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代到處可見「憤青」，年輕人怒氣沖沖，什麼事都看不順眼。太陽花學運讓社會見識到年輕一代的爆發力，各種社運都可見青年參與身影，包括近日夜宿凱道的反稅改運動，持續中的勞團反一例一休修法，乃至反核、爭取同婚……。甚至連最近余光中之死，都有課綱的學生成員出面高談闊論「轉型正義」。

人不輕狂枉少年，年輕人之慷慨激昂是歷代的通則，卻也可謂當今世代的產物。這個時代的確對青年不利：低薪、高物價、高房價、學歷貶值、經濟衰退，及取代人力的人工智慧產品……，在在向青年人標示出「向下沉淪」的前景。

問題是，憤青之所「憤」，有時搞錯了方向，甚至自食其果都不無可能。太陽花學運阻斷了服貿協定，如今的兩岸關係，反而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添加阻力。一例一休打擊資方擴張投資的信心和動能，中小企業叫苦連天，連外資都縮手，台灣的投資萎縮前所未見。經濟不佳，很多企業主的心情是「收收算了」，勞方連工作機會都流失，高喊「還我假來」豈不空談？

其他例子亦然。當年熱情萬丈的非核家園口號，如今成空汙來源；反稅改煽動仇富氣氛，富人資金外流，國內資金流動更見停滯。「轉型正義」徒留清算過往和社會對立的動機，社會團結向上的力量不斷崩塌。「明天會更好」的基石搖搖欲墜，憤青也許該理性想一想：這些現實問題，哪一項能靠怒氣解決？

總統府最近公告，新南向辦公室將自明年起「解編」。亦即，這個蔡政府上任後敲鑼打鼓負責「新南向」政策擘劃的首腦組織，再十日就要「功成身退」。沒錯，「功成身退」正是總統府宣告該辦公室解編的理由，其措詞是：因為它的「階段目標比預定更早完成」，而且已逐漸「展現成效」。

新南向辦公室要解編，名副其實是「身退」；但要說它「功成」，恐怕就讓人覺得不知所云。依總統府稍早的估計，新南向辦公室全年的預算執行率，僅四到五成。以如此低迷的執行效率，卻說它「提前完成」目標，豈不矛盾？此外，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的報告，散落在政府各部會的新南向經費執行率均欠佳，包括內政部、總統府、工程會至七月底的執行率都不到五％。從這點看，政府宣稱「展現成效」，又是在說什麼？

換一個角度看，新南向辦公室必須解編，其實也是勢所必然。去年六月，蔡英文總統指派黃志芳擔任該辦公室主任，黃志芳十月旋即又奉派出使新加坡，不幸遭拒後，他今年一月又被指派出任外貿協會董事長。亦即，黃志芳實際主持新南向辦公室的時間相當短促，一年半來新南向辦公室多數時候是處於無人領導或他人代理的狀態，如今難以為繼也是事實。而黃志芳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作為」，是他去年九月在總統府以新南向辦公室主任身分接見了承造「獵雷艦」的陳慶男父子，慶富隨後即順利拿到海軍卅多億元撥款。其中玄機，總統府迄今仍未清楚交代。

以上種種訊息，反映的正是新南向政策推動一年半來的混亂景象。且看，總指揮辦公室一直群龍無首，總統除喊出「新南向」的口號，究竟誰在負責擘劃並總理其戰略架構，其實曖昧不明。再說，各部門奉命編列的經費繁多，能有效執行的項目卻有限，這如何能說南向政策大為開展？更難看的是，各部會為了滿足高層要求的績效，近數月來不斷要求加速消化預算，除安排虛有其表的考察，學術或商業上只要沾得上一點東南亞邊邊角角的計畫或會議，都能申請補助或報銷。這種花錢「做業績」的施政手法，恐怕連愚弄人民都過不了關，遑論外交或經貿的開展。

持平而言，台灣長期忽略對東南亞的經營，對這個區域的交流工作確實亟待補強。尤其，近廿年來台灣新增了許多來自此地區的外籍配偶和移工，為數不少的「新台灣之子」已經逐漸成人，從社會融和與國際交流的角度看，「新南向」工作都必須有異於以往的耕耘。因此，政府推動新南向自有其意義。

