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六日大選揭曉後，包括曾任扁政府海基會董事長的洪奇昌等即指出，兩岸折衝的落點未必是在五二○，而是將提前至三月的大陸兩會。當時，持此類見解者即主張，民進黨的「時間感」必須調整；過了三月，情勢就不同了，不能等到五二○。

一月二十一日，蔡英文透過自由時報表達「九二歷史事實／推動兩岸關係」的新觀點，承認「一九九二年兩會達成了若干共同認知與諒解」。美國方面，如施藍旗甚至認為，「（蔡英文）這些說法已包括了許多九二共識的元素，足讓北京找到雙方可以互動的空間」。

北京雖覺得蔡英文已有調整，但認為尚未到位。經過一個多月相對平緩的過程，三月兩會揭幕，竟是鋪天蓋地的「堅持九二共識／堅決遏制台獨」。洪奇昌等人的憂慮，至此已成事實。

所以，不能等到五二○。蔡英文必須在五二○以前尋求一個節點，把情勢搞定。四月九日的臨全會也許是一時機，民進黨雖已宣稱「只處理黨章／不處理黨綱」，但這仍是一個宣示兩岸政策的時機。如能藉此場域將九二共識的繩結打開，或許即不會使五二○演說承受太大的壓力。

時不我與，民進黨必須調整時間感。

林全出線，外界議論最多之處，是新閣不少成員係「扁朝舊臣」，而有「扁營回朝」之質疑。若陳水扁的執政經驗對民進黨是加分，這項「傳承」當然沒有問題；但外界之所以疑慮，主要是扁朝八年已成台灣民主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頁，如今外界關心的不僅是人選如何，而是蔡政府會不會步扁政府後塵？

對此，林全的回應是：「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不要認為扁團隊就是不好的」，因為扁政府時期也培養了很多政務官。林全進而談到，儘管今天外界對馬英九政府有不同看法，但也不必因此認為「馬政府閣員都不好」。此一說法，確有道理。問題在，台灣社會「就事論事」的能力因長年政治惡鬥而逐漸流失，如何趁著政黨輪替建立起新的政治文化，朝野都應深思。

事實上，內閣閣員來來去去原因不同，其表現之良窳，外界也自有公評。扁政府的失敗，未必是所有閣員的失敗；馬政府受批評，也不表示所有官員皆一無是處。癥結在，一因藍綠政治對立，政務官的表現被汙名化、標籤化已成常態；二則無論個別閣員的表現如何，最後皆因總統的能力而被化約。而扁、馬用人都有盲點，成了這兩朝政府失敗的重要因素。

陳水扁用人，除了上任初期曾邀少許藍營或無黨籍人士出任要職，作為和解象徵，到了執政中後期，政府運用幾乎都只依賴「親信」。陳水扁的政務官，主要來自民選首長、民代及黨內幕僚，再穿插少數技術官僚和學者；這樣的結構，固然在政治宣傳及政策辯護上戰鬥力十足，但在實際政務上卻未必拿得出傲人成績。

更糟的是，扁家的貪腐濫權讓若干政務官有樣學樣，公然收賄者有之，赴賭場接受招待者有之，下台前濫權為自己找後路者有之，在在留給政壇「吃相難看」的貪腐印記。八年執政下來，民進黨可謂損兵折將，傷痕累累。

馬英九在這樣的背景下上台，取得「完全執政」，當然受到民眾的深切期待；然而八年執政下來，政績卻令人失望。馬政府用人之褊狹，比起陳水扁毫不遜色；其人才率皆來自技術官僚和學界，號稱「博士內閣」，卻因不接「地氣」而與社會脫節。馬政府不僅決策過於保守，官員對民眾需求反應遲緩，不僅開創性不足，連守成都力有未逮。

馬政府用人的主要癥結在，無論學者或技術官僚都缺乏政治性格，一則拙於為政策辯護，二則因留有後路，隨時皆可回任原職，因而缺乏拚政績之鬥志。相形之下，國民黨的民選公職人員在政策上又幾乎沒有「造血」的功能，導致行政與立法脫節，整個內閣意興闌珊，到執政中後期，「首長下台、副首長接任」已成常態，人才和士氣被消磨殆盡。

