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國民黨用黨產成立的基金會不少，若主事者別有想法，即難免發生諸如蔣經國成立的「世界基金會」，卻落入親民黨的宋楚瑜之手。如此黨產易手的做法，國民黨過去並不十分在意，畢竟當年家大業大，少幾個基金會並不傷筋骨；然而，這終究是義理不明，是非不清。

孫中山基金會的情況，則近乎「五鬼搬運」。國民黨黨產正遭民進黨清算，這回基金會被占，黨中央若大力追討，恐坐實「附隨組織」之名，黨產會馬上找上門來。主事者顯然也看準這點，所以放手而為，國民黨似乎也只能眼睜睜看著事情發生。

國民黨落到今天的局面是其來有自。過去國民黨黨政大員都曾主持大局，但遇到義理有待澄清的灰色地帶，卻選擇便宜行事。

孫中山基金會之事，國民黨在討與不討之間，確實兩難。但越是兩難，越該從大是大非出發；儘管就算追回，最後仍可能落入黨產會之手，但畢竟站穩行事原則。若不追究，坐視黨產如此易手，國民黨恐怕也將失去駁斥黨產會的立場。

台中、高雄兩市民眾周日上街舉行「反空汙大遊行」，這些民眾在乎的並不是電價，而是呼吸清淨空氣的權利。但蔡政府似乎不了解問題重點，卻以為只要壓低電價就可以消除民怨，空汙問題即可迎刃而解。事實上，民進黨沒說出口的原因，是明年就要縣市長大選，政府正在釋放各種政策利多，電價正是工具之一。也因此，綠委黃偉哲在質詢時赤裸裸說出了民進黨的盤算，指我國電價可能受國際能源價格走升影響而上漲，「但在政治上就是不行（漲價）」；沈榮津則立刻配合演出，做出明年選前不漲電價的承諾。

今年初《電業法》修正通過，其中一項重要改變是成立「電價穩定基金」，要求台電將超額盈餘提撥至這項基金，目前基金規模已逾八百億元。根據《電價穩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規定，動用基金的主要用途，是要減緩電價短期大幅波動對民生經濟的衝擊。以目前國內外能源價格推算，我國電價明年四月調漲幅度約在五％左右，波動幅度並不大；但沈榮津卻宣示，會窮盡一切力量讓電價不漲。

自一九九一年迄今，我國進口能源依存度年年超過九七％，這顯示我國是高度依賴能源進口的國家，國內油電價隨國際能源價格波動是勢所必然。前總統陳水扁執政時，曾「凍漲」油電價；馬英九上台後，則推動「油電價格正常化」。然而，現在國人只記得馬英九當年推動「油電雙漲」引發的民怨，卻忘了他當年是在收拾陳水扁留下的凍漲爛攤。

當年油電凍漲，造成中油與台電的巨額虧損；解除凍漲後，則造成物價波動。殷鑑不遠，如今民進黨為了明年的選舉，不惜違背市場機制要凍漲電價，更在能源價格波動幅度不大的情況下，違反「電價穩定基金」的運用原則動支基金。此舉，美其名是為了穩定物價，骨子裡則是為了穩定民進黨選情。

蔡總統在總統大選前開的能源支票，至今不斷暴露跳票的徵兆。蔡總統選前說推動能源轉型不會造成電價上漲，選後則改口，聲稱每月使用三三○度以下的民生用電戶不漲電價。為塑造蔡總統能源轉型支票可以兌現的假象，沈榮津承諾明年選前不漲電價。但選前不漲，選舉結束後，若國際能源價格持續走高，我國電價豈非一次要漲更多？再者，八百多億元的電價穩定基金雖是台電的超額盈餘，但實為民脂民膏，為穩定民進黨的選情而動用全民資金，這不是假公濟私，拿國家資源去補貼執政黨競選嗎？

過去十年，國際天然氣價曾出現多次劇烈波動。例如，二○一一年日本福島核災後，以大量天然氣發電取代核電，即造成天然氣價大漲。蔡總統二○二五年要將天然氣發電比重提高至五成，未來我國電價受國際天然氣價格的影響將加大，甚至可能有錢也買不到。一旦國際出現戰爭風險或重大天然災害，天然氣價格勢必突然竄高，那才是動支電價穩定基金的正確時刻。現在，經長卻急著為電價凍漲背書，這是為政治服務，而非為經濟服務。