然而，檢視蔡政府倡議的新南向政策，目標與手段卻難以吻合：一則只是為了迴避西進的困難，二則缺乏清晰的戰略主軸，三則是誰在負責指揮策劃都飄忽不定，四則流於形式主義，以花錢的能耐來計算績效。也因此，當初說得宏大無比的新南向政策辦公室，倏忽換人，倏忽懸缺，倏忽解編，如何堂皇宣稱功成身退？包括任意補貼、開放免簽所創造的東南亞觀光客人數，不斷放進了非法勞工、性工作者、及詐騙、販毒集團，其實都是在犧牲社會安全以創造「台灣南進」的假象。這些，無法為台灣帶來外交經貿榮景，恐怕還將造成國家資源的虛擲。

繼韓國總統文在寅訪中為韓中外交破冰後，日本首相安倍近日也決定改變「聯美制中」的戰略，希望同時推動「一帶一路」與「自由印太」，以穩固日中關係。安倍和文在寅的考慮是一樣的：國家戰略安全必須維護，經濟發展利益也必須兼顧。反觀蔡英文，除領導台灣一頭栽進「新南向」，片面渴望加入川普的自由印太，難道沒有其他道路可走？

看到「新南向」辦公室解編，人們應該知道那個標籤本來就很虛假。

基本上，高齡化現象先發生在已開發國家，之後才是新興國家。不過，以高齡化社會邁入高齡社會、高齡社會邁入超高齡社會的速度來看，台灣相較於美國、歐洲及日本等已開發國家，需要更快地去面對少子化、高齡化所造成「倒金字塔型」人口結構的壓力。這也意味著我國因應人口結構變化可能帶來的產業、經濟衝擊，所能用以調整與因應的時間，要短於其他已開發國家。

在高齡化社會中，除了高齡者需要被照護外，照顧者的生理、心理需求能否被滿足或被緩解，更是台灣未來能否邁向健康高齡的關鍵。根據研究，2025年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將有五分之一人口為高齡者，預估其中將有54萬名高齡者有個人照護的需要。但因印尼等東協政府宣布減少對外輸出勞動力，高齡照護勞動力將高度吃緊。

面對高齡照護缺口擴大，許多尚有生產力的民眾，將選擇儘早退休照顧家中的長輩，勢將連帶影響台灣整體產業的勞動供給。

也因為未來台灣將呈現「又老、又獨」的情境，如何打造一個低度仰賴人力的照護模式，同時協助家戶、專業者提供一個更為有效率的照護服務，便成為台灣未來長照的關鍵議題之一。屆時「被照護者」（高齡者）及「照護者」（家戶）將湧現對於智慧化醫護系統的需求，此一系統又必須具備分散化、照護者喘息功能、軟硬體系統整合特質。簡言之，發展智慧化的醫護系統，是未來台灣智慧醫療產業的重要發展方向，不僅可對應台灣高齡社會的需求，亦可呼應全球高齡化趨勢。

在思考發展具有世界需求潛力的智慧化照護系統並推動產業化的同時，應考慮與日本等面臨相同情境的先進國家合作，以達雙贏。因為台灣的智慧醫療產業強項在於具有醫療大數據及ICT的軟體實力，也有生產客製化產品的彈性，只是迄未出現能與歐美醫療頂尖廠商相抗衡的企業。另一方面，日本擁有高度技術，但不擅長掌握用戶需求，想在市場上推出高附加價值產品仍非易事，未來可進一步透過台日雙方產業的合作，培育在國際市場具備競爭力的品牌及企業。

我們認為，台灣與日本在智慧醫療方面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可運用以下幾種模式合作。首先，台灣醫療機構的大數據及醫療設備公司，可與日本醫療設備公司合作開發穿戴式疾病示警設備，提高健診、診斷醫療機械的附加價值；其次，台灣已具國際認證的醫療設備廠可與日本品牌大廠合作，開發客製化醫療器材。更者，台灣具彈性製造能力的廠商，可與日本機器人技術廠商合作開發看護機械，因應國際市場需求。

