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物美價廉，多年來ＧＤＰ成長雖停滯，但以物價水準來衡量，消費者購買力在國際仍居前茅。民眾人在福中不知福，往往出國消費才嚇一跳。而台灣人對ＣＰ值特敏感，對價格錙銖必較，但求俗擱大碗，政府對水電交通等費用也不敢輕易言漲。如此惡性循環，凡事「向下看齊」。近年來台灣低薪難起，官員坦言，消費者「銅板經濟」心理是因素之一。

社會心理因素已然「向下看齊」，政府政策更弄巧成拙。金融海嘯時，政府曾提撥上百億元，啟動大學畢業生「職場實習方案」補貼，沒想到就此成為企業底薪廿二Ｋ的魔咒，至今是「德政變劣績」的典型案例。又如蔡政府的一例一休政策，原為增添勞工福利，但不僅企業人事成本大增而須縮減人力，很多勞工本來有加班費可領的都受波及，成了真正的輸家。

也難怪，民眾貪便宜，政策走捷徑，台灣就業市場多年來陷在低薪漩渦，曰「自己害的」並不為過。不僅藝術家嘆創作價值被低估，台灣的專業服務更是廉價到背離國際水準，造成專才紛紛出走。凡事論ＣＰ值果真聰明嗎？蔡英文承諾解決的青年低薪的確是迫切問題，但願不是又一項空言。

開幕當天名單公布，其中層級最高的是兩位菲律賓「前副總統」，此外有一位南韓「前副總理」，一位日本「前防衛廳長官」；現任國外官員中，則有一名印尼經濟統籌部副部長，一位美國小型企業署副助理署長。這樣的名單，或可說明主辦單位推動新南向的努力，卻無法反映名單如此保密之必要，當然也難以證明「玉山論壇」的重量。

蔡英文嘗試與東南亞國家建立更緊密的交流，擴大我國和鄰近地區的連結，毋寧是正確的作法。然而，她企圖用「新南向」來抗衡、紓解、或轉移兩岸關係的緊張，則有戰略軸線主從不分之失，更是「以己之弱、迎敵之強」的錯誤戰術。試想，就連舉辦一場並未激起太多火花的「玉山論壇」，都弄得如此緊張兮兮，即可知政府和相關部門的心態及打法皆有問題。

眾所周知，「遠景基金會」是國安局的外圍單位，向來在兩岸、外交上扮演「第二軌」的角色。而其全名，稱為「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意即，其成立主旨在針對兩岸間的各種官民交流、全球情蒐、戰略研究等等。蔡英文上台後，令遠景基金會調轉槍頭，轉而專事「新南向」，並用以抗衡對岸。這種全國上下南向一頭熱的現象，極可能導致我們對兩岸關係的變化掌握失準，甚至在東南亞引發不必要的角力衝突，讓人擔憂。

諷刺的是，對照政府在新南向政策「宣傳上」的高調，在「執行上」卻是一路落後，追趕不及；這看新南向預算執行率偏低，即一目了然。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的統計，政府今年編列四十五億元新南向預算，至七月底止，平均執行率僅達五成許，不少部會的執行率低至一兩成。而包括總統府、內政部、工程會、科技部在內，執行率都低於一成。

換句話說，政府編列大筆預算，想要撒錢在南向之路堆砌戰果；結果，各部會卻連錢要撒到什麼地方都不知道。也因此，其間便出現了各種消化預算的花招，例如教育部，不斷催促各大學儘快想辦法把錢花掉，至於以什麼名目消化，則不遑計較。對此鬆弛的預算執行效率，政府卻不檢討，明年更還要擴大編列，將新南向經費提高到七十二億元。如此濫用公帑來誇大政績，真的毫不慚愧嗎？

我們更要提醒蔡政府的是，推動新南向，應該抱持友善、平等、互惠的態度以赴，切忌以「先進國家」的姿態高傲降臨。觀察蔡總統在「玉山論壇」開出的五大承諾，處處顯示了「協助」、「指導」的自負身影，高談要如何幫助他國如何發展產業，要輸出台灣模式、協助各國公共建設云云，不僅忘了友善，也忘了謙卑。試想，台灣自己身陷產業轉型及薪資低迷的困境多年，政府想破頭亦無計可施；如今，卻要作出「先進」之姿來指導鄰國發展，這種傲慢姿態如何結交朋友？

