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員回國的新聞，在選舉熱季中不起波瀾。比較喧鬧的反倒是護照上「台灣國」貼紙在國外被遣返出發地的案例。部分民眾藉此標榜個人政治主張，在國外被拒絕入境，回台後反而厲聲指責外交部，高亢批評政府無能。

以今日之言論自由，台獨主張見怪不怪，在國內可能連抱怨「被打壓」的理由都找不出來，只好作怪到海外。護照上貼張「台灣國」貼紙，何其便利；但以此宣揚獨立建國，何其廉價！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全世界的建國先烈都曾拋頭顱灑熱血，如今，台灣卻有人貼貼紙招搖海外，而以革命者自居。在國外被拒乃他國政府關防權限，自己作怪不成又藉機大聲鬧事，這是何種心態、何等人格？自豪於「台灣國」貼紙的人，如真有膽量探測各國政府對入境可疑證件的底線，何不在赴美、赴歐時在護照上貼上ＩＳＩＳ貼紙試試看？

國家處境艱難，中華民國擁有的正式邦交國寥寥可數，但持中華民國護照行走全球免簽證的國家已近一百五十國，國民出國旅遊、商務受惠無窮。陳水扁就職總統時由張惠妹領唱「三民主義……」，蔡英文受邀參加國慶典禮不能不向國旗國歌致意，而那些手持中華民國護照卻宣稱以「台灣國」為念的人，真以為憑一張貼紙就可自詡成就大業嗎？

說來可悲，在威權時期，民主運動前輩們致力追求司法公正與審判獨立，要讓法院「免於政治干預」。然而，在高度民主化的今天，法院獨立的判決卻屢屢因不符所謂「社會期待」，引發反彈。媒體與網路充斥著要求政治人物「改革司法以符合民意」的聲音，而朝野總統候選人及政治人物也都大言不慚地痛罵司法。由此看來，司法審判還能有獨立空間嗎？或者，法官必須像候選人一樣時時關注民眾對特定事件的看法，以便念茲在茲地遵循服膺？

會發生這種問題，關鍵原因是多數民眾不把法院當成法院，而當成民意獻祭的神壇。群眾期待的是，在人們受到心靈創傷之後，有一個官方的「獻祭」儀式：把祭品送上神壇，當眾宰殺或焚燒，以取悅降禍的神祇，讓眾人安心。在傳統社會，刑罰往往擔任了這種集體心靈療癒的功能，藉由嚴懲罪犯，安撫眾人的憤怒及不安。這也是每每發生重大事件，政客與輿論就想要加重刑罰、期待司法重懲的原因。

然而，現代社會的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是極不適合擔任「祭壇」功能的。它要嚴守「罪刑法定主義」，所以，法律沒規定清楚的，就不能任意開罰。它講究嚴格的「證據法則」，而且楬櫫「無罪推定」，因此檢察官要負很大的舉證責任，單純屬於「社會觀感」的問題，不能作為判決有罪的依據。

由於刑事訴訟的程序繁瑣冗長，因而往往不能速審速決以安撫民眾的情緒。相較於其他政治或法律手段，刑罰其實是最難「滿足社會觀感」的一種制度；偏偏台灣社會卻不滿足於行政制裁與管制，不重視民事賠償，而不切實際地期待法官來擔任祭司的生殺工作。

更糟的是，面對這樣的期待落差，我們的公眾人物和媒體卻鮮少引導社會反思刑事司法的本質，反而不時加油添醋，用媚俗的政治語言來強化民眾的情緒和刻板印象。候選人們痛罵法官，卻提不出具體的處理手段；電視名嘴吶喊「司法改革」，儼然把所有法官都當成該改革的恐龍。

至於其他社會菁英，明明有能力細看判決書所附之判決理由再提出具體意見，但多數人卻捨此不為，而只會說一些討好世俗卻沒有意義的話語，這完全是媚俗社會的特徵。例如，柯文哲說這是「最大的催票行為」，呂秀蓮痛批這是「司法最大的恥辱」；甚至有熟稔司法程序的律師說出「大便精煉若能吃」的聳動語言，來博取掌聲。這根本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只是另一種「輿論祭壇」：把法官當成祭品，用輿論的烈火來焚燒他們的聲譽，以取悅民眾；藉由踐踏法官，讓群情激憤的群眾有著自以為是神的感覺。

