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滾詩人」巴布狄倫。 圖／本報資料照片
狄倫說：「民謠場景和爵士場景是非常緊密的。詩人讀詩時，我會在底下聆聽。我的歌曲與其說是受到書本上的詩影響，不如說更是受到詩人搭配爵士樂的朗讀所影響。」這一段說出了狄倫最重要的文學特質，也直接回答了這次諾貝爾文學獎的爭議……
垮掉的一代已經淪為空洞的風格？
1961年1月26日，嚴寒的紐約冬日。懷抱著民謠理想的狄倫（Bob Dylan）從明尼蘇達搭乘灰狗巴士來到紐約。
同一天，在曼哈頓中城，一群當時最活躍的年輕作家包括蘇珊桑塔格、諾曼梅勒、詹姆士鮑德溫等正在討論一個主題：敲打派（beat generation）之死。因為他們認為敲打派已經被商業主流所收編，垮掉的一代（beatnik）已經淪為一種空洞的風格。
垮掉的一代是戰後美國文化上的反叛者，是文學上的不法之徒：不論在主題、寫作風格，乃至於個人生活上，都在挑戰主流價值的沉悶與腐臭，而追求自由、即興、誠實和解放。例如主題上，不論是艾倫金斯堡的《嚎叫》、傑克凱魯亞克《在路上》，或是威廉布洛斯的《裸體午餐》，都涉及藥物、性和各種邊緣生活。但他們並不只是要描述敗德的肉身經驗。一如《嚎叫》因為過於猥褻而被法院禁止出版，但那是因為金斯堡試圖召喚出美國文明的潛意識，是為那些邊緣的、瘋狂的和失落的靈魂來說話的偉大詩歌。同樣，《在路上》看似描述一種隨性墮落的生活，但凱魯亞克是要追問自由的真義，不論是心靈還是肉體的。
為什麼是beat？這是因為凱魯亞克在時代廣場和格林威治村的街角聽到人們用beat這字來形容那些看來被打倒而失敗的人，但這些人其實具有堅實的信念。他們是「美麗的失敗者」。所以，凱魯亞克用這個字來描述四○年代末期一個瘋狂而閃閃發光的hipster新世代。這些人在美國各地晃遊，搭便車，衣衫襤褸但快樂而美麗，他們是自由的靈魂。
狄倫來到紐約時，已經深受他們影響。
尋找大城市、尋找速度和聲音
在明尼蘇達州的明尼亞波利市有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格林威治村，叫Dinkytown，這裡有許多咖啡屋，有爵士與詩歌朗讀，有經常性的民謠表演。十八歲的狄倫經常在這裡混，並在這裡演唱民謠。一年多後，他決定前往真正的格林威治村。他後來回憶說：「那裡有不安，有挫折，就像暴風雨前的寧靜……總是有人在朗讀詩歌，凱魯亞克、金斯堡、費林格提（Ferlinghetti）……像魔法一樣……每一天都像是星期天。」
是的，垮掉的一代。狄倫在1959年讀到凱魯亞克，也讀到從巴黎空運來的另一本垮掉的一代著作《裸體午餐》（因為當時美國禁止發行）。
他在後來的採訪中說：「我完全愛上垮掉的一代、波希迷亞、咆哮那群人，這全都是聯繫在一起的。」「凱魯亞克、金斯堡、柯索（Corso）、費林格提（Ferlinghetti），他們是如此神奇……他們對我的影響就如同貓王對我的影響一樣。」
《在路上》也是他離開明尼蘇達州，決定前往紐約的原因之一。
「我猜我要尋找的是我在《在路上》所讀到的東西：尋找大城市、尋找速度和聲音……」
當然，他去紐約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要去尋找他的民歌偶像：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一個真正不斷在路上的民謠歌手，但他在路上不是為了個人自由，不是為了女孩，而是到處採集民歌，要為人民而唱。
然而，到了紐約沒多久，狄倫開始揚棄凱魯亞克，他在自傳中說：「在我到紐約的前幾個月，我就失去了凱魯亞克在《在路上》所描繪的嬉皮士（hipster）態度的熱情。那本書對我來說曾經像一本聖經。但現在已經不是了，雖然我仍然喜歡凱魯亞克那讓人無法呼吸、充滿能量的句子。」
那些文字可以讓整個世界為之暈眩
狄倫進入一個色彩斑斕的美麗新世界，他不再是一個充滿浪漫幻想的少年，而是一個不斷吸收知識、熱切探索世界的青年藝術家。
即使他不再幻想《在路上》主角的不羈生活，但依然深受垮掉的一代的詩歌影響：詩如何和歌結合。
