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怪張愛玲這篇自傳特別記下了這一筆：「此地的出版商似乎都認為兩部小說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就連窮人也不例外。有一位Knopf（克洛普夫出版社）的編輯來信說：『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糟，豈不連共產黨都成了救星？』這樣我與某種奇異的文學成規是相違背的：視整個中國人的國度都是滿口格言金句的孔教哲人──這在近代文學裡其實是非正統的。也因此當前對中國的兩極看法有另外的一種是：彷彿那裡還是同一批的哲人，只是統治者改為後天養成的共產黨員。」退稿信是1957年的，被退的是《粉淚》，她在1964年10月16日給夏志清的信念念不忘地提及這事。自傳後面說了很多中國的家庭制度與五四文學對它的攻擊，幾乎都在嘗試說明外國人理解中國的刻板謬誤：離不開伏爾泰式對老中國的理想化（她自己的用語是“chinoisere”，西方想像的「中國風」）或是冷戰模式的反共思維，非黑即白的──她這樣被誤讀是不公平的：「我更在意的是那夾縫中的數十年，那些崩壞與最終憤怒、混亂與尷尬的個人主義的年代，在過去數千年與要來未來的無數個世紀之間，短得可憐。」

World Authors 1950-1970並沒有提到張愛玲再婚後1956年9月20日在美國第一篇單篇發表的英文短篇“Stale Mates : A Short Story Set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老搭子：愛與中國相遇時的短篇小說〉，中文本是〈五四遺事〉，1957年1月20日刊登在台北的《文學雜誌》）。那是在The Reporter（《記者》）雙周刊，那一期有一篇名為“Who-What-Why-”的文章，有簡介張愛玲，有幾句話說得比她自己說的更簡潔：「愛琳張的短篇小說發生在中國歷史上某種括弧的時期，介乎以封建與滿清風俗為基礎的舊秩序與毛澤東的新政之間」（頁8）。中文的讀者當會讀出張愛玲擅長的是1949年前的中國，但「面對著堅實如語言障礙的種種障礙，被逼要說理與說明」的張愛玲通篇地談中國，卻又矛盾地坐實了外國人眼中張愛玲的另一種「中國風情」。World Authors 1950-1970各打五十大板式的結語指出那些將張愛玲的作品視為給冷戰添柴點火的人無疑把她捧得太高，但相反，把當代小說當作革命的政治服務的人又過分貶低她──儘管她的作品最好的時候，「達到了超越時間與地域的普遍性」。透過洋人的鏡片，有一段，張愛琳／張愛玲的形象是：「愛琳張的不變主題是家庭將個人打壓得支離破碎，直到他不想逃脫為止」，評介最後對張愛玲寫自傳時候尚未得以出版，所以也沒有點名提及的《北地胭脂》有很短的評語：「雖然感覺是有點閹掉了的氣弱，小說描寫了垂死的社會制度以及這種災難對個人的摧毀，仍然是很富啟發性的」，評價的重點依然回到文學的中國社會學──這樣的讀法當時恐怕不是孤例。

當張愛琳趕上張愛玲

如果歷史能夠用未來式來讀，1966年，照片中的張愛玲將要離開華盛頓，賴雅當時已經癱瘓了兩年，她將要隻身去俄亥俄州的邁阿密大學當駐校作家，一年後她將流徙麻省康橋，開始《海上花列傳》的英譯，此時的她曾一年之內歷經懷孕、墮胎、再婚（1956年），經濟也不穩定，她當時並不知道，她的流浪小說《北地胭脂》輾轉兜售，隔年1967年始得在英國出版，而且幾乎沒有評論。她後面的英語翻譯或創作如The Young Marshal（1959年開始醞釀，2014年9月附著別人翻譯的中文本《少帥》在台北出版）不是沒完成就是生前都不能出版。她可能的作品，據司馬新說應該包括Corpse Driver《殭屍車夫》（宋以朗則說應該是《趕屍人》）與Bridge of Filial Piety《孝橋》。至於司馬新另外提到的The Shanghai Loafer，內容張愛玲自己有清楚交代就是中文本的〈浮花浪蕊〉：「『浮花浪蕊』起先用英文寫，原名『The Shanghai Loafer』（上海懶漢）」，見《皇冠》雜誌1983年4月總350期的〈『惘然記』二三事〉頁99──這篇文章收入1983年6月出版的小說集《惘然記》時改題〈惘然記〉，也刪去了引文這一句，所以她好友宋淇的兒子宋以朗（張愛玲文學遺產的執行人）並沒有看見，一度以為那是〈色，戒〉的英文本，倒是後來他從張愛玲致他父親的信件中推論出同一答案來（見《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2014）。