總結扁政府和馬政府用人之失，兩人用人眼光皆過於狹隘，加上親信主義及本位主義作祟，甚至不同的聲音均遭排除。其結果，是政府人事「近親繁殖」，決策瞻矚無法與時俱進，甚至常常落後民間部門，更遑論領導國家前行。一眨眼十六年過去，台灣政經卻停滯不前。

在扁政府任官期間，林全算是正面評價高於負面評價的政務官，在財政收支平衡、租稅改革上也可見其功。蔡英文誇他「溝通能力好」，而且熟悉她的治國理念，並將林全組閣定位為「改革內閣」；這一切，希望都不只是說說而已。無論如何，蔡英文和林全應以馬、扁的用人缺失為鑑，進而設法為政治注入新的氣息，才能讓台灣擺脫惡鬥的泥淖。

針對此事件，媒體所用的標題用語，不是「下猛藥」就是「震驚市場」或「超乎市場預期」，各界之所以會有意外的感覺，是因為上一次德拉基在去年12月3日宣布的寬鬆措施，包括再度調降主要利率，並將量化寬鬆（QE）延長至2017年3月等，因為幅度不如市場預期，結果造成歐洲股市大跌，想來，此次索性加碼下猛藥。

另外，相較於去年底，以目前歐元區經濟而言，實在看不出有什麼迫切性需要如此大動作，尤其德國政治及銀行界人士，更是不以為然，認為歐元區目前根本沒有通縮的風險，物價和工資都沒有下跌趨勢。當然德拉基此舉也有可能是有樣學樣，1月時日本銀行也是以突襲方式宣布推行負利率政策。不過，無論原因如何，結果倒是頗為類似，效果僅及於股匯市，而且很短暫，事實上只維持了一個多小時，當他開始說明各項政策的理由時，失望性賣壓隨即應聲而起，因為他說考慮到經濟成長和通貨緊縮的情況，不認為還有需要進一步調降利率。

德拉基本身也知道貨幣政策能做到的也就這麼多了，他希望能夠獲得結構性改革的支持，更多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但以目前歐洲各國的政府債務條件，根本沒有能力再從事大規模赤字或舉債政策，否則南歐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再起，也不是不可能，所以說，雖然德拉基的擴大QE措施，為歐元區經濟爭取到一些復甦時間，但倘若各國沒有利用這些時間，儘速引導資金投入實質經濟活動，結果不僅辜負了德拉基的好意，同時還可能造成資產泡沫災難，以房價為例，雖然西班牙、義大利等南歐諸國還維持在相對低檔，但德國、奧地利等相對於2008年則分別已漲了20%及35%以上。

台灣目前的狀況，在貨幣面雖然好於歐洲，既無房價持續上漲的壓力，也還不至於有通縮疑慮，但實質經濟的成長動能，卻比歐洲來得弱，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歐元區19國與歐盟28國去年第4季實質GDP成長率，分別都還有1.5%與1.8%，但台灣去年第3、4季卻分別衰退0.8%、0.52%，預料今年第1季還會是負成長，看來需要引資、促進消費的急迫性，比起歐洲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台灣明明有著比歐洲更好的財政及民間資金條件，但態度上卻比歐洲還要保守，政府可用政策，方向上再也明白不過了，只是做與不做而已，也許目前過渡政府不宜大肆推動新政策，但民眾對於新政府的新政策可是引頸期盼，日前央行總裁彭淮南出席立法院財委會進行業務報告時，明白指出，降息救不了悶經濟，超額儲蓄導入投資才是正道，方向有三：一是積極排除投資障礙；二是透過公部門與民間機構的「公私夥伴關係」方式，加速基礎建設，導入民間資金參與公共建設；三是以國家投資公司的方式，投資台灣產業界，發揮創投角色促進產業創新。我們認為，彭總裁的第一、三項建議，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在選前選後，已多次提及鬆綁、修法的決心，及政府將帶領投資五大創新及下世代產業的方向，上任後應即刻推動，不應再瞻前顧後；至於第二項建議，許多相關機制如BOT已被汙名化，未來應有更創新的金融設計，例如證券化等，讓更多的民眾、民間游資可參與公共建設。

