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人士王奕凱在臉書上批余光中「死好」，其理由，不外是余光中曾撰文以「工農兵文藝」扣鄉土文學的帽子，引發寒蟬效應。吳庚則遭批判，指他曾與其他大法官作出關於白色恐怖時期被判刑者爭取上訴權的第二七二號解釋，是「以法律權威集體屠殺台灣人的靈魂」，連吳庚為馬英九涉洩密案所提的「法律鑑定書」，也被指為馬護航。

的確，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要如何評價這些走過「大歷史」的人物，無論主張「功過相抵」或「功過並陳」，均屬言論自由。但正因為他們走過台灣的風雨飄搖，若以今天的承平視角談論其過，恐怕失之簡單，這不僅殘酷，而且廉價。何況當年的事實如何，前因後果未明，豈能僅憑網路鞭屍蓋棺論定？

當年引發鄉土文學大戰，余光中後來自己有過反省，承認是因為對時局太過憂慮，因而激憤難抑。但僅以一次事件對他定位，否定其文學貢獻，甚至說出「死好」的話，除了殘酷，也是淺薄。

指控吳庚是「兩蔣御用大法官」，更是笑話。若說被兩蔣提名就是「御用」，豈不連蔡章麟、黃演渥、戴炎輝、翁岳生、洪遜欣、楊日然等台籍法學大師，都一起中箭？依此邏輯，李登輝不也是御用出身？

沸沸揚揚的轉型正義，若只造就未審先判、口不擇言的鞭屍與否定，那就太可悲了。

國會的立法工作，決定一個國家運作的法制架構，當然需要盡可能求取各方共識，使其符合最大的國家利益與長久發展。民進黨雖在立法院占有絕對優勢，但仍必須聽取議會外的民意，並參考在野黨的不同意見，才能制訂出更完備的法令付諸實行。民進黨早年指責國民黨一黨獨大，誰料，它執政後卻表現得比國民黨更野蠻，法案的制訂與修正常常是為本黨的利益量身訂造，立法過程更是獨斷跳躍，箝制公民的發聲機會。

這種粗暴的作風，當然不像一個標榜「愛台灣」的政黨的表現；它一味謀私的算計，則只會撕裂社會，而無助凝聚國家的共同目標。《勞基法》這次之所以必須再修，主要原因正是去年底民進黨修法時一味逞強爭勝，制訂出窒礙難行的規範，導致勞資皆受其害。民進黨首度「完全執政」，立法品質如此惡劣，它仍不知記取教訓，卻在短短一周內猛暴式地衝刺法案，簡直把立法當成自家禁臠。

以《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的修正為例，要將具有「公法人」性質的水利會長改為官派，完全是開民主的倒車，破壞基層「農民自治」的精神。各地水利會組織由來已久，從日據時期即已存在；儘管水利會長選舉時難免紛爭，但對農田的水利供輸基本上沒有問題。如果民進黨認為水利會運作應該改進，大可針對關鍵問題提出修法，而不是一舉改為「官派」。何況，所謂「改革」只是民進黨的藉口，其「司馬昭之心」其實是在切斷國民黨的基層網絡，收併各地水利會的龐大資產，同時方便自己把草根農民納入版圖。

事實上，以民進黨一年多來分派官位、吞併公民營組織的方式看，處處可見徇私攬權之心。諸如紅十字會遭整肅，國語日報被接管，中華文化總會遭強奪，救國團與婦聯會的財產還在爭議中，都是改革其名、整肅其實。水利會未來若果真改為官派，其運作未必會比目前農民直選的方式為佳，這是幾可預料的事實。更嚴重的是，過去民進黨在民主化過程中口口聲聲喊的「權力下放」、「草根民主」，如今都「可割可棄」了嗎？

且看獵雷艦案的處理，國防部日前宣布與慶富公司解約，多年的心血付諸東流，部長馮世寬卻誇張地說：「我們不在乎十年前的舊案子。」試想，國家建軍造艦哪項不要十年、八年的時間？如果認為「舊案」皆可隨手拋棄，蔡政府喊得震天價響的「國艦國造」，哪有成真的一天？

我們認為，蔡政府對台灣缺乏真心珍惜，原因就在這裡。民進黨在乎的，只是它今天可以在政治上收割到什麼，卻從來不問自己要為台灣建設什麼，或者要留下什麼。因此，它把前人為台灣的建樹說成剝削，然後公然以「轉型正義」為名把這些資產收歸己有；而當經濟拚不出成績，它就表演政治鬥爭給人民看。原本要供緊急之需的數百億元「電價穩定基金」，政府卻要拿來為錯誤的能源政策代墊，誇下「不漲價」的海口，這不正是同一心態的產物？

