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是，埔里一家彩券行要開張，因距離對面的國小僅廿公尺，不符台彩公司要求距離超過百公尺的規定，縣議員和教育處督學竟代為出面，要求學校變更校址，以方便彩券行開設。家長會對此感到匪夷所思，因而公開調查家長意見，企圖抵擋。

另一則是，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最近放榜，博士班錄取的八人，從現任綠營立委、高雄市警局副局長、市刑大警官、陳菊辦公室祕書、前主任，和前綠營國防部副部長全赫然在列。其他落榜生則質疑所方放水，直指錄取者全是權貴，名單恐怕早就內定。

民意代表橫行地方，早已不是新聞；但像南投縣議員這樣，為了彩券行設立竟要求小學去更改用了一甲子的校址，真是聞所未聞。不僅如此，就連縣府教育處督學都跟著幫腔，向校方施壓；試問：到底是教育為大？還是博弈為大？

高師大身為地方知名大學，卻讓一個研究所將整個博士班都開給了政治人物，同樣是令人無法理解的事。儘管校方表示，招收公務員考生「有助推動政務」；但是，「推動政務」是大學的優先考量嗎？何況，這些被錄取的政治人物之現職或專業背景，都跟「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扯不上任何關係；那麼，究竟是這些政治人物真的有心精進向學，抑或是所方主動大開便門邀官入內，就更耐人尋味了。

也難怪，其他大學教授聽到高師大的故事，說博士班入學審查不必提研究計畫，只能大嘆：「全世界大學沒人這樣搞啦！」

督學為了彩券行要小學易址，大學為了政治人物大開便門，不惜擠掉年輕學子。真的，全世界沒人這樣搞法。

這樣的亂象，其實是去年人們即已預料到的事。去年，在規劃不夠妥善、宣導未盡普遍、財政不足支應的情況下，教育部不顧各方反對，強行推出既須付費、又得考試的「半調子」十二年國教；當時，外界即可預知這場兵荒馬亂的情事勢必會發生。為今之計，中央和地方教育部門恐怕只能虛心針對現有缺失，積極修改補強；重要的不只是要紓解民怨，而是要回到教育作育英才的初衷，才能避免因制度不善造成一整個世代的學習困擾和挫折。

綜合各方的反應，目前學生在選填志願時抱怨最多的問題主要有三：第一，是「志願序」所占積分過高，尤其不同地區的志願序扣分機制，再加上會考成績資訊不足，沒有落點可為預測依據，造成學生選填志願時的莫大焦慮。第二，是基北區「作文」分數所占比重過大，即使五科全拿Ａ＋＋，但作文不到最高的六級分，便無法進入第一志願；作文分數的否決性關鍵，確值得商榷。第三，是選填志願的時間太短，學生從收到會考成績到選填學校，只有短短幾天的考慮期；而今年是首次舉辦國中會考，學生和家長對制度都非常陌生，備感求助無門。

也正因為這種種不確定因素，許多學生和家長形容這次選填志願就像在「賭博」，只能閉著眼睛碰運氣。情況最慘烈的，則是那些各項皆優卻唯獨某科稍次的學生，在患得患失下，簡直像是在玩「俄羅斯輪盤」，運氣好的或能逃過一劫，運氣差的則子彈穿腦。試想，十二年國教的本意在延長義務教育，提升下一代的教育品質；而今，選填志願卻變質成一場「大博弈」，豈不荒謬絕倫？

上述問題，從決策者的立場看，或許都只是「技術性」的小事；然而，每一項問題都紮紮實實地困擾著眾多學生和家長，更影響到教育制度的本質與公平性，因此無一可以輕忽。以「志願序」問題為例，這項設計原是為了消除明星高中的迷思，鼓勵學生就近選讀社區高中；但是，採取「扣分」作為懲罰手段，以強求學生降低選填的志願目標，結果只是造成更多的焦慮和恐慌。官員或許可以譴責那些學生或家長過度迷信好學校，但是，教育部門利用奇怪的遊戲規則來執行其道德訓令，其實也難謂之正當。

