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難怪藝文界人士感到「吐血」，有雅興去觀賞《女武神》連演五小時的觀眾，怎能忍受劇院大廳變成庸俗的夜市？就算中場休息需要吃喝，也應力求簡約合禮，那畢竟不是歌劇院的功能。何況，觀眾剛從表演廳出來伸伸腿，有必要再坐下嗎？

當然，也有人說，聽古典音樂本來就沒必要那麼拘謹，提供「紅火椅」讓觀眾休息吃喝，正好體現「台客文化」的廣納包容，把西方歌劇和台式辦桌文化融為一體。這種說法，是典型的鬼打牆；就像以為把亂七八糟的東西配在一起就叫「混搭」，一樣莫名其妙。

此事發生在台中歌劇院，其實見怪不怪。名建築師打造的台中歌劇院，年初還曾借給直銷商舉辦新品發表會，理由是可增加額外收入。聽起來冠冕堂皇，但這就代表台灣文化的變通或兼容並蓄嗎？恐怕不然。

就像台灣的語言政策，賴揆日前宣布，要研議將英語定為「第二官方語言」，引起一番熱議。事實上，數月前蔡英文總統剛宣布「客語」要列為國中小必修，立法院則通過將原住民語列為「國家語言」。下一代什麼都得學，又要本土化，又要國際化，結果就像「女武神」配「紅火椅」，變成四不像。

從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開始，兩岸交流三十年，蔡總統特別在國慶演說中呼籲，「珍惜三十年來得來不易的成果及累積的善意，在既有基礎上，尋求兩岸關係的突破」。但弔詭的是，近一年來，蔡政府的兩岸政策一直保持「冷和」式的懸宕，而台灣的國際角色與定位則在區域秩序變動中持續飄移，看不出自主的基調。

一年半來，兩岸關係持續僵滯，看不到撥雲見日的契機。蔡英文在就職周年前夕拋出「新情勢、新問卷、新模式」的三新主張，九月則進一步在民進黨全代會強調將啟動新論述的討論，她在國慶演說又重彈此調。然而，外界雖看到新情勢，卻看不到新論述，更找不到新模式；蔡英文對自己提出的問卷，答案仍是一片空白。

這種「現在空白，尋求未來解答」的決策模式，除反映了蔡英文一向「邊做邊看」的曖昧風格，也表達了視中共十九大權力布局與對台政策而定的心態。黨政高層則稱，蔡總統除了保持善意基調，在十九大對台政策明朗化之前，不宜有突破性的宣示；要等到十月下旬十九大開完，她才會在「兩岸交流卅周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上作出回應。

這種作法，如果不是國家戰略目標模糊，則根本錯把戰術策略當戰略目標。因此，蔡英文原本強調「維持現狀」，但現狀不斷遷移、崩塌，今年國慶乾脆不提了。原本堪為蔡政府維持現狀「定海神針」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與兩岸關係條例，這次國慶也移開了。反而，兩岸政策瀰漫著「等待十九大」的被動觀望氣氛；面對外界的期待，只能若有似無地回應。

相對於兩岸政策的不著邊際，蔡英文則積極試圖為台灣重塑國際新角色與區域新定位；「新南向政策」則是她重新定位台灣在亞洲發展的戰略工具，也是她「親美日遠中」的戰略延伸。尤其，在美日韓仰賴中共協助穩定東北亞朝核情勢之際，台灣掉頭轉向東南亞尋找新出路，更毋寧是蔡英文的不二選擇。

觀察其「新南向政策綱領」，幾乎是挾舉國之力，從總統府、國安會、行政院，到各部會、各領域全面動員，全力推動。暫且不論政府一窩蜂南向導致的預算浮編、執行偏低與浪費消化等弊端，這項政策最大的挑戰仍然在：蔡英文如何讓新南向與中共的一帶一路「相輔相成」，而不招致政經排擠、或甚至引發兩岸新角力？而民進黨對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民主價值分享與公民社會連結，向來不掩飾其先進指導的高姿態，最近還連累了柬埔寨台商，未來又如何不引發相關國家的政治疑慮？