台灣民眾的「司法觀」始終無法現代化，還一直停留在前現代的「祭壇觀」，懶惰媚俗的社會菁英其實無可卸責。當年「江國慶案」發生時，民眾痛罵司法誤判；但有沒有人提醒民眾反思：當年是在怎樣的社會氣氛下，逼得法官速審速決草率判案的？菁英與群眾不分青紅皂白地罵，以為民意就是最神聖的鞭子嗎？

我們當然不認為法院判決不能批評，畢竟法官不是神，也不是祭司；司法權是國家公權力的一部分，要向全體國民負責，不能恣意妄為。但批評之道，應該先了解判決理由，才能從而分析究竟是法院採用了過於嚴苛的證據標準，檢察官的舉證是否不足，或者是法官對法律條文的解釋值得商榷。這樣的檢討，才有助於後來的上訴審，可以得到更嚴謹的結果。

此外，除了刑罰，同樣值得探討的是：有沒有其他更能夠維護公眾健康並制裁奸商的政策手段？近年風起雲湧的「公民運動」，在這類議題上能發揮多少力量？喜歡廉價方便又要美味飲食的台灣人，願意付出多少代價來維護食品安全？其實，有太多太多的議題，都遠比空泛咒罵「恐龍法官」更有意義。

請讓刑事司法擔任單純的司法功能，別再把法院當祭壇，更不要把法官與法院當祭品。要知道，當人們用民粹的烈火來焚燒司法時，燒掉的是多年來好不容易爭取的法治精神。

相關報導中，「供給側改革」作為一個新詞，相當引人關注。有人統計，從11月10日到18日，中央在短短九天內就四次提及「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說明「供給側改革」極可能成為中國執政當局在今後經濟改革中的主旋律，也勢將成為海內外熱議的新焦點。然而，什麼是「供給側改革」？

這就要從「後金融海嘯時代」的全球經濟困局談起了。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危機瞬即自震央向外擴散至全球，並且到目前為止，尚未擺脫。在長達七年之久的「後金融海嘯時代」中，從美國開始，日、歐繼之，先後啟動「量化寬鬆」（QE）政策，發達國家之外，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也紛紛採取宏觀調控政策，在貨幣政策上力求寬鬆，在財政政策上盡力擴張。七年下來，此一可以概括稱之為「QE或類QE」的巨大實驗，其成敗得失，是到了一個可以進行初步評估的時候了：

一、首先，最大的貢獻，應該是避免了一次類似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式的危機；二、一再QE所導致的長期低利率、零利率及負利率，並未如大家期待地刺激經濟活力，全球經濟反而似乎進入了一個所謂的「長期停滯期」，不僅如此，長期的低利率還導致了不良後果：流動性資金不流入實體經濟，而流往各類市場炒作，特別是房市；影響所及，又導致貧富差距惡化；前兩者加起來，使得有效需求萎縮，進一步拖慢經濟復甦的步伐。

三、在中國方面，除了前述效應之外，還出現產能普遍過剩，地方債台高築，以及大範圍的空屋或「鬼城」現象，所有這些又加劇了金融風險。

很明顯，「QE或類QE實驗」隨著時間愈久，產生的問題愈多，更關鍵的是，它基本上起不了讓經濟振衰起敝、恢復活力的作用，此之謂「困局」，所以，是到了該有所反思，該改弦易轍的時候了。

中國也許是最早有所反思、並進行轉變的國家。2013年，習李執政伊始，意識到形勢的複雜，一方面增長的勢頭開始減緩，另方面，擴張政策造成的後遺症也益發顯現，於是，已有所謂「克強經濟學」（不刺激及去槓桿）思路的萌芽，儘管如此，執政當局在宏觀策略上，如何在「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尋求平衡，看來仍顯得為難與吃力。2013年底的18屆三中全會終於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首次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這一步是相當關鍵的，因為在「摸石頭過河」摸了35年之後，這才真正認識到必須義無反顧地確定「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換言之，政府與市場的角色是市場為主、政府為輔。

