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綠小綠之間最近有番角力。小綠徐永明強力杯葛「一例一休」修法，占據發言台十一小時；大綠輪番上前勸說無效，邱議瑩還留下一句「太陽花大崩潰」的譏評，引發網民圍攻。徐永明的占領演出，可能擄獲眾多基層勞工的心，屆時誰會崩潰還不可知。

但引發爭議的，還在後頭。賴清德事後發簡訊給黃國昌，認為徐永明對議事規則的解讀是錯的，應該停止杯葛，讓議事進行。黃國昌回覆說，他認同徐永明的作法，至於要如何解讀議事規則，則是立法院的權責，行政院根本管不著。言下之意，賴清德已經撈過界了。

根據憲法的五權分立原則，行政院長越界去管立法院的事，確實不當。賴清德甚至還發簡訊給在野黨立委，去「指點」與評論對方的作法，就撈過界太遠。月初賴清德拜會吳敦義，是定調為現任行政院長向前行政院長請益，地點選在吳敦義卸任副總統辦公室，兩人雙手一握，獲得好評。但這次不同，賴揆私下傳簡訊給黃國昌，從黨、從政的角度看，名不正又言不順，兩人私交也沒那麼好，到底算什麼？

賴清德凡事過度熱心，急於表態，難免發生這類撈過界的情事。剛上任時，他在國會自稱是「主張台獨的政治工作者」，就是踰權的表態。這次，他急著和黃國昌溝通，其實也反證了議長蘇嘉全的失職。一例一休付委排程均引發混戰，蘇嘉全竟裝作若無其事，任由議場變成戰場，這恐比賴揆越權還糟。

獵雷艦風暴不斷擴大，承包該艦戰鬥系統設計和安裝的美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已令下游廠商全面停工。如此一來，慶富無法繼續執行造艦計畫，國防部恐怕只有與它解約一途。此外，慶富和吐瓦魯合作造船，卻無法如期交船，甚至還將船隻拿去私貸九億元挪為己用。慶富事件若遲遲無法收拾，勢必從國內弊案升級為國際醜聞。

慶富案火勢一再延燒，主因是政府無法在第一時間掌握源頭截斷火苗，卻讓政客將它變成政治戰場，任由火花亂竄。尤其，朝野陣營不斷放話，拚命強調慶富這個「邪惡集團」是對手的同路人；由此看，慶富誠然可惡，但一些興風作浪者其實更為可惡。

慶富董事長陳慶男靠造漁船起家，藉跨足軍工產業以擴張事業版圖，原無可厚非。但他之所以弄到今天身敗名裂，主要在於「太貪」：除了獵雷艦，他還承包基隆海科館，又在中國大陸投資主題樂園，大肆擴張，過度操作財務槓桿的結果，終致周轉失靈。慶富更鋌而走險，偽造文件向銀行團詐貸，這是典型經濟犯罪，也是「蛇吞象」不成而身亡的標準案例。但是，當初若沒有朝野政治人物的競相「加持」，慶富何以能如此自我膨脹？

馬政府時代，慶富獲公股銀行聯貸；蔡政府時代，獲得軍方提前交付履約款，經費甚至來自其他軍購「流用」。前後兩朝的問題其實一樣，因為「國艦國造」的目標太過「偉大」，導致相關的行政、放款、徵信和監督程序都變得鬆散，甚至自我矮化。海軍不顧合約而提前交付廿四億履約金，即是最明顯的例子。此外，不少政治人物平日與慶富私下交好，甚至暗中提供逾越法律界線的協助；一旦東窗事發，立刻跳出來痛罵「奸商」，抹黑一切合法政商關係，急著把弊案大帽扣到政敵頭上。這種行徑，讓人作嘔。