任何制度更張都會引發適應上的問題，決策者和民眾雙方都必須尋求設計的調整和心態的改變，以求制度和人性的契合。教育制度的改革，則尤忌躁進；因為任何課程、考制、分發的變動，都會牽動一整個世代的受教權，影響一整個世代公民的氣質和素養，豈可不慎？

過去廿年台灣的教改，固然創造了更多元、開放的入學管道，並力圖減低學生的學習壓力；但與此同時，我們卻也看到一個世代學習力與學習動機的衰落，與其他國家相比，在不少學科上的競爭力也明顯下降。這點，恐怕是台灣社會不能不正視的問題。簡言之，在一些教育團體或決策者反覆的倡導下，台灣教育是不是過度強調「減壓」而疏忽了學習本身的意義，是不是過度強調消除「明星」而有流於集體「平庸化」的危險，是不是在「繁星」與「多元」的美好口號下忽略了真正的偏鄉弱勢教育，是不是過度向「政治目的」傾斜而剝奪了老師教學的樂趣；凡此種種，皆值得我們深思與警惕。

十二年國教的起身第一炮，學生選填志願竟然變成一場押賭遊戲，這絕非小事一樁。雖然主要問題集中在基北和高雄等大都會區，但這反映的正是台灣人口稠密地區的教育競爭現象，教育部門不宜以「家長勢利」之類的理由一語推託。請教育當局設身處地想想學生的處境吧，同時也請設法下放一些權力，讓地方能有因地制宜的創意。

中研院過去曾經為國家財政提出建言，但能列舉出來的只有民國五、六十年代的財經五院士建言的少數案例，且當年蔣碩傑、于宗先等院士也是透過其所主持的財經研究智庫提出，專精於政策分析，才有具體的政策建言效果，也難怪有些財經學界感嘆，中研院院士在重大政策上的影響力已不如當年。

社會大眾難免好奇，中研院在財經方面的研究多侷限於理論和學術，對於財經政策面、實務面的分析著墨不多，因此鮮少就財經議題提出擲地有聲的政策建議，如果能更貼近當前社會，務實建言，應該更有說服力。從最近發生的財經政策爭議，例如服貿協議、自由經濟示範區等，幾乎沒有中研院財經學者站出來發表專業意見，實在可惜。

綜觀此次的賦稅改革政策建議書，中研院建議的重點，與過去幾次政府舉辦的稅改建議內容相比，似乎沒有太多新意，例如，提高奢侈品的營業稅和恢復兩稅分離制，財政部早已委託學校教師研究過，且財政部已經局部採行；調高非自用住宅的房屋稅稅率部分，立法院已經修法；至於不動產之交易實價課稅以及外籍人士購置不動產加重課稅，早有學者提出；建立綠色稅制並整合，上次賦改會已有深入研究，只是政府未能付諸執行；檢討中央及地方財政劃分，問題在於立法院遲遲不審查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地方政府也不肯善盡財政努力；至於強化稽徵及處罰，是稅務問題，談不上稅政改革。

因此，中研院稅改建議有些新意的部分，大概就剩下所得稅兩稅分離後的具體作法，以及不動產持有稅將房地合一並改採實價課稅。

就兩稅分離後的具體作法而言，中研院建議綜合所得稅可採「部分股利所得扣抵法」消弭重複課稅，扣抵的方式可採用「定額」扣抵法，一家戶以不超過新台幣27萬元的「股利所得」扣抵額為上限，與「利息所得」免稅額度同步，確實比財政部目前的扣抵率減半更公平、務實。

至於要將不動產持有稅改採外國的「財產稅」模式，理論上不見得站得住腳，因為土地和房屋兩者性質不同，從效率觀點不應適用相同稅率；且美國部分地方政府早已改採房地分離課稅，反而產生土地積極開發利用的正面效果可資參考。再就實務而言，房地持有稅要合而為一，涉及許多稅法的修訂，甚至動及修憲，立法工程浩大，恐怕只會衍生政治、社會爭議。而且若房地只在形式上合一而未能將稅基實質上予以合理化，此種改革最後仍是流於形式而毫無實益；同時全球課徵財產稅的國家，也沒有按照實價課稅的例子，只有按照鑑價打折，中研院對不動產持有實價課稅的建議顯得不切實際。