政府的職能是為「市場」能起到最佳作用提供最完善的配套。反映在政策操作上，宏觀調控政策並非「萬能藥」，只能謹慎地使用，國家經濟的長期增長，必須「培元固本」，從提高生產力，鼓勵創新及技術進步著手。

2015年18屆五中全會，通過「十三五規劃」，正式揭櫫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與共享。應該看到，中國正在對長期以來過於側重需求面，過於強調宏觀調控政策的所謂「需求側經濟學」（demand-side economics）進行根本性的調整；這也意謂著，「供給側」的概念已呼之欲出。

1980年代源自於美國雷根總統時代的「供給側經濟學」也是對之前搞了30多年「凱因斯需求側經濟學」的一種矯正，限縮政策對市場的過多干預，盡量讓市場發揮活力，結果帶來了從雷根到柯林頓時代長達20多年的繁榮。

當前的全球經濟顯然又到了一個必須大調整的關鍵時刻，中國是否準備引領風潮，且拭目以待。

兩岸分裂66年來，大陸主動釋俘不少，但台灣從冷酷槍斃共諜吳石、朱楓，走到今天將共諜李志豪判無期徒刑，才能搭起換俘的間諜橋；台灣當局的政治眼光，終於跳脫冷戰時期的封閉與缺乏自信，才是勇敢面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健康心態。

國共內戰期間，共軍經常把國軍俘虜釋回，無非對國府發動政治作戰攻勢，讓俘虜在風聲鶴唳的國府軍隊中，產生膽戰心驚的效果，瓦解抗敵意志。是故從1949年國府遷台以來，台灣對於雙方交換俘虜，從不積極；台灣方面甚至教育官兵被共軍俘虜是很羞恥的事情，要以死報國。但死生大事乃人性關鍵，政治宣傳從來無法麻痺神經，求生何錯之有。

八六海戰有幾十位被俘海軍官兵歷劫歸來，當時外界很少知道，儘管政府封鎖新聞，大陸公開國軍俘虜照片，全球皆知，反而讓人民懷疑政府。兩位U-2被俘飛行員，因為台灣政府拒絕他們回台，又從香港流浪到美國，多年後才能回台灣。結果葉常棣妻離子散，家庭破碎，政府毫無歉意；什麼樣的民主政府，可以這樣對待官兵，拆散家庭？

政府從教育軍人以死報國，到主動協助被俘人員返台，這是觀念的重大改變，顯示我們面對大陸更有自信，更能放開心胸。兩岸情報戰，不會因為換俘中止，情報戰是國家死生必要任務，但是戰爭最高的目標是追求勝利，不是百般尋死。

兩位歸來的軍情局上校非一般戰鬥兵科，不適宜公開表揚，但對於他們多年堅貞守節，還有過去幾十年來遭大陸逮捕的許多敵後人員，因為早年政治環境封閉，多是青年被捕，兩鬢斑白回台，政府都該有所表彰。

檢方大義凜然要「組成二審公訴團」，法院則振振有辭，說「檢察官未盡舉證責任」。聽到雙方說法，很好笑，我立即想到的是…伍子胥。

伍子胥是個英雄人物，他輔佐吳王闔閭建立霸業，卻因強諫「越王句踐會偷襲後方」，阻止吳王夫差北上爭霸，觸怒夫差而被賜死。好笑的是《吳越春秋》當中的一段劇情：越王句踐偷襲姑蘇城，在城外被伍子胥的冤魂製造飛沙走石阻止，聲言決不容許越軍越雷池一步。可是，半夜裡，伍子胥卻來托夢說：「越國滅吳是天意，不可違…決定帶你們進入姑蘇城。」隔天，他領著越軍由一個水門進入姑蘇城，最後滅了吳國。