身為採購獵雷艦業主的軍方，理當嚴格監督造艦計畫的程序，結果卻只見海軍「體諒領袖苦心」的諂顏。軍購進度易受國內外因素衝擊，因此各計畫相互「調頭寸」，不能說毫無前例。但是，獵雷艦去年兩度「借款」共卅八億元，已達明年度國防軍購總額十五分之一；尤其第二次廿四億，不但挪自包括陸、空軍多項計畫，更是在無合約義務之下提前付款給慶富。如此將「便宜行事」用至極限的作法，海軍還幫部長馮世寬撇清，說海軍自己就可拍板挪錢；這種說詞，誰能相信？

這種「逢君之惡」的文化，正是近年國防沉痾的根源。例如預算長期偏低、募兵制貿然上路、廢除軍中檢審等，軍方明知高層想法不可行，卻昧於愚忠或貪圖倖進，不敢犯顏直陳，甚至搶著頌揚背書。將帥們貪戀祿位如此，這樣的軍隊如何令人期待？

在立委、名嘴將獵雷艦案吵得沸沸揚揚之際，人們並未看到政府高層的果斷拍板，或檢調體系的公正調查。在此期間，蔡總統不改上任以來遇到棘手事件即「神隱」的作風。本案事涉國艦政策及公股銀行重大損失，該如何收場，均非銀行團或軍方能單獨決定，但蔡英文至今卻無政策決斷；包括總統府可能有高層涉及關說付款，總統卻把答案留給路人猜測。更可怕的是，偵辦此案的高雄地檢署，除不斷表現出自己的辦案偏好，甚至刻意對特定新聞點釋放不實訊息以逢迎上意。在這種上推下迎的情況下，獵雷艦案當然只會被慶富詐貸問題拖著走，並隨之俱沉。

陳家父子的詐貸行徑，當然應該依法偵辦，嚴予追究。但是，如果政府無法拿出公正的立場和果斷的決策，只是任由政治人物和名嘴將此案變成政治抹黑的題材，這個案子不僅會葬送國艦國造的大夢，捅出台灣戰力的大缺口，也會把藍綠政黨一起拖下泥淖，更讓台灣變成國際醜聞的笑柄。

這兩大收購案曝光後，相關企業的股價漲跌，反映出市場對零售業轉型的期盼。亞馬遜宣布併購全食後，傳統零售業如沃爾瑪與好市多的股價一度因此重挫；阿里巴巴宣布購入高鑫股權後，投資人擔心潤泰集團賣掉了金雞母，潤泰新與潤泰全的股價不漲反跌。

阿里巴巴買高鑫、亞馬遜買全食，均是線上結合線下的商業模式，顯示電商這幾年在零售市場攻城掠地，要能進一步爭奪市場，仍必須借重傳統零售業的據點與通路。傳統零售業跨足電商的速度與效率追不上已在市場上發展多年的競爭對手，與現有電商巨擘結盟，已成為不可抵擋的潮流。

從高鑫在大陸的經營情況即可看出傳統零售業的焦慮。高鑫在大陸擁有大潤發與歐尚雙品牌，占據大陸零售市占龍頭的地位多年，但今年高鑫在大陸關閉了兩家門市，其中一家還是位於一線城市上海，已看出傳統零售業位處紅海競爭的不易。再者，高鑫今年上半年大陸分店的同店銷售衰退了0.9%，而去年同期則是衰退0.3%。

種種數據顯示，高鑫在大陸的零售市場發展已不再是一帆風順，線上市場的發展已經威脅到傳統零售業者，高鑫在賣股予阿里巴巴前，已經宣示要加強線上線下（O2O）的整合，並以多型態的零售店模式，滿足消費者多元化與一體化的消費需求。

然而，如高鑫等傳統零售業跨足電商的難度不低，以高鑫已在大陸推動的飛牛網為例，目前其活躍會員數約350萬，遠低於阿里巴巴逾5億的活躍會員數。高鑫藉賣股予阿里巴巴，縮短前進線上市場的時間，而阿里巴巴則是取得446個實體銷售據點與其背後龐大的倉儲與物流系統，並可藉由研究高鑫在大陸銷售的各種數據，優化自身的電商系統，對阿里巴巴目前還相對弱勢的物流系統而言，這亦可縮短阿里巴巴跨入線下市場的學習時間。

