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內閣發布另一波人事異動名單，陳金德代理宜蘭縣長果然在名單之列。陳金德上一個職位是中油董事長，因為八一五大停電是中油肇禍，在各方壓力下不得不請辭負責。如今不到三個月，陳金德已派任代理縣長，明年還可能代表民進黨出戰宜蘭縣長寶座，所謂政治責任，已雲淡風輕。

不只陳金德，停電事件後，請辭的還有經濟部長李世光，以及負責督導國營事業的經濟部次長沈榮津。結果直接業管中油、台電的沈榮津，不但第一時間就被慰留，接著還代理、真除部長，官運亨通。至於李世光，不到兩個月，就被任命為工研院和資策會的董事長。

陳金德代理縣長，連自家人民進黨前台南縣長蘇煥智也看不下去，提醒蔡政府要「注意觀感」。但這豈止是觀感問題？政務官為政治責任下台，結果卻是虛晃一招，不但把選民當笨蛋，也視官箴如無物。

從另一個角度看，大停電根本原因是民進黨的能源政策，李世光、沈榮津或陳金德都只是代罪羔羊，為大停電止血，翻身再起可以預期。但這讓人想到一銀董事長蔡慶年，他在慶富案調查報告出爐後被撤職，但蔡慶年幫慶富處理聯貸，不也是落實蔡政府的「培植國防工業」政策？

說穿了，為政策負責不是重點，是不是自己人才是問題。蔡慶年既是馬政府時期任命的董事長，出事只好拍拍屁股走人。至於民進黨自己人，等政治責任的賞味期限過了，絕對不用擔心沒有安排的。

川普的亞洲五國行，所有鎂光燈都聚焦在北韓問題及貿易議題，但對美國的亞洲盟國來說，最關注的卻是：川普要如何建構美國的新亞洲政策。因為自從川普上台後，在「美國優先」的大旗下，先後揚棄歐巴馬時期的「亞洲再平衡」政策及ＴＰＰ經濟戰略，此後美國就再也沒有明確的亞洲政策，這讓美國的亞洲盟友惶惶不可終日，紛紛利用川普此行來探詢美國亞洲政策的新路徑。

也許是商人個性所致，對立場反覆的川普來說，他從來不喜歡被明確的政策約制，而善於以模糊言語來爭取政策的最大彈性空間，這也難怪川普在亞洲行首站日本，除了再次恫嚇北韓不要低估美國的決心外，一方面在飛抵前稱許習近平地位崇高，一方面又在落地後盛讚美日兩國是最堅實的同盟，這讓安倍晉三摸不著頭緒。

然而，美國的亞洲盟友早已習於被美國亞洲政策的框架約制，也依此來找到抗衡中國大陸崛起的底氣。因此，安倍這次先以鋪陳高爾夫球外交來極力交好川普，接著在正式會談中就其抗衡中國大陸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形成美日共識，強化美國、日本、澳洲及印度四國的軍事合作，以此尋求美國對日本軍事承諾的再保證。

其實從戰略層面來看，美國根本從沒有離開過亞洲。川普上台後，雖然結束歐馬巴的「重返亞太」戰略，但他把北韓列為優先解決的議題，並以軍事嚇阻及經濟制裁來壓制北韓發展核武，同時加速在南韓境內部署薩德系統，在日本境內設置愛國者三型防空導彈，更計畫引進最新型的「宙斯盾」導彈攔截系統，美日、美韓軍事同盟仍然是美國亞太戰略的兩大支柱，只是戰略重心從防堵中國大陸轉向壓制北韓。

其次，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戰略路徑，似乎也沒有改變。這次川普在行前把亞太地區稱之為「印太地區」（印度洋—太平洋），首度把印度與亞太地區連結並稱，這與印度的「東望政策」遙遙相望，更與安倍近期所推動從東南亞、澳洲至印度的菱形戰略不謀而合。換言之，在川普新亞洲政策的圖像中，中國大陸仍然是美國亟欲抗衡的潛在對象，只是換個名稱罷了。