那姑蘇城當初就是伍子胥為吳王闔閭建的，共有「陸八門，水八門」，所以只有他最清楚入城水道。令我好笑的是，伍子胥一直視越王句踐為仇敵，他的冤魂居然領越軍進城，那他以前的強諫，豈不都是廢話，甚至自己都白死了？

引我做此聯想則是因為，詐欺與偽造文書都不是什麼複雜罪名，怎麼會出現忒多「破綻」，讓法官得以指摘？回想當初「滅頂」風聲正緊之時，「檢察官十三天快速起訴」，難道會是後來「法官指檢察官舉證不力」的伏筆？法律條文當然是司法人員最熟門熟路，大義凜然的要在二審反攻，難道是「伍子胥式的狠話」？還是「天意」？

說「天意」是反諷，只因上星期才在一個課堂上講到西晉人寫的〈錢神論〉，中間有兩句形容「孔方兄」的神通：危可使安，死可使活。也就是可以扭轉「天意」啦！

事實上，頂新案一審如此判決，可是新聞卻只出現兩天，就船過水無痕似的平息了，媒體在幹嘛？當初「滅頂」時的口誅筆伐，難道也是「伍子胥式」的嗎？而藍綠政客也只有應景一番，說幾句風涼話向選民交差就算了。這一切，若非魏家財大勢大，事情哪可能如此「善了」？

我著實不願順著這個思路推演下去，案子現在要進入二審，應有足夠的時間作充分舉證，千萬不可檢、審又刀光劍影舞一回，結果仍然「給人們吃畜生吃的可以無罪」。

如果那樣，誰是畜生？

雖然高鐵暫時有降價優惠，但顯然是「心虛」對乘客的彌補，或許半年、一年後再藉理由抬價；因此高鐵未來三年之內，不應再漲票價，才能真正彌補旅客的時間損失。

最嚴重的是新時刻表混亂，高鐵停站模式由四種變七種，美其名為「跳蛙」，實則為「亂跳」。真正要搭車的高峰期少車可搭，如台南站與桃園站上下旅客皆多，但分配班次不如北高密集，又配合每站皆停的模式，時間相對拉長。若以大數據分析，高鐵可試評估三個月，找出苗栗、彰化與雲林等三站離尖峰的搭乘人數，再做合理調整。

筆者建議，南下增加一班早上六點台北始發六大站停靠模式，七點前再加開一班更佳。北上末三班中有一班加停桃園站，其他新三站維持每小時有一班即可，現時刻經三個月試行，以精確統計資料運算，並以照顧大部分旅客的快捷、效率與提高服務品質為前提。此後逐漸調整並加開班次，完成各種系統調度的整合，以提高服務品質補足時間延宕，逐步調整至營運調度與顧客便利等雙贏模式，充分發揮高鐵便捷的特色及價值。

相較過去幾次，這回巴黎會議規模巨大且政治層次拉高至領袖階級，尤其今年巴黎發生了多次恐怖攻擊事件，更讓這場會議蒙上了一層緊張嚴肅的氛圍。美國總統歐巴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印度總理莫迪等各國政治領袖出席本次會議發表演說，也使這次巴黎峰會成為繼哥本哈根會議之後另一個簽定氣候新協定的里程碑。

綜觀過去幾年，中美日歐印等幾個重要國家都在為如何協調彼此的減排目標絞盡腦汁。歐洲一向採取相對積極有野心的立場，希望在談判當中取得領導地位。日本則因為考慮國內產業界的因素而態度趨向保守。印度相反地因為仍擁有眾多貧困人口，而採取強硬態度。因此其實國際社會是否能夠協商出一個有意義的協定，取決於溫室效應氣體最大的兩個排放國家—中國和美國。

中美雖然在過去就氣候變遷問題上針鋒相對，然而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後，兩國已展開各種層次的深度合作，包括人員廣泛交流，清潔能源、電動車、碳儲存技術的共同研究開發等，並進一步在去年北京ＡＰＥＣ會議當中發表各自的減排目標。美國承諾至二○二五年為止較二○○五年減少廿六％至廿八％碳排放；中國則承諾於二○三○年以前使碳排放總量達到峰值，並使碳排放強度（單位ＧＤＰ比碳排放量）自二○○五年水準降低六十到六十五％。