同樣的，這次蔡英文出訪南太平洋友邦，原是正當的元首外交；但面對中共十九大與川習會，在多次強調「盡了最大的善意」，且「有考慮到時機敏感」的情況下，仍將此行定位為「尋親之旅」，要去探訪南島語族大家庭。正值兩岸探親卅年，蔡英文一方面冷眼敵視「兩岸一家親」，一方面掉頭遠渡重洋萬里「尋親」，這對高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習近平來說，將給出怎樣的政治信號？

擴大台灣的區域連結，強化我國的國際角色與定位，都是正確的作法。但如果是作為「親美日遠中」下的戰略轉移，那麼蔡英文將無法避免兩岸政策難以落子的尷尬，而台灣的角色與定位也在區域秩序的變動中繼續飄移。其實，新情勢已經明確，新模式也不難捉摸，只是蔡英文猶豫瞻顧或另有圖謀，令台灣的優勢與機會無法把握。

本報從2007年開始舉辦諾貝爾大師論壇，十年來，共邀請14位大師來台。哈特與荷姆斯壯兩位教授因為在契約理論研究有重大貢獻，共同獲頒2016諾貝爾經濟學獎。今天他將深入淺出地介紹他的研究，並評斷川普稅改與當前全球經濟。

契約是現代社會運作不可或缺的一環，哈特所研究的契約理論，在實務上與人類文明同樣古老，在學術上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便已研究過，那他還能有什麼新發現？

經濟學家研究契約的目的，是要溫故知新。溫故，是想瞭解那麼多種契約的背後，存在哪些共同的智慧；知新，是在面臨新的情境時，能設計出更好的契約。我們訂定契約的目的之一，是約束雙方或多方在未來的行為，無論是僱用契約、借貸契約，還是保險契約都有這個目的。

哈特主張，由於未來的變數太多了，契約的內容一定無法完整，「不完全契約」便成為哈特理論的招牌。可是，契約不完整自古已有，人類也早有多種辦法來因應，包括打官司或仲裁、重新談判、或靠雙方善意。哈特的貢獻，在於分析這些辦法會有什麼影響，以及提醒我們，在訂約時，不僅要考慮契約內的條文，還要預先規劃未來解決紛爭的方法。

當契約出現漏洞，雙方通常會重新談判，而談判力量的多寡，將影響到雙方利益的重分配。哈特探討談判力量的源頭，建立以財產權為核心的分析方式。以公司內的「權力」為例，他認為，擁有財產的人，在談判破裂時，可以行使剩餘控制權（例如把財產帶走），因而有較高的談判力量，進而影響最後的分配。

哈特再將財產權的概念，延伸到兩家公司的合作，討論雙方應如何事先規劃合作成果的歸屬（財產權），才能對大家有利。此外，他也由財產權的移轉，分析公司財務結構的股債問題：付不出股利給股東，公司仍可正常營運；付不出利息給銀行，公司馬上面臨倒閉的危機，財產權將移轉給銀行。他認為這樣的設計，是很有智慧的。

光解釋已存在的事實還不夠，因為那只證明先人的遠見；能提出新的應用，才更有價值。創投投資者與創業者之間，面臨一連串的不完全契約，哈特的理論可以分析：當不順利時，投資人何時該介入經營？何時該換經營團隊？何時清算？順利時，董事會成員是誰？哈特建議的辦法，是將分配盈餘的權利與控制的權力分開：在績效差時，投資人得到比較多的現金與控制權；在績效好時，創業者的現金與控制權大幅增加。

另一個應用，是分析公營事業是否該民營化，以及政府哪些工作適合外包。公營事業被人垢病的理由不少，但轉成民營是否就能改善？用財產權分析的方法，我們應先站在經營者的角度來考慮。