最後，台灣的再生醫療業者多投入於「細胞再生」、「免疫療法」，但相關的尖端再生醫療產品尚未商業化，未來可取得日本企業技術授權並共同開發新藥產品，以解決慢性病、癌症等重大疾病問題。

誠如賴院長所說，面對高齡社會的來臨，政府除建構友善的生育環境及移民政策，最重要的是推動與落實蔡英文總統提出的長照2.0計畫。而要落實長照計畫，除了完善全國照顧服務體系，提供良好的醫療及照護設備都是相當重要議題，有賴政府提前部署。

盛大的司改會議落幕已屆半年，人民對司法仍然感到不滿意。許多司法改革技術性問題，尚未推動；許多重要的制度，仍然回到司法院與法務部研議的原點；甚至，立法院這一會期的修法，仍集中政治性法案，司法性法案少之又少，那麼當初何必如此勞師動眾、大張旗鼓地叫囂司法改革！

從改革審判制度與救濟無辜的角色出發，我國審判救濟制度存在許多弊病由來已久。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其中再審與非常上訴就是司法救濟的重要防線；它是「自我糾錯」的功能，但歷年來無論是聲請再審准許率、或聲請非常上訴撤銷率都不到零點五％，導致實質救濟形同空轉。

據統計，從民國八十八年至今，既連監察院決議有關非常上訴函請的一三六件，檢察總長僅提起八十二件，最高法院撤銷改判更僅四件；而此四件都是明顯算錯刑期。監察院認為有違背法令之提案，沒有一件成功非常上訴。

監察制度自古為民申冤，唐代侍御史狄仁傑平反冤案，涉及一萬七千人。古代「三司會審」便是皇帝旨令的非常上訴，由刑部（檢察官）、御史（監察官）、大理寺（審判官）共同審理。演變至今，怎麼非常上訴全交給「檢察總長」獨立提出？「最高法院」獨立判決？這樣設計要法官承認有違背法令的判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國刑事訴訟法將提出非常上訴的權利，專由檢察總長代為提起。令人疑惑的，監察院、司法院同為國家最高權責機關；既然監察機關決議提出，司法機關理應受理，方屬五院分工合作的憲政法理。可是政治地位不亞於檢察總長，且具憲法獨立性質的監委，縱經十多位委員同意，也無權提出。

所以「非常上訴」並非案件「非常重大」，而是成案「非常困難」。刑事訴訟法的特別救濟程序，其「特別」之處在於，並非當事人對於判決不服即可提起，還須檢察總長提出；也需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但不含法律解釋不當，且採書面審理原則。

加上，最高法院九十七年第四次刑事庭會議認為，如果原判決尚非不利於被告，且不涉及統一適用法令，即無提起非常上訴之必要性。不僅限縮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更違反審檢分隸精神；影響了非常上訴糾正錯誤判決的功能，更損及人民訴訟權益。

歐洲許多國家並無明顯的非常上訴制度，而以再審來救濟。由歐洲人權法院作為監督者，判決違反歐洲人權公約亦是救濟理由。可見，我國司法救濟著眼於「違背法令」與「統一適用法令」，荒謬地置「人權」與「正義」於何地！

再審與非常上訴混淆不清，法院與檢察因此相互推諉，難以承擔整體實質審查的責任，也是實效偏低的原因。幾乎百分之百要能證明事實，方符合「足認動搖原確定判決」的要件；離譜的是，限縮「新證據」必須是「當時已經存在」、「審判時未經注意」。雖然考量法之安定性或訴訟經濟性，但已偏離「司法正義」的核心價值「真相」。這樣的非常救濟制度如何平反冤屈？