蔡英文應該務實而虛心地繼續推動新南向，但不應將新南向當成台灣繞過中國大陸走向世界的替代道路，更無需妄稱新南向將和一帶一路並駕齊驅云云。回顧二○○八年，扁政府曾舉辦第一屆「全球新興民主論壇」，並邀請波蘭前總統華勒沙、南韓前總統金泳三、南非前總統戴克拉克等重量級國際領袖來台，和陳水扁共同簽下「全球新興民主論壇宣言」，倒也煞有介事；但這個論壇僅此一屆，就永遠落幕了。我們期待「玉山論壇」不會步此後塵。

而為搭配稅改的便車，綜所稅標準扣除額由9萬元提高為11萬元；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由12.8萬元調高至18萬元。

行政院通過的版本，和9月初財政部公布的稅改方案差異不大，與其說是經過一個月的公告期，彙整各界意見後所做成的決定，還不如說是包裝的策略成功，也就是針對大多數的薪資所得者給予小額的減稅，爭取支持，降低社會對於高所得者更大額度減稅的反彈。

此外，財政部也提出了動聽的說帖，包括「調高三項扣除額的減稅利益255億元由超過542萬綜所稅申報戶共享，調降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有助留才攬才及吸引投資，降低未分配盈餘附加稅及股利所得課稅改革，可減輕中小型及新創企業稅負，鼓勵轉型及升級」等，也是獲得社會支持的主要原因。

至於加稅部分，包括現行營所稅稅率將調高至3個百分點，並調高外資股利所得扣繳率1個百分點，行政院則以營所稅調整後與其他國家相較尚屬適中，且外資如為與我國簽署租稅協定國家之居住者，稅負不受影響，做了輕描淡寫的交代，雖然不盡符合企業界的期待，但也讓政府增加了不少的稅收，從而降低了整體稅改的稅收損失。

接下來，財政部需要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協調，期望能夠早日完成修法程序。但是稅改方案仍然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我們仍要提出來讓立法院及社會大眾瞭解，期能做更妥適的調整。

首先，行政院的股利所得稅改乙案（也就是可抵減稅額比率8.5％，上限8萬元），不但未降低中低所得者的負擔，反而對於目前適用20％以下稅率的小股東，實際上稅負反而增加了3至4個百分點，而且所得越低者，稅負增加比率越高。

財政部對於此部分的質疑，並未正面回應，建議立法院將來能夠適度提高小股東的稅額扣抵比率至15％，但上限8萬元則可維持不變，相對於大股東減稅額度高達數億元，小股東的稅負平均減輕只有數千元而已，造成的稅收損失有限，卻更能降低中低所得者負擔和實現社會公平目標。

其次，營所稅稅率調高，即使扣除獨資合夥不課營所稅和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稅率降為5％的利多之後，營所稅稅收淨增加仍然高達265億，能否減輕中小型及新創企業稅負，鼓勵轉型及升級，財政部有必要再解釋。

至於調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其實是緣起於大法官745號釋憲認為，稅法未給予薪資所得者必要成本費用的扣除違憲，財政部非大幅提高該項扣除額不可而搭上稅改的便車，而以調高營所稅作為支應財源，這麼一來對國際競爭力勢必產生負面衝擊，其實並非妥適。

此外，雖然兩稅合一將要廢除，未來新制生效日起所繳納的營所稅才不能扣抵未來的綜合所得稅，但既有的個人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依照目前的所得稅法係屬於投資人的「抵稅權」，仍然應該享有租稅法的信賴保護原則，亦即新制生效前，既有的抵稅權利和帳戶並不會因制度的改變而消失，所有權人仍保有該項財產權，建議立法院參考外國廢除兩稅合一制度給予退還緩衝期的設計。最後，所得稅法42條「財團法人股利不課稅」的規定並不合理，但行政院的稅改版本，並未及時納入。我們建議立法院可納入稅改方案，儘早刪除，以免出現漏網之魚。

恰巧也好，故意也罷，按人性而言，駭客當然選擇企業防禦力較弱時下手，例如連續假期舉國放假之時。就如第四次中東戰爭，埃及、敘利亞選擇在猶太人的假日贖罪日這天，對以色列發動攻擊而快速收復了部分的西奈半島。這也是企業在資安領域應注意的一環－防禦不分平日假日。