但在戰術層面，與過去歐巴馬的「亞洲再平衡」政策相比，川普新亞洲政策的操作卻更為細膩。歐巴馬時期圍堵中國大陸的政策，之所以沒有產生效果，最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找到施壓點，如今川普改弦更張，透過向北京施壓來解決北韓問題；美國已經知道中國大陸對北韓的控制能力有限，但北韓核武問題沒有進展，卻可以歸咎於中國大陸的不力，同時還可以用中美貿易摩擦及台灣問題來作為與中國大陸討價還價的籌碼。

此外，過去的「亞洲再平衡」政策，是犧牲美國經濟利益來建構ＴＰＰ，以抗衡中國大陸所主導的ＲＣＥＰ，而川普上台後宣布退出ＴＰＰ，表示今後美國不再以提供經濟優惠來維持同盟關係，反而在美國利益優先下，要求同盟國向美國提供經濟利益作為與同盟國家之間的樞紐。這是這次安倍在川普還未抵達，便急著送出五十七億日圓資助美國第一千金伊凡卡的基金會的主要原因；而川普也當面極力要求日本解決雙方貿易不平衡問題。

可見，戰略模糊、戰術清晰似乎是川普新亞洲政策的主要特性，而解決北韓問題及降低美國貿易逆差是兩項主要目標。在模糊戰略下，拉攏中國大陸施壓北韓與美日共同圍堵中國大陸，似乎可以並行不悖；而對等的軍事同盟關係以及使用者付費，則成為美國與亞洲盟國互動的新模式。

只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在日本及韓國紛紛獻上經濟大禮後，舞台便轉換到美中關係上，盟國都在看，川普到了北京之後，在北韓問題上要如何施壓中國大陸呢？因為那才是檢驗川普新亞洲政策真與偽的關鍵。

據聞博通在最近即可能開出以股票與現金主動收購提案，價格約每股70美元。高通股價這兩年多來都不曾到達這個水準，近幾個月股價更是低迷，主要是與蘋果在晶片價格、專利和反競爭行為等方面的法律爭議持續升高之故。

根據分析，此項併購對雙方而言都有相當的綜效。在業務方面，高通和博通在多項產品領域有競爭關係，包括Wi-Fi、藍牙、GPS、射頻收發器與功率放大器等，合作可提升雙方的占有率。另外，博通2014年退出基頻晶片事業、2016年將物聯網部門售予Cypress後，高通於此兩項產品的業務是博通所欠缺的。透過併購高通，博通可完備在行動裝置上所有的核心通訊元件產品線。

在財務方面，高通自捲入與蘋果之間的法律糾紛以來，股價已經下跌了16％，相較費城半導體指數上漲41％，高通的股價表現顯不理想。此一併購案應有助於解決其與蘋果之間的糾紛，進而改善其財務及股價表現。此一可能併購消息傳出後，高通股價大漲19%，也顯示資本市場對此一發展的樂觀期待。

不過此一併購案是否可以順利開展，變數仍多。除了合併案須獲得各國反壟斷監管機構的同意之外，2016年高通宣布斥資470億美元收購車聯網晶片公司恩智浦（NXP），這一交易目前也尚在等待美國和歐洲監管部門的審核。

對台灣產業而言，博通本已是全球Wi-Fi、藍牙領域的領導者，而高通亦是行動通訊領域的霸主，兩者結合對於全球晶片業者都將面臨巨大壓力，特別是目前積極投入行動通訊領域、Wi-Fi、藍牙解決方案的業者。在我國IC業者方面，聯發科的產品線和未來合併後的新公司有高度重疊，包括手機、電視、物聯網、車用等，恐將首當其衝。