基於中美合作的成效，今日簽定新氣候協定對於國際社會來說已不再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了；然而新的問題浮上檯面：如何確保各國真正落實自主承諾目標？巴黎氣候協定真的可以在未來有效改善氣候變遷日漸加劇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嗎？還有已開發國家承諾的資金與技術援助，能夠真的幫助到開發中國家為解決氣候變遷所採取的各種行動嗎？再來就是綠色經濟的正面效益，可以被重新且有效分配給對於自然環境破壞缺乏解決能力的脆弱國家及區域嗎？這些疑問是值得被解答的。若不付出更多行動尋求解決諸多眼前問題，新的巴黎氣候協定將只是紙上談兵而已。

筆者認為巴黎會議不應是國際合作的終點，更該是未來眾多議題的起點；然而，討論上述問題仍然離不開各國間的政治協調與折衝。因此目前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會議不應該僅僅被期待於掌聲中落幕，而應是為解決氣候問題提供全球一個適當的平台，進而往下一階段邁進。

因為考選部規畫未來地方特考的考試內容，結合地方特色、文化、地理等知識，還可能加考面試。這是明顯在保障在地考生權益，面試形同特別加分、排外，考選部此例一開，衍生出更多弊端與對立，所以在還沒有共識下，還是不宜貿然實施。

地方特考雖有限制六年轉調期限，但許多人滿六年後，還是會陸續調回家鄉。轉調乃人之常情，何況在地公職人員也會因為婚姻、進修或嚮往中央機關而選擇「調台」，如因此就怪罪考試制度，此乃欲加之罪。

如果離島或偏鄉服務所在地讓當事人願意以此久留，自然無所謂服務期滿走人的問題。勉強拉高地方職等又是破壞體制，似乎不可取。

台灣與ＴＰＰ十二國的貿易額在去年占台灣貿易額三十四．八二％，ＲＣＥＰ的十六國則占五十六．三一％，如能同時加入，會讓台灣的經濟能量增溫，但若無法在二○一六年有所突破，台灣的經濟能量可能會進入失溫狀況，勢必影響就業市場，影響人民生活安定信心，因此朝野政黨在總統大選期間應表態具體戰略與做法。

ＴＰＰ由美國主導，十二會員國中有一個國家反對，台灣就無法加入；韓國與印尼也表態要加入第二輪ＴＰＰ談判，顯示ＴＰＰ規模擴大就有機會形成亞太自由貿易區（ＦＴＡＡＰ），台灣若在第二輪談判不及時加入，會成為亞太經貿孤兒。

ＴＰＰ會員國中汶萊、澳大利亞、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日本及紐西蘭也是ＲＣＥＰ成員國，與中國大陸有密切關係，兩岸關係不正常勢必會影響台灣與ＴＰＰ會員國接觸談判。

大選期間朝野目前表述的經貿政策，個人歸納為全面開放與有限（歧視性）開放，國民黨是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下的ＥＣＦＡ戰略來推動ＴＰＰ、ＲＣＥＰ、加入亞投行與自由經濟示範區；民進黨則是排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並拒絕ＥＣＦＡ下的服務貿易、貨物貿易，排斥亞投行與自由經濟示範區，而主打優先加入ＴＰＰ。

朱主席的戰略基本上是延續馬總統的政策，馬總統執政近八年因突破兩岸經貿障礙，簽署ＥＣＦＡ協議，才有後續台星、台紐協議，其他國家協議卻因太陽花反服貿協議而中斷，因此可觀察到兩岸經貿關係是與台灣經貿往來密切國家掛鉤。

蔡主席至今仍不鬆口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而全世界都在觀察馬習會後這種空前的和諧關係會否因大選變天而生變，容個人提醒，目前的ＥＣＦＡ是建築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基礎上，否定「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就否定兩岸和諧關係；就個人觀察，沒有ＥＣＦＡ就不會有ＲＣＥＰ，而ＴＰＰ之路將會異常艱辛，最大路障是中國大陸有權單方使用ＥＣＦＡ第十六條文—終止條文，使台灣對外經貿關係回到原點。