對於大額交易，理應都會增加人工覆核的關卡，但媒體報導該銀行未有此程序。駭客能夠發現企業營運流程的漏洞，應是盯上該銀行一段時日觀察得到的心得，恐怕在此六千萬美元之前已有數筆不為人知的非法交易。企業的風險管理理應將資訊安全管理納入，不管你想不想要，這都是必然的結果。

該銀行早先因行內某系統癱瘓而發現有異常病毒，而通報金管會。該通報機制有賴於主管機關對轄下組織的監督及鞭策，幾經時日才融入企業文化。這是金融業主管機關對於轄下各組織之風險控管、內部控制，其努力成果值得我們肯定。

ＳＷＩＦＴ是國際匯款重要的一環，試問，若該系統未癱瘓，該銀行是否會發現有異常、有客製化的程式碼早已埋伏於內部？這是值得思考的。當我們未發現、未看見某件事情發生之時，並不能證明沒有事情發生。

網路通訊協定數量繁雜，只要夠孰悉，就能從各項通訊協定設計面去切入，進而形成各種網路攻擊。該客製化程式碼得以造假封包並發出相關指令，顯示原作者對於ＳＷＩＦＴ運作機制有一定孰悉度。

智慧國家、智慧城市、智慧家庭、智慧生活這些概念都已成形，任何你想得到的電子產品都已經或即將可以連上網路，但只要連上網路，就必須面臨「受駭」之風險。日前美國佛州遭受艾瑪颶風侵襲，特斯拉公開證實確實遠端操控部分型號車款，解放該車款剩餘的百分之廿電力，協助災民逃離災害現場。這恰恰是萬物聯網的罩門，不論你想要、不想要、需要、不需要，總有那麼一個人可以隨時隨地操控你。

以前聽到網路攻擊，人民可能覺得意外。逐漸地，大家聽多就麻木、常態化了。最糟糕的是，深怕在大家都以為常態化之際，因為種種難關和難題而難以有所作為，而導致多數人心灰意冷。

各種網路攻擊殷鑑不遠，除了台灣還有許多國家也深陷其中。殷鑑不遠，應引以為戒，期許蔡總統的「資安即國安」論調能夠持續灌注台灣更多能量。

長期以來，台灣發展是重北輕南。因此過年過節南北人口移動，常造成大堵車。目前雙北市、基隆、桃園，人口加起來就超過一千萬人，也因此投入的公共資源相對地多，形成惡性循環的不對稱發展。北部機會多，薪水高。要找工作都擠到北部來。中南部找工作相對困難，雇主找不到好的人，肯給的薪水就更低，形成中南部螺旋的向下發展。

若以國土均衡發展且平衡城鄉差距角度看，遷都是最有效的改變方式。誠如內政部前部長李鴻源表示，若把行政院、立法院遷到台中，會有三百萬人跟著離開台北，整體遷都計畫的公共投資絕對不只八千億元，將帶動超乎想像的產值。

其次，社會近年來高度重視居住正義，大台北地區居住品質不比中南部好，房價卻普遍高居不下，原因就在於政府機關多設於首都。長期以來企業只好選擇坐落於此，如此一來也牽動著大量工作機會，使得年輕人為了方便在台北工作，只好咬牙背負著高房價。一旦遷都至中南部，會為當地帶來大量公務人口，也會帶進各類支援性產業，不僅對平抑大台北地區房價有一定的助益，對當地的工作機會與商業發展也有加溫作用。

事實上，世界各國因不堪交通與人口負荷遷都的新聞時有所聞。早期著名例子像巴西，原本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是里約熱內盧，因上述原因於一九六○年代遷都巴西利亞。近來像馬來西亞把行政機關從吉隆坡遷至布城，從規畫到完工也耗費十年以上；緬甸首都因種種原因也從仰光遷到內比都，而日本東京經歷過大地震後，為了安全風險考量，避免將全部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也考慮將大阪設為副首都；甚至俄羅斯也有倡議，為解決人口過度集中的問題，考慮將部分中央機構由莫斯科遷到西伯利亞。