1967年，「張愛琳」開始另謀出路，以「張愛玲」身分重返中文市場，在台灣的《皇冠》雜誌開始《北地胭脂》中文本《怨女》的連載。張愛玲接枝西方並不成功，於是重回前線港台，上接上海時期的她。之後的1968年皇冠開始新／重新出版她的中文作品，某種程度的落葉歸根，當然，她的英語書寫並沒有斷。同年，她將要面對賴雅的死亡。1968年2月《皇冠》總168期開始連載《惘然記》（據1950年《十八春》改寫的《半生緣》原名），宣傳口號是「享譽國際名作家」，穿越劇一樣超前地挪用了未來的副標。同年7月總173期將要刊登《惘然記》最後一期，還加題「亦名半生緣」，同期另有張愛玲第一次的正式訪問：殷允芃「中國人的光輝」系列訪問的第一篇〈訪張愛玲女士〉，現在的讀者讀到孕婦的意象應該體會到創作以外的另一種辛酸：「我寫得很慢。寫的時候，全心全意的浸在裡面，像個懷胎的婦人，走到哪兒就帶到哪兒。即使不去想它，它也還在那裡」（頁66）。然而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這種市場包裝是華人讀者比較願意看見的：西征的國際知名作家張愛玲，華人都選擇性地相信閱讀市場的世界是平的，有才華的作家應當通行無阻──有點像華語流行音樂的歌手，很多人都願意相信他／她們的偶像是「亞洲」巨星，畢竟受眾都喜歡成功的英雄人物，儘管明明知道亞洲說的可不只是中文。

2015年6月16日，只在1956年香港出版過、前身是1954年中文本《赤地之戀》的Naked Earth（《赤地》）終於在美國出版，那是張愛琳生前三本有定稿的英文小說之一。當張愛琳趕上張愛玲，距離張愛玲逝世已將近20年。（下）

後來衝出一匹黑馬，以關注兒童早期心理創傷的心理醫師愛麗絲米勒著作一系列書籍，特別是晚近這一本《身體不說謊》，顛覆了先前大眾「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金科玉律，以諸多個案佐證，修正為「天下有『是的父母』，更不少是『不是的父母』」，釋開了父母奉愛之名的豁免權，變成可被反省的對象後；讀者才驚駭發現，毫無節制與限度的孝順，扼殺了許多小孩成長後的身心。

米勒稱摩西十誡的「第四誡」：規定人們要敬愛自己的父母，從古至今主宰了西方世界，並與東方百行孝為先呼應。「父母的愛是為我們好，父母是不能質疑的」深植人心。但進入現代最後被發掘闡述的兒童心理學新證據後，孝順沒有崩盤，但已不再是不能挑戰的禁忌。

米勒以心思縝密、對生命思索幽微的世界文豪為例，證諸他們從小受到父母親的精神箝制、權威管教、漠視冷淡或強取才華；即使長大後，腦神經恪遵大眾期待心態，不敢向父母討回一絲公道；但身體早年受到壓抑、排拒、虐待的記憶歷歷存在，即使不自覺下，也可能摧毀已成年的人生。如卡夫卡、契訶夫、尼采、伍爾芙、韓波，不是身心交瘁早逝，就是罹患憂鬱症自盡。

即便不致如此，也會複製身體記憶，把父母對待的身體、心靈虐待方式，炮製在自己子女身上，卻渾然未覺。

《追憶逝水年華》作者普魯斯特更遭母愛滅頂，他永懷感恩義務、永不可能去反抗母親的控制束縛。

如米勒所言，他若能像自己筆下主人翁那樣，向母親對談，或許普魯斯特就不會壓抑成疾，罹患氣喘病，承受窒息發作之苦。

一個質疑父母的「不肖子」大帽子壓下來，東西方人民都會擠成齏身粉骨。因此世世代代，沒人敢公然違逆父母，心理界亦多以訴諸道德方面的互相和解，米勒直指，心理師要扮演的是「知情見證者」，去了解患者身體語言，探知他們需要，而不是像他們的父母繼續忽視這些要求。

