有別，難以一語蔽之。面對中國，任何角度的觀察必然有所漏失，卻也得避免迷失在莫衷一是的魔幻現實，觀測距離遠近的拿捏，時常決定洞見與不見。

歐逸文貫串全書的提問頗能直指核心──當個人志向（追尋財富、真相、信仰）碰上威權國家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他選擇以1979年駐守金門的林毅夫「叛逃」中華民國泳往中華人民共和國為開篇，或許並非偶然。在那個年代，分處海峽左右兩邊的人們都生活在集權主義的陰影底下。脫逃成功的林毅夫改名重新做人，憑著堅強的意志和機運，竟變成日後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中國崛起的海外宣傳人。不論他的故事存在多少爭議，都勵志地表明人可以徹底塑造自己，戮力追尋內心的渴求和慾望，令石化為寶，垃圾變黃金。

歐逸文在書中鋪設了涵納眾多個體尋求蛻變的巨大故事網，我們可以看到盲人律師陳光誠、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藝術家艾未未、作家兼賽車手韓寒、媒體人胡舒立等名人身影，也能觀察到各色普通人家的鮮活樣貌，不論他們是北京胡同的住民、清潔隊員、賭徒、遠遊歐洲的旅行團或立志靠英語教學發達的年輕人。正是這些熱切改造自我的個體與積極重塑自身的國家，透過重大事件（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八憲章等）彼此問答，交光互影地顯露出野心中國的輪廓。但問題來了：就算你再堅決，喜怒無常的中共也隨時可能僭越神明，指派你無法拒絕的命運，於是寶再變為石，活佛未經批准不得轉世。

泱泱大國的敏感帶

如果說何偉（Peter Hessler）的「中國三部曲」近於人類學家長年蹲點寫成的民族誌，歐逸文則像個綜觀全景的社會學家。何偉的寫實書寫融合了充滿超現實的個體故事，但他少做價值批判，只是讓處境具體呈顯出來。歐逸文則試圖從錯綜複雜的個案，提煉出闡釋通則，解釋各種個體與威權黨國對撞的案例。他們不約而同觸碰到中國官方的敏感帶（六四和法輪功是兩大熱點），鍥而不捨地追問更多更深，發現種種欲求背後的價值系統，跟現實同等變異快速又曖昧混雜。這使我聯想到從前寫《燕行錄》的朝鮮使者們，老愛追問清朝士人關於滿漢種族之別、吳三桂（康熙時期三藩之亂的主角）和呂留良（雍正時期文字獄代表案例）的往事等敏感話題，常讓對談的讀書人頗為尷尬。在當今中國，誤觸他人的敏感帶會換來一巴掌，進逼中共的敏感帶則可能吃盡苦頭。

有論者認為，歐逸文這書寫得不錯，偏就沒寫出野心中國的驅動引擎中國共產黨：正是中共富國強兵的熱切意圖，釋放了民間對財富、真相和信仰的欲求，可是只有財富在膨脹，其他兩項漸受壓抑。我倒認為作者經營全書的用心，正凸顯了中共無所不在且無所不用其極的調控嘗試。例如書中提及一處不存在於書面材料上的公家單位，建築物不掛招牌、沒有地址，就連門衛都不願正面回答的「該部」──事實上這是中國政府最具權力的部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簡稱中宣部）。中宣部的守備範圍涵蓋現實世界和網路空間，管得無敵寬，企圖屏蔽所有可能的敏感訊息，被網民戲稱為「真理部」。

「真理部」的稱呼和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隱喻。既透露出中國官方維穩的毛細管作用，亦可解釋成人民以調侃作為抵抗。但更新日漸頻繁的真理部指令，其實暗示著中國的野心時代不可能無限勃發和延長，一如美國的鍍金時代終將消逝，未來不見得更好或更壞，卻總會到來。

為什麼說「波瀾萬丈」的人生呢？宮尾出生於「藝妓娼妓介紹所」的身世，為她烙下一輩子難於消除的自卑。兩次婚姻，在滿州迎接日本戰敗，在收容所度過「朝不保夕」的痛苦日子，患結核以為活不下去……

然而這些苦痛遭遇，難忘的人生體驗，彷彿是上天賜給她的寶物，一一成為她創作的素材，成就她獨特的文學偉業。例如：《櫂》（1972）獲太宰治獎、《寒椿》（1977）獲女流文學獎、《一絃之琴》（1979）獲直木獎、《序之舞》（1983）獲吉川英治文學獎、《松風之家》（1989）獲文藝春秋讀者獎，還有菊池寬獎（2008）、獲頒文化功勞獎（2009）、《錦》（2010）獲親鑾獎等。

宮尾登美子的文學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取材自出生成長的土佐及其「家業」的作品。

1926年生於高知的宮尾本姓岸田，由於父親經營「藝妓娼妓介紹所」讓登美子內心深處的自卑感始終拂拭不去，腦中經常掠過「老是描寫別人，不寫自己這樣好嗎？」的念頭。當宮尾決定將自己的成長寫成小說時，她說「感覺就像光著身子走在街頭」。《櫂》、《春燈》、《朱夏》是宮尾自傳性色彩濃厚的三部曲，主角綾子可以說是作者的化身。《櫂》，透過富田岩伍之妻喜和，描繪綾子幼少年時期；《春燈》寫的是從幼稚園時期到當代課教員時代為止的綾子。《朱夏》描繪的是綾子從十九到二十歲、悲慘的滿州生活體驗。收容所的數月時光，面臨與飢餓惡鬥的痛苦，宮尾曾說：「那時的淒慘情況，甚至拿女兒交換一個饅頭也不奇怪！」然而，她也說滿州體驗「是我小說的原點，也是命題，如果沒有這樣的體驗，或許會以多夢的文學少女終了一生，也絕對撐不過之後命運的嘲弄與變轉」。