民進黨最近的立法演出，讓人不忍卒睹；如果認為「國會最大黨」就是要如此霸道，它很快就會把民主前輩們留下來的資產揮霍殆盡。且問，一個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卻沒有國家目標的政黨，到底用什麼在「愛台灣」？

這項自1986年以來最大稅改案，減稅金額近1.5兆美元，美國企業將成為最大受惠者。由於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資及生產外包者，稅改鼓勵企業將海外獲利匯回美國，已造成各國政府的壓力，也勢必開啟全球競爭性減稅風潮。美國最大出口市場之一，台商是美國製造外包的最大受惠者，因而受到的衝擊影響不容低估，也是政府和業者須共同面對因應的重大變化。

根據共和黨稅改案最終版本，美國公司稅率將從35%大幅降低至21%，最高個人稅率從39.6%降至37%，並大幅提高標準扣除額，但企業降稅將永久實施，家庭和個人降稅則實施到2025年止。再者，企業海外盈餘匯回稅率，從依一般公司稅率的35%降為流動資產15.5%，非流動資產8%，這對估計高達2.6兆美元的跨國企業海外利潤回流美國，具有很大吸引力。

川普稅改是師法1980年代前總統雷根的減稅思維。美國共和黨一向主張低稅率，他們認為企業活力及績效提升是經濟成長動能來源，高稅率會損害企業活力與企圖心，削弱美國經濟競爭力。雷根任內推動美國史上最大減稅案，其論點就在減稅可以刺激企業投資及經濟成長，讓稅收最大化。但雷根任內兩次減稅雖然一定程度提升了經濟增長，但美國政府債務也從1兆美元急速暴升至3兆美元，並未實現增加稅收目標。川普稅改案雖宣稱可促進經濟成長及最終增加稅收，但專家估計稅改案十年內可能讓美國財政赤字增加逾1兆美元。

姑不論川普稅改案對美國總體經濟的影響及最終成敗，在本月初參議院表決稅改案之前，川普多次喊話：「贊成稅改就是支持美國優先。」充分顯示川普想利用稅改刺激企業在美國國內投資，並吸引海外資金回流，重振「美國製造」，並藉此降低貿易赤字。原本川普稅改計畫的核心在將公司稅率從35%降低至15%，並對進口課徵邊境調整稅，但為降低爭議、順利通過稅改案，最終川普作出妥協，公司稅率降至21%，也不再堅持邊境調整稅，而以大幅降低企業海外盈餘匯回稅率及增加企業將資金移往海外的成本等方式，迫使企業落實「美國製造」政策。

川普稅改已引發全球連鎖效應，為因應美國減稅影響，各國政府正採取或醞釀相應的降稅方案。德國、英國、法國今年已陸續宣布進行稅制改革或減稅政策；日本安倍政府日前亦提出稅制改革大綱，將跟進美、法等國家，調降企業所得稅率最低至20%。而英、法、德、義和西班牙等歐盟五大經濟體財長亦致函美國財長，提出對美國稅改的憂慮，並要求川普政府應該遵守國際責任，避免稅改對國際貿易產生重大扭曲。至於中國大陸對川普稅改更是戒慎恐懼，預料也將會有相應作為。這些發展顯示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理念的川普稅改，正開啟新一波國際投資及貿易的角力。

川普稅改對台灣的影響是多面向、多元性，一旦「美國製造」成為未來趨勢，台灣出口、海外投資結構及兩岸分工，都可能產生很大變化，有利也有弊。

尤其，台灣以ICT產業為主，長期扮演美國企業全球代工夥伴角色，川普稅改將打破或是強化美台企業的夥伴關係，目前仍言之過早；但美國科技業在這一波稅改中受惠最小乃不爭的事實，連帶也將影響到台商可以扮演的角色，政府及企業都要有心理準備，及早做好因應對策，才不會變成「美國優先」戰場上的輸家。

報載港務公司為配合南部減汙，擬請環保署、航港局明年共編列三千二百萬元獎勵金，期盼來港船舶進出高雄港時減速，以及改換低硫燃油，並於靠岸後改接岸電，減少船上發電機持續燒油發電，帶來汙氣汙染。另外，港務公司亦請航港局研擬提供四千五百萬元購油補助，鼓勵航商進港區時改使用清潔燃油，預期可減少港區空汙。