這股線上與線下結合的風潮，除了看得見的硬體結合外，更重要的是線上與線下雙方都掌握大量的用戶、物流與庫存資料，透過分析這些資料，能優化現有的銷售系統，建構下一世代的消費體系。零售業未來的發展將是以技術為本位，提高銷售的毛利率不再單靠進貨與銷貨，而是更依賴從大數據中找尋線上與線下兩者結合的最佳模式。

在這股線上與線下結合的浪潮襲來時，台灣必須思考要如何迎戰。此次潤泰出售高鑫股權與阿里巴巴，從多方市場訊息可看出，阿里巴巴最初應是想全面收購高鑫，但最終潤泰仍保有4.67%的高鑫股權，顯示潤泰除了收割大陸投資的成果外，也保留了站在最近距離觀察這場零售業轉型競賽的機會，未來不但可再收割高鑫轉型成功的果實，更重要的是能否掌握轉型過程中的各項技術，作為未來台資零售業升級的重要憑藉。

站在台灣產業的發展位階來看，跨國電商併購傳統零售業的風潮已現，未來台灣市場勢必會面臨新的挑戰，新的競爭對手將帶來新的商業競爭模式。本土企業除了自立自強，政府在法規、交通運輸、人才培育等領域，也必須及早因應，讓企業在這股零售革命的浪潮中，擁有技術提升與轉型的有利環境。

潤泰賣了大陸金雞母不足為懼，我們要憂慮的是，當昔日的金雞母轉型成為新零售巨人前來台灣市場叩關時，我們是否已做好準備？

慶富獵雷艦案懲處名單出爐，層級最高是四位上將，共包括海軍與國防部相關人員共廿八人次分別受到申誡記過不等的處分。國防部長馮世寬表示他已自請處分，小英總統在接見馮時表示要妥善處理此事，但未提到懲處的事。看起來從總統到國防部上上下下還未搞懂慶富到底在玩什麼把戲，只為了讓外界看到政府有在處理此事，相關部門與人員該負責的就負責，但就是不會往上究責。

原因很簡單，慶富是財務出現問題，牽拖了海軍與聯貸行庫，更重要的是財務拖累經營不善，造成的瀕臨破產危機本來就是應懲處金融相關單位，國軍卻成了代罪羔羊。政院光只是把責任推到國軍與聯貸行庫，而懲處更是拿最聽話的軍人來開刀，這樣的處置是不公不義的。

海軍廿日下午突然召開記者會，由司令領軍承擔起所有第三期付款廿四億的責任。但慶富原先要求提前付款，海軍表示沒錢，所以外傳慶富進總統府去「搬救兵」。慶富之所以需錢孔急就是因為發不出員工的薪水，還有貸款的利息要付，急著需要海軍這筆錢來周轉。等到獵雷艦脫模完成，還有慶富的「救兵」發揮作用，海軍就呈報國防部，由國防部常次核定調控，提前撥款。

整個過程海軍從被動轉主動，為何會有這樣前後不一的巨變？是誰讓海軍如此高效率地完成「提前撥款」任務，還沒有完全搞清楚真相，這份懲處名單就在總統的要求下出爐。

換言之，慶富案最應澄清的是陳氏父子到底玩詐貸玩到什麼程度？這個大爛攤子不該由海軍來承擔。這廿四億的提前撥款如何可以一路綠燈走下去？整個海軍表面上在為維護「國艦國造」而費盡心思，事實上卻是淪為維護慶富的財務周轉管道，這才是海軍最應負起的「責任」！可惜自稱「督導不周」的大鵬部長，沒有體會到海軍將士所受的屈辱，三軍統帥的小英總統更沒有體恤到海軍為推動「國艦國造」，將士「使命必達」的那份保家衛國心力。