再就研究團隊陣容而言，這部建議書雖然是由中研院的院士和財經學者擔綱，並納入外部學者和曾任財經部會的首長擔任顧問或諮詢對象，確實可謂陣容堅強。但當中包括曾主導證所稅改革者，也有調降遺贈稅者，甚至還有反對綠色稅制者，如何集思廣益，將意見相左的產官學意見折衝，從而得到上述的建議難能可貴，但是不是大家的共識，也不無疑問。

總之，我們很高興看到中研院提出財經政策的建言，從「經世濟民」的角度來看經濟研究，期盼中研院未來能兼顧學術與政策，並重理論和實務，研以致用，以符合該院所揭櫫的宗旨─「研議良好的政策建議，並持續加強對社會、人文的關懷」。

但這是否真實的整體國三生的現象呢？有網友直言，是「一堆5A++家長每天在幹譙…占全體家長幾趴？」的確，越是強烈希望、或自認有希望進入明星高中就讀的家庭，越是對比序「寸土必爭」，擔心「高分低就」。演變至此，十二年國教的假面具已完全揭穿。

論國民教育，本來「會考」的用意只是畢業門檻，但現在會考成績拿來鑑別能否進明星高中嫌不夠精確，所以發展出複雜無比的比序規則。曰「國教」，卻第一非義務性質；第二非全面免學費；第三非免試；第四，非全國學生都有就近、均質、令人放心的社區高中可就讀。這樣還叫什麼十二年國教？

「國民教育」用的是全體納稅人的錢，不但應平均分配資源，關注全體學生的受教權益（而非聚焦於精英學生的比序利益），甚至更要特別補足偏遠、弱勢學生的不足。教改施行之初就提出過宗旨：把所有學生帶上來，認為升學制度和資源不要只為前30%的學生著想。但發展至今，社會的發言權，或曰媒體鎂光燈焦點，還是為精英家庭所獨占，難怪網友對「一堆5A++家長」意有所指。

今天的聯合報民意論壇，有教育工作者投書問「幾A才算是精英？」，寄望「沒有聚光燈護衛的孩子」未來的受挫力比5A生更強韌，變成社會中堅。李家同教授也「苦苦哀求政府」，給「不僅隱形而且無聲」的弱勢學生幫助和關心。

以上意見，恐怕非5A學生家長所掛心，但我們忍不住還有一言：是建中、台大因學生而偉大，而非學生因進了建中、台大就自動變偉大。有吳寶春、嚴長壽非高學歷的例子在前；有台大畢業生陳水扁貪腐、馬英九被罵bumbler的例子在前；有林百里說「超恨台大電機系」的例子在前。教育工作者苦口婆心勸慰家長，「停下呼天搶地與搥胸頓足」，幫助孩子在逆境中成長；這才是一句有智慧的話。

東晉殷浩從小就被認為聰穎過人，長大後仕途順利，卻因領軍北伐兵敗，而被貶為平民。殷浩罷官後，住在信安（今浙江衢州），整天以手在空中寫字。有人仔細辨識，看出來，他就只寫「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數十萬國中畢業生參加「為免試升學的考試」，而且可能要考二次！五科成績Ａ＋＋，卻仍排到數百名之後！這都是咄咄怪事，而所有想幫忙的人都使不上力，則是「書空咄咄」。

回到殷浩。殷浩為什麼一次兵敗就被廢置？因為他被東晉士人推在前面，去跟掌權軍閥桓溫相頡抗。關心者如王羲之一再勸殷浩，不要跟桓溫對抗，可是殷浩騎虎難下，而在他兵敗之後，就給桓溫抓到機會，將他徹底鬥垮。

十二年國教倉促上陣，同樣是騎虎難下，若今年處理不好，下場也難預料。

後來，朝廷又想起用殷浩，殷浩就寫了一封信給桓溫，可是擔心信中措辭可能有不妥之處，於是一次、二次…反覆檢視。孰料，最後送到桓溫手中的，卻是一個空信封，復出希望於焉幻滅。