如果公營事業有成本和品質的考量，公營時，財產是公家的，員工的努力，不容易直接連結到個人的報酬；因此，成本不會太低，品質也不會太差。轉為民營後，雖然員工會比較重視績效，但如果降低成本帶來的報酬比較高，可能民營化後的品質將會下降。美國將一些學校、醫院與監獄改為民營後，品質都大幅下降，正印證了哈特的看法。

除了學術上的貢獻，哈特也相當入世，常與朋友一起發表政論，批評政策也提出修改意見。但即使像他這樣的大牌學者，意見仍很難受到政府重視，因此他們自嘲的將政論文章集結成冊，中文標題可翻譯為「狗吠火車集」。雖然如此，這些政論仍相當有價值，尤其台灣政府對於何時應該介入市場，一直沒有中心思想，學術界與政府之間也沒有太多互動。我們期待台灣的學者，願意做類似的傻事，將專業知識轉為政策建議。

不過，回顧歷史，蔣中正反共保台廿餘年，讓台灣免受「赤化」；啟用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財經專家，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為早年窮困的台灣奠定內外安穩的基礎。

蔣經國接棒，啟用趙耀東，重用台籍精英，推動十大建設，宣布解嚴，接受反對黨，讓民主自由種子發芽，讓台灣經濟得以快速發展。

蔡英文在致詞時提到「李、陳、馬三人代表台灣追求民主自由的階段」，說他們三人為這塊土地奮鬥的心都是一樣的。

先撇開她自訂的「未追求民主自由」功績，若單從蔡英文「為這塊土地奮鬥」的標準來看，兩位蔣總統，以及過渡型的財經總統嚴家淦，他們對台灣的貢獻可一點都不少。進一步言，如果沒有兩蔣與當年各界的努力，保存台灣、厚植國力，豈有台灣今天的經濟發展與自由民主？

蔡總統用這種方式切割兩蔣對台灣的貢獻，難以達到她所說的團結人心，尤其歷史已給了答案，兩蔣日記，各種文獻、電文、檔案記載得很詳盡，是功是過不是你一人說了算。

李、陳、馬三位前總統雖對台灣民主自由有階段性貢獻，但台灣的政治經濟高點，也是從李執政後期（一九九六年後）的戒急用忍一路走下坡迄今，廿年來台灣經濟幾乎停滯不前，低薪、人才流失、國際競爭力日衰，相較兩蔣時期的經濟上升階段，這方面他們三人恐也有責任。

換到當朝，念茲在茲「民主自由、轉型改革」，看似重要，但就一般民眾而言，那是政客的語言，能不能照顧好自己的肚皮比較重要。

如何為台灣經濟把脈、推進台灣經濟應是目前重中之重的工作，可惜當年那些為台灣經濟擘畫，且敢向威權領袖直言的財經官員似已一去不復返。

現在不僅看不到令人振奮且萬眾一心的國家發展宏圖與經濟建設，當朝的官員如五日京兆般的輪換，更多的只是唯諾或執行政治正確的官員，甚至還有不知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為何物的官員。

台灣的困境已十分嚴重，如果再由這麼多知識淺薄、眼光短視的人來領導國家，井下之蛙永遠不會變王子，他們領導下的台灣，也恐難以翻身。

筆者家對面即住著一位來台廿年的陸配鄰居，談到許多來台陸配社群對台灣當前政治經濟環境的觀感，這些陸配不約而同地指出，拖垮台灣經濟最主要原因就是，這些年來台灣不為蒼生只為私利的政黨政治惡鬥。

蔡政府一直想以向美方購買戰機或進口美牛等條件來討好美國，但國際關係是現實且殘酷的，講的是籌碼與實力。現實主義是永遠的主流派，相對於中國大陸十三億人口的龐大市場商機與中國早已是美國最大進口消費國，加上面對北韓核武威脅與許多國際重大爭端的合作關係，美國川普總統是最精明的生意人，再怎麼盤算也知道美國寧可得罪蔡政府，也不可能得罪世界第二大國強權的中國大陸。