他卻顛覆一般人思維，竟然從棋界人間蒸發，揮別棋界杳無音訊二十幾年後，卻以另一角色君臨台灣棋界。

林文伯經營矽品電子卓然有成後，回饋社會，推動公益，就從他最熟稔的領域做起。他一九九七年成立海峰文教基金會，成為繼應昌期、應明皓父子，中環翁明顯後，推動圍棋搖籃的巨人，給棋界注入另一股活水。圍棋與體育是綜合國力的展現，能鼓舞國人精神力量，需政府結合社會資源，才能與大陸、韓國、日本爭長短。

林文伯生命中的兩個主軸，下棋與經商，都能恰如其分，扮演傳奇而成功的角色。如今卻遭逢生命中棘手的難題，無端被捲入與日月光的經營權之爭，下一回合如何分解，若不是新舊政權交接，將會是全國注目焦點。

政府相關單位延緩對日月光矽品收購案的審查，是睿智的決定。法令往往是冷酷而無情，政府單位要能兼顧情理法，不要自我設限，自縛手腳，要能扮演更積極、更勇於任事的功能和角色。這個案子動見觀瞻，手心手背都是肉，斡旋兩大公司平心靜氣，本於雙贏不要雙輸的宗旨，窮盡一切辦法找出兩全的方式和途徑，不要任其自生自滅，各自放話，才是大有為的作法。

面對紅色供應鏈衝擊，全球經貿環境日益嚴峻，那才是重中之重。誠懇呼籲兩大公司從大處著眼，相忍為國，為國家人民創造更大的福祉利益。

第一是人工智慧醫生和護士。就醫難免碰到脾氣差的醫生或護士，有時受盡委屈，如果能有一位從不生氣且判斷精準的機器人醫生，一位和藹可親廿四小時照顧你的護士，那將是人類之福。

第二是人工智慧自動翻譯。只要帶個小收擴音器，到世界各國旅行或做生意，開口說母語就好，機器自動翻譯成對方的語言；對方講話時，耳機響起的是你的母語。打越洋電話時，系統自動轉成母語，各國溝通無障礙，世界和平更容易。

第三是人工智慧消防員。火場救災是危險艱困的工作，機器人消防員可以即刻判斷火場的起火點、起火源、哪邊有人待救，還有在地震災害的倒塌大樓間判斷生還者在何處等，比人類有效率和可以解救更多生命。

第四是人工智慧陪伴員。人類怕寂寞，少子化每家只有一個小孩沒有伴，此時機器人陪伴員就可派上用場，陪你讀書寫字，唱歌聊天玩遊戲，上山下海；甚至連實體機器人都可以不要，只要一個軟體即可，電影雲端情人即是描述此種境界。

當然那時人工智慧開車開飛機等已普遍，重複性的工作都被機器人取代，人類的任務就是創新和探索宇宙，電視影集星際爭霸戰（Star Trek）給了我們此種美景。

這種日子或許我們這一代看不到，但未來一定可能，所以教育要保持開放的心胸。AlphaGo的勝利只是開端，未來更多的AlphaDoctor、AlphaNurse、AlphaFireman等將會陸續出現，荀子說：「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莊子說：「物物而不物於物。」只要把握不役於物的精神，未來的人工智慧世界是可期待的。

李世□在連三敗之後說，「這場比賽是我輸的，不是人類的挫敗」；終於在第四戰扳回一城後，韓聯社形容「像是全人類的勝利」，但把一場圍棋賽當成人與電腦的零和之戰，未免太過嚴重。

作家阿城寫過一本小說《棋王、樹王、孩子王》，故事中的棋士王一生因緣際會與九人同時下盲棋，八名對手都不敵而棄子，只剩一局未歇；對手是一名老者，「由旁人攙著，慢慢走出來」。