考生填志願的患得患失心情（家長可能更嚴重），可以跟殷浩檢視信函的心情相比，運氣不好，就會落空，而高分低就者甚至還更懊惱。這種源自「博弈賽局理論」的填志願規則，會讓同窗好友變成假想敵，所有參與者都是敵人—不妙，又是桓溫與殷浩之間的遊戲「間諜對間諜」。

最令人難過的，是所有人都攪和在「升學制度」當中，包括學生、家長、老師，甚至教育主管機關，沒有人有心思考慮教育的「內容」。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哲學家羅素的名言：「人生而無知，但絕非生而愚笨。他們變得愚笨，都是教育使然。」

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費曼的名言：「他們無法將二加二變成四，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知道什麼。」則說明了前面羅素所言，教育如何讓學生變笨。

升學制度搞得大家怨氣沖天，是因為設計制度的人「愚笨」，而他們愚笨，是由於教育內容，而非制度。如果我們的教改仍然只會爭吵制度，而不是研究教學內容，我們只會變得更笨。

不過，父母面對教育政策制度，可以關心、建言，甚至批判制度的不當，但面對孩子時，父母應該多陪伴與鼓勵，教孩子如何正面思考，要孩子把本分做好，面對挑戰並接受挫折，實在不應該把大人焦慮的情緒轉嫁（影響）孩子。

其實，全世界都一樣，不管入學的方式如何，總是會有一套制度辦法，而天底下本就沒有什麼制度是可以滿足所有人的，總是會有雜音，而我們要孩子就此佇足，還是要孩子勇敢跨越繼續大步向前呢？

好成績＝好學校＝好工作＝好人生？這樣的連結正確嗎？沒有上建中、北一女，人生就無望了嗎？我們應該要很誠實的捫心自問，這是我們的「虛榮期待」？還是孩子內心真正想要的？每個孩子的能力不同，不須相互「惡性競爭」，我們要了解自己孩子的能力，只要孩子盡力了，就應給予鼓勵與讚美，做到只引導而不主導。

媒體報導：家長抓狂、泣訴、孩子為此要輕生，試問這樣的家長能教育出好的孩子嗎？這樣的孩子又怎麼面對未來人生完全無法預期的挫折呢？沒有殘酷的戰場無法訓練出好戰士，沒有競爭的市場培養不出大企業，優秀的戰士不會選擇戰場，我們不要再汲汲營營想為孩子塑造一個「無菌的環境」。

去年，偶然的機會，欣賞了五月天諾亞方舟的電影，主唱阿信在電影最後獨白說：

從小，我一直希望我是一個很特別的人，我很希望我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人，可是我從來沒有考過第一名，從來沒有過；然後，演講比賽也統統摃龜，然後，去報名參加合唱團的時候也被刷掉。終於有一天，我找到一件事情發現我好像可以做，這件事情叫做「玩音樂」。

我很幸運，因為其實我從來就不是一個很會唱歌的主唱，我不是一個很會做詞的寫詞人，不是一個很會作曲的作曲人，甚至在台上我要跟大家一起跳舞的時候，總是沒有成功過。但是，我知道我特別的幸運，因為我做得有一點點好的時候，我的朋友…你們都很慷慨…。

是啊！誰說一定要第一名呢？父母對孩子不需要有過多的期待，如果可以在孩子做每一件事的時候多給予鼓勵、稱讚，或許他就可以在那件事情上發光、發熱。與其要孩子符合父母的期待，不如讓他做一個獨一無二的自己；與其自私的占有，不如讓他多走出去結交朋友。放手吧！我相信優秀的孩子，永遠都是優秀的，不會因一時的制度就被打敗、埋沒，慢一點也沒什麼不好，台語俗諺：吃緊弄破碗，別到頭來一場空，徒留遺憾與自責！