電價穩定基金是危急時的救命錢，絕不能當成經濟部可恣意動支的小金庫，更不能拿去為單一政黨的選舉挹注。十多年來我國多次油電凍漲，最終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台灣油電價格好不容易回到正常市場機制，不能為執政黨孤注一擲，而走上回頭路。

為什麼日本產業界願意配合加薪，而台灣則是打臉政府，或者說出基本工資五年不漲，就願意配合的附加條件，因為台灣政府目前只有喊口號與首長的道德勸說，而日本政府則有完整的配套及論述去說服企業，也有並用蘿蔔與棍棒的政策讓企業屈服。

企業在政府施壓下，對員工加薪，首先衝擊的就是企業營運成本，降低經營者的績效。如果政府要企業加薪，勢必需要提出一套理論，讓企業瞭解加薪雖然短期內會提高營運成本，但是長期而言會使企業獲益。安倍政權在2012年底再度執政後，就開始要求企業加薪，並在隔年提出一套「經濟好循環」的論述。

安倍說，因安倍經濟學三支箭的成功，企業收益增加，因此希望企業將利潤分享給員工，而員工加薪後會促進整體社會的消費增加，進而使日本企業的利潤再增加，員工因而又可再加薪，這樣社會就會進入「經濟好循環」。

安倍的這套理論，頗具說服力，很可惜無法直接套用台灣。根據聯合國資料，2016年日本的貿易依存度（進出口占GDP比率）只有25％，在全世界207國家中排名第191名，而台灣的貿易依存度高達105%，排行第15名。相對於台灣經濟高度依賴進出口，日本是一個內需比重高的經濟體。

換句話說，日本企業的營運高度依賴國內市場，台灣則不是。因此日本政府要求企業加薪，增進國內消費，確實會使企業受益，台灣則影響有限。以兩國的領導企業為例，日本經團連內的重量級企業，不管是汽車或電機企業，業績皆高度被內需市場所影響，而台灣的重量級企業台積電或者鴻海，核心業務是全球代工，台灣內需市場對其業績影響有限。

再者，台積電股票有八成是在外資手上，如果台積電配合政府加薪呼籲，降低了營運績效，股東們是否認同，恐怕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政府要企業加薪，一定要先建立一套論述，讓企業認可加薪至少可以增進長期營運績效，否則企業們是很難以「做功德」，去跟股東們交代。

如果短期內，我們政府無法提出讓企業信服的加薪理論，拿出政策也是個辦法。今年安倍放話要企業加薪的氣魄是：「預算、稅制、法規改革等所有政策總動員，創造促進加薪的環境。」安倍的氣魄是說到做到，日本來年的加薪減稅規劃已經出爐。

目前日本的企業法人所得稅率平均是29%，明年度配合政府加薪3%政策的企業，最高法人稅可以降至20%。實際內容是，大企業如果同時進行國內設備更新投資，與調升員工薪資3%以上，調薪總額度的最多20%可以抵扣法人稅。占日本企業數高達99%的中小企業，優惠更為豐厚：中小企業調升員工薪資2.5%以上，並且達成其他指標者，調薪總額度的最多25%可以抵扣法人稅。此外，對於沒有員工加薪，以及進行設備投資的企業，另新增加稅條款。如此蘿蔔與棍棒齊用的政策下，預計明年日本企業將掀起加薪潮。

如此減稅，安倍政權難道不擔心政府稅收不足嗎？安倍敢如此大膽推出加薪減稅政策，有兩個背景。首先，安倍三箭讓日本經濟進入戰後史上第二長的經濟擴張期，政府稅收口袋滿滿。日本政府今年度稅收超過57兆日圓，預計明年度將超過58兆日圓，是泡沫經濟時代以來的新高。

此外，現在日本企業手上握有的現金為210兆日圓，比安倍經濟學開始之初增加了25%。這些現金如未善加利用，對經濟毫無貢獻，也因此安倍才誘導企業為員工加薪並且加強國內投資，這兩者皆可創造國內需求，促進經濟活力。