姑不論作為港口管理營運的國營事業單位，籲請航政港務監理機關編列預算獎勵汙染源製造者的行政程序或做法有無不妥，甚或抵港船舶不受獎勵就可繼續燃燒高含硫燃油或不接岸電的邏輯有無偏頗，此舉在全球海運社會絕對是首創。

事實上，沿海國要求來港船舶改燃低硫燃油與連接岸電的規定早在國際間推行，並非環保創舉。主事者為何不參酌國際先例與現行國際港口規定，動輒權宜或技術性動用公帑，貽笑國際。

例如美國加州環保局空氣資源委員會在多年前即發布通告，說明將如何實施靠岸規則，期以減少當船舶在加州港口靠岸使用輔助柴油引擎時，所產生的柴油懸浮微粒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規定抵港船舶自二○一七年起必須符合下列兩項標準：

一、靠港：單一船隊停靠某一港口時，至少要有七十％的停靠次符合在靠岸全程時間內，輔助引擎運轉不得超過三小時；

二、減少電力：全船隊的船上輔助引擎產生的電量必須降低，至少七十％電力須由岸電系統供給。

就連常被國人批評為境外首要汙染源的對岸，上海海事局早在二○一六年就發布通告自當年四月一日起，要求所有船舶停靠長江三角洲水域內的核心港口時，必須使用硫含量不超過零點五％的燃油，這些核心港口包括上海、寧波－舟山、蘇州和南通港。相關規定中把「靠岸停泊」定義為船舶開始穩固地繫泊於某泊位的時刻，至解開與其舶位繫縛的時刻這段期間，但靠港後的第一個小時和離港前的最後一個小時除外，未遵守規定者將被課處罰金。

國內空汙嚴重，港務公司同步採取防汙策略，當應獲致正向評價，但採取任何減汙措施總要符合國際港埠實務運作與環保規範。我們實在想不出有何道理，同一船舶在上海港排汙要被課處罰金，到了高雄只要不排汙就可得到獎勵？除了政府財源充裕或公部門預算寬鬆，還能做何解釋？

當台北出現最長時間的彩虹而夢幻時，中南部一片灰茫茫；當台北出現美麗少見的雲瀑而驚喜時，中南部一片灰茫茫。

曾經我喜愛冬天，如今我害怕冬天，冬天讓我窒息，讓我憂煩，讓我恐慌。無論是身體還是心靈都受到極大的傷害。我不知道從多少年之前開始，又要延續到多少年之後，但我知道長此以往我的身體將愈來愈差，活得好已經不是我能夠決定和努力得到的了。

空汙造成的危害，已有斑斑證據可考，對於成因也都清楚了解。過去我們破壞自然追求經濟發展，如今我們要以犧牲一部分人的幸福來成就另一部分人或國家嗎？

誠懇的希望，各界正視這個危機，並加快因應的腳步。如果危機來自於汽機車，推廣大眾運輸、電動車、腳踏車等，更多補助、更便利的使用，改變人們習慣，也減少塞車老問題。如果危機來自於工廠，嚴格要求、檢查、獎懲等的落實是必要的。如果危機來自於火力發電廠，迅速發展綠能與電能政策調整是必要的，家戶設置太陽能板自給自足、工廠公司節能省電、閒置無法農用空間種電，及差別電價等。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或許改變會有一些損失或不適應，但我們在同一個國家，應該有同樣的生活品質與生存權，希望你能一同支持呼吸乾淨空氣的權利。

財政部統計處日前公布全國賦稅收入初步統計，預計全年度實徵淨額可超出預算數約千億元，稅收很有可能連續四年超徵破千億。

按理言，稅收超徵代表國庫收入比預計情形更好、政府有更多財源可造福民眾生計。但我們卻只聽到：「稅出於民、稅收超徵，本應還稅於民！」的聲音，凸顯民眾對於政府的不信任。又，當普羅大眾薪水不漲，卻眼見政府稅收年年超徵時，心裡油然而起的「被剝奪」感受，主政者如再將民心之所繫置之漠然，終將失民所託。

就超徵數學算式「超徵數＝實徵數－預估數」來看，所謂超徵，是實徵大於預估；換言之，「超徵」等同「短估」。連續四年稅收顯著短估，表示稅收預測能力不足。我國對於稅收之估計，恐怕連基本的「不偏誤」是否能夠做到，都有很大的疑慮。我們要求財政部與主計總處深切檢討，並共商解決之道；此外，也建議擴編立法院預算中心的人員與設備，以使其有能力進行獨立之稅收預估作業。