腦子，會屈服於宗教、道德，做選擇性記憶。米勒一書，最珍貴之處在於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建立了一套新信仰：身體，才是真相的守護者，它一直記憶著早年並不解其意、但已被創傷的遭遇。

討回身體真相，並非要向父母報仇，而是學習去面對埋得很深的記憶，自我放下，做到療癒中最難的一環。

我認識達陽時，他剛升上大一，為《擴張的盛夏──雄中十年詩文選輯》請我寫幾句推薦的話。那年他十八歲，我讀他的〈前記〉，為其攀越體制圍籬，抗辯、追求、沉吟、獻身的神采，心旌搖移，大感震撼。推薦詞題名「精采的預言，純美的歌聲」，果真預言了十五年後，達陽耀目的靈光、乾淨的音軌，他以既謙卑又崢嶸的姿態繼續擘畫著夢想。

從音域純淨又豐美這點考察，輯一的「青春倒數──關於詩」共三十一篇合成的兩三萬言，最足以代表，是一棵完整的青春之樹，可當一長篇散文閱讀。其所敘事，相互接引，從逼臨三十歲最後一月開始倒數，整整數了三十一天。憑這一日子的倒數，使散思游絮聚攏成一脈綿亙的山形，一座座秀麗小山錯落，各具姿態。

詩是相信有人在等待……詩是透過「傷」之存在……除了前兩篇像楔子，表明他以生命體驗進行詩的詮釋，其他各篇先以極簡情節作為意象，並以另一相對應的情節回答這一意象，最後再回扣最初的情節，照應預設的主題。我看了幾篇，不期然聯想起「賦格」這一音樂術語。各篇暗含複調特質，主旋律精短，筆墨線條簡約，但「關於詩」這一主題始終於字行中追逐、飛翔：

以打籃球和寫詩對位，達陽說用一個假動作騙過防守者，「利用這一點點的時間差，加速過人或起身投籃」；以拍岸的海浪和寫詩對位，達陽說「要推敲，各種立場，複雜的思考，必須顧慮念起來的聲音，要美，就像……。我邊說邊偷偷看她，聲音在海風裡飄飄忽忽」；以搬家重新安置物件與寫詩對位，達陽說「所有字詞與句子的相對位置都是不確定的。……太多事情，是存在於某個客觀上不斷變動，但情感上未曾稍移的位置當中的」……

他是那麼在乎生活一切的存在，電光石火中探囊取物，撿拾、鏤刻，兀自感慨「怎麼就沒在意」、「我現在才發覺」、「我曾經不知道」。當他回顧某年某日在考場抬頭看到巨大天空一隻渺小的鷹的身影，多少年來念念不忘，他想，世界或許沒有什麼改變，但有一「更高遠、更永恆年輕的什麼」始終盤旋，「鷹是永恆的監考員」。我想，他為了不違逆父母期許選讀法律系，念完法學院後，竟又回到文學創作的考場，他何嘗不是天空那隻鷹。

謝三進說，林達陽是七年級新詩創作群的「領頭羊」。是的，他是優秀的詩人，詩人當然要展露不俗的語言美技，包括語法、節奏、意象。此刻當我闔上A4紙列印的這本書稿，腦海仍疊映其中諸多形色與聲音，包括：化妝遊行女孩的臉、穿行樹叢枝條上的松鼠、一顆落在木棧道上的毬果、印刷廠中庭與他對望狂吠的狼犬，還有多次寫到的花蓮的海，達陽形容層層推擠的浪，越過他，彷彿「成為轉折向上的海岸山脈」，而「躍出海面的魚或鯨豚，都像是巨岩崩解出的碎屑」，何其清新的感知紋理啊！統而觀之，不僅是一位青年詩人的心靈自剖，也是感性抒發的「一首詩的完成」。

達陽初習詩時，我讚嘆過他，也曾質疑、棒喝過他。而今他既以詩凸顯創作實力，更以散文攻占灘頭堡，勾起我對逝去時光的惘然，千萬心兵遊走，《青春瑣事之樹》真是一本迷人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