慶富為何能得標？建造新獵雷艦的合約有沒有問題？授信的聯貸行庫有沒有弊端？……這也應是由檢察總長主動出擊偵辦的。問題是慶富已經不只是聯貸金管失序的問題，也不再只是國艦國造政策難行的問題，更是政治問題，檢方能辦到哪裡呢？敢辦到哪裡呢？

懲處名單只凸顯慶富案的荒唐，問題是它已作賤了海軍，打擊了國軍士氣，仍無法讓「國艦國造」順利上路，帶動國防工業與提升國防實力，這樣大的政策失誤，誰該負責啊！

近日桃園機場公司遭立委披露準點率甚低，屬國際排名後段班之學生，然桃機公司之反應，似無劍及履及透析根本原因，猶如坐井觀天式之管理，對桃機現況似不甚瞭解！

首先，媒體引述高達五十八％之誤點，屬「來機晚到」問題。以實務而言，若屬國籍航空來機晚到，肇因不外乎桃園出發本場就延誤，再加上部分亞太地區機場壅塞，致使加劇「來機晚到」之現象；更深一層地論述，當一架航機每天首班自桃園出發即延誤，後續執行航班均將發生滾動式延誤。若屬外籍航空，則相對單純，通常係原出發地所致。

基於上述說明，「來機晚到」來源應可分為航空公司班表過密，或機場空間設備供不應求。部分航空公司為求航機使用率提升，降低營運成本，未建構有效足夠之地停時間，於是問題班表衍生滾動式延誤問題。建議民航局全面檢視航空公司班表配置，對不合常理之班表，應要求改善。

再者為桃機設施以及管理之問題。筆者經常性差旅飛行，近來不論一、二期航廈安檢及證照查驗線旁大排長龍，已習以為常，甚至發生一期航廈旅客等候安檢線由二樓排至一樓之情事，近乎癱瘓！桃機雖於媒體對外宣稱以數據化監控管理，但無管理人員立即去應對處理，也是枉然。桃機無感、麻木不仁的管理作風，實未見與航警以及國境大隊跨單位溝通協調之改善，最會溝通的政府到哪了呢？

試問，通常航空公司旅客報到截止時間一般為起飛前四十五分鐘至一小時，旅客若趕於最後一刻報到，定困頓於人龍中，航班起飛哪可能準點！建議桃機針對人力調度協調、安檢設備是否足夠以及機場空間縱深進行檢視並改善。

此外，近期滑行道檢修，修了又修的跑滑道、夜間甚至因停機坪不足，「公告」開放航機駐停滑行道上，林林總總所謂的「航管因素」，其實是工程因素，不又再加長航機起飛前以及落地後的營運時間。以這樣劣質的地面營運管理，桃機不誤點也難！桃機實在有必要重新定義最尖峰時期之單一時點最大營運量，並反饋至時間帶管理，以及開放航空業者營運家數，方能有效解決。

國籍航空準點率不佳問題已是公開秘密，中國主要機場已展開監控，並明確警告國籍航空準點率過低者，無法獲新一季時間帶營運權，強烈要求改善，這個臉可說是丟到對岸去了！民航局以及桃機何不仿效對岸此法應用於桃機管理，有效要求航空公司配合準點。然桃機專業的機場經理人似應先內省機場現階段，建議多走動管理，瞭解問題成因，而非一句「等三航廈落成」才有解，並推拖航空業者來機晚到！

時代力量急了，因為他們的時間不多了，若不全力搶進，很快就會被邊緣化。

時力必須趕在明年縣市議員選舉，占有一席之地，成為一個正常化的政黨，以避免下次立委選舉泡沫化。不過，從現有態勢看來，民進黨不打算給時力任何機會。

目前時力在國會裡，有三席區域立委，以及拿下六點一一％的政黨票、換來兩席不分區立委，總計五席次。然而，三席區域立委是在民進黨禮讓下，時力才能在藍綠對決態勢中脫穎而出，下一次選舉，能不能照樣維持捉對廝殺的局面，時力得看民進黨臉色。