比較台日政府的加薪政策，日本政府有理論、有政策、有魄力，日本勞工明年可以過更好的日子。台灣目前只有道德勸說，勞工應該是嘆氣連連。眼前《所得稅法》正在立法院審議，政府別忘了手上有政策工具可以用啊！

在刑事偵查、審判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以及稅務機關對於欠稅的納稅義務人，往往做出「限制出境」的強制處分，不免影響憲法所保障的人民自由權利。故於實務及法制自應妥善權衡，適當節制公權力的行使，期能符合法理上的比例原則。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日前舉辦公聽會，探討「限制出境法制化」的議題，法界人士多認為確有合理之法制化的必要性。

「限制出境」處分，既影響受處分人生活上或事業上的活動自由，目前法律又沒有「限制期」究該多久的框限，對於國民之人權造成不利，故應從立法上妥適規範。

在刑事法律尚未完備之前，「限制出境」四個字並不是法條上的用語；當前的司法實務運作，乃是從刑事訴訟法所定的「限制住居」衍申而來。然而，檢視其法定要件，在偵查程序，依第九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必須是：被告因拘提或逮捕到場者，檢察官經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符合羈押要件」的情形，只是尚無「羈押之必要」時，始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而在審判程序，「限制住居」的原因要件，依第一百零一條之二規定，也是一樣。

至於「羈押之要件」，則是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證據或串證之虞；三、所犯為重刑之罪名，或是法條所列「得為預防性之羈押」的罪名。

從而可見，「限制出境」處分既是依據「限制住居」的法條而為；則其前提，當然也必須是被告有了「法定羈押要件」存在的事實，始得為之。因此，執法者行使公權力要作出此處分時，理當先行訊問受處分人，當面告知而使其有表示意見的機會。於決定處分時，除通知境管機關外，亦應作成書面並敘明理由送達受處分人。

在刑事法律尚無「限制出境」的明文規定之前，法務部、司法院亦宜函示，提醒轄屬檢察官、法官，切實遵照有關「限制住居」法條所定要件辦理。並應儘快立法，作出「限制出境」的明文規範；包括應有「期間」多久的框限，以及受處分人若有不服之救濟方式。至於稅務行政處分之運作，亦當如此，期臻妥適。

衡諸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限制出境」處分通常僅須適用於具有相當身分地位的刑案被告。例如：外國人或華僑在我國境內犯罪，為防其離境或返回原住地致無法到案；或為防本國人犯重罪之後逃亡國外。至於欠稅案件，也該有更為合理金額之門檻，以及期間之框限，不宜浮濫。

總之，「限制出境」處分之具體法制化，應速實現，審酌、權衡其必要性，以維受處分人之正當權益，並彰顯司法公平正義形象，以及行政機關妥適行使職權之公信力。

民進黨立委李麗芬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希望擴大警方不予解送逮捕人犯的範圍。理由是現在現行犯得不予解送的門檻是最重本刑一年有期徒刑，而竊盜罪最重本刑五年，以致老婦偷摘野花或貧窮少年偷竊食品果腹等輕微竊案也要解送，甚且留置過夜，可見以刑度區分，太過粗略，並增加檢、警負荷。

整理其問題意識，主要是認為情節輕微案件之強制解送，對犯嫌跟檢、警都是負擔，所以能免則免。

強制解送或留置過夜，對犯嫌是種負擔嗎？從人身自由受拘束這點著眼，答案似為肯定。然而，解送制度的宗旨，是讓「逮捕者以外之人」審查逮捕是否合法，所以解送其實是逮捕者的義務，要求法院審查則是人民的權利，這道理白紙黑字寫在憲法第八條，具體規範在提審法。

至於實然面，由於警方立案的刑案都要交給檢方處置，而檢方的結案選擇常與被告答辯內容高度關聯，是以檢察官一般都會親自偵訊被告，沒解送的也會傳喚。換言之，只要被逮捕，去一趟地檢署是免不了的，真正值得研究的，應該是如何讓犯嫌跑一趟就好。

留置過夜的出發點同樣是保護人民不受夜間訊問，但現行實務作法，犯嫌若未收押，留置時間不能折抵刑期，確實吃虧，監察院一○二年間調查報告已建議修法解決。

然後是逮捕機關職責的定性問題：逮捕現行犯及後續調查，應該評價為公權力的必要行使，還是對犯嫌作息的打擾？換個方式說，我們要賦予第一線檢、警維護治安的操作空間，還是當成犯嫌的得來速？檢、警的工作負擔將隨上述抉擇而定。