老人對王一生說：「願與你做個忘年之交，不知你可願意言和，給老朽一點面子」。王一生想贏，對此局面掙扎許久，嗚咽地說：「和了吧」。原因是他頓悟了容人之量，不再計較勝負。

現實世界不是小說，對輸贏哪能如此雲淡風輕。其實棋王輸給電腦的案例，早在一九九七年就已發生，ＩＢＭ「深藍」打敗西洋棋王卡斯巴羅夫，棋王對電腦在賽局中展現的智慧感到不可思議，覺得背後有人類出手相助，要求重賽遭拒。

和這次一樣，當時深藍獲勝也引發許多人的恐懼，覺得電腦將凌駕人類，如同電影裡的情節。人機對弈的兩幕場景相隔快廿年，但日子還是一樣的過，雖說電腦對人類影響愈來愈大，但「役物而不役於物」，未來不需那麼悲觀。

圍棋的複雜度遠高於西洋棋，電腦能戰勝世界級圍棋高手，或許證明電腦思考能力已升級，只是AlphaGo在賽前早已研究各方路數，對李世□瞭若指掌，而李世□對這位對手卻全然陌生，基本上就是個不對稱戰爭。

李世□雖無力逆轉，至少在對弈過程中看到了電腦的不足，若把失敗看成人類的恥辱，則大可不必；還不如學習《棋王》小說裡的結局「和了吧」，讓電腦與人和平相處。

千禧年之初，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拍了一部名為《ＡＩ人工智慧》的片子，片中創造了一個「會愛人」的機器男孩大衛；大衛為著爭取「母親」的愛，而踏上一段奇幻旅程。

如果有一天，機器人學會了愛恨瞋癡，這才真正令人驚恐，輸棋根本不算什麼。

然而，問題肇因於蔡英文拒絕了馬總統邀請國會多數黨組閣。因此，姚文智總質詢唱獨角戲，其實應是他對民進黨未能提前組閣，表達軟性抗議。

馬總統邀國會多數黨組閣，原是走向議會內閣制的歷史機遇，如今卻使得行政院須在新一屆立委就職前總辭的憲政慣例遭到廢棄，並讓我國內閣制愈加趨近民初「代替總統負責」的「責任內閣制」。

民國元年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經參議院同意後任命了唐紹儀為民國首任內閣總理。但唐紹儀任職未及百日，因一項袁世凱已經同意後又反悔的人事安排，唐雖拒絕副署人事命令但袁仍發出，氣得唐留下辭呈不告而別。眾人皆以為袁不尊重副署權是內閣制的核心，但依當時「臨時約法」的規定：「國務員於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此規定可溯自清廷傾覆前的內閣官制：「內閣各大臣恭奉諭旨，皆有署名之責」，其精神是視「責任內閣制」為由閣員代替元首負政治責任，但元首仍擁有實權。

過去許多政黨領袖主張改為內閣制，卻未能重視西方內閣制是由國會來決定內閣的組成，以及如何監督內閣和要求內閣負政治責任。儘管新興民主國家在總統直選後，壓縮了議會制，但為政治穩定大多選擇以議會制為基礎的半總統制，內閣仍由國會多數黨組成，並受國會監督與要求負政治責任。

「準閣揆」一「準」超過二個月，說明我國是從行政權角度來看待「內閣制」。未來新總統有實權但由內閣負責的現象，依然是憲政運作的常規。

現在是承平時期，在我們生活周遭，「保密防諜」不見了，僅剩下幾個政府單位還在堅守，其中一個就是昔日的反情報總隊，現今的軍事安全總隊，編制不到三百人、年度預算四千多萬元。

現行保防工作，大致區分為機關保防、軍中保防及社會保防三個體系，分屬法務部、國防部、內政部。依民國九十四年頒布「國家情報工作法」，政治作戰局的保防安全處視同情報機關，職司督導軍事安全總隊，專責國軍肅諜工作，並對影響國家安全及國軍危安事件，執行情資蒐集與行政調查作為。尤其，國安局前局長蔡得勝曾指出，近年偵破的共諜案九成來自軍方，其中超過六成是由官兵透過保防體系檢舉反映，從這裡可約略看出軍中保防工作的成效與重要性。

