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姿態的高低，跨距很大。低，可以低到「四不一沒有」、「拚死捍衛中華民國」、「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甚至遙祭黃帝陵；高，可高到正名制憲、入聯公投、一邊一國，以起重機拆下中正紀念堂的牌匾、搞外交迷航。

陳水扁的特徵是：站在第一線，說重話狠話，大動作，玩大題目。這是高調的鯨吞式台獨。

蔡英文的姿態比較低，起伏也較小。低，她口頭堅持「維持現狀」，宣示「承諾不變，善意不變」，不露鋒芒，不說重話狠話；高，則不接受九二共識（仍承認九二會談，求同存異），走的是「轉型正義」的側翼，玩的題目也看似小打小鬧，如把中正紀念堂的「介石廳」改成「展廳二」，又將公仔下架……。這是低調的蠶食式手法。

陳水扁的高調鯨吞台獨，終於惹得美國翻臉、台灣炸鍋，北京收割，也使得台獨操作嘎然而止，沉澱了一段時間，甚至出現「凍結台獨黨綱」的聲音。可謂是高調突起，破音收場。

相對而言，蔡英文的低調蠶食手法，其凶險可能大於陳水扁的高調鯨吞台獨。這對獨派將是得寸進尺，對台灣是溫水煮青蛙，對蔡政府更是一吋一吋油漆將自己刷到牆角。若是愈陷愈深，終將不能自拔。

陳水扁的高調鯨吞台獨，自己結束了自己。蔡英文的低調蠶食，則是作繭自縛，自己使自己不能收場。

這次有六人投入黨主席選舉，表面上看，似乎頗有民主氣象。實質上，競選規則仍極保守，連署書的門檻是威權遺物卻仍橫在路上，各方竟也都行禮如儀地崇奉。尤讓外界側目的是，有人擁黃復興黨部結構特殊的兵馬自重，另一方則暗渡大量人頭黨員以圖反制。如此往返，其實只是重蹈國民黨過去卅年兩度分裂的覆轍，作「外來」與「本土」的內耗拔河，但國民黨的體質、思維和戰略卻未見提升；今天，難道還要第三次分裂？

國民黨難以轉型的最大癥結，在於它對改變的恐懼。也因此，無論外在環境如何轉換，它始終抱持「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希望社會潮流最後仍會回到它身邊。儘管這樣的期待一再破滅，它仍然不改其志地固守原地。這樣的心態，也平行表現在「誰是正統」的路線爭執上：彷彿只要認定是「正統」，即使是不合時宜或愚昧之事，同志們也都可義無反顧地追隨。這次，孫文學院要藉孫中山之名來批判馬英九，即洋溢著「搶正統」的味道。

馬英九當然應該批判。他任內領導荏弱施政無方，只在小圈圈內用人，失去民心而無法力挽狂瀾，過度溫良養大對手猖狂，他愛惜自己的羽毛勝於愛黨，甚至草率處理王柯關說以致遭到起訴而留下汙名；這些，在在值得檢討，也應該反省。然而，黨中央要用「害黨亡國」之名將他定罪，卻恐非明智之舉。

原因是，所謂「害黨亡國」固然反映了黨內不少人對失去政權的憤怒，卻未必是對馬英九嚴謹而合宜的歷史評價。何況，把黨的問題全部推給一個人，並非理性的檢討，也無助於黨的路線問題之釐清。試想，當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李登輝成為國民黨舉黨討伐的罪人；而如今丟掉政權的恨事重演，難道能說馬英九和李登輝的功過可以等同看待？