其次，政黨不分區席次上，台聯在二○一二年得票率為八點九六％，二○一六年下滑至二點五一％，其中相差六個百分點，恰巧差不多是時力的政黨票，所以有些分析認為，時力和台聯的政黨支持度高度重疊，並推論時力可能會步上台聯後塵。

這種分析有些道理，但雙方政治人物和支持者的背景，截然不同。台聯多數是從國民黨出走的政客，過去主要是以前總統李登輝為號召，吸引本土選票；時力政治人物沒有其他政黨包袱，多數已具備全國知名度，除了爭取本土票，更吸引年輕族群，以及不滿藍綠的選民。

雖然成分有別，但受制於同樣的國會結構生態，時力並未走出一條新道路，而是和台聯的策略一樣，因為對政策實質影響力有限，只能選擇在藍綠夾縫中，取巧走偏門，炒作特定議題，積極刷出存在感。

民進黨為了不讓時力占盡鋒頭，甚至處處阻礙執政黨推動的政策或法案，不得不除之而後快。雖然時力喊出縣市議員選舉要讓藍營極小化，希望促成大綠、小綠再度合作，但民進黨已定調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民進黨和時力都很清楚，一旦時力在地方選舉上缺乏進展，下次立委選舉時，時力立委想要連任，關鍵是民進黨派人參選與否。因此，時力只能靠自己，只是當下愈是力求表現，反而愈會惹惱民進黨，雙方關係愈變愈差。

時力唯一能做的是，明年縣市議員選舉全面與民進黨競爭，爭取到更多席次，擴展地方實力，確保政黨的主體性，否則，只能乖乖祈禱執政黨施政成績不佳，選民政黨票不願再投給民進黨，轉而投給時代力量。

一例一休的勞基法修法公聽會，資方代表自誇台灣很少勞資糾紛；又說台灣幾乎沒有過勞死，是勞工本身有病；勞工加班就是能力差；更有資方表示，加班上限四十六小時，侵害憲法工作權，會造成均貧，當往均富方向修法。

這些言論不單是數百萬勞工聽在耳中不以為然，可能連公務員都會目瞪口呆。在現實生活中，過勞與低薪早就是全民共識，不分藍白領與階層。有醫師過勞倒下、職業駕駛死在方向盤上、警消及公務員年年有人因公死亡和自盡。

勞工更因長期處於低薪，臨時工普遍化，委外和派遣成就業生態主流，為了基本糊口，早就成了一群沒有希望的跨世代大軍，當這麼多人不敢婚、不敢生，身旁者工作到非死即傷，若資方還在說過勞死是本身有病，當下的遍地烽火自會閃燃。

勞方配合資方代工接單的特性，加班趕單出貨，當加班費成了勞工的自力救濟加薪手段，直指出來的問題，便是資方不長進、不投資、不求技術突破，又或者自知所開的薪資，得靠壓低本薪去配合自身產業生存特性，然後用加班費來利誘勞工，得以配合訂單要求，隨時有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又能沒家庭與生活品質的勞工可用。

這些勞工現在竟還被資方嘲笑能力差，要求放寬加班時數，創造均富社會，那真讓人想反問，台灣今日貧富差距，都是勞工不努力賺加班費所導致嗎？

不論是資本主義社會、職場生態或企管理論中，最可怕的毒，就是把人扭曲成生財工具，但讓勞工不自知或以為是雙贏，但現代蓄奴也在此茁壯。然後透過金權政治，左右政府的勞動政策，最後透過法規去包裝成了無形的勞工囚房。