第二類描繪的是執著於藝道、人生曲折多變的女藝術家。1979年獲直木獎的《一弦之琴》寫的是岳田蘭子從師傅苗習得一弦琴的真傳，逐漸嶄露頭角，周遭人認為蘭子是苗的繼承人。然而，事與願違，苗後來收了養女，蘭子眼看繼承無望，灰心喪志，將琴束之高閣。一直到戰後電台邀她開演奏會才重拾琴藝，最後獲選為人間國寶。《序之舞》寫的是日本畫畫家上村松園（1875-1949，擅美人畫，1948年獲頒文化勳章，為首位女性得獎者）。

1990年出版的《柝之音》寫的是歌舞伎名演員第十一代市川団十郎夫人。「柝之音」，指的是歌舞伎開幕時敲「拍子木」的聲音，其聲清澈響亮。故事從二戰之前就開始，小說中女學校畢業十八歲的光乃經職業介紹所介紹到歌舞伎演員家當「家政婦」，住進主人家。其長男雪雄身體孱弱，脾氣暴躁，不善於處理世事。光乃伺候雪雄，歷經雪雄與愛人之間的生產、跟料亭女兒的結婚、離婚，過著犧牲奉獻、逆來順受的日子。戰時，度過九死一生的艱苦日子。戰後，光乃與雪雄愛戀，懷了孩子，然而由於身分是僕人，因此，產檢時一個人偷偷去，甚至臨盆時也不敢請人幫忙，獨自在廁所於半昏迷狀態中產兒……。雪雄，寫的是第十一代市川団十郎，而光乃生的孩子就是第十二代市川団十郎。母子一直到第十一代団十郎襲名時才遷入戶籍，得到承認。《柝之音》描繪的光乃是「除了愛人，其餘事物都是多餘的，都是沒必要的，連瞧也不瞧一眼，凜然而立的女性」。

第三類，以《天璋院篤姬》為始的歷史小說。包括《宮尾本 平家物語》（2001）、《克麗歐佩特拉》（1996年，俗稱埃及豔后）等。

宮尾登美子的《鬼龍院花子的一生》、《陽暉樓》、《櫂》、《寒椿》等多部作品改成電影或舞台劇，《天璋院篤姬》被NHK改拍成大河劇。這些作品，無疑是宮尾的「生之紀錄」，也是珍貴的文學遺產。如同她描寫傑出、奇特的女性，衷心盼望有朝一日也有以她為素材的小說問世。

此書由兩條軸線構成：一者是父親病危、全家商議是否開刀，因而聚首細數父親「風神」的過往；一者則是顧盼家族往昔，聚焦於想脫離貧困農村、生命大落又大起的父親，以及頂替父親坐牢、從農婦轉為鐵工廠「頭家娘」的母親，這讀來令人淚流的家族記憶，正映照著台灣的近代史：土地改革的五○年代、本土產業興發的六○年代、「家工廠」林立的七○年代、經濟狂飆而人們瘋狂作著發財夢的八○年代、追求自我認同的九○年代。每章皆以父親的老病起始，意味深長對照著不同時空的個人史哀豔（離鄉、入城淘金、向高利貸借款、黑道討債、躲債跑路；奮力一搏重新站起、成功後的蓋厝買名車），以及不同時代的大事紀（農村三合院、女工、田僑仔、大家樂），「此時」父親的衰損映襯「彼時」個人史／大歷史的興衰和轉變，藉由老病與青春、臥床與奔忙相互交錯的敘事線，暗喻了永恆的古老智慧；也是最末章名所揭示的「真像一場眠夢」。

在這場追夢、夢碎又再築夢的如夢人生裡，最觸動我的還是書名所召喚出的畫面：「水田裡的媽媽」不僅具象了農業時代終日勞動的母親，更指替父親頂罪、暗夜遭通緝而躲避於水田裡的苦難的母親。此一於水田中浮現泥濘面容的母親，正是作者創作的原點。

楊渡筆下的母親看似溫柔實則勇悍，三年內努力攢錢還清三、四百萬債務，在父親動念「娶細姨」時，奪刀要脅父親，橫眉怒目同時奮力守護四個孩子，硬是不讓酒家女進門；從只知農事的婦人「轉型」成鐵工廠人人信服的「頭家娘」，她的個人史想必也多少複寫了彼時多少台灣女人的艱苦與辛酸，如她穿戴齊整、牽著稚子去賭場尋覓丈夫的身影，恐怕是許多母親的集體記憶，又如當她替父親入獄，同房女犯直言「這監獄裡有一半是票據法進來的」；「為男人犯的罪在受苦」的苦命女子，而這些女子的身影同樣映照著「轉型」的台灣，在經濟奇蹟然後是「錢淹腳目」的輝煌史背後，究竟有多少女子曾暗夜逃亡、獨自哭泣，又隱藏了多少賣地、高利貸、跳票、躲債等流離失所的悲慘故事，正如作者所謂「一個零點零幾的農工經濟的增減，都可能是無數家族的流浪遷徙，輾轉飄泊，無數孩子命運的上升，或者沉淪。」這些包容男人在外奮鬥與成敗的母親們，也恰是作者所謂的七○年代「台灣中小企業成功的奧祕」。

楊渡以素樸的文字回眸家族曾經流離、曾經風火的歲月，由此折射出他稱之「十倍速發展」的台灣社會背後的小民苦樂，在高速轉型的時代，幸而有那些站在水田裡、站在追夢男人背後的母親們，那些始終勤奮勞動的，母親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