對於遷都議題，政府對區域發展要先有全盤規畫，然後就選址做可行性分析及擬定公聽會等，逐步推進。討論應該公開、透明，切勿先射箭再畫靶，如此才能做出最適宜的決定。

一九五○年代，中華足球隊在香港華人職業球員支援下，威震亞洲盃及默迪卡盃，冠軍的光環曾使中華足隊威震亞洲，後來因政治及中共的原因，香港球員逐漸不再代表台灣，弱化了我國在國際足壇的表現。自那時開始，有半個世紀台灣成了國際足壇的邊緣國家；台灣被迫寄籍在大洋洲聯盟，與澳洲、紐西蘭及斐濟等大洋洲小國，同一聯盟比賽，但也踢不贏他們，始終敬陪末座，亳無起色。世界足協會員國排名，台灣始終是一百四十名左右，在國際足總中，是需要輔導的第三等國家，好不悲涼呀！

一九八○年起中華足協在蔣緯國、王多年、吳寶華等將軍傳承下，有強化我國足運的決心，商由當時財力尚佳的華視接辦足協，以為提倡，並由蔣緯國將軍承諾協調專用足球埸的籌建；在大家的努力下，終於促成了華視當年不計成本及盈虧下，全程以人造衛星接力，由大西洋及太平洋的兩組通訊衛星，從西班牙轉回台北製播，全程五十多場比賽介紹給國內觀眾，掀起高潮。後來並促使華視配合中華足協，與國際足總簽下了長達廿年前後五屆世界盃足賽的獨家電視轉播權。

在蔣緯國將軍軍旅後期生涯中，他協調國防部及台北市政府，排除航路建築限高等困難，籌款建成了全台唯一的足球專用埸地，直至郝龍斌市長時代，為了花博又棄之改用。但可惜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台灣足運，在軍中飛駝隊解散後，從此陷入長期不振的困局，主要是後來的棒球占去太多的資源和球迷。

但有一陣子，中華木蘭女足球曾在一九八○年代後期，狂掃亞洲各國，讓國際間刮目相看，後來並在香港舉行的世界杯女足示範賽中，大勝歐洲強隊，贏得冠軍寶座，國內為之風靡了一陣；但在教練高庸與前鋒大將周台英等人紛紛退役後，台灣的男足及女足都消沉下來，成為國際間的末段班，以至乏善可陳了。

及至最近幾年，我們又靠著不死的足球魂，開始本土球員的出線，我國會籍在轉回亞洲之後，偶有佳作，獲勝埸次增多，已有等量齊觀之勢出現。如今又能在主埸萬名球迷的加持下，以最後的時段漂亮進了兩球，擊敗中東足球強國巴林，使國內足壇人士為此重燃希望。

建議政府大力推動南向政策時，也應同時加碼重視足球，因東南亞各國都視足球為國球，如能在足球引領下，可快速融入此區域。相信各國也會有興趣和我們以球會友，當年中共以乒乓打開外交困境，我們今日當然可以用「足球」來突破經貿和外交困局！

此其時也，趕快動作吧！

國際社會多採取劃設海洋保護區，來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及復育漁業資源，這是最簡單、最經濟的方法。我劃設之困境，部分原因來自對限漁、禁漁和海洋保護區三名詞定義之不同認知。

「限漁」其實包括魚種、漁具、漁法、漁獲體長大小、漁獲量以及漁區的限制。其中在「漁區上的限制」，即等同於海洋保護區，因有空間及地理範圍的概念，只是漁區中的限漁本應是所有漁法都禁止，即「完全禁漁區」。但在我國卻被解釋為只要禁止一種漁法區域就是「禁漁區」或「海洋保護區」。再加上我們是用含內水的十二浬領海面積當分母，並非採國際以二百浬專屬經濟海域做分母來計算，因此在政府官網上顯示，台灣海洋保護區面積已高達四十七％，遠高於全球的平均值。

在國際實踐上，海洋保護區也有管理強度的不同，從最嚴格的「禁止進入」及「禁止捕撈」亦即完全禁漁的「核心區」及「緩衝區」的分區管理，到比較鬆散只限制某一種漁具漁法的「永續利用區」或「多目的使用區」。

但在台灣，漁民和保育人士只要聽到海洋保護區，就以為是完全禁漁區，因此極力反對。保育人士則對該區只能限制漁法，而非全面禁漁而失望。那麼政府在政治妥協之下也只好採取階段性的作法，先限制一種漁法，然後不准外縣市漁船入漁，最後才全面禁漁。

未來要如何才能突破此困境，唯有繼續加強海洋保育宣導和教育，加速擴大完全禁漁的面積，減少部分限漁面積比例。譬如目前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的完全禁漁區（海域生態保護區）只有零．二％，而只限制某種漁法的海域（特別景觀區、遊憩區及一般管制區）則占了九十九．八％，當然保育的效果會比較慢。這也凸顯海洋保護區在台灣為何難以推動的原因。