在這個過程中，勞工集體自覺才是唯一能力抗的方法，因為散沙的勞工，會在諸多自保恐懼中，成了職場寒蟬或被資方收編。當蔡總統自稱她心中最軟的一塊，成了任由資方吃的豆腐，且不吭聲，那清楚說明一件事，勞權是爭取來的，沒有任何政黨和政客會給你，連政府也不會，因為我們已經透過選票把政府送給他們了，這時候只能在街頭發聲。

勞基法修法公聽會，資方代表彰化縣小英後援會榮譽總會長蕭明仁說，台灣那裡有勞工過勞死？有也是本來就有病。

每個人身體承受度不同，包括勞工本身乃至於老闆，都不知道到底怎樣的工作強度會導致過勞死，所以才需要法律保障，根據多數人的情況制定一個門檻。如果法律制定的保障門檻越來越低，試問過勞死的案例會越來越少還是變多？

日夜輪班間隔由十一小時砍到八小時，就是一大問題。很多在台北工作的民眾住新北、基隆、桃園，本來的十一小時，扣掉通勤時間還可以睡到八小時。減為八小時後，壓縮睡眠時間，長期這樣吃得消嗎？身體再好的人，健康也遲早會出問題。

護理師就是常常日夜輪班的行業，有位護理師懷孕上班，疑因過勞成為植物人，二○一五年法院依職災鑑定報告，判決醫院要付一六一七萬元損害賠償，但再多錢也換不回她的健康。

七休一改為可連上十二天班也是一大問題。過勞不是一個人的事，像駕駛如果過勞發生車禍，還涉及社會整體安全權益問題，政府不能放任勞資自行決定。

二○○五年縣市長選舉，雲林縣長張榮味因案入獄，代理縣長出缺。二妹蘇治芬甫歷經初選洗鍊，贏得民進黨雲林縣長提名。那時她召集了五人小組會議，只有我反對她本身代理縣長。權力是燙手的山芋，一個人不能同時追兩隻兔子，又要代理，又要競選縣長，必然分身乏術。

後來蘇貞昌召見蘇治芬，主席見解李進勇代理比較妥當，隨後陳水扁總統召見，治芬從總統府出來後神情愉快的告訴我們，李進勇代理縣長成定局。主席與總統在對的時間，做對的決定。

李進勇當過基隆市長，代理雲林縣長遊刃有餘，對治芬的競選也有相當加分效果。先父蘇東啟、先母蘇洪月嬌都競選過雲林縣長，一直到治芬雲林縣才首度政黨輪替。勝利的果實是甜美的，開好花，才能結好果。

蘇治芬兩任縣長後群雄並起，論交情劉建國、李應元與她較有革命感情；但她慧眼獨具，李進勇學經歷完備，與可預見的對手相比較有續航力。她在初選階段，用她的聲望當賭注力挺李進勇，贏得雲林縣民的認同，李進勇一路過關斬將，治芬順利傳承交棒。

同樣的場景發生在宜蘭縣，國家名器私相授受；派系交征利，內疚神明，外慚清議，權力的覬奪，如此的肆無忌憚，一幕幕荒腔走板的場景，赤裸裸的暴露在國人面前。機關算盡，一場師出無名的選戰，只會未戰先敗，表子裡子皆輸，而且負面恐還會外溢擴散。

一葉知秋，決策的品質，新人不如舊人。郭雨新、林義雄、陳定南、游錫堃，人才輩出被譽為黨外聖地的宜蘭縣，如今卻被糟蹋淪落成這等地步，怎不令人汗顏唏噓！

黨外時代的政治人物，對社稷人民有一顆溫暖摯熱的赤子之心，並懷抱有強烈的愛國情操。在對抗威權統治的年代裡，一直是苦難相隨，望穿牢底，百折不回，前仆後繼。終能引導人民投入堆砌，構建民主法治斑斑的血淚長城。今天，民進黨執政後卻螺絲鬆了。