任何新制度在執行之前，除了詳細的評估外，都還會有一個測試階段，藉以降低實際作業時可能產生的衝擊及影響。更何況教育制度這麼重大的政策，一旦走偏，影響可及數代，更應慎重處理。十二年國教從推行之初，各界就爭議不斷，包括會考及特招的順序、成績等級的劃分、超額比序的複雜、資訊是否透明公開等等，都存在著可預見的紛爭，但教育部彷彿蒙上了眼睛、摀住了耳朵，無視來自各教育團體、學校、老師、家長、學子的心聲及抗議。甚至，當整個制度已偏離「免費」「免試」的國教精神時，教育部檢討的不是制度的合理性及可行性，而是一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今日的混亂早在各界意料之中，可憐的是學生及家長，獲利的是補教和私中，失敗的卻是整個台灣的未來。

十二年國教的複雜度可謂空前，但最讓人無法信服的是它所謂的公平原則。從小師長諄諄教導「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它代表著一個公平合理的普世價值，也應該在孩子受教的過程中被重視、被鼓勵。然而當一個孩子努力了三年，卻因為一些莫名其妙的志願比序或作文成績而無法進入理想學府，他要如何相信努力的價值。

教育是百年大計，攸關國家人才的養成及國力的蓄積，應該重視的是程度的提升及品質的優化，但我們的教改卻始終脫離不了考試方式的變革，從「高中聯考」到「二次基測」到「一次基測」到「會考」，升學壓力並未如教改專家們所預期的減輕，反而考試變多，考期延長，很多學生在會考後還要繼續補習，以便衝刺「特招」。甚至因為「作文定生死」的怪象，連小學生也開始補作文，家長苦不堪言。有辦法的家庭還可將小孩送往私中或補習班，甚至送到國外就讀，弱勢族群的孩子根本沒有相對資源，形同被這個教育制度犧牲。

此外，除了四不像的考試制度，按照十二年國教的總綱草案，國文、數學等必修課的時數都會被刪減，這更是嚴重影響教育的品質，無怪乎近百位中研院士連署反對，認為數學是科技根本，降低必修時數，會侵蝕國家未來的競爭力。尤其當世界各國都在想辦法深化菁英教育，向下扎根，期望從中學就開始培養人才，以增加國家實力，甚至塑造明星高中，以群聚更多菁英，而我們的十二年國教卻反其道而行，台灣未來只會更加艱困。

誠摯希望教育官員正視十二年國教的缺失，徹底檢討評估其存在的必要。今年的國中畢業生雖已無法挽回，但從錯誤中學習，懸崖勒馬，這才是教育當局負責任的作為。

蔡英文極有可能在二○一六年大選重披戰袍，故北京十分注意她的中國政策。原本外界認為兩岸非她強項，特別是二○一二年大選時曾提出模糊不清的「台灣共識」，而被譏為「空心蔡」，所以會冷處理兩岸議題。

如今，她釋出「蔡張會」，除一新耳目外，更展現對大陸的善意，證明並非「逢中必反」，另一方面也在考驗北京。蔡深知北京研判民進黨重返執政的機會不小，加上當前不論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與服貿協議，都因民進黨的反對而躺在立院，因此希望推動民共對話。而對張志軍來說，若能來台，並完成蔡張會，將立下歷史地位；也能在民進黨執政前預先部署。

但蔡也知道，民進黨迄今不承認九二共識，不凍結台獨黨綱，民共要進行「黨對黨交流」甚為困難。不過她既然主動拋出蔡張會，若張訪台時一再迴避，只會凸顯北京的僵硬。所以這是個穩賺不賠的無本生意，也算吃了北京豆腐。

但可發現，蔡英文在中國政策上，展現與過去不同的自信。首先，在美國「重返亞洲」的再平衡戰略下，美日當前聯手圍堵中國。而民進黨一向強調美日關係要凌駕於兩岸關係，新任秘書長吳釗燮即是前任民進黨駐美代表。民進黨也一向親日，當前安倍的反中立場，與其不謀而合。