不可諱言，這次的主席選舉，在態勢上已演成「挺洪」與「反洪」之爭；在兩岸路線上，則分為「擁洪」和「擁馬」兩派。這對國民黨而言，將是一場無可避免的「內傷之戰」。今天，當主席選舉正在熱戰，黨中央要做的事，原應是設法維持選舉的公平與無私，以便產生一個眾望所歸的下階段領導人。遺憾的是，中央黨部卻抱持私心，除與不同的候選陣營交火攻防，又公開討伐馬英九，試圖利用孫文學院來否定馬英九及其路線的支持者。這樣的用心，就算能得逞，也勢必加重國民黨的內傷。相形之下，綠營對於貪瀆罪狀纏身的陳水扁百般呵護，外界皆不以為然；而藍營卻急著對潔身自持的馬英九下重手，教民眾作何感想？這究竟顯示了國民黨有更高的道德標準，或者只證明了它缺乏進步政黨的現代性？

我們呼籲，國民黨應利用這次主席選舉好好思考並討論它今天和未來的角色，而不是拚命在日漸限縮的空間中反省別人、進行內爭。這應該包括幾個重點：一是國民黨和台灣社會的關係，二是它作為一個政黨隨著時代發展和演進的角色定位，三是它要如何使自己承繼的百年歷史在台灣變成有意義的政治力量。

我們認為，國民黨始終未完成的轉型，其實不是「本土化」，而是「現代化」。如果無法使自己在台灣社會扮演有意義的政治角色，卻只能死抱過去，它恐將日漸萎縮。國民黨在兩岸間可扮演的角色遠比民進黨多，但這不應該是在挺洪或挺馬之間作選擇，而必須找出超越他們兩人的路。否則，今天國民黨的內傷之戰，連孫中山看了都會搖頭。

上個周末，美國國務卿提勒森訪北京，與中方商討兩國元首會面等相關議題。董雲裳的講話，應可視為川普政府對今後中美關係發展的新定位與新基調。這其中有三點關鍵內涵：（1）「亞太再平衡」已成過去式；（2）美國新亞太政策的大方向是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經貿活動，並與在此一地區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中國，共同發展建設性的雙邊關係；（3）此等建設性的雙邊關係是以「結果為導向」的，此一「結果」，取決於是否有利於美國勞工、美國人民的利益。

川普在就任之前與上任初期，在亞太及中國政策上，普遍給人以模糊、片斷及不確定的印象，經過一段時間的沈澱，初步的輪廓已逐漸浮現，其亞太及中國政策的方向大致可以有三個角度的觀察：

（一）關於亞太再平衡，我們的理解與董雲裳不盡相同。歐巴馬任內針對中國，卯足全力推動的亞太再平衡，有三個主要組成部分，包括（1）經濟方面，是TPP；（2）政治方面，對中國周邊特別是亞太地區的國家「統戰」，疏中親美；（3）軍事方面，在2020年之前將美國全球軍力的60%部署在西太平洋。川普上台之後，兌現其競選諾言，退出TPP，這讓亞太再平衡的三足斷了一腳，但另兩足還在，甚至在軍事方面比歐巴馬時代還有更進一步強化的趨勢。所以，亞太再平衡並非如董雲裳所言已成過去，正確的理解應是從歐巴馬時代的1.0版本演進到川普時代的2.0版本。

（二）由於美國在亞太及中國政策上的巨大調整，亞太國家在中美兩強博弈之下的形勢不排除出現大洗牌的可能。

一段時期以來，亞太諸國夾在中美兩強之間，絕大多數的戰略選擇都是「經濟傾中，軍事傾美」。這是因為經濟傾中，有利可圖；軍事傾美，安全無虞。但近年來，美國積極推動旨在遏中的亞太再平衡，中美在亞太地區的矛盾浮現，讓一眾國家普遍面臨到被迫「二選一」的窘境。如今新的形勢正在浮現之中：（1）TPP與RCEP可能出現新的融合，隨著中國大陸作為亞太及全球經濟最大引擎的態勢持續發展，亞太國家在經貿上更加融入中國的朋友圈，已無太大懸念；（2）軍事上，雖然川普政府仍圖力壓中國，甚至還要加碼，但美國在亞太的相對優勢正在弱化之中，這或將逐漸動搖亞太國家對美國的信心；（3）長期以來中美綜合國力「中長美消」的趨勢極可能還會持續。在這樣的新形勢下，可以預見亞太地區的權力板塊或將出現明顯的挪移或洗牌現象。