值得深思的，目前兩岸關係雖然穩定，但不代表潛在的安全威脅已免除。試想每天來台陸客那麼多，絕對不乏混雜中共國安單位人員，況且逾期停留及脫逃陸客數以千計，他們究竟來幹什麼？滯留下來又是為何？能不防範？這些課題均有待審慎因應！

要裁撤一個單位或許容易，但裁撤之後的軍中保防，是不是還得繼續運作？抑或要再成立一個新單位？創立於艾森豪總統任內的美國新聞總署，於一九九九年併入國務院，不再是獨立單位，柯林頓政府隨後簽署第六十八號總統決策令「國際公共資訊」以資替代，否則美國政府內部統合資訊流通的功能就付諸闕如。

過則勿憚改，國防部務須從此案獲得深刻的檢討與教訓。除嚴懲違失人員外，還要落實人員法治教育、強化作業紀律、貫徹依法行政、保障人權等方面著手改進。但為國家維安與軍事安全計，實不宜對軍事安全總隊動輒言廢。

受到國際燃料價格下跌影響，新版電價公式從去年一月廿日上路以來，從未調漲，反而連三降，一舉回到二○一二年油電雙漲前的電價水準。這個結果，與立法時意圖合理化電價、解決財務黑洞、扶植綠能產業的初衷，大相違背。

從電價公式看，如此結果不令人意外，因為支出成本計算沒考慮環境與健康等外部成本，也沒考慮到引導未來能源結構轉型的可能性，且最重要的外部成本二氧化碳排放，完全沒有納入。

要求台電納入環境成本真的那麼遙不可及嗎？一九九○年代歐盟便開始進行能源外部性研究計畫，台電二○○八年起便曾委託清華大學、中華經濟研究院進行核能與火力發電廠外部成本與效益之研究；二○○七年財政部便開始研擬能源稅條例草案，歷經多年溝通，共識度已有增加。

當初電價公式審議時，便有先核實內部成本，再討論外部成本的策略，亦約定公式施行兩年後，需重新審議。如能在能源稅條例通過前，從國營事業著手，透過新的電價公式審議機制，納入其理念與作法，對引導能源結構轉型大有幫助，亦不至於影響其他能源使用單位。

據經濟部長鄧振中上周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的報告，去年十八個縣市用電減少○．四六％，相當於三億度；距離全民節電二％的年度目標，達成率不到四分之一；加上準總統蔡英文主席「十年不大漲電價」的主張，台灣是否真能達到「國家自定預期貢獻」所提，二○三○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五十％？如果電價公式思維不改，看來是難上加難。

電價有其代表意義，除了是減碳信心指標外，最現實的就是企業投入節能的主要考量。目前電價計算公式裡，特別設定漲幅上限，半年調幅不超過三％，全年累計調幅不超過六％。也就是說經過近三次調降後，起碼還要三年電價才可能調整回原本的價格。換言之，企業又可再觀望三年，不需要做什麼設備投資，三年後再說，這也是必須處理的一點。

相較台灣，英國最近積極在討論「零排放」立法，英國的例子就像一面照妖鏡。去年柳中明教授的研究，分析一九九三至二○一四年間台灣人均所得與能源密集度（能源消費／實質ＧＤＰ）後發現，人均所得跟能源密集度成反比，也就是賺的錢越多時，每一塊錢所消耗的能源或二氧化碳排放也越少，而這就是英國想要追求的發展路徑。

當務之急，現行電價公式有必要重新調整，從引導台灣能源綠色轉型的角度思考，才是國人真正的大確幸。

此一調查，引發了「認同漂移」的話題，並有先天說及後天說的討論。先天說，認為認同有天然因素。後天說則認為，認同更有後天加工的因素，亦即是受到社會化、環境型塑或政治操作的影響。