另一方面，三一八學運展現台灣社會，特別是年輕族群對兩岸經貿交流的疑慮，既擔心北京的「以經促統」，也展現對當前「兩岸政經權貴」的不滿。二○一二年大選前，許多「紅頂商人」站出來力挺藍營，二○一六年若如法炮製，效果恐適得其反。

第三，當前大陸經濟增長趨緩，台商回流，兩岸經貿的競爭逐漸大於合作。這符合民進黨長期提出的「中國風險論」。

因此，蔡英文的中國政策，不再只是被動接球，而是開始主動發球。中國事務部主任趙天麟七日透露，將設「聯絡組」來作為民共交流的窗口就是一例。

而有可能擔任蔡英文競選搭檔的賴清德，透過此次赴陸也證明他並非兩岸事務的白紙。他在上海大談太陽花學運、台獨與六四，與之前台灣政治人物登陸時言論的自我設限截然不同。北京日後若要與民進黨這些青壯派打交道，對於承認中華民國與否、如何定義台獨、民主、自由、人權等議題都無法避免，而不能只談經貿與「兩岸一家親」。

蔡英文的目的只有一個，讓中間選民瞭解，兩岸關係雖重要但非唯一，而我也有能力處理。

大陸這幾年發展很快，特別是服貿產業，更是商機遍地，現在世界服貿發達的國家都在搶大陸市場。台灣在服貿方面比較發達，如果按兵不動，兩岸服貿協議遲遲不能通過，台灣將錯失良機。台灣的發展空間已經很小了，一定不能錯過這次機會。儘管服貿協議有關出版的內容很少，但為了台灣的利益，我們也要予以肯定與支持。

出版界對服貿協議反應較強烈，有個原因是出版界想通過服貿談判讓大陸開放對台灣的出版，這正是兩岸都非常慎重的事情。

我對大陸這些年來在出版改革與出版產業市場化的一系列積極舉措，有一定的瞭解。

大陸出版業開放是漸進式的，開放政策逐年頒布，從早期只有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等比較積極進口台灣圖書，賣到大陸各重點高校圖書館，到今年包括大陸最大的民營館配書商都開始參與台版圖書的館配業務。尤其這兩年，大陸三大網路書店及無數的淘寶網書店，以及國民營書店都已在銷售台版書，業務逐年增長；今年各省書展都有安排台灣圖書展銷。

另外，大陸出版社這些年都做了徹底改革，出版社的市場化更加快速。新裝上陣的大陸出版業更積極引進海外版權，台灣版權是重要一部分。

尤其台灣的知名作家與原創作品，授權大陸的版權預付金一種書至少幾千美元以上。有的台灣知名作家一種書甚至幾萬美金，只要台灣作品好，都是大陸出版社爭取的出版稿源。

目前台灣出版市場快速萎縮，台灣圖書通過大陸合法的圖書進口公司進到大陸，無疑給台灣出版業帶來希望。不僅如此，台灣許多出版社都在大陸與大陸公司合作做出版，光北京就有近似百家。我相信兩岸出版總有一天會開放，但這需要兩岸共同努力，只要兩岸和諧發展，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還有人擔心服貿開放兩岸印刷，其實，台灣在大陸的印刷廠經過出版部門授權也可印刷圖書，許多台灣印刷業在大陸業績非常好，印刷業都沒反對服貿協議，出版業更應理解。

很多出版同業可能不瞭解，反服貿反而會影響台灣作者與出版原創作品在大陸市場的授權與推廣，反而延緩推動大陸政府對台灣圖書進口綠色通道的作業，影響台灣圖書在大陸銷售的快速成長空間，尤其會影響兩岸出版發行業的交流活動與合作發展的機會。在此呼籲出版業者全力支援服貿，讓兩岸的出版合作順利發展。

這兩件事情給予外界「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已開始轉向」的印象，但究竟是真實的感覺或僅是一場錯覺，雖有待民進黨進一步以行動證明，但也說明了民進黨目前面臨二度執政前最後一哩路試圖突破的處境。