日本警方有微罪處分權，是以逮捕現行犯後，除了在四十八小時內解送檢方，也可以釋放，不過微罪處分有一定的程序，不是放了就沒事了。我國民代常會關心警政，是否適合引進，需要慎重思考。

再者，日本二○一五年統計，刑案逮捕率卅五點五％，但警方逮捕後僅六％釋放，解送檢方聲請羈押比例高達九十二點七％，由此可知絕大多數日本犯嫌被捕後會先關個十來天，檢、警抓緊這段期間完備事證，接近百分百的有罪率其來有自。

相對於此，我國檢、警在逮捕後的關鍵階段，偵查時間只有廿四小時，一切偵查作為被迫極度壓縮，事後要加倍補救，毋寧才是最沉重的負擔。草案的悲憫觀點，視野稍嫌侷限，若能轉化為提升基層偵查能量的動力，才是更大的功德。

剛辭世的吳庚在卸下大法官時，曾語重心長地說：「不要以為司法不會被干預，每個國家都有干預司法的案例！」

掌權者從透過司法高層人事展現意志，到赤裸裸將手伸進案件裡，或透過管道放話未審先判等手段，從過去到現在，政治人物把司法視為工具，有人堅拒壓力加身；但不論學界或實務界，不分院、檢，從不乏為求仕途迎合上意的法律人。

馬英九任法務部長時因積極查賄，查到烏紗帽被拔掉，曾贏得基層檢察官敬重；但他當上總統後，在連任選前撤換當時全國查賄第一名的檢察長，讓檢察官協會發出聲明質疑馬總統是否忘了切身之痛？因嚴厲查賄黯然離職的「馬部長」，竟在「馬總統」任內讓歷史重演，就算不是他主導，帳依舊算在他身上。

台北地檢署如今偵辦馬英九被控的多起案件，偵查秘密不斷外洩，加上當年檢察長遭馬拔官恩怨、即將到來的檢察總長角逐戰，諸多作為不免遭來質疑。

連檢察官協會日前一份希望各界尊重檢察官行使獨立職權的聲明中，都要「嚴正呼籲檢察官群體」，共同維護純淨的辦案空間，始為司法之幸、全民之福。

大法官可再任大門一開，加上我國司法院長兼掌審判、司法行政及人事等大權，上任司法院長認為司法權不宜主動介入的釋憲聲請案，新任院長第一天上任就找負責的大法官探詢，後來果如圈內人所料作出預期般的解釋。

法律人群體當然並非全是軟骨頭，抗拒上級施壓事件仍時有所聞；只是，當掌權者在決定司法首長人事時，總是以藍、綠的政治光譜或辦事是否能合己意，而非能力表現及風骨為標準時，難怪法院判決見解、檢察官偵辦標準總有歧異。

從法院判決見解不一，到檢察官辦案標準不一，長期以來不只磨損司法公信，更讓政商權貴有更多空間影響司法。

看看多少司法高層們退休後，轉任企業門神、上市櫃公司獨董；只能感慨，司法院前院長翁岳生上任不久時曾說，「我國的司法缺少優良的傳統」，十幾年過去，依然如故。

明年是地方縣市長的選舉年，不少縣市政府陸續開辦各項社會福利措施，包括嘉義市的幼兒托育產檢補助、新竹市的四歲讀公幼免學費、高雄市調高生育津貼、台南市私幼收費公幼化和台北市的私幼補助等等。

上述林林總總的政策性福利，主要是鎖定少子女化，但既是人口海嘯的國安危機，那麼，高齡化所造成摧枯拉朽的衝擊，自然也不可小覷。因此，應該考量的就不能只在勝選，而是公共資源配置的機制設計，能否兼具應有的文明化內涵？而諸如上述種種補貼之間，其資源排擠、社會效果與成本效益，甚至會不會造成世代債務，也應有總體性評估。

事實上，面對高齡化與少子女化的人口海嘯趨向，還是應該思考以「家庭」為本位的照顧機制，究竟出現什麼樣的變異？也就是要針對當前三明治世代及其背後糾結照顧負荷的運作困境，思考落實「照顧教育」的必要性。