稅收短估，影響中央政府預算之編列，對於國家整體資源之配置造成無法逆轉的傷害。本可編列預算之施政無法進行，經濟發展或社會福利的推動等，必然受影響。再者，國稅短估，會造成主要是來自國稅分成的「中央統籌分配款」之短估，而該分配款又為地方政府重要財源，因此會影響地方政府的施政。

讓我們更擔心的是，稅收的超徵如為制度使然。在錯誤的官僚體制風氣下，預算數是工作的「目標」，滿足預算數是「達成任務」；超徵即為「政績」，雖然未必一定能獲褒獎，但絕不至於被要求檢討。但既然「超徵＝短估」，欲完成任務、獲得獎勵，最簡單的方式，不是在工作上確實努力，而是在預算編列時，刻意短估。此一錯誤誘因，結果正是稅收預估時的系統性低估，而形成「假象超徵」。

此一假象超徵將導致中央及地方政府施政的遲誤。再，稅捐稽徵機關在績效容易達成下，對於舊稅的追徵與逃漏稅的稽核努力，就有可能鬆懈，是而連租稅正義都可能受到傷害。又再，以本次《所得稅法》修正（即「全民稅改」）的討論而言，民間與立院不斷傳出：「稅收年年超徵，稅改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從十七％調高至廿％，是典型的劫貧濟富！」的說法；可見稅收連年超徵，竟然對稅制改革，也產生了莫大的阻力。

不論超徵是否為假象，當下的財政現實為：即使不考慮特別預算，每年已有大於總預算一成（兩千億元）的財政缺口，使得政府年年舉債度日；要填補一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入不敷出的漏洞，以兩年的超徵稅收（每年超徵一千億計），還未必足夠。因此，以超徵稅收來貼補財政缺口，只不過是少從後代子孫口袋掏錢來支付我們當世代的開銷；果真「還稅於民」，無異於放任咨意的代際掠奪。

最後，我們建議修正《預算法》，將各級政府稅收超徵數，全數列入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償債基金，以杜絕不斷上演、無理要求「還稅於民」的政治戲碼。

俄羅斯總統普亭執政至今已十七年，隨著明年三月大選即將登場，他日前宣布將再度參選總統。最新民調普亭滿意度高達八十三％，國內聲望無人可及，即使反對派領導人納瓦尼被准許參選，外界仍然預計普亭將順利當選，一路掌權到二○二四年。

為了營造自由的氣氛，爭取更多民心，最近普亭允許某些現象，預告著俄羅斯之春。

一是對國際奧委會禁賽的反應，雖然俄羅斯強烈否認，並批評「反俄獵巫」，國際擔心這會演變成全面對抗，但是普亭的反應卻是出乎其料的溫和，除了承認俄羅斯「自己也有不對的地方」，還表示不會阻止個別選手參賽。

蘇聯時代曾經杯葛過洛杉磯奧運，最後證明是得不償失，喪失了爭取國家光榮的機會，也失去運動員的支持，奧委會的報告鐵證如山，很難辯駁，更況且俄羅斯今年要舉辦世界盃，搞不好世界體壇會反抵制，所以溫和反應是上策。

二是舞劇「紐瑞耶夫」九日獲准在莫斯科大劇院首演。紐瑞耶夫是俄國著名同性戀舞者，該舞劇因描寫爭議情節遭到禁演，但普亭對逮捕舞劇導演的做法不以為然，稱他們是「一群傻瓜」。

俄羅斯最近幾年由於東正教的復興，社會氣氛愈趨保守，尤其是對同性戀合法化，衛道人士更是口誅筆伐不遺餘力，普亭當然會利用東正教，也支持東正教，但是他是明白人，不會跟著保守旗幟起舞，「紐瑞耶夫」能夠公開演出，除了他點頭，沒有人敢做決定。

三是普亭在宣布參選後，趁著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國首都，廣遭撻伐之際，閃電訪問中東，一天飛了三國，在埃及，同意興建三百億美元的核電廠，俄軍獲得空軍基地，在土耳其，則提供最新型的S-400防空導彈。

但最重要的，則是普亭在敘利亞空軍基地宣布，俄軍已經完成打贏ＩＳ任務，可以光榮撤軍了。普亭對外用兵，國內反應在烏克蘭與敘利亞截然不同，收回克里米亞被認為歷史性的功績，但敘利亞則被認為是阿富汗噩夢重現，至今已經幾百人陣亡，國內越來越多的批評，進入選舉熱季前，宣布撤軍，可以安撫國內的不滿。