此外，落實海洋保護區的經營管理以及加強執法取締，才是海洋保育能否成功的關鍵。除了過去的努力外，也寄望未來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海洋保育署能夠帶來改變及契機。

話說回來，求官也沒有甚麼不妥；如果求官是為了國家，為了替社會做些事情，誰會有意見呢？有問題的是，你放棄了國民黨。試問，當年國防部長唐飛答應出任扁政府的行政院長時，退出國民黨嗎？是誰規定報效國家就一定要拋棄了栽培自己近五十年的政黨？現在行政院長賴清德又開始表演慰留的戲碼，到底李主委是不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軍人？相信全體國人都在看。

日前，國民黨立委江啟臣質詢軍人年改案，國防部官員表示，依據府院指示，國防部與退輔會分工，退伍軍人部分是由退輔會負責。這個「指示」，顯然是將「現役」及「退役」切割處理。這是破壞國家體制、於法不合的嚴重錯誤。茲就法、理析論之。

首先，在法律面，國軍「現役」及「退役」是一體的，退役人員俸金，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主管機關是國防部，法有明文。就退輔會職掌言，是統籌辦理輔導榮民就學、就業、就醫、就養及一般服務照顧等工作，並無「規畫退休俸」之責。在退役人員俸金作業流程中，沒有退輔會的角色，最多只是蒐集退員意見，提供政策諮詢。退輔會若參與是「越俎代庖」。

其次，國防部作為退役人員的俸金主管機關，馮部長對於軍人年改，理應完全承擔，出面做信心喊話，以穩定現役及退役人員的心緒與士氣；但不作此圖，把燙手山芋丟給退輔會。

按理說，退役人員的俸金規畫設計，既然不屬退輔會權責，退輔會自應本於服務照顧榮民之職責，維護渠等應有權益，堅持「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賴保護原則」為上位考量，向執政當局建言。但是，觀諸退輔會主委李翔宙自民進黨政府推動年金改革以來的表現，所言所行均有損前述立場，且不時遭年改會操盤手林萬億打臉，可謂吃力不討好。更何況，退役人員的兵籍資料與服務記錄等盡皆在國防部管轄，退輔會「憑什麼」做為年改的參據？所以，退輔會插手年改，於理不合，不應撈過界。

筆者以為，國防部不能逃避退役人員的俸金主管機關的法定權責，不論「現役」及「退役」均應整體考量，分別設計，無縫接軌。而退輔會不可因年改會一句話而紊亂法制。

在事件中，主張為藻礁留下生機的生態學者，大多數也是支持反核的，當「我是人我反核」運動展開時，那時的在野黨也就是現在執政黨，大聲疾呼廢核，廢核也成了當今執政黨成功執政的助力。

廢核的終極目的，是要讓台灣成為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美麗寶島。為留下珍貴自然資源，應想方設法尋找替代地點，如果找不到適當的，讓非核家園晚幾年達成，相信多數環保人士不會反對。

然而當廢核成了政治承諾，對政治人物而言，政治承諾價值高於環保價值。我們當然希望政治人物守承諾，但是更重要的是承諾的目的—讓台灣成為一塊樂土，而不是承諾的表象。只要讓環保人士與百姓看到政府確實極積投入綠能的研發與建設，不得已讓核能電廠延緩幾年除役，來自民間的反彈不會太大，而反對黨如果反應過激也只會激起更多反感。

因此，當執政黨為了政治承諾「火力全開」的發電，昔日大力批判譏笑講出白海豚會轉灣的政黨，提出藻礁的移地保育，不在乎棲地破碎化對生物的衝擊，打算枉顧千年藻礁生機恣意而為，就是明明白白告訴我們，原來的一切都只是為政治而環保，但我們多麼希望這不是事實！

一年前，習近平大權在握但尚非全握。目前，他已徹底翻修了解放軍組織和人事，更接近大權全握。十九大王岐山去留，全看習近平，其他因素，如民意、官意、「派系平衡」皆非關鍵。但習面臨兩大考量，性質卻相反：