承蒙張嘉宏檢察官關注我所提之修改刑訴九十二條法案，並投書民意論壇進行討論。立法過程本就是藉各種意見之交流使法規更加周全。在此，我也有一些回應。

依現行法，隨案移送雖然為原則，但現行刑訴法九十二條中本就有例外規範：「所犯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可不予移送」。其原因正在於，如對所有現行犯一律解送，對輕罪犯在等待解送時必須剝奪自由，其妥適性有所疑義；亦會加重檢警人員之負擔。因此，在本有例外條款之情況下，我所提之修法應與憲法第八條並無扞格。

修法主要的考量在於：若僅以刑度為指標，恐怕未能充分衡量犯行輕重。以目前之規範，竊盜罪現行犯須一律移送。然犯竊盜者，可能是慣行的職業罪犯，卻也可能是無心摘採路邊野花的老婦人。前述犯行，依一般社會通念，應會認為其輕重有別。提出修法並非僅出於憐憫，而是讓不予移送之狀況能有更精確之衡量。同時，我所提之修正條文乃是於例外條款中增列「犯其他情節輕微之罪且無逃亡之虞者」，除考量犯行外，亦將逃亡之疑慮包括在內。

至於如何衡量其他情節輕微之罪，所提條文中，乃是交由刑訴法之主管機關司法院，召集警政、法務機關制訂基準。這乃是希望以長期累積之實務辦案經驗為基礎，由各單位會同制訂更合適之判斷基準。這與交付警察微罪處分權恐怕大有不同。何況現行條文中即有需經檢察官同意方不予解送之規定，我所提之修法中仍保留此項程序。這恐怕不能稱為警察之微罪處分權，此一程序與「得來速」之喻也相差甚遠。

修法之考量乃在於，目前警察人力仍有大量缺額、檢察官業務過重，我認為可讓檢警人員之精力更專注於危害較大之案件。我也希望對輕罪犯，未經過審判的剝奪自由，能更審慎的衡量其比例性，讓法規更符合實務狀況，也減輕辦案人員之負擔。

空汙大遊行散場了，天空的霧霾還在。經過這陣子熱烈討論空汙議題，民眾應該是怕了霧霾的健康風險，這場論戰也如照妖鏡般，把台灣治理空汙的失能狀態完整顯影。

最教人感慨的莫過於環保署。遙想卅年前，這個擁有全國最精良環境工程人才，也是中央最年輕、最有環境正義感的部會，不僅制定進步的環保政策，還勇於面對汙染公害、糾正被濫墾的高爾夫球場等問題，是驅策台灣經濟發展往友善環境「轉型」的重要部會。

卅年後，在空汙治理這件事，環保署的表現大概只能用「落漆」、「失能」形容。每年手握上百億預算，多年來共徵收上千億元空汙費，卻放任台灣被「空汙海嘯」所吞沒。

當霧霾大步進逼，環保署把空氣品質指標從ＰＳＩ改為ＡＱＩ，這不僅拉高空品「紫爆」門檻，環保團體更質疑ＡＱＩ指標根本無法反映即時空品。也就是說，如果先前空品數字是好的，當下卻是危害健康的「紅害」，民眾根本不知情，只能吸好吸滿。

其實，去年底環保署才赴美考察，考察報告明白指出這個疑慮，並建議要採用美國新開發的計算方式，加重當前即時汙染小時值的權重，避免空品指標反應遲延。結果報告束之高閣，「無感」ＡＱＩ指標依然故我。

接著又有律師身分的副署長詹順貴到民進黨中常會報告，台灣空汙來源分為境內和境外，但蔡總統卻只強調中國等境外汙染源，以此當擋箭牌，並要求行政院要以正視聽。

但是另一位「詹先生」，台大公衛學院院長詹長權拿出空品監測資料，發文直指「蔡總統錯了」，同時告訴詹順貴，蔡總統故鄉屏東潮州之所以是台灣空汙最嚴重地方，主要汙染源就來自鄰近的高雄重工業和燃煤電廠，民眾不免要對環保署的公信力打上問號。

掌握空汙這等最基本的環境資訊並不難，難的是該不該講真話。但環保署不是交代不清，就是巧辭狡辯，把責任往外推，甚至用過時指標蒙混，讓人懷疑和當年那個懷抱雄心壯志，以環保和國人健康為己任的環保署似乎越離越遠。