（三）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主導的TPP雖因美國退出暫告一段落，但完全有可能因中國受邀加入也「重新洗牌」。洗牌的模式有待摸索，在原TPP、拉丁美洲的「太平洋聯盟」及中國正在力推的RCEP之間，出現各種排列組合。更不排除一種可能，即中國受邀加入「原TPP」集團之後，努力將這個「後TPP」的框架與「一帶一路」作有機的結合，打造出一個「一帶一路自貿區」，塑造出一個「中國版」的「新全球化」藍圖或路線圖。

這樣的趨勢一旦出現或形成，也是美國川普政府不會排斥且樂觀其成的，因為其中存在著許多美國難以抗拒的商機，而對中國而言，這也符合習近平一貫強調的改善「全球治理」的主張。

三一八太陽花學運導致國民黨政府潰敗，也改變了台灣政治版圖。國人卻在三一八滿三周年的晚會上再一次失望。因為當年的在野黨已成為執政黨，但當時的運動者失望之情卻已溢於言表。

首先，今年的三一八是民進黨全面執政後的第一次，當年參與運動的人士理當踴躍回到事發地，以見證理念爭取的成效。然而，人數不僅不若以往，最後更只能呼籲大眾，如果今年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不過，就不要票投民進黨，其態勢已不復之前的捍衛作風，其壯志更不見往日氣概。

太陽花學運領袖低調出席晚會，林飛帆受訪表示，希望民進黨能記得當初對兩岸監督條例的承諾，卻也認為民進黨在該議題上擺明了不理外界的反應。林飛帆體認出政治現實的難堪處境，但如果他希望台灣能跳出保守和一中的泥淖，就更應該以之前監督國民黨的態度，來督促民進黨現在的施政。

其次，除了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到場聲援外，其餘所有受邀的政黨都缺席，而當時為占領議場學生看門的民進黨立委們，更是一個都沒現身，箇中滋味，冷暖自知。

黃國昌的出席則是凸顯時代力量辜負了選民。黃國昌能當選立委，太陽花學運是第一助力，推動以反服貿為基礎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應是黃國昌的首要任務；對於是否杯葛民進黨政府的總預算，黃國昌也以是選項之一輕輕帶過，或許這正是所謂的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最後，國民黨要將兩岸監督條例草案排審消息一出，柯建銘首先批評這是製造矛盾，黃國昌則表示荒謬。問題是，兩岸監督條例當年是太陽花反對國民黨強渡關山的運動主軸，一年多來兩岸監督條例草案排不上審查，失職的是民進黨和時代力量；他們應該感謝國民黨替他們提審，讓他們可以向選民交代。

然而，現在即使通過民進黨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對台灣已無急迫性，因為在無九二共識狀況下，兩岸接近零互動，且恐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現在審查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又有何意義？

綠營當權政客的無知和狂妄真是令人嘆為觀止！德國哲學家雅斯培指出，在紀元前八百年至前二百年之間的六百年，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軸樞時期」。在這段期間，世界上幾乎是互相隔絕的地區，分別出現了許多思想家，由四位偉大的聖哲分別將其整合成獨立而且完整的思想體系，他們是：蘇格拉底、耶穌、孔子和佛陀。孔子怎麼可能是國民黨的？

佛教在漢明帝時代傳入中國，和中華文化傳統互相結合，塑造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維持了一千多年的相對優勢，直到明朝萬歷年間仍然為西方傳教士、商人、探險家和知識分子所稱羨。

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之後，現代科學萌芽，西方人開始向外探索，進入大航海時代。到了十七世紀啟蒙運動，歐洲科學快速發展，伴隨著產業的發展，歐洲國家開始對外殖民；十八世紀發生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興起，英、法、美等西方國家紛紛採取殖民帝國主義的策略，往外擴張，尋找市場；德、義、日等國也起而效法，到處掠奪資源，廣納殖民地。從這個角度來看，儒家文化傳統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日本神社則是殖民帝國主義的精神支撐，兩者怎麼能夠相提並論？