以台灣的外交與籌碼，蔡政府實在不應螳臂擋車與大國對抗，而應定下心來解決台灣長期大學畢業生低薪與經濟成長停滯不前的問題。卅年前蔣經國總統與孫運璿院長時代創下了經濟成長的台灣奇蹟，如今安在。

我相信台灣人要的不是假名假相的台獨，而是提高最低工資，保障不要每天面臨武力戰爭的恐懼，這樣的領導人才是人民之福。名稱有什麼關係呢？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芬芳如故！

這篇社論很清楚的將前述論壇中三個面向的議題作出結論。一、從一九九九年到現今的影像資料或是科學調查論述，大潭藻礁生態的珍貴性已是被確定，同時也獲得學界超過二百位學者以及七千六百名國際連署的支持。因此，大潭藻礁生態本身與在此發現的柴山多杯孔珊瑚一級保育類動物的法律地位，是值得立即進行保育的作為，縱使主管保育業務的林務局仍認為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調查確認。

二、在法律層面上，觀塘工業區開發案在環評上的爭議仍會爭議不斷，不管是對於環評法下的環差審查、野動法對於一級保育類珊瑚的保護認定，以及未來可能走向如美麗灣開發案，十年行政程序法無止境的行政訴訟，埋下了伏筆。

三、不管是否滿足或是延後二○二五非核家園的政治承諾，從選址地點的氣象、海域生態條件等論述來看，將要摧毀桃園藻礁的觀塘港很清楚是最差的選擇，而台北港才是作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最佳的場址。然而，中油只是九官鳥式的重複自五二六以來的說法：觀塘港為無法替代的唯一場址。

在保育和開發大潭藻礁作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的兩列火車正在準備進行對撞的同時，由內政部主辦的「共生方舟2.0」國際濕地研討會在今天登場。這個由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委託「台灣濕地學會」承接會議，邀請了多位國際濕地相關的學者，希望透過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區域合作進行「濕地科學保育及人才培育」。很諷刺的，以「生態不好、生物多樣性不高」和「降級」一級保育類珊瑚就能判死可視為台灣重要濕地大潭藻礁的中油諮詢顧問，如何能夠訓練出具有真心研究和保育台灣濕地的人才呢？

尚未出帆的共生方舟，早就沉沒於糟蹋大潭藻礁的觀塘港了！

董氏基金會曾調查發現民眾雖懂得為健康挑著吃，但有八十八點六％民眾吃不到衛福部建議的每天二份水果，甚至有一成民眾以為「吃蔬菜就夠了！」台灣雖號稱水果王國，但國人最大的飲食問題恐怕就是水果攝取量嚴重不足。

香蕉買氣疲軟，農糧署副署長說，夏季天氣熱，國人不愛吃甜；我倒認為，夏天人體需要補充較多水份，蕉果水份少，因此購買的也少。其實香蕉營養高，很適合全家老少。

筆者有晨跑的習慣，以前常對慢跑前要不要吃早餐十分困擾。因為早餐後馬上運動怕會胃痛，但若空腹又會感到餓。後來香蕉幫我解決了這個困擾，其營養價值高，吃了後可以馬上消化，迅速補充體力。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運動員常在比賽過程中人手一根的原因。這次世大運最受外國選手歡迎的水果，第一名就是香蕉！

最近因為植牙，無法咬塊狀水果，香蕉軟Ｑ則是一個好的選擇。到現在我仍把香蕉當飯前飯後水果，不僅能均衡攝取到維生素、礦物質等營養，又能以行動支持農民，想了就覺得很有意義！