承受苦難易，拒絕誘惑難。莫忘來時路，衷心期待民進黨的同志們，百尺竿頭，更須努力。

正逢台大校長遴選和台灣高教多事之秋，令人想起三年半前，英國《自然》雜誌刊登的野依良治教授在記者會上的鞠躬道歉。

野依教授是當時日本理化學研究所的理事長，他於二○○三年十月受命上任，二○一五年三月底在妥善處理完畢小保方晴子的「STAP細胞」論文造假事件後，請辭下台。

理化學研究所簡稱理研，相當於日本的國家科學院，在國際學術界享有很崇高的聲望和重大的影響力。它創立於一九一七年，今年正逢百年大慶。分別獲得一九四九和一九六五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湯川秀樹和朝永振一郎，年輕時都曾是理研的研究人員。

野依教授從一九六八年初任助理教授起，一直到二○○三年接任理研理事長的職位，長年都在名古屋大學任教。他因為在「不對稱合成」方面的傑出與突破性研究，榮獲二○○一年諾貝爾化學獎。他的一個故事，常年縈繞人心。獲得諾貝爾獎榮耀之前，野依教授的卓越研究已在專業領域廣泛獲得國際學界推崇，常有國內和歐美大學竭力來邀聘他任教，但是他都婉拒了。野依教授說，當他還年輕、教學和研究都剛起步時，名古屋大學一直非常支持、照顧他，因此即使後來成名了，他也不願意離開名古屋大學。名古屋大學創基於一八七一年，前身「名古屋帝國大學」創立於一九三九年，迄今已孕育六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

作為一位經年孜孜矻矻，專心致志，潔身自愛，有守有為的學者，在努力超過半世紀的七十多歲之年，卻必須一再出面，為一位初出茅廬的年輕研究人員的魯莽行事，而在媒體和公眾之前鞠躬道歉，他的身影與眼神，令人難過與不捨。他這一鞠躬，是士大夫之勇／恥！

最近台大校長選舉中，因多位中研院院士的參與及中研院廖俊智院長之間可能產生的利益衝突等問題，而引起社會關注。然而原來自美國加州大學的廖院長認為，身兼台大校長遴選委員，與其前後任中研院副院長參選這次台大校長選舉，並無利益衝突問題，因此不考量辭去遴選委員。

只是根據「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指出，利益衝突包含狹義的利益衝突和職務衝突（又稱義務衝突）。前者多涉及私人財務利益等方面，後者主指時間和精力的衝突。

至於因論文造假受到牽連的台大前校長楊泮池在卸任前，成立台大研究誠信辦公室，希望從教育、法規、制度等各方面，建立台大師生的共同學術倫理時規範。有趣的是再看看台大技術移轉利益衝突處理要點規定「非財產上利益，指當事人或其關係人於本校或承接本校技術移轉業者之任用、陞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當事人執行技術移轉業務時，應充分揭露可能發生利益衝突之情事。」

從上述有關美國大學或台大有關利益衝突的規範中，可看出所謂利益衝突的判定標準，不在行為人（如廖院長）是否因個人的外部利益，而已做出不當行為或決策（如選出其中的中研院屬下或同仁），乃在於此決策只要有被影響的可能性存在，就存在著利益衝突的風險，除須立即揭露資訊，進行管理風險，尚需自行迴避。這些都需要研究機構（台大）的內部規範，如遴選辦法中的利益迴避聲明書，與大學中未載明但顯而易見的利益迴避倫理共識，來加以規範！

然而另一方面，中研院廖院長的為難之處，也正好反映出台灣高教長期以來的困境：學術圈小與範圍窄。因此，大學校長選舉，很難跳出自家人選自家人的矛盾。如此次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的廿一位代表中，教育部委託中研院院士鄭淑珍出任，另外如：台大前校長陳維昭、彭汪嘉康、廖俊智、梁賡義與黃鵬鵬等，即有六名來自中研院或院士背景者。加上校長候選人中有中研院院士與現任副院長周美吟、前副院長王汎森，及管中閔等，都曾經或正在中研院任職。