台中孔廟建於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日據時代，日本人將原省城內的清朝官署幾乎全部拆除，國民政府時代才重建孔廟。台中孔廟用地原本是霧峰林家捐出的私人花園，霧峰林家以反抗日本統治著稱，被稱為「台灣議會之父」的林獻堂「一生不說日語、不著和服」，堅持漢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這樣的家族怎麼可能在自家花園裡興建日本神社？

上有所好，下必從之。故宮七月將舉行「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展覽，有綠營人士質疑「孔子與台灣有何關連？」故宮院長林正儀立刻如響斯應表示，「盡量使展示回歸藝術，不要涉及政治」，不排除拿掉「萬世師表」這四個字。

這件事更令人感到訝異不置：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時，日本軍民幾乎都已被遣送回國。當時台灣有六百萬人口，其中大約十六至廿萬是原住民，其他都是漢人。儒家的倫理與道德本就是支撐住漢人生活世界的先驗性形式架構。台灣的民間信仰裡，孔子比寺廟中奉祀的「文昌帝君」位階更高，台語中提及孔子，必稱「孔子公」。孔子與台灣怎會沒有關聯？國民黨何德何能，怎麼可能「把日本神社幹掉」後，「用孔子統治台灣」？為什麼尊稱孔子為「萬世師表」或「至聖先師」就是「涉及政治」？綠營政客沒有知識，也該有點常識！

孔子是跟漢人一起到台灣來的，有漢人的地方就有孔子。日據時代，台灣人把甘願當日本人走狗的漢奸叫做「三腳仔」。今天綠營政客一味貶孔媚日，難道是想在台灣復興「三腳仔」文化嗎？

過去談到「建設」，總以為非要看到「東西」不可；花了錢沒看到水泥鋼筋、橋梁道路，算什麼建設！尤其是近年「民主」時代的政治人物，談建設絕對要立竿見影，讓選民有感；不要說蔣經國年代的十大建設，花了多少時間籌畫的深度不見了；更不要說黃大洲年代，捷運規畫成功不必在我的器度也沒了。現代的政治，言必稱任期，少則四年，多則八年。這樣的背景下，無法出現長思遠慮的政策，已是全民共識。

如果台灣錢還在淹腳目、如果我們的空間環境還允許揮霍，那也就罷了。偏偏，政府及各縣市政府都在破產邊緣，每個國民也都將「節能減碳」奉為生活圭臬的當下，我們的「建設」觀念還要停留在「務實」的境界嗎？我們的政府還要汲汲營營於「加法」的建設手法嗎？

「建設」可以「務虛」，可以是「減法」！試想，現在最珍貴的是什麼？小朋友都答得出來，是不是一塊安全的空地、一片盎然的綠地，或一框優雅的視野？要做到這些不難，只要認真執行減法，去蕪存菁便是！這樣的建設不須花一兆，民眾仍能有感，但似乎不在政府的任何計畫裡。

競逐實務建設，終將被不能與時俱進的、形而下的實體揚棄，永遠迴旋在四年一輪的魔咒裡；回應生態，建構的是生命，時間越久，越被人肯定建設的品質。台北大安森林公園是活生生的例子！

經濟發展並非不須顧，但政治考量下的政策，常常會淪落到像過去各縣都要有機場、各市都有大學的軌跡，始而雨露均霑，最終卻要徘徊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境裡。

一、見警不敢正視，偵破穿牆竊盜華銀九一九五萬元案。

八十三年十二月四日，華南銀行大稻埕分行，行員一早打開金庫時發現大鈔被竊一空。一個多月後，八十四年元月十四日廿一時，台北市警察局保安大隊員警巡邏，一名男子在打公共電話，見警車靠近時便轉身背對，員警便下車盤查，在其身上查獲一本剛剛辦妥存有二百多萬元的存摺，便帶回查明資金來源，男子無法自圓其說，坦承犯下華銀大稻埕分行竊案。