失能的還有掌握在地公害管轄權的縣市政府，未嚴肅管控工業汙染。縣市政府應在計較企業總部有無南遷、稅收能否分潤的同時，也要重視空汙的環境不正義。

值得玩味的是，這波中南部空汙論戰之中，帶頭行動、勇於發出諍言的，多數是公衛、醫界背景人士，少了時常和環保署並肩合作的環工學者。如果做個小結，只能說：失能不是一天造成的。

依照《國安法》規定，當事人必須要同時兼具三種要件，才能被判刑，第一個要件是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第二個要件則是為了大陸或外國，從事第三個要件當中的兩種情況任一：分別為發展組織或蒐集公務上應保密之文書或消息。兩個要件缺一不可。四人均非公務員，顯然不太可能蒐集到應保密公文，犯的頂多是發展組織。然而怎樣算是為大陸或外國發展組織，並危害了國安與社會安定呢？本來就基於認同而組成統派政黨算嗎？那郁慕明理應更早被抓。

怎樣算「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如果鼓吹跟對岸統一算，蔡總統曾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算嗎？因為流亡政府，指的是一個政府無法在本國領土執行權力，跑到外國領土，換言之只有認定台灣不是中華民國領土，蔡英文的話才能成立。

主張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的「台灣民政府」，不僅擁有武裝力量「黑熊部隊」，更發行護照、身分證，還聲稱台灣主權仍屬於日本。主張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的民眾，遠比支持台灣給中共統治的多。如果新黨青年軍違法，「台灣民政府」當然更違法，蔡總統或許沒有為了外國講出「流亡政府論」，但她的話遠比新黨青年軍更有影響力，相對的也更危害中華民國，卻不用受罰。

台獨或主張中華民國治台非法，要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顛覆國家政府，才構成違法開罰要見。所以我們的法律，顯然對於台獨言行自由，遠比對於統派更寬鬆。

用「為大陸或外國」、「危害國安與社會安定」這些模糊概念定義違法言行，很容易選擇性執法，過去的共諜案多屬實質洩漏機密，如新黨青年軍只成立主張統一的社團，在「台灣民政府」和蔡總統沒有挨罰之前，不應該為此被開鍘。

立法院三讀通過《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修正案，給中國統一促進黨、愛國同心會等團體當頭棒喝，嚴重警告意味濃厚。

昨天清晨，調查局人員和員警以違反國安法、在台發展共諜組織為由，持搜索票進入新黨發言人王炳忠的家搜索，並帶走新黨侯漢廷、林明正、陳斯俊等人進行偵訊。

台灣島內主張兩岸統一的組織、勢力總算一網打盡，看看台灣還有誰敢主張統一的？台灣終於要進入以民進黨為主的「民主」時代，了不起，負責！

在美國稅改方案中，與台灣關係較密切的要屬企業稅改這部分，其中大家較關注的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公司所得稅由卅五％大幅調降到廿一％，這對於美國企業在海外營運布局，可能產生一定程度影響。

過去美國公司所得稅率偏高，因此美國企業為規避稅賦負擔，會將許多營運據點移轉海外，甚至在低稅率國家或地區設立投資控股公司，以降低租稅成本，只要盈餘不匯回美國，美國政府課不到稅。這造成美國企業將大量盈餘留在海外，不僅讓美國政府流失稅基，更讓美國工作機會外移。

這次稅改不僅大幅調降公司所得稅率，而且還將其公司所得稅由屬人主義改為屬地主義，亦即放棄對海外企業（持股比率在十％以上）股利所得的課稅權，目的是鼓勵美國企業將海外盈餘匯回國內投資。由於美國已將公司所得稅大幅調降，海外所得匯回需要補稅的有限，因此放棄徵收，反而提高企業將盈餘匯回意願，對美國而言是利大於弊的。