最有利標「異質」規定原移植GPA政府採購協定而來，畢竟國際認為政府若干特別採購標案規範之訂定，有時具高度複雜性，或僅能作功能性規定，以致個別廠商就工程、財物、勞務之提供，會有不同技術、品質、功能、效益之「異質」產品或服務，因此需採最有利標評選機制。它與機關採購標的具單純性、重複性、規範制式化，只要比出誰價格低，就決標誰之最低標，在採購作法上有基本條件與性質上的巨大差異。而今修法卻把採最有利標的「異質」條件與性質刪除，讓採最有利標與最低標的規定模糊化，並認此後即可大量採用最有利標，真是錯打方向盤、走錯路。

採購法施行已廿年，最有利標的行政命令、規則、解釋均已完備，標準作業手冊也為大多數承辦人員熟悉，只因其作業程序複雜冗長、人力花費較多，較少被採用。但如工程會吳宏謀主委所表示，現今政府採最有利標決標者已達五成。此一比例已十分合理，似無須再把最有利標「異質」特性強制刪除。

另如依新規定，「非異質」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均可採最有利標，則除把原可採簡易方式辦理的最低標複雜化、冗長化外，真不知未來評選標準要如何訂定？充其量僅能訂出最低標準，但是廠商所能提供之產品或服務不具異質性，而機關卻仍辦理評選，終會造成既非最有利標又不是最低標的四不像現象。甚者，如大多數評選委員與機關有長期合作關係，也會使評選委員只會選出機關屬意之廠商，而非真正最有利於機關之採購標的，斲喪採購之公正性。

機關承辦人員長期不願採用最有利標，不在於是否屬於「異質」採購，而在於如何備有一套較簡易、較省時、較省力的作業準則或作業手冊，讓他們易於操作；評選委員能否找到公正、客觀、誠信的專業人士；內部工作小組之評估與評選委員之看法有巨大差異，要如何處理並納入會議紀錄；如何避免評選結果被爭議廠商認為承辨人員圖利得標廠商而被提告等，這些問題能解決，承辦人員才不會憚於採用最有利標，也才能客觀評選出最有利政府之採購標的。

此次採購法修正待商榷之處仍多，例如新增第十一條「成立採購審查小組」，會否造成以後出了問題大家都不必負責；又如第卅一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五十條第一項第四款「虛偽不實」之修正，不以故意為要件，恐會造成廠商投標之規格文件係由其他供應商提供，他未必瞭解，日後機關查有「不實」，其押標金卻被追繳，而衍生更多爭議。凡此總總，但願工程會不要走錯路招致重大民怨。

實則若依政府經費核銷規定，不僅歐巴馬的演講費只有二千四百元，他的住宿費也只有一千八，換言之，大概只能請他委屈住在設備簡樸的教師會館。至於交通費，也只能乘坐經濟艙，而且從他家到機場的路途，說不定未達政府規定的哩程，還不能支應任何費用哩！而如果他是受大學邀請演講，那麼依多數學校的辦法，邀請單位只能請他吃每餐二百五十元台幣的東西。

想想，這是多麼「有趣」的狀況？當然，聽到這種招待規格，多數在各領域極有成就的人是不可能接受邀請的，除非他佛心來了，或是熱心公益，不太計較名利。

筆者曾擔任系所主管，某年承辦世界華文作家大會，邀請甫獲諾貝爾獎的高行健前來演講，對方經紀人一開價就是一萬美元。後經我協調「減價」，降至十萬台幣，但若不是溫世仁基金會伸出援手，照政府規定，依然不可能請到諾獎得主現身。至於高先生到了本地的招待，就只能自己費心張羅了，必要時只有一個辦法：自掏腰包。

沒錯，公部門許多無法與時俱進的規約，都是在「拗」承辦業務者自己想辦法，等於間接鼓勵做事者巧立名目，甚至偷桃換李。前述邀請來賓的狀況若用在一般公教人員身上，那更是毫無道理可言。

以出差為例，交通費只補助出發地車站與目的地車站間的票價，至於自家至車站，或是車站到實際出差地間的車資，往往是出差者自己負擔，有時甚至連誤餐費都沒有。住宿就更麻煩，有些職等較低的公教人員，住宿費只有區區一千四或一千六，若至大都市出差，訂不到公教會館，當然只能自掏腰包補齊價差去住民營旅店了。