二、後車廂的變態色情書刊偵破兩名女工命案。

八十二年三月廿九日，屏東縣鹽埔鄉發生二女被殺命案，死者一名除被刀砍殺外，下體還被插入一支雨傘，另一名被滅火器打死。本案之所以被偵破，因嫌犯後來駕車行經恆春，經同仁路檢盤查在其所駕車內發現菜刀及以異物插入女性下體之變態書籍，因而偵破本案。

各縣市首長往往力求施政滿意度及媒體的青睞，討好務虛的政績，能實質為地方帶來幸福感嗎？老人福利與長照設施與關懷，更是嚴重不足，首長真的有苦民所苦嗎？

報載台南市左鎮區公館社區，為接送社區行動不便老人至關懷據點，為廿萬元接駁車經費，花了三年時間募款集資。執政縣市首長看了不覺汗顏嗎？節慶煙火及其他市政行銷經費，一年要花掉數千萬元，少一些煙火預算對老人福利綽綽有餘，但煙火可以得到更多掌聲，對於偏遠老人的卑微需求卻視若無睹，這樣的施政滿意度，即使得到第一首長你會認同嗎？

如少一點資源浪費，多一點人性關懷長照軟硬體施政，相信更能贏得百姓感念與敬重。

高速公路行車路徑導引，若能依據完整的路網交通資訊，適時適地將不同起迄車流分散到路網上，達到整體效用最大的方式，稱為動態路徑導引，為交通管理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交通部欲採行的預約上路措施，將行車路徑提前進行規畫，或可視為動態路徑導引的改良版。

然而，預約協議除要雙方合意之外，尚須雙方皆能履行一定的義務或承諾。首先就用路人而言，至少必須滿足三項基本要求：一、高參與率︰參與預約的車輛如果不多，即無法使車流產生結構性的改變，結果是會塞車的路段還是會塞，能夠運作的空間極為有限。二、高遵循率︰如果不遵循既定行程上路，或是臨時改變而不通知取消，則效果將會大打折扣。三、依約定時間與地點上路︰延遲或提早上路均會降低預期的效果，不過某些外在環境的配合亦很重要，例如匝道車多回堵將使車輛無法如期上路。

其次就管理單位而言，則至少必須具備四項配套條件：

一、控制模式︰在龐大的高速公路系統內，不同起迄點間路徑的選擇格外複雜，無法使用人工，必須仰賴控制模式進行規畫，而此一控制模式係依據所欲達成的績效目標來運作，如旅行時間成本、行車成本、行車風險成本以及環境汙染成本等；路徑規畫結果將會達到整體車流效益最大或成本最小，但不一定會是個別用路人的最佳選擇。

二、運作平台︰用路人的預約需求、模式運算以及路徑規畫訊息的傳達等，均須依賴一個效能高且能處理大量資料的運作平台。

三、品質保證︰預約上路應保證達到一定服務水準，若結果與未經規畫者差異不大，將會降低參與意願。

四、應變能力︰交通狀況瞬息萬變，既然已給預約者一定的承諾，就須具備一套完善的應變機制以防萬一，尤其是當事故發生時，如何迅速排除並及時調整規畫路徑以降低衝擊，格外重要。

除上述各項基本要求外，實施時尚需克服下列困難︰一、公平性：依據模式指派結果，勢必會產生對某些用路人有利，某些用路人卻不利的結果；例如路徑拉長造成行車成本及用路費增加等問題，必須加以妥善處理。二、車流掌控：車輛在路網中流動，會產生時空的變化，掌控得愈準確，效果即愈佳；然而在人為指派預約路徑的干擾下，掌控難度將升高，大數據分析是否有用，尚待未來驗證；三、配合程度︰參與者對路徑安排的結果是否接受，亦是成敗關鍵，例如非習慣性路線或嫌路徑過長無法接受等，將對成果大打折扣。