不過，也由於博通併購高通後的新公司於部分產品線在全球幾乎都占有高度主導性的優勢，可能會受到各國政府的反壟斷調查。此外，許多品牌業者為避免受制於單一業者，會積極尋找第二、甚至第三供應商，我國相關IC設計業者應有機會趁勢重新進入品牌業者的採購視野中，爭取成為產業鏈的關鍵少數角色。

在手機產業方面，博通與高通均與我國手機廠商保持長期的供應關係，預期博通併購高通後，合作關係不因此有顯著變化。

然而新公司在手機核心通訊元件市場幾已形成壟斷狀態，包括基頻晶片、射頻收發器、功率放大器、Wi-Fi晶片、無線充電晶片等。新公司於這些市場具技術優勢、且市場無其他足可匹敵的競爭對手下，台廠採購的議價力恐將大幅削弱，不利於我國盈餘空間。

至於博通併購高通後的新公司是否改變現階段高通備受爭議的專利授權模式，目前態勢並不明朗；唯在新公司期待儘量降低額外的法律成本前提上，或許會加速目前與蘋果之間訴訟的和解。

這幾年全球半導體產業購併連連，除了突顯產業競爭已進入規模競賽之外，也反映研發成本高昂及投入回收之巨大風險。

台灣半導體產業過去在產官學研的努力下，雖然在人才培育、資金導入、基礎設施建構、技術研發、客戶關係建立等已有不錯的基礎，但面對未來嚴峻的形勢，仍待各界共同努力，不僅應尋求更有利的發展定位，更應思考如何緊密合作，發揮群體作戰的力量以維持台灣半導體業長期競爭力於不墜。

二○一五年九月我代表政府召開國際記者會，提出我國「自主溫室氣體減量貢獻」承諾，預計到二○三○年，台灣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比二○○五年的排放量低百分之廿。記者問我：「有機會嗎？」我說，我國在七月間已經明令公布「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這是政府依法行政要遵循的，該法規定在二○五○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要比二○○五年的量減下來至少百分之五十。

言猶在耳，口沫未乾，今年最新的排放結果出爐，狠狠打了個大耳光，因為能源部門排放量大幅上升，主因為我國能源部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三百多萬公噸，創下十年最高。

經濟部官員表示：「減碳很重要，不缺電更重要」，坦言這兩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增是因為增加了火力發電所致；環保署官員則要大家向前看，認為明後年再生能源補上來後，溫室氣體排放量就會應聲而減。環保團體則大聲疾呼，要求燃煤電廠降載，多用天然氣發電。

考察過去十多年的發電燃料組合，近廿年來核能發電的裝置容量一直維持在一個固定水平（五點一四ＧＷ），但因政治干預而使發電量起伏不定，在二○一四年達到最高（四二四億度電），卻因立法院決議（核一廠二號機及核二廠一號機暫停運轉）因素，在過去兩年不斷下降（各約三六五億度、三一七億度），這電力缺口顯然要靠其他發電方式來彌補。環保署長寄以厚望的風力發電維持在十五億度上下，而太陽光能發電由五點五億度上升到十一點三億度，算是模範生，但對於減少核能的一○七億度缺口而言只是杯水車薪（多了六億度）。

真正的增援大軍並非大家詬病的煤炭，因為燃煤發電從一二二○億度稍微降下來成為一千二百億度（多了廿億缺口）。補上缺口的是天然氣（兩年間增加了將近一百億度），以及燃油（增加了卅七億度）；這兩種火力發電一方面肩負了供電無虞的重責，但另方面也必然排放更多溫室氣體。環保署預估今年的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增加量大約有三百萬噸，幫我們換了一三七億度電，發一度電大約要排零點二二公斤二氧化碳。

根據政府規畫，溫室氣體排放量第一期目標（二○一六至二○二○年）要比二○○五年減二％，換言之，在二○二○年的時候，排放量應該是兩億四千八百萬公噸。回顧二○一五年的排放量，約比二億六千萬噸略低，若依照國民黨執政時期規畫，持續使用核能，在五年之間減少一千兩百萬噸應有機會做到。但是，在核能打折，核能退場，這個減碳的目標就很難達成了。