誠然，三明治世代所固著依附的乃是一種涵蓋祖父母、父母以及子女的三代關係，但是當今三明治世代的互動內涵，已然出現量質俱變的微妙轉化。過往是第二代的新手父母用以呵護第三代子女的「托育照顧」，業已轉換成同樣的第二代，卻是要去面對守護第一代年邁父母的「居家照顧」，如此衍生的相關需求與所需的專業知能支援，也有不同。

因此，倘若上述產檢、生育、私幼等等的補貼措施，可以被視為某種的「生養津貼」，那麼，照顧負荷另一邊的「奉養津貼」，是否也有通盤檢討的必要？

無論是從人口紅利轉為世代赤字，抑或是高齡少子女化現象所招致的衝擊影響，擺在眼前的是，戰後嬰兒潮的中高年齡世代，必須憂心第三代子女如何安居樂業，以及第一代年邁父母如何長期照顧的真實困境。

總之，三明治世代已不再只是單純上下兩片所覆蓋的「陽春三明治」，而是中間被夾雜照顧、照料與照護等多層次生活需求的「總匯三明治」。如此一來，不是家庭成員被迫直接投入人身看顧，便是委求於商品市場裡諸如托育服務、居家服務乃至機構照顧等的購買式服務。而此一買斷、切割與保護或替代的照顧型態，自然是讓居家式的不當托育或者養護式的機構虐待，成為預料之中的演變後果。就此而言，德政式的補助津貼，反而是共犯結構裡的幫凶甚至是首謀。

回應高齡少子女化的人口變遷趨向，照顧教育已經是必須兼具的公民教育內涵。漸進且可行的因應措施，應該是在其向政府申請補助、津貼等等相關權益時，可將托育人員或照顧服務人員的知能訓練，納入申請補助的規範要件，藉此增加家屬本身的照顧能力。此一照顧教育公民化與家庭化，也是一項重要的社會變革工程，遠遠勝過遍地撒錢的福利津貼。

自從年屆適婚年齡，來自親朋好友的紅色炸彈就未曾間斷過，每當與身邊的新婚夫妻們閒聊未來的規畫，生兒育女常常不是他們的首要目標，原因不乏「先買房啦！還沒安身怎麼立命？」、「環境不好，怎麼生？」等回應，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感使年輕人不敢貿然計畫生育，也恰與二○一七年的年度代表字「茫」相呼應，連自己都前途茫茫，怎麼能生個孩子茫上添茫？

看見許多縣市為因應選舉年紛紛送出社會福利政策給選民，使選民「有感」地方政府的施政效力，其中又以婦幼福利最熱門。大方送出政策紅包固有其作用，但潛在的問題仍然存在。物價房價還是高，勞動環境也沒更好，食品安全的檢查落實了嗎？空氣汙染問題改善了嗎？教育改革的大業完善了嗎？如果最基本的生活品質、環境品質與教育品質都無法保障，送再多婦幼補助仍是徒勞，年輕人依然不敢生育。

況且各縣市政府的補助多針對幼兒，但是「生」是一時的事，「育」卻是長遠的事。我服務的學校位處偏鄉，很多家長用了許多時間擔負生計，卻無暇教育他們的孩子。社會結構問題使部分家庭失功能，進而衍生出其他問題。如果不改善潛在的社會問題，再多補助也難使這些本來就居於劣勢的孩子翻轉他們的社會階級。

各縣市政府在祭出福利政策的同時，也應該考慮潛在問題該如何解決，而非給選民四年一次「有感」福利，甚至有些福利還在選舉完後就調降，這不是騙選民的感情嗎？

上萬民眾上街爭取呼吸基本人權，向政府吶喊要求「一口好空氣」，但官員卻聲稱，汙染源成因複雜，要全方位整合才有效，讓民眾對官員的無感搖頭。還有官員把汙染源直指對岸所為，只想替自己的無作為轉移焦點，這種意識形態治國也是讓民眾集體上街的原因。