固然，政府法規必須考量「防弊」，但防弊過了頭，綁手綁腳，不僅有礙「興利」，甚至迫使承其事者鑽法規漏洞以因應之，形成另一種弊端。幾年前曾爆發大學教師研究經費核銷項目不實的情事，大抵正因公部門這種食古不化的規定所致。政府思維不能與時俱進，又如何率領國家邁向新紀元？

兩年來，全國學校行政、老師、各科學科中心，為了這部十二年一貫課綱，動員研修共備，人力物力心力耗費難以數計。但為了台灣教育的更新整合，大家捲起袖子幹活，自豪而無怨言。但自從教育部重新改組課審會，並納入學生委員後，氛圍丕變。嫻熟操弄議事技巧的人士，帶著「實習生」衝鋒陷陣，開始逾越分際，越俎代庖。國文領綱普高分組先搞出「網路選文」這種荒謬的事，課審大會緊接著或拖延議程，或違規翻案，糾纏不休，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完全無視於後面還有四十幾個課綱待審，更不在意一○八年學生手上拿不拿得到合宜的教材。

過去研修課綱，「課審」只是個程序，沒有違背總綱原則即可。現在變成以外行霸凌專業，政治霸凌教育，不但延誤了課綱施行的期限，又造成學界撕裂，社會情緒挑動。甚且「不適法」痕跡處處可見，明明是百年樹人的大業，但整個過程卻是反面教育。

一、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三條：「課程綱要之研究、發展、審議及其實施，應秉持尊重族群多元、性別平等、公開透明、超越黨派之原則。」但是，一○八課審大會委員資格，要經過課審會委員審查會通過，而審查會委員又由立法院推舉，這種程序從一開始就注定強勢政黨必定介入，不可能超越黨派。

二、九月十日教育部長明明已諮詢在場委員有無異議後，做出文言文比率回到原案的決議。卻在執政黨立委強力干預下，九月廿三日硬生生翻案，把文言文比率降到卅五到四十五％。為了滿足「位高權重」的立委，卻踐踏了行之五十年的《會議規範》，視廿餘位院士的呼籲、五萬人連署如無物。

語文領綱本已審查完成，一○七上路。卻因一些委員身分不符規定，既為課發委員又兼課審委員，有「球員兼裁判」之嫌。於是，教育部重聘十一名委員，時間耽擱，才延至一○八上路，沒想到又二次出包。

八月課審委員藍偉瑩借調國教署，負責課綱相關專案，教師借調國教署，就屬於可被政府「制約」的公務員，應算官方代表。依照前例，她當然也是「球員兼裁判」─既是課審委員，又執行相關政策。官方代表不可超過十二人。加上藍委員變成十三人，教育部要知法違法嗎？違法則課審會議決全屬無效，多開一次多浪費一次公帑。但看情形教育部準備硬拗，反正一黨獨大，即使課審會中家長代表不是家長，教師代表不是教師，你能奈我何！

撐傘走進風雨，彷彿聽到朗吟：「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蘇子啊！未來的世代還能享受這種喜得知己的美好嗎？

雖然香蕉價格崩跌，高麗菜卻悄悄漲價！猶記得幾個月前高麗菜和香蕉一樣慘跌，市場一顆不到廿元，甚至路邊攤還有人賣十元，但最近在超市或市場卻已漲價不少了。

去年颱風過後，蕉價高漲，農民一窩蜂搶種，結果產量過剩，蕉價崩盤。而高麗菜也一樣，颱風過後，一顆高麗菜高達二百多元，農民一樣搶種，結果高麗菜的價格也是慘跌，每年同樣戲碼不斷重演著。

如今又是高麗菜栽種季節，還特別提醒務農的公公，高麗菜少種些，千萬別種太多，以免屆時又乏人問津。也提醒農民們，種菜前想想這些不斷重複的教訓，可別再重蹈覆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