至於風能與太陽能，在二○二○年前能發出一四○億度電嗎？能源局今年七月發布的再生能源推廣計畫預計在二○二○年岸上與離岸風力各發十九億度，太陽供電發八十一億度（二○一六年分別是十四點六、零與十一點三億度），既已立「軍令狀」，三年後拿綠電來見！

海洋中的珊瑚礁和藻礁，就如同陸地上的雨林和綠洲一樣，是重要的生物棲地，也是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地方。如果這些棲地劣化，先進國家的作法是儘速劃設保護區，把核心區圈住，並限制開發或限縮觀光遊憩範圍，盡力做搶救工作。以澳洲大堡礁來說，由於附近開發、汙染、海水溫度上升和觀光遊憩活動，不少珊瑚礁遭破壞，珊瑚白化…有些科學家持悲觀態度，但澳洲政府還是承諾在十至十五年間投入十億澳幣，進行保育和棲地復育工作。

桃園一帶海岸的藻礁形成時間至少七千五百年，綿延二十餘公里，在民國五、六十年代，工業還沒發展以前，附近海域原是漁民捕魚，民眾休閒賞景、觀賞海生物的好去處，更是全世界淺海少數難得一見的藻礁景觀。這幾年來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東海大學及中研院投入較多的時間和研究人力，才讓這塊寶地的寶貝逐漸為世人及台灣人所理解，也引發當地環保團體關注，終於有最近「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的設立，但仍被不少學者和環保人士批評劃設範圍太小了！

令人遺憾的是中油計畫在桃園觀音大潭外海興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這會因而破壞數十公頃藻礁，而這種破壞是幾乎是不可能恢復的；由於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並不是沒有替代方案（如台北港），但執政者偏聽，又想速成，而且打著「二○二五年非核家園」不能缺電為由，執意要做，終於引發學界及環團的國內和國際連署。

目前國內連署包括重量級院士李遠哲、廖運範…，已有五千多人連署，再不好好處理，小英政府會像當年馬英九的「國光石化事件」一樣，既失民意，又喪威信！最耐人尋味的是環團和連署的不乏親綠人士，而立法院又有兩位曾和環團、農團站在一起的重量級立法委員，執政者尤其是院長和經濟部長，怎不好好移樽就教？

小英總統執政之初曾要求閣員、黨員「謙卑、謙卑、再謙卑」，如今短短一年多，歷經許多事件，包括這次大潭藻礁事件，我們實在看不出執政官員和民進黨黨員最起碼的尊重專業和謙卑！

在許多人心中，德國在氣候保護上總扮演著領頭羊角色，不只大力發展綠色能源，再生能源的發電量成長超乎預期；但最新的數據顯示，如今德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還高於二○○九年，越來越多組織質疑：聯邦政府的承諾可信度越來越低。

第廿三屆聯合國氣候峰會，六日在德國波昂上場，原本今年氣候峰會大會主席，理應由亞洲國家擔任，但在中國大陸與日本都拒接，結果落到斐濟這島國，但斐濟當地無法接待來自全球兩萬五千名的開會代表，最後由波昂作為今年峰會地點。

隨著氣候峰會召開，各種資訊也陸續披露，環保被視為已內化到生活中的德國，過去常被讚許是氣候保護的先驅，實際數據卻非如此。

科學家出身的德國總理梅克爾，從原本的擁核者、到日本福島事件後面臨壓力，轉而宣布德國要邁向非核家園；近年來也確實大力發展風電等再生能源。

曾有風電支持者到德國製造風電機的工廠參觀後形容，現在德國生產風電機的產業就跟生產汽車差不多。

四處可看到的風車電機、整片的太陽能面板田，遇到天氣適合時，再生能源一天的電力足供整個德國使用。

不過，實際狀況是，在儲電等技術問題下，德國大量的再生能源，多數以低價出口賣給歐盟其他國家，從二○一五年至二○一六年，德國全部消耗的電力中，綠色能源所占的比例，還遠低於火力發電。