在五○年代，垮掉的一代在這裡的咖啡館飲酒讀詩、聆聽爵士樂，左翼民謠也在同樣的咖啡館或者周日的華盛頓廣場熱情歌唱、思索世界的問題，不同的反抗精神在此激盪。例如小咖啡店Gaslight在五○年代是詩人朗讀的地方，包括金斯堡，但到了六○年代初，這裡更多是民謠歌手演出的地方，也是Dylan最早演出的地方之一。
狄倫說：「民謠場景和爵士場景是非常緊密的。詩人讀詩時，我會在底下聆聽。我的歌曲與其說是受到書本上的詩影響，不如說更是受到詩人搭配爵士樂的朗讀所影響。」
這一段說出了狄倫最重要的文學特質，也直接回答了這次諾貝爾文學獎的爭議。長久以來，人們對他的歌詞作為詩的文學成就有很大歧見，但沒有人會質疑，當他的文字配上了他的音樂，那些文字可以讓整個世界為之暈眩。
他的歌詞寫作可以說深受垮掉的一代影響，當然還有其他的文學啟蒙與養分——或許太多了，因為他太用功了，不論是對美國音樂、對歷史，或者對文學。
除了直接的文學影響，他更和艾倫金斯堡交往密切。
當金斯堡第一次聽到〈暴雨將至〉（A Hard Rain’s Gonna Fall）時，他激動落淚，認為他們的波希迷亞火炬已然傳遞給新一代年輕人了。後來更認為狄倫的音樂是「對從惠特曼到凱魯亞克這些美國先知的回應」。
把搖滾樂帶到更深邃複雜的境地
1964年之後，正好是狄倫想要告別抗議歌手的面具，重新探索內在自我、重新思考音樂方向的可能。尤其在1965到1966年，他連續出版三張專輯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Highway 61 Revisited、Blonde on Blonde。這三張狄倫的搖滾專輯一方面把搖滾樂帶到更深邃複雜的境地，另方面他的歌詞也更晦澀，充滿金斯堡式的閃光意象，與凱魯亞克令人無法停止呼吸的節奏。
這兩年也正是他和金斯堡在1963年底認識之後最緊密來往的時刻。在專輯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1965）的唱片背面甚至有金斯堡的照片，唱片文字也直接寫到金斯堡；狄倫1965年去英國演出，金斯堡也常陪著他。此後幾年，金斯堡的詩也直接指涉狄倫。
雖然沒和凱魯亞克直接往來，但他在這段期間的創作卻和他曖昧難解。1965年三月，狄倫專輯中有首歌叫〈地下鄉愁藍調〉（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被視為向凱魯亞克1958年的小說The Subterranean致敬；事實上，這張專輯中還有另一首歌就直接叫〈重新在路上〉（On the Road Again）。而其實在那個三月，凱魯亞克正好出版新小說《荒涼天使》（Desolation Angels），五個月後，狄倫又錄製另一首新歌叫〈Desolation Row〉，都很「荒涼」（desolation）。這是巧合嗎？應該不是，因為不只歌名，「Desolation Row」和「Just Like Tom Thumb’s Blues」中的部分歌詞都可以在凱魯亞克小說找到直接引述。
這些關係的糾纏可以留給研究者去考據。真正重要的是，垮掉的一代影響了狄倫對於文字與音樂的態度，而狄倫從早前的民謠時期到這兩年的搖滾時期，又帶著垮掉的精神徹徹底底地顛覆與改變了搖滾樂。
民謠是更為嚴肅的音樂
狄倫的少年時期是聽搖滾樂長大的，但他說：「搖滾樂對我來說是不夠的。他們琅琅上口、有強烈的節奏，並且讓你很high，但是不夠嚴肅，不能現實地反映生活。當我接觸到民謠時，這是更為嚴肅的音樂。那些歌曲有更多沮喪、更多哀傷、更多對超自然的信仰，更深層的感受……生活太複雜了，以致搖滾樂不能反映出來。」
於是，他把青春躁動的搖滾樂和質樸知性的民謠，帶往一個更世故、更未知、更深沉的世界，讓搖滾樂進入一個更黑暗、挑釁與詩意的旅程。
1961年在狄倫到紐約時，那些作家討論「垮掉的一代之死」或許是一種指向未來的預言：因為狄倫將在幾年後用電吉他彈奏出垮掉的一代的詩歌，把他們的火炬傳遞給更廣大的青年。
這個獎應該也會讓艾倫金斯堡開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