對於蔡英文願與張志軍會面一事，大陸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表示，這已為張訪台鋪陳友善的氛圍，但也重申，大陸希望台灣各黨各派各界人士都積極支持兩岸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無論是誰及以前有過什麼主張，只要「現在」贊成、支持和參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陸都歡迎。她也強調，大陸對民進黨政策是明確、一貫的，反對台獨分裂圖謀的立場也是堅定的、不可動搖的。

范麗青這一席談話對於蔡英文、賴清德來說，是軟中帶硬、綿裡藏針的公開宣示。對於至今仍不願、也不敢凍結「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和蔡、賴兩人來說，如何處理台獨的神主牌，確是再度執政與否的重大挑戰。若民進黨仍舊一味緊抱台獨神主牌與基本教義派，難免再度重蹈二○○八年大選的覆轍，輸掉這可能是近年以及未來幾年重返執政最好的機會。基此，與中國大陸的互動便成為民進黨、蔡英文不能不面對的嚴肅課題。

賴清德過去在立委任內雖曾極力反對兩岸直航，宣稱若直航將讓大陸客來台上演木馬屠城記；但如今擔任市長，為了市政發展，卻積極爭取台南機場升格國際機場並與中國大陸直航，對於中國大陸所帶來的商機已經壓過威脅，這對台灣、台南來說，是件好事。如今賴清德提出「以合作取代對抗」，可說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他也從歷史脈絡指出台灣是「先有台獨主張才有民進黨」，並重申台灣「台獨」與否，由台灣人民決定。

民進黨一九九一年的《台獨黨綱》、一九九九年《台灣前途決議文》與二○○七年《正常國家決議文》，是大陸當局至今不與民進黨提升民共交流為正式對話的主因。賴清德認為二千年陳水扁以台獨主張贏得總統大選，台獨已成為台灣人的共識，但事實上，陳水扁勝選的直接原因是藍營連、宋的分裂與主張「新中間路線」所致，而非台獨主張的勝利。

過去，民進黨以主張台獨及族群議題起家，但近年來，這兩個議題在台灣都已經不具市場價值，面對太陽花學運後公民覺醒與崛起的考驗，民進黨、蔡英文能夠務實調整中國政策，對大陸釋出正面訊息，值得肯定；但若想在二○一六有所斬獲，則首要之務便是要處理「台獨黨綱」歷史軌跡的問題；畢竟，民進黨和台灣人民的未來，不能被少數昧於現實的人所綁架。

試問，貴婦緋聞與我們何干，又會影響我們生活如何？為何這麼多天了還是一直播，難道國際沒有其他事？國家一切如止水般平靜？新聞，能否真的名實相副？

馬桶裡鑽出蛇來，其實一點都不稀奇。稀奇的是：媒體當作八卦報導，政府相關單位則毫無回應。事實是：馬桶鑽出蛇來絕不是偶發，因而無需處理的事，而是因為建築法規不夠完善造成的系統性問題，因此可以有具體有效的防阻辦法。

筆者居住於山區，從防杜蛇類的經驗中，幾乎可以判定，馬桶裡面的蛇是從家戶的排水口進來的。

此因一般家庭的排水口，都是大口徑水管，且完全沒有阻絕的概念與措施，因此蛇類幾乎如入無人之境，進入家屋，不但會從馬桶出現，也很可能從臉盆、浴缸出現。

但遍查建築法令，卻全無防蛇的概念。以內政部頒訂的「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為例，有詳述排水管規格、施工作業規範、防鏽、防塞提示，偏偏就是沒有防杜異物從該管道進來的提示或建議。

另外一個可能提供蛇類進入家屋的入口，是化糞池的排氣孔，同樣沒有那個單位留意這個問題。事實上，只要在這些明顯的孔洞以類似紗門的紗網阻隔，既不會妨礙排水，也可以有效阻隔蛇類進入。

社會上流行一個笑話：一隻老鼠在田裡面，是農委會的事；那隻老鼠跑進屋內，就成了衛福部的事；那隻老鼠死了，就成了環保署的事。一隻老鼠三個機關在管，就成了沒人在管。

政府只要有「民眾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的態度，在建築法規中稍加提示，並責成建商留意，「蛇從馬桶鑽出來」的事就可以有效的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