認同，也許有天然因素，例如黑人較認同黑人，白人較認同白人。但認同更是社會化的表徵，亦即是受後天因素的型塑使然。否則，黑白相間的美國就不能演化為「多民族的熔爐」；其間，林肯、金恩等領袖的引領，對美國之認同工程的建構更是斧鑿斑斑。而李光耀以英語為「工作語言」等政策，則演化出「新加坡人」的認同主體。再者，倘非後天經營，如歐盟等創新的認同架構即不可能問世。

認同的形成，亦未必與政治體制有關。文革是在政治鬥爭中產生，納粹則是在民主選舉中誕生；二者發生之際，皆獲強烈的社會認同。古印度在婆羅門的專制文化中，出現了主張眾生平等的佛教；但如今民主化的印度，卻仍未解決種姓制度的遺害。華盛頓領導美國獨立，至林肯始解放黑奴；甘地領導印度獨立，但印度好像仍在等待它的林肯。

那麼，如何解讀台灣出現的認同漂移？

外在因素：台灣的認同移變，主要因素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制。北京過去主張「中華民國已經滅亡」，全面推動「去中華民國化」；這使得中華民國的主體性、自尊心及存在感均遭傷害，以致使台灣人感覺「中華民國」是一包袱，是一屈辱，甚至是一禍害。北京對台灣「去中華民國化」的效應，就是使台灣「去中國化」。這是台灣出現認同漂移的主因。

如今，北京倡「兩岸一家親」，是想回到「先天因素」。但「去中華民國化」的政治加工，卻使台灣人疏離、看衰甚至敵視中華民國；而當「中華民國認同」在台灣嚴重耗弱，又如何維持其「中國認同」？

內在因素：台灣的認同移變，另一主因是受政治勢力對國家生存戰略的抉擇所引導。台灣在經歷八二三砲戰、退出聯合國等危疑階段之時，社會認同與政治認同仍相當穩定，甚至仍有「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共同使命感。雖然，此種認同是在專制操作下形成，但主要原因是在當時尚未出現對於國家生存戰略的認同分歧。而如今出現的認同漂移，則是近四十年來國家生存戰略出現分歧所發生的效應。

台獨被視為台灣生存戰略的選項。法理台獨主張正名制憲，心靈台獨則搶占歷史教科書的話語權。這些其實皆不是「天然獨」，而均是為國家生存戰略的移變而設計的政治加工。台灣當前最大的困局其實是：現實上以台獨作為國家生存戰略已無可能，但經政治加工所形成的認同漂移卻幾已呈現不可逆的態勢。台灣的最大危機，毋寧是在錯誤的國家生存戰略下，對認同漂移進行錯誤的政治加工。

由上可見，不論從外在因素或內在因素論，台灣的認同漂移皆是後天因素大過先天因素，政治操作大過理智醞釀。

北京若不能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而倘繼續其「去中華民國化」的加工，將不可能扭轉台灣「去中國化」的認同漂移；由於兩岸實力懸殊，在這一部分，大陸的責任大於台灣。而台灣若不能在兩岸及全球作出國家生存戰略的正確抉擇，卻繼續在認同漂移上進行政治加工，恐將騎虎難下，自貽伊戚。

這些，都是兩岸皆應先「回中華民國化」的理由。

劉克襄對於台中的關注，漸漸讓我看到不曾留意的台中人事物。他談早餐的文章，我覺得其實是想呼籲重視在地食材的使用及食的安全，大家可試著從此兩角度觀看，不須在意所謂美味好吃的早餐在哪。

早餐是每天最重要的一餐，吃飽一天才有精神氣力，但現在社會不是每人都朝九晚五，加上街坊西式早餐店及連鎖餐飲店皆販售早餐，亦有brunch早午餐，早餐文化漸漸混沌不明地消失。

每人都有自己回憶中早餐的樣貌，以前是吃飽吃好，現在更多人重視食安及便利性，台灣是容易接受外來飲食的國家，融合外國飲食文化，轉變為國人口味，早餐文化漸漸改變也是其來有自的。

如果你問，我這台中人早餐吃什麼？我吃水果、自製土司和麥片，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