但是普亭真正的挑戰，在六年之後，按照現行憲法，普亭不能再連任總統，此刻俄羅斯熱議的問題，是普亭是否、何時以及如何將權力交給繼任者，普亭王朝中有四、五十位野心勃勃、自認有資格接位的人，究竟是誰會在六年後領導這個國家？

普亭現在集中這麼多權力在自己身上，俄羅斯沒有了普亭，一定會大亂，但是要再一次扭曲制度，像上次互換總理與總統的故技，讓自己幹下去，還是要名垂青史，按照制度離任，這是習近平的難題，也是普亭的難題。

針對陽明山牛隻「擋道」而緊急尋求消防隊趕牛的報導，民意論壇「珍惜文化景觀，人與水牛與草原的共生」與「溫柔校長與牧牛少年的奇遇」二篇投書，筆者感同身受。

擎天崗大草原正是台北市農會的陽明山牧場，也是台灣北部地區歷史最悠久、曾經寄養耕牛最多的牧場。

一九三四年以前日治時代，日本人在此處設置大嶺峠牧場，發展出私人牧場且有專業的牧牛人及相關的寄養辦法與牧場設備，以照顧北部農家寄養農閒時的耕牛。當時牛隻來源，主要是淡水、新莊、三重、蘆洲、士林、北投、內湖等地，全盛時期共分為三大牧場、放牧面積廣達一千多公頃、牛隻約一千七百頭，其中規模最大的第一牧場就是在擎天崗地區。

一九五二年，政府依原大嶺峠牧場中擎天崗、冷水坑及七股山一帶規畫設置了陽明山牧場。六○年代起，隨著時代進步與政府鼓勵農業機械化，水牛地位漸被取代，因此牧場內寄養的牛隻越來越少，加上休閒旅遊風氣逐漸盛行，遊客越來越多，現階段已形成「人比牛多」的特殊景象，寄養牧場功能慢慢轉為旅遊景觀牧場。

一九七四年陽明山管理局農會併入台北市農會，牧場改由台北市農會管理，繼續接受寄養牛隻服務。一九八五年陽明山國家公園成立，陽明山牧場被保留，土地屬國有財產，但使用權則歸台北市農會所有。

牧場上的草原主要植被為類地毯草和假柃木，可作牧草，由於水牛不停的覓食習慣，造就了以類地毯草為主要植被的特殊景觀，牛亦成為維持草原植被及景觀的主角，是陽明山各景點中最受遊客喜歡的景點之一。

擎天崗草原特殊景觀區，係因牛隻不停的覓食及踩踏而形成，往日放牧牛隻多達數百頭，因而有壯觀的草原景觀，也代表著此地過去農業經營的盛況，並兼具草原與人文景觀。

現在因牛隻數量急速減少且遊客量增多，侵犯了棲息地，使牛隻無法繼續於草原覓食，加速草原景觀消逝，也許在不久的未來，將難再看到擎天崗草原景觀，同時此地農業發展過程也將隨之走入歷史。希望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時，應審慎保留兼具草原與人文景觀的陽明山牧場。

兩盤滷味再次炒熱墾丁觀光人數下滑之議題，這原本只是價格標示是否清楚的問題，如果該滷味店產品價格皆標示清楚，賣貴或平價應由消費者自我評斷，市場經濟機制會自動導引該店存在與否，至於物價偏高是否與墾丁觀光人數雪崩式下降有極大之關聯性，個人認為有待商榷。或許墾丁遊客人數大幅減少，主因可能是陸客減少、國內經濟成長遲緩、軍公教退休金年改等，但是墾丁觀光人數減少真的是負面指標嗎？

事實上，任何空間，所能容納的人與物都有一定限制。一年八百萬人次湧進墾丁，會是良好品質的環境嗎？因人多擁擠，無論食、衣、住、行、育、樂，恐怕多為負面印象，今日墾丁負面形象恐怕於當時已種下苦果。

雖然「人潮就是錢潮」，但是人多壅塞，有能力消費的未必發揮真正實力，所能造就的產值有限，而影響更大的是因為負面體驗旅程印象，從此與墾丁絕緣。因此，建議政府莫因為觀光人數下降就急著提出方案，急就章會導致未能針對原因而提出錯誤決策。以新南向政策為例，移民署數據顯示增加許多觀光客，但業者應該最明瞭，即使政府數據再漂亮，對人民與國家整體經濟並無實質幫助。