德國大選後，最近正在談判的「牙買加聯合政府」（籌組聯合政府的基民黨和自民黨、綠黨三黨代表色放在一起酷似牙買加國旗），有團體要求讓煤電等火力發電減少五成以上；對汽車等交通工具的排碳量更要訂出未來幾年的限制額；但以環保起家的綠黨，及以發展產業優先的自民黨，在此一議題上的主張南轅北轍，連梅克爾都直言，目前聯合政府的談判相當「困難」。

德國政府對於減碳目標曾作出相當大膽的承諾，除歐盟要求在二○二○年比一九九九年減少四成，更允諾到二○五○年要減少八成至九成五。

想要達到目標，德國去年的排碳量要維持在七點五億噸以內，但實際卻製造了超過九億噸的二氧化碳；不只德國聯邦環境部擔憂，如果不改變現有的策略，到二○二○年的第一階段的減碳目標恐難達成，環保社會對政府提出的質疑與批判也越來越大。

慶富案調查報告出爐，一場腥風血雨的責任追殺即將在國防部內引爆，恐怕也將影響後續國艦國造的政策推動。報告指出的國防部五項缺失都是技術層面的問題，但更重要的制度與專業（採購制度與合約管理）不夠周全的問題，顯然沒有被注意到。如果要議處一個不周全制度下的執行者，不但無法根本解決問題，反將對未來國軍武器採購承辦人員產生衝擊。

從制度面觀之，我國政府採購立法，是由工程會主導立法過程。美國聯邦採購法的立法，是經由聯邦總務署、太空總署以及國防部三個單位共同草擬的法案。反觀我國當初立法，工程會是否了解武器採購的複雜性與變異性，國防部有無提出立法建議，都值得檢討。

以往國防武器採購主要是循美方軍售管道，是美方政府代替我政府採購武器；大型武器研發製造也大多是國防部所屬單位負責，因此沒有政府採購的環境條件。換言之，八十七年制定的採購法是否適用當前推動國防武器自製的採購環境，值得商榷。

以慶富案為例，如果根據美國聯邦採購法的運作模式，慶富取得標案的同時，必須遵守聯邦採購法規定，將公司內部會計資訊公開接受美軍合約稽核署的稽核檢查，以確保合約履行的風險管控。美軍為分擔合約商的履約風險，也可以根據聯邦採購法法規，協助合約商取得財務資金的貸款保證，使購案能順利進行。試問國防部面對如此複雜的武器採購，有無相對可資運用的法條工具，這個答案是清楚的。

再從專業面看，本次弊案凸顯國防合約管理人才的專業不足。現行採購制度的運作，很大部分關注在程序是否合法。政府採購的教育訓練也大部分投入在採購法規的嫻熟與流程的正確。但對執行購案所需的合約管理專業人力，卻未見等量齊觀的重視。

像慶富案涵蓋的專業包含造船技術、財務分析、成本會計、契約設計、議約談判、專案管理等，國防部這些專業人力是否充足？面對如此複雜的購案，合約管理是正式編制還是只是臨時性的任務編組，也都是個疑問。如果只是著重採購流程，而忽視合約管理的多面向專業制度，類似弊案還會發生。

國防部針對大型購案都有聘請部外律師與財務管理顧問公司，可是慶富案顯示，這些外聘人員幾乎無法協助國防部防止弊端的發生。期望國防部能夠痛定思痛，盡早建立制度培養專業人才，以免重蹈覆轍。

國防武器採購如果沒有健全的制度與專業，即使神仙來承辦購案，也無法避免弊案不再發生。這是慶富案帶給我們的正面啟發。

文化部明年將試辦「文化卡」，發卡對象為十六歲高中生，可運用卡片點數看表演、逛展覽，鼓勵青年藝文消費，並帶動整體藝文風氣提升。對此政策我舉雙手贊成，但建議發卡對象應向下延伸，且陪同參與藝文活動的家長也應能享受部分優惠，成效將更形顯著。