曾有調查指出，以頂尖十一所國立大學大學為例，在校長產生背景來看，近八成是來自於該校之教授，不但校外人士不易勝出，並且國外參選者幾乎少之又少。從此次台大校長的遴選來看，更是向中研院人才集中的趨勢。不知這是否顯示作者長期所呼籲的：讓台大與中研院合併的理想，或許更近一步了？

二○一六年五月民進黨執政後，宣稱用一年時間進行年金改革；如今一年半過去了，只挑了公教，將其十八趴落日，並砍了部分退休年金。雖然新法明年七月才上路，資深者延退，優秀者出走，在職者士氣低落，公教結構弱化現象已開始發酵。這些副作用的發生，主要來自於手段蠻幹。所謂的改革，效果卻是讓政府未必省到錢，也無法讓年金制度永續，更令年輕人徬徨；對國家的長期影響，簡單地說，就是「吃小賠大」！

為了賡續，改革軍人的退撫與保險也箭在弦上，然而主事者至今猶抱琵琶半遮面，不論是十八趴的處理或退休俸的計算均語焉不詳，只有咬住三二一六○的樓地板不放。當然，早就忘了謙卑，更忘了過去如何嘲笑馬政府不懂得溝通！

筆者曾為文指出三二一六○的幾個魔咒，提醒政府不能過於一廂情願；只因過去曾大肆批判行業間的不平，如今政府為了怕自打嘴巴，只好堅持齊一式的樓地板。接下來，不僅面對廿四小時犧牲奉獻的軍人，更難和一千萬勞工解釋清楚。試想，如果三二一六○也適用於勞保年金，勞保幾乎等於不必改，那麼政府即無法紓解最大的財務危機，整個年改不就宣告失敗了嗎？

此外，政府也應考慮軍人身分的特殊性。戰時赴湯蹈火保衛國家，平時參與救災服務人民，就光是訓練、巡弋或構工，傷亡都在所難免。軍人是執行國家交付的任務，不只是任務內容自己無法自主，還包含了生命。基於此，軍人和國家是一體的，國家豈可以財務吃緊為理由，任意修改自己訂立的契約呢？別忘了，生命是無法溯及既往的！

台灣有整整六十年沒有戰爭，但並不能保證未來不會有，否則政府為何每年要編列數千億龐大的國防支出，更不用說，為了討好老美而增加的軍購，也勝於照顧退伍軍人所需，這不是很矛盾嗎？難道有武器，就足以保衛國家？如今弱化了公教，再接著若弱化國軍，敵人做不到的事，我們的政府真的要樂此不疲嗎？一旦國家弱化還能算是改革嗎？真是令人讚歎啊，seafood！

如果政府真得在乎財務危機，那麼就應該從自身做起，少亂花錢，少僱用冗員，少作沒有效益的建設。如果看不慣軍公教退休拿得比勞工多，那麼就應拚經濟，提高薪資，勞工才有能力多繳保費，也才有機會提升老年給付水準。要不然，政府也可調降其自己的提撥率，從百分之六十五逐步降至五十，每年即可節省不少，且又不會陷入 「溯及既往」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也採賦稅手段，將退休俸或年金在一定金額以上視同所得來課稅，家庭所得高又領有高額年金者，就需繳較多的稅；政府增加稅收，又可減少貧富差距，豈不更好？

記得去年六月廿三日召開第一次「年改會」，蔡總統在致詞中指出「（過去政府）只是政府單方面推動改變很難成功」，所以「這次年金改革採取由下而上、擴大參與原則，建立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對話平台，讓社會各界都能透過代表闡述意見」。當然，還有在勝選時發表感言提醒執政時的「三個謙卑」，言猶在耳，不得不再一次讚歎！（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