美國企業所得稅率大幅下降，可能讓美國企業因避稅而在海外大幅擴張營運的模式產生變化，讓美國跨國企業重新思考海外投資布局，而將海外營運規模縮小，甚至移回美國生產。對於台灣而言，由於美商在台灣的營運多半是由母公司掌控，以就近服務台灣客戶為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避稅而設的海外據點，因此受到影響相對較小。

此次企業稅改在眾議院原先版本有一個所謂廿％特種交易稅，對台灣影響較嚴重。所謂特種交易稅是指美國企業與海外關係企業的交易，若全年交易金額超過一億美元以上，美國政府將對每筆交易課徵廿％特種交易稅，這對美國企業來說，將增其委託海外關係企業生產或執行業務成本，對美商在台子公司營運產生嚴重影響。

所幸在最終參眾議院協商後版本中，並沒有納入特種交易稅，而是採取參議院版本，即課徵十％稅基侵蝕稅，這對於美國母公司委託台灣關係企業製造與研發的衝擊已經變得很低。

但新稅制對美國高科技廠商將鉅額權利金收入隱藏在海外低稅負國家的影響較大，此也將迫使美國高科技廠商調整其投資營運架構，未來美商台灣子公司由受委託製造改為自行接單生產製造的機會增加，此將擴大台灣子公司營收與獲利。然而台美之間無租稅協定所產生的重複課稅問題需要解決，才能減少母子公司間分工所生的租稅負擔，促進台美雙邊投資貿易發展。

因此台灣政府應該深入研究此次美國稅改對跨國企業投資營運可能的影響，進而研擬因應對策，尤其台美租稅協定的簽署更屬當務之急。

那是發生在某年夏天夜晚十點，我正在大學圖書館地下室的角落安靜的看報。渾然不知十點門禁時間已到，等我看完要上樓梯，發現我被厚厚的一道門隔絕。我才意識到我要被關在地下室，本能反應就是用力拍厚厚的門，不斷喊救命。

這時燈還是亮的，我打開附近窗戶，但是一條條的鐵欄杆，冷冷看著我。我感到沒辦法爬窗逃出去，急得都快哭了。

雖然我想最壞不過是待一晚，明早會有人來開門，但是我的家人一定會很著急。由於燈還是亮的，我感到還有一絲希望，於是又回到門口，再用力拍厚厚的門喊救命。

終於老天有眼，管理員真的聽到呼救聲，下樓打開厚厚的門。重聽的我趕緊謝謝，一路跑回家，從此再也不敢晚上九點去圖書館。

希望各公私立對大眾服務的場地在關門前，考量聽障者或老人；請三次關燈一閃一滅警示，這樣重聽的人就有福了。

在國際舞台備受壓縮的今天，以及日本政府「一個中國」的立場之下，若能夠進一步獲得實際的結果，對我國的外交地位無疑是注入一股力量。

然而，關於海上取締非法漁撈和科技研究合作關係，仍希望有關單位謹慎處理，以免影響日後權益。

就海上執法而論，船旗國管轄彰顯國家主權，且為實行已久的原則，我方是否為達目的而退縮，進而使我國漁民須接受日方的登檢、處罰？再者，科學研究重在資訊交換，我方是否為了達到目的，進而過度付出研究心得，卻無力從日方取得相對的回饋？

最後，雖說台日共處一片海洋，關係也是日趨緊密，然而，在本次談判中，還是要從長遠的目標，保護漁民的生計，而非用作為交換籌碼，以挽救國內施政不利，日益低迷之民氣。

是一位為了準時到機場執勤，而有規律生活，且基於尊重自己職業，不管多重要的聚會場合，也不管朋友如何勸酒，都堅守「滴酒不沾」原則，還被取笑不懂生活的老實人；還是一位明明知道隔天要飛，但參加飯局時忍不住多喝幾杯，執勤前酒測未過卻吵著說酒測器有問題，甚至一測再測，數據都超標的情況下，大呼遭打壓的「投機者」。

華航的勞資爭議是一回事，那本來就是資方與勞工要協商的議題，但就酒測這件事來看，是不能有妥協餘地，零容忍也是大眾應該要給予極力支持的。這位酒駕機師的行為，除了看輕自己身分、職業，似乎也不把公司、政府規定當作一回事，工會還是可以力挺，但公司怎麼可能放任不管。