因此，蔡主席主打「台灣優先加入ＴＰＰ」是一種錯誤迷思，盼望蔡主席與民進黨能夠深思兩岸關係和諧才是加入ＴＰＰ與ＲＣＥＰ關鍵。

這句話充分展現了Kobe Bryant（布萊恩）那讓人又愛又恨的性格。以高中跳級生進入ＮＢＡ以來經歷了廿個年頭，當初上場投麵包的小夥子已經是一位拿下五座冠軍並創下單場八十一分的大叔了。即使不是Kobe的球迷，但你一定聽過那響亮「小飛俠」、「黑曼巴」甚至是鄉民呼喊的「老大」綽號。

那打死不服輸，並不會只偏廢進攻，防守一樣入選過年度第一隊肯定的Kobe被公認是「籃球大帝」喬丹（Michael Jordan）退休後聯盟的第一人。即使後來出現了更全面，身材更好的「小皇帝」詹姆斯（LeBron James），大家還是公認Kobe永不放棄的心理素質絕對是聯盟第一。

撇開所有Kobe做過不論單場八十一分，或是三節得六十二分，或是逆境絕殺對手的鬼神紀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二○○三年明星賽，即將退休的大帝Jordan是全場焦點，東西區明星不斷拉鋸，第四節關鍵時刻Jordan一個經典的招牌後仰跳投幫助東區明星隊取得領先，正當大家認為這是一個美好的結局時，Kobe出現了他晃過了明星後衛基德（Jason Kidd）並製造了犯規並扳平了比數。最後在延長賽幫助西區明星擊敗東區明星。

對此許多人感到不滿，認為東區明星隊的犯規實在太過愚蠢，也對Kobe把Jordan的完美結局破壞感到不解。對此，Kobe解釋道，對於比賽他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贏球，他不會放棄任何機會。從這裡就可以看出Kobe對於勝利的渴望與執著。對比幾年後號稱聯盟第一人的小皇帝在冠軍戰被馬刺電到提早坐在板凳上哭，更讓人信服Kobe是個不放棄的鬥士。

人終究有老的一天，Kobe的退休代表的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比起同期的麥葛雷迪（T-Mac），「戰神」艾佛森（Allen Iverson），在聯盟生存廿年的Kobe是一位贏家，我也相信未來當人們因為籃球想到大帝喬丹的時候，一定也會想起永遠的黑曼巴Kobe Bryant。

目前學測國文考科，試題含選擇廿三題，另有非選擇三大題，考試時間為二小時；指考選擇為廿四題，非選擇則有二大題，考試時間八十分鐘。對大多數考生而言，選擇卅分鐘可答畢，學測九十分鐘寫非選，作答時間尚稱允當，但指考僅有五十分鐘，答題確實過於緊迫。欲使作答時間充裕，更能測出考生實力，延長考試時間即可，將國文非選獨立施測，不惟增加考科節數，且又提升應試費用，反而造成無謂負擔，實為畫蛇添足之舉。

其次，大考中心又宣稱，指考距學測僅半年，寫作實力變化不大，未來指考只考選擇，寫作不用加考一次，更讓考生權益受損。筆者觀察，僅就國文考科而言，不少學生學測凸槌，指考卻能挽回一城，關鍵即在寫作成績。非選命題向無標準，素材領域南轅北轍，寫作題目文體不一，考試已含運氣成分；加以文章好壞難論，試卷評閱不易客觀，閱卷委員若持立場，成績更是大相逕庭。指考國文不考寫作，不啻剝奪考生機會，絕非公平合理作法。

任何考試制度變革，理應往簡單方向修訂，而非愈修愈複雜，增加考生負擔，更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國中會考加考作文，納入免試比序項目，引爆紛爭殷鑑不遠，而今規畫寫作獨測，設為大學檢定門檻，恐又重蹈會考覆轍，大考中心能不慎乎！