雖說青年為藝文消費之大宗，但似乎侷限於熱門音樂、影視、科技、時尚等流行文化，而古典樂、舞蹈、戲劇、曲藝等若非曾有涉獵，否則較少問津。

先前觀看尚和歌劇團在高雄的歌仔戲演出，熟識的團員們告訴我，每逢寒暑假，都會適時推出兒童劇或相關研習營，吸引未來主人翁認識歌仔戲，進而喜歡歌仔戲；否則現下歌仔戲觀眾多半集中我們這些幼年時期受野台或電視耳濡目染的中老年人，寥寥可數的年輕人，也多半是中小學階段曾經接觸過歌仔戲的學習或社團者，未來恐有嚴重斷層危機。

青年人的藝文活動參與行為，早在幼年時期透過父母親職教育的潛移默化，而建立根深柢固習慣，所以與其單單補助十六歲以上的青年族群，倒不如向下延伸至五、六歲學齡前。

如政府可提供每人每年兩千元的藝文展演全額補助經費，超過額度者，則補助比例依層級漸次減少，像兩千元至一萬元補助門票費用五十％，一萬元以上至兩萬元廿五％，而陪同兒少參與的家長也可以得到八折補助等，如此勢必可以提升國人藝文活動的參與意願，否則單單挹注早已不喜歡看展演的年輕人，又能有何成效？

行政院為「五缺」中的「缺地」問題，提出的解方是在「產業創新條例」增訂「（三階段）強制拍賣」條款。本文試從過去的歷史，提出其他解方，而且不涉及新訂或修法等成本。

一、徵收空地稅：現行土地法、平均地權條例、土地稅法早有空地之界定，並授權地方政府可徵收空地稅或照價收買。

過去即有兩度實施空地稅政策，第一次始於一九七一年台北市開徵空地稅，一九七二年台灣省跟進實施，後續因一九七三年國際能源危機，中央發布限建令，才停徵空地稅。第二次則在一九八○至八一年，台北市和高雄市也都曾劃定特定區域開徵空地稅。但一九八一年以後，也是因石油危機使總體經濟與房地產持續不景氣，一九八五年行政院遂通過財政部「暫時停徵空地稅與照價收買函釋」，而此函在二○一一年被行政院廢止，亦即工業區閒置土地徵收空地稅，完全於法有據且有經驗可循。

可惜行政院解禁「停徵空地稅」後，除了在二○一三年，嘉義縣政府對台糖公司在縣政特區周邊土地，認定其嚴重阻礙縣政特區（太保市）發展，而祭出高額空地稅爭議事件外，反而未見實施案例。

二、照價收買：強制拍賣條款前，政院亦曾討論過強制買回的可能性，惟考量憲法保障人民私人財產權等，故未採之。實務上，宜蘭縣政府就曾強制拍賣過台塑利澤工業區土地。

大法官釋字第五一五號解釋指出，工業區土地廠房若未依規定使用，強制收買規定，是為增進公共利益的必要行為，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並無牴觸」。因此，與其說此途徑有違憲之虞，不如說其後續爭訟成本較高。

據此，筆者指出兩點：一是國產局二○○六年標售信義聯勤俱樂部土地，得標者（新光人壽）陸續取得毗鄰私有畸零地後，未經開發使用即於二○○八年轉售，獲利高達卅七億元等。國產局曾研擬「國有非公用土地出售後之原價買回辦理原則」因應，後續更宣示「未來大面積的國有土地只租不售」。因此照價收買亦具合憲性、公益性等。