從整件事情發展來看，工會利用臉書發文、輿論爭取同情，網友意見有認同也有質疑，工會並沒有得到好處；而華航則是透過媒體投書、開記者會方式，一再表明公司立場。但是對大眾來說似乎覺得是沒完沒了，甚至大嘆：華航怎麼從勞資爭議劇演到酒駕荒唐情節，讓人霧裡看花。

沒有一名乘客可忍受駕駛艙機師是酒後上機執勤，所以華航絕對是站得住腳的，面對工會以罷工為要脅，自然也不能妥協。但在處理的手法上，若能再細膩一些，避免跟工會流於隔空較勁，甚至已經演變成相互叫囂，或許就是當權者應該要思考的事了。

※ 提醒您：禁止酒駕 飲酒過量有礙健康

香港今年也發生類似事件。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兒子墜樓身亡，由於蔡立場被認為「親中」，教育大學民主牆上出現「恭喜蔡匪若蓮之子魂歸西天」等字樣，各界出面譴責，認為此行為「超越人性道德底線」。

所以出現這些情緒反應，背後隱藏的是因為知道仇恨對象短期內不會消失，才用最難聽的話攻擊心目中的敵人，得到虛假的快感。就像東方主義學者薩伊德觀察，「邪惡極端」和「恐怖主義」的阿拉伯，是由知識和權力核心創造出來，並抹去「他們是人」的事實。

仇恨語言多半是仇恨政治的產物，主要特色是二元對立和排除。社會學者哈伯瑪斯說，它是造成傷害的力量來源，不但摧毀人們合理的推理，破壞合作基礎，更關上公共領域溝通的大門。

全球仇恨教主應屬美國總統川普。他上任後美國媒體和政治更為兩極化。美國南部貧困法律中心（SPLC）今年度「仇恨群體調查」發現，美國至少有九百一十七個仇恨團體，過去兩年，仇恨集團網路帳戶的「按讚」和評論數量增加九倍。

美國政治學者柯拉來斯（Javier Corrales）說，仇恨政治和政黨兩極化是一體兩面，政治人物運用仇恨策略，最主要目的就是減少對自己的批評和譴責。極端言論可以轉移注意，換恨意為防衛。

仇恨政治的怒火也燒到日本，這兩年日本仇韓仇中的「仇恨書」系列，創造另類銷售佳績，今年最賣的達三十萬本。這些書籍不乏「醜陋的韓流」、「沒有身為韓國人真好」、「韓國人像呼吸般說謊」、「為何中國在全球這麼被厭惡」等，光看標題就可知道當今日本充滿一股不爽鄰國崛起擴張的壓力、以詛咒鄰邦為樂的詭異氛圍。

心理學家李迪（Brad Reedy）解釋，仇恨心理往往是人們成不了事而受挫，因此轉而向外投射「恨意」，並攻擊他人，希望擺脫心裡不平或自身脆弱。政治上卻往往成為保守民族主義的土壤，如果在意鄰國的壯大繁榮，對比自己的落後停滯，更易讓民眾渴望威權民族的實現，壓過對民主自由秩序的期待。

不過日本畢竟比較成熟，有些知識分子發出理性批判聲音，認為不該用謾罵和偽裝的優越感面對國際競爭；政府更應正視社會因焦慮憂心出現的集體「憂國」心聲。去年日本國會通過「仇恨言論對策法」，大阪市也推出「種族歧視消除施策推進法」，都希望不要再陷入內部彼此憎恨的惡性循環，以免付出慘痛代價。

對立＋仇恨＝選票，這樣的政治方程式很好用。對照台灣，從年金改革、同婚議題、前瞻建設、課綱爭議、到最近的促轉條例，都可以看到世代、城鄉、南北、政治認同等種種對立，而處理議題往往沒有足夠的公共溝通，只有「我說了算」的強行通過。這樣的做法，只會帶來扭曲的價值判斷，最後整個社會沒有贏家。（作者為政大新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