環保署一味解釋汙染源的成因，還說只管電廠空汙治理將是原地踏步，擺明了護航發電。環保署長對於國營事業大廠排汙減量五十％，也高喊做不到，只會承諾課徵高額空汙費。殊不知這種「罰錢了事」的解決方案，在人力有限又難以查緝的口號下，只會讓汙染廠繼續耍「有錢就是大爺」，寧用錢買汙染而不去做好積極防治設備的心態。碰上這種無心又無能的官員，「只要一口好空氣」根本是遙遙無期。

面對群眾，雖然署長提出三大承諾，但都只是停留在治標不治本的方式。報載卅七％的移動汙染源以大型車及二行程機車汙染為主，但環保署查緝多年，難道全是做表面功夫嗎？還讓烏賊車趴趴走，唯有禁駛及加速替換才是手段。

而工業汙染源又以鋼鐵與化學業為大宗，即使提高空汙費也無濟於事，不如停產或歇業才能產生嚇阻作用，唯有要求汙染廠做好空汙防治設備的增添，才能畢其功於一役。又，道路及裸露地揚塵及電力業是其他汙染源的主要來源，加上政府一意孤行以燃煤為發電主力的政策，更使未來空汙雪上加霜。我建議總統偕同環保署長、台中市長及官員去煙囪下的麥寮新吉村住一夜，就知道問題的嚴重性。

不管白貓黑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治空汙不耍民粹，既然空汙問題成因複雜，應先把汙染源搞清楚，不要動不動就拿「阿共」來愚民以推託責任。天天紫爆，人民要求呼吸權已刻不容緩，請拿出方法來整合各部會一同整治汙染源。若民選政府無法為人民做實事解決問題，下次就換人換黨做做看。

空氣汙染已是全國重大環保議題，尤其是燃煤發電。以筆者多年從事環保工作經驗看，主因在環境影響評估問題，業者開發前低估汙染排放量，導致現在空汙嚴重，開發單位應依據環評法，提出改善因應對策，供環保署環評審查。

環保工作者都知道，不管是空汙、水汙或廢棄物要改善，源頭減廢最為有效，其次才是製程，再來才是末端汙染處理。我們看到灰濛濛的一片景象，那是空汙排放物已形成氣懸膠，汙染物大家「分享」，難以收拾了。

按照空汙管理理論來看，改善的面向，可從源頭燃料到末端煙囪廢氣擴散來探討。源頭使用的燃料成分，應使用低硫量、低灰分及高熱值的良質煤，可否更換燃燒器，採用雙燃料以最適化混合燃燒，例如：煤與天然氣，或煤與燃料油，這樣燃燒過程及發電效率，將能達到可行性的最佳點。廢氣排放前，是否已採最佳之控制設備，例如：針對細懸浮微粒PM2.5以相匹配之靜電集塵器收集或其他更好的設備。總之汙染處理應採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呼吸清淨空氣，是最基本人權。在此也建議國人平時少開車，多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響應節約用電，避免露天燃燒，例如燒稻草、燒紙錢等。空氣已經汙染嚴重時，再遇到無風無雨的好天氣，還有車輛移動性汙染排放，太陽光的紫外線與原生汙染物產生化學反應，製造衍生性二次汙染物，那就更不妙了！總不能老是靠老天爺仁慈，每天颳大風或下大雨吧！

南韓總統文在寅「破冰之旅」，還特別遠飛重慶訪問，至韓國臨時政府舊址向國父金九銅像鞠躬。韓國臨時政府曾在抗日陪都，受國民政府給予極大援助。

當年韓國臨時政府並沒有任何國家承認，而國府雖也未正式承認，但儘量協助訓練地下武裝及情報員，尤其為韓在國際範圍擴大影響。現今韓國憲法前言中即提「吾等大韓國民繼承了在三一運動中成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法統」，自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起，四月十日流亡上海的韓國志士提議，並在杜月笙協助下在法租界住所召開代表會議，決定成立臨時議政院作為最高民意機關，十一日召開臨時議政院第一屆會議，四月十三日正式宣布成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國民政府遷往重慶，而金九所領導的韓國臨時政府亦隨之遷往，金九的繼任者即是李承晚；李氏曾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廿七日親訪台灣，並為感謝我政府對韓國昔日的支持，特別頒贈大韓民國勳章予蔣中正。此一勳章現仍收藏於中正紀念堂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