雖然Kobe的年紀已不輕，而且近年來還飽受傷病之苦，但今年的每場得分能力仍有十多分，如果還想打下去也並非不可，但他選擇誠實面對自己，決定光榮退休。他急流勇退，其實教導了我們兩件事：

第一、「下台靠智慧」，Kobe上台除了是機會之外，他的堅持與努力自然也不在話下，但是知道自己的得分能力已然下滑，所以決定不再戀棧，讓球迷永遠記得他的拚戰精神，這樣的智慧值得看齊。

第二、「分工時代來臨」，Kobe曾單場比賽獨得八十一分，他的退休也代表了這種一人獨領風騷時代的結束，未來不管是在籃球場上或在現實的人生裡頭，強調的都是一個分工的社會，唯有學會團隊合作、彼此分工才可能存活。

Kobe給了籃球迷許多美好的回憶，而他的退休也教導了我們寶貴的道理，感謝這名遠在太平洋彼岸的偉大籃球員。

以美國大學升學制度為例，美國全體高中生以參加ＳＡＴ基礎科目（閱讀、數學與寫作）的測驗分數為基礎，再依據其將來想要主修的大學科系門檻所需選擇參加ＳＡＴ專業科目（語言、自然、文學、社會或高階數學）的測驗。人文素養優異的學生可以在完成高中數學、自然課程的必修學分「檢定」之後，選擇鑽研在人文的知識瀚海中，而非成天被牛頓定理追逐困擾；同樣地，數理能力優異的學生在通過ＳＡＴ基礎科目的考試之後，可以選擇沉浸在高階數學或實驗科學的知識探索□。未來升大學時，不同領域的相關科系就可以要求學生在通過ＳＡＴ基礎科目的檢定後，針對科系所需的人才進行相關專業科目的篩選，達到適性揚才的目標。

反觀台灣，華麗口號喊得震耳欲聾，完整的課程設計與配套升學制度未見雛形，且戰且走、即興式的教育改革其實註定了三年後的亂象，十二年國教不正是血淋淋的例子嗎？

誠如一位校長前輩曾說過，只有自己的小孩歷經過這場教育浩劫，才能感同身受學生所受的苦，體會箇中不公不義的滋味。白老鼠學生所受的苦難辛酸，第一線教師與家長們感同身受，可惜許多教改專家或教育主事者卻視若無睹！

今年一月起日本麥當勞不斷爆發食安問題，消費者在雞塊內發現塑膠異物、薯條內發現人的牙齒、霜淇淋裡摻有機器碎片；加上去年夏天日本麥當勞被披露使用過期雞肉，諸多醜事爆發民怨，民眾發起抵制日本麥當勞，導致日本麥當勞預估年度淨虧損將高達三百八十億日圓（約新台幣一百億元）。

因為日本民眾同仇敵愾，日本麥當勞不堪營運虧損，執行長出面鞠躬道歉，關閉了一百三十一間營收不符預期的門市，現在更為了挽回消費者的信心，開放日本民眾食安抽查門市、工廠與農場。

日本民眾展現出強大的自主力量，逼迫麥當勞做出實質改變與回應，因為政黨人物的口水無濟於事，也無法解決食安問題。台灣食安風暴頻傳，民眾群情氣憤之餘，不妨想想我們才是這些企業廠商的老大，請展現抵制的決心吧！

軍職情報員的工作內容，主要就是想方設法蒐集敵方的情報資料，由於其工作性質特殊的重要、保密、安全性，通常必須隱姓埋名以最低調的方式過生活，舉凡個人晉升、受獎等公開儀式的表揚殊榮，也必須迴避，可以說是生活在「不能見光」的世界，其犧牲精神令人敬佩。

此外，針對這次換俘事件，除了定位在「馬習會」的成果效應外，筆者以為可以解讀為兩岸未來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具體典範，畢竟維護兩岸和平發展是雙方最大的交集，唯有雙方在軍事上持續展現良性的互動與善意，方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