二是延伸思考：有空地稅，那是否有可能實施空屋稅？二○一六年台北市等衍生自房屋稅加徵的囤房稅即有此味道。

筆者要強調的是，地方政府前多為招商（或炒地皮）極力爭取工業區的劃設，後續卻對閒置土地無計可施嗎？當然基於事權統一等，工業區係由經濟部負責，然而實務面，地方政府不僅有上述法源、案例可遵循，亦多會另定如高雄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台南市亦有同名條例）等，賦予市區內空地或空屋的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等）應負之維護管理責任，以及對空屋有即時處置必要之行政規範。

工業區土地不僅與地方發展攸關，亦是全民資產，如何讓稀少性土地資源讓有意願、能力的人來擁有經營，當由中央與地方合作多管齊下，以抑制投機炒作之風。

上星期行政院公布獵雷艦的調查結果，在招標過程與得標者慶富造船的詐貸案，國防部與聯貸主辦行第一銀行有諸多缺失，使得國艦國造的政策觸礁。四年多前，台北雙子星開發案第五次招標得標者，未在規定時間內匯入履約保證金，而遭取消開發資格，同時也爆發弊案。另外，還有一些大型民間建造、營運，之後移轉給政府案（ＢＯＴ）也都傳出建造問題與進度延宕。

以上顯示，由於這些專案的未來具備不確定性，而一開始政府為完成招標，傾向會降低投標者資格與財力的要求，因而較有資格者不願投標或投標條件較硬，而得標者卻「來者不善」，也可能引發貪瀆弊案。這些有問題的得標者普遍存在高度槓桿、投標輕許承諾，得標後又要政府協調公股銀行參與聯貸，甚至由公股機構參與投資。

基本上，這些個案屬於專案融資，顧名思義是植基於一個專案的貸款契約，主要著重於該專案未來的現金流量以及相關的商業契約架構，藉以管控銀行撥款額度與時間，以及掌握借戶還款金流，降低專案不同階段的風險。同時，專案的現金流量常會隨景氣波動，主辦銀行要有控管融資風險的設計，也需具備該專案建造、營運之技術與業務的專業知識。

專案融資在招標與授信審查時應注意什麼？以慶富取得國防部獵雷艦建造案而言，國防部實不能輕忽投標者製造能力與一定財力的重要性，否則就會發生來者不善的情況。

而第一銀行籌組聯貸案理應如何審查？首先是慶富有無籌組國內外建造團隊與財力，足以完成本案，取得國防部之付款。直覺而言，既然本案是由國防部辦理招標，聯貸銀行應該可以相信國防部，惟就此案仍然產生疑慮。由於本案是首次獵雷艦之國造計畫，國防部也在摸索，除了大幅降低對投標廠商的資本額要求外，在其他方面，也被行政院指出有明顯缺失。

其次是聯貸案撥款的額度與時間，是否與國防部採購合約相符。本來應該的作法是由國防部、慶富造船及銀行團訂立三方合約，建立銀行團在撥款有審核及查證機制，然而本案國防部基於機密並無三方契約，導致銀行團遭慶富以不實合約詐貸，資金被挪到海外私用。第一銀行無三方契約，即使有要求慶富增資，也實有太夠大膽之失。

再者，專案融資可設計成依照專案進度比例撥款，而且銀行團可要求銀行資金、借戶自有資金搭配；同時主辦銀行也要控好撥款對象及撥貸後管理。

其實，承接政府專案的放款並非無風險，而且這些專案通常擔保品薄弱，因此放款風險不能低估。相關風險來自於借戶在完工後無法通過政府驗收，而政府拒絕付款；也有可能在專案進行中，因民眾抗議、天候未配合、外界不斷檢舉或其他因素，造成進度嚴重落後，放款風險變大。當然也有可能發生如慶富之詐貸或資金挪為他用之情事。

政府與銀行對於專案融資仍然有很大改進空間！政府在招標絕對不能輕忽得標者的財力，否則可能招來高度槓桿的投標者，亦帶給專案完成之不確定性。同時，聯貸銀行必須瞭解該專案融資的特性，以專業來管理信用風險，杜絕來者不善的案件。

（作者為交通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