總之，預約上路政策出發點很好，但主客觀配合條件難度高，且倉促間將簡單概念付諸於一個龐大的系統，結果實難預料，所以說是︰「立意良好，實施困難，效果難測」。用路人要做好心理準備，勿期待太高。

選舉資格不是不能，選舉人資格與被選舉人資格也可以不相同。但是，修改後的規則在什麼時候生效？既然已經上網公告周知，選舉也僅剩下一個月，就不應該再變更，這對於已經依照這個辦法開始準備選舉的人來說，權益受到非常大的損害。

有些人質疑，三月卅一日才正式公告，在此之前當然可以改。也有人質疑，上禮拜中常會通過了黨代表的增額，也是在黨代表選舉辦法通過後才增額的，為什麼黨代表可以增額，限制就不能增加？更有人說，這個案子有助於解決人頭黨員的問題。

針對第一點質疑，舉個簡單例子。大學要招生，招生辦法都會先公布在網路上，哪些科目、篩選倍率多少、同分比序多少。今天可能為了不讓某些人考上，在考前一個月突然說要改變考科，然後說反正我還沒開放報名啊沒關係。這樣改，民怨大不大？觀感好不好？符不符合程序正義？

至於黨代表又通過增額，在去年十二月通過的辦法裡，已經明確標註黨代表名額還要再精算，有變動的可能，這部分的修改早已包含在去年十二月通過的辦法當中。而人頭黨員問題，若要查察人頭黨員，應該從源頭開始，根本阻絕人頭黨員於黨外；而不是退而求其次，選擇限制黨代表的選舉資格。

年輕人要的不是特權，只是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制度。難道說，口口聲聲為了黨好，就可以捨棄程序正義與信賴保護原則而不顧嗎？國民黨的改革，年輕人都在看，我們更是要爭取年輕人的支持，國民黨必須與人民同步，而不能自絕於人民之外，改革的重要一步，就從程序正義開始。

通案的改變，往往來自個案。促成大法官第五三五號解釋的男子李榮富，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五日晚間九點多行經台北市重陽橋，遇到北市警保安大隊道路臨檢。執勤警員見李夜間一人單獨行走，要求出示身分證，李拒絕；兩名警員自其衣褲盤檢是否攜帶證件或其他物品時，李以三字經辱罵，被依妨害公務罪判處拘役廿天確定，得易科罰金，緩刑兩年。

這樣的個案，其實隨時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對於被臨檢，李榮富氣憤不平：「在自家附近散步還要帶身分證？沒帶身分證是罪大惡極嗎？」後來，他的弟弟李榮龍四處奔波，找到律師替他寫釋憲聲請書，也讓大法官作出解釋。

警察當時攔下李榮富要求查看身分證，主要是認為他「形跡可疑」，這或許有辦案經驗可循，但每個人判斷不一，缺乏標準程序，人民就可能動輒得咎。

大法官在解釋中強調「法治國家」的警察執勤原則，理由是路檢、取締或盤查等，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因此，實施臨檢的要件、程序，均應有法律明確規範，才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意旨。

立法院二○○三年制定警察職權行使法，明訂「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也在避免「任意執法」。

無可諱言，細密的法律規定，對於強調「打擊犯罪」的警察人員，常覺「綁手綁腳」；實務上仍不時可見「無差別」的攔路臨檢，繼續遊走法律邊緣。這也顯示警方執法要兼顧維護治安及保障人權，仍有精進空間。

不過，警方執法絕非毫無彈性，關鍵就在「比例原則」。例如，法律規定「合理懷疑」，就不能「亂槍打鳥」、僅憑主觀認定，須有客觀情況；但若情況特殊或緊急，警察有權採取「即時強制」作為，縱有過當，人民也有事後救濟機會。由此來看，就不會陷入挺警或反警的意氣之爭。

李榮富以老百姓的切身遭遇，換得大法官解釋及立法，同樣保障了李永得的人權。倒是李永得親歷被盤查的恐懼，除了大罵警察，也該提醒民進黨政府制定「保防法」務必慎重，才不會成了自己口中的「警察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