不留王：在海外爆料王岐山貪腐，企圖令他失勢的富商郭文貴於是得逞，對北京來說，內外的後患無窮。國際上，支持保護郭文貴的西方政府於是找到北京的軟肋，以後會如法炮製，郭文貴二、郭文貴三…將陸續出現，隨時影響北京政局。國內，上千上萬受王岐山打貪而被懲的黨軍官員，將振振有辭的要求翻案重審，因為治罪他們的王岐山自己有罪，他們甚至可能策動遊行抗議不公，社會動盪，何日得了？

留王：主打反貪的習近平，如何對外交代？郭文貴指控王岐山貪腐，北京至今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如果郭文貴指控屬實，習近平以貪打貪，自失立場，人心不服，何以長久？

留王或不留王，都有顧忌，習如何拿捏？

在下淺見是：習會留王，並任命他主導將於一八年初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國監委）。理由如下：

破除內外後遺症：不讓國外郭文貴倒王得逞，也不讓國內反王運動爆發。中共黨的「中紀委」與政府的「國監委」是兩個機構但合署辦公。「國監委」與「國務院」是平級，執行「異體監督」。「國監委」領導與「國務院」總理也是平級，「國監委」領導在國外，可受總理的待遇，那是王岐山之前所任中紀委書記沒有的國際尊榮。

「國監委」為新設立的機構，其領導是否任政治局常委，無先例可循。如果十九大通過主席制，習為黨、軍、國家三合一的主席，王必為黨的副主席而無必要任政治局常委。

十八大後收手不究：一六年六月廿二日新華社提到「一四年四月，王岐山說…在十八大以前…官員…把腐敗當成了一種正常現象…（其）行為可能是迫於壓力和環境不得已而為之，而黨的十八大以後…及時收手至少在對反腐的認識上與中央保持了一致。」

一五年一月四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再提到「重點查處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的官員）」。換言之，王岐山家族在十八前收斂收手，就不在重點查處之列。甚至還能「坦白從寬」。

這是王岐山對國營企業揮舞紀委大刀前的伏筆。他應該在一四年四月前已和習近平交代他家族涉入國企的情況，並劃出這條時間線自保。（此項觀察及相關文獻為資深中共軍事及政治分析家亓樂義先生提供）

如此，強調打貪的習至少有個可向元老及黨內高層交代的說法。

何況，王岐山點子多、能力強，正是習近平今後五年改革不可或缺的助力。

（作者為華府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前講座教授，曾任國防部副部長，甫發表新書《撥雲見日：破解台美中三方困局》）

此片被網友戲稱神片，上月推出由導演詼諧旁白的預告片，就吊足觀眾胃口。在台灣上映前，已勇奪多倫多影展亞洲影評人聯盟獎，即使全片是以台語發音，顯然也無礙於評審青睞。台灣電影鮮少有，黑色幽默電影風格的電影。藉著強烈的敘事風格，打破語言隔閡與東西文化疆界，實踐了導演想讓所有觀眾看得「一清二白」，寫實白話的電影理念。

其實黃導過去曾投入多項社會運動，拍攝「大佛普拉斯」是想將小人物對台灣社會現況，不滿的想法表達出來。片中提到的種種現象，例如官商勾結、不信任警察等等，都是台灣社會層層疊疊後的結果。又碰巧在「妙禪師傅事件」沸沸揚揚後，該片隨即宣傳上映，讓人對於信仰又再度重新審視。主要的角色正是一尊正在製作中人造的、具象的佛。電影中這個「佛」象徵的台灣百姓信仰救贖的出口，但在具象的佛前，許多瑕疵或不合人性的地方，都在鏡頭下赤裸裸的呈現，矛盾卻真實。

信仰是指對一個人、事物、神、宗教的教導；或者是對自身的能力，抱有信心和信任。信仰會在無意間體現人生細微之處。往往被認為是受父母、社會傳統所影響。真正的信仰，應該是需透過個人的經歷和對靈性的追尋。從黃信堯的作品中，用小人物的身形，剪影出生命最有稜有角的社會。雖藉信仰為名，但大佛卻沒替任何信眾提出解答。

如葉啟田所唱「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時起時落」，往往在低潮處，心中千結難以自拔，萬路貌似可行，到底卻又不通。當觀眾對著《大佛普拉斯》審視時，燃在心中的蠟炬，究竟信的是誰？當大家指責妙禪信徒，盲目追逐吹捧時，誰又在電影中看見小人物，在社會底層攀爬的無奈與徬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