過多遊客只是增加墾丁大地與海洋的負載，政府應思考如何維護生態環境，而非優先考量經濟產值，否則將產生殺雞取卵式的觀光產業發展現象。

難道觀光產業與自然生態保護無法共存共榮嗎？以馬來西亞西巴丹島為例，該國將該島列為生態保護區並認真執法，除了禁止漁獵外，也將島上原有度假村拆除禁止住人，並限制每天一百廿人登島潛水。此舉徹底改變該區生態環境，造就該島成為全球十大潛水觀光據點之首，更成全球潛水客心目中的朝拜聖地，也帶動沙巴的觀光景點連動性發展，創造更大觀光產值與經濟效益。

台灣設立眾多保護區，但真的保護了嗎？政府最缺的就是執行力，唯有落實執法，生態破壞才會根絕，環境品質好，才能永續發展觀光產業，所以徹底的生態保護與執法，才是正道。莫讓墾丁寄居蟹持續背著寶特瓶蓋，爬行於沙灘上。

高源流先生投書貴報，認為馬英九前總統控告檢察官涉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筆者有不同意見。

馬前總統聲明中說得相當清楚。媒體報導有正確部分使我們懷疑檢方洩密，包括查扣大批中投錄音檔、張哲琛供詞等事證；也有錯誤部分，例如指控馬前總統主導回饋。

錯的部分，照理檢方看到報導不實，應該主動澄清。況且馬辦也多次發布新聞稿請北檢澄清或調查，但北檢完全不予理會，直到馬前總統提告後才發稿說「媒體報導內容多為不實」。試想，明明是錯誤的消息，還寫著「檢方認為」、「檢方調查」，甚至把部分正確的內容混在一起讓民眾跟著相信了錯誤的部分，就算最後司法判決被告無罪，過程當中名譽受到的損害誰要負責？北檢這種「不作為」對被告而言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羅智強說得很好，如果馬英九不告北檢，北檢會出來澄清嗎？這種明確來自於檢方的惡意，難道不需要遏阻嗎？

對的部分，則是牽涉到檢察官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導致被告處於待遇不平等的狀況下，使得審判無法公平。如果檢察官真的是像高源流先生所說的，把「偵查不公開」視為無物，那麼怎麼能讓人民相信檢察官能秉公辦案呢？馬前總統至少是有對外發聲管道公眾人物，可是一般市井小民該怎麼面對這樣惡質的檢察官呢？

馬前總統控告檢察官，是基於「刑事訴訟必須公平」與「人民權利必須保障」的要求。賠不賠夫人、折不折兵這種政治思考並不在他考量範圍內，他只不過是一個公民要求檢察官維持「偵查不公開」的基本原則罷了，有那麼困難嗎？哪來這麼多算計呢？

且看當年鄉土文學論戰中二對敵主角的生與死：生於台灣的陳映真先生僅一年多前逝於北京，未能如願回葬故土；生於大陸的余光中先生日前逝於高雄，未能如其一詩中所願要葬於黃河長江之間。此二人之違願簡要說明了台灣和大陸的政治和文學關係。請二位先生安息 R.I.P.。

罷昌投票在濕冷的風雨中完成了，無論同意或反對，都是選民堅定的表態，票票更顯真實。雖然同意罷免票未能超過門檻，但近四點八萬票大大超過不同意罷免票數，可見很多選民著實對黃立委提出不信任的警惕。

這是基層選民覺醒自己的公民權，團結起來監督民意代表的新里程碑。這樣的結果是好的，讓黃國昌在剩下的任期能反省改進，若能珍惜仍為代議士的機會，謙卑傾聽選區民意，對他個人或台灣政治風氣都是轉捩點。

一、區域立委更應傾聽民意：區域立委應主動蒐集地方民意，監督立院法案，但立院亂象是，區域立委盲目跟著舉手表決通過法案，無視人民抗議。立委更應感謝基層百姓陳情，以免陷於無知，要被罷免了，還認為是權貴結構、守舊勢力操控，實在太看不起選民。

二、拿起公民權，選民不再憂鬱：很多人對公眾事務冷漠，是因為對政治灰心，甚至生活得很憂鬱。罷昌行動對抗的不是黃國昌個人而已，而是抗議政治權力的腐敗。民代不能再選前拜託，選後高傲。這是恢復政治應有的制衡功能，也是很好的民主實踐。

罷昌行動結束，然而還權於民的步伐真實踏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