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我們寫「檢察官也該守法」，因檢察官手握公權力卻未必謹守執法正義底線，是社會長年以來的質疑焦點。如今王炳忠案引發社會譁然，我們不客氣再問一次：檢察官真的守法了嗎？

王炳忠案眼看著將鬧成國際事件，嚴重損傷台灣的人權及法治形象。諷刺的是，聲援王炳忠的人，幾乎未著眼於他的統派身分，而是基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包括少數民進黨人和時代力量成員都關注公民權利。反倒是，檢調對一名「證人」敢於使出如此囂張手段，難道不正是因為當事人的統派色彩，自認可有「政治正確」的保護傘可恃？

蔡政府將因王炳忠案而烙印下難堪的踐踏人權紀錄，應懸崖勒馬。眼前有兩個問題必須回答。在司法層面，針對檢調這次搜索、拘提行動的程序「瑕疵」，是否已到濫權違法程度，邱太三應負責進行調查並公開回應。如今不分藍綠的立委皆有《刑事訴訟法》修法之議，可見檢調作法「太超過」引起公憤。邱部長早年任檢察官時，曾為聲援同僚高新武受「上上級」壓力憤而辭職，當年維護正義的初衷如今仍在嗎？

更關鍵的，是政治層面的問題。民進黨以人權為標榜，如今卻在「謙卑」主持司改的小英任內讓綠色恐怖氣氛隱然成形，這次檢調針對統派出手肆無忌憚，難道不是看「上上級」的政治風向所致？法務部長有法務部所轄問題須回答，但政治問題則為蔡總統所無法迴避！

新黨青年軍王炳忠等人遭檢調強制拘提引發軒然大波，輿論同聲指責執法程序不當，侵害人權。令人意外的是，法務部長邱太三非僅未就此檢討，反而指責王炳忠在搜索中進行「臉書直播」是「法律所不允許」，因為這洩漏了法律偵查中的秘密。作為法務部長，邱太三理應主持國家法治正義，並且維護民眾合法權益，他卻完全不檢討屬下的濫權行為，反稱他們的作為「合法」。這種態度，反而值得檢討。

綜觀這次事件，檢調在程序上至少有三項作法引發濫權之爭。第一，是把「證人」當成「嫌犯」，北檢和調查局發出的傳喚通知，都列明新黨這四人為「證人」；但檢調的拂曉出擊行動，卻宛如逮捕犯人的陣仗和粗暴。第二，在四人報到前，檢調即持搜索票強行進入其住所，並查扣各種資料和電腦，這不僅濫權，且完全混淆證人與嫌犯之分際。第三，檢調拒絕王炳忠之律師進場，理由是「被告才有委任律師的資格」；這是刻意遊走法律漏洞，剝奪當事者人權。

相對於警調清晨登門逮人的大動作，王炳忠啟動臉書直播，將警調的作為公開在鏡頭之前，其實只是一個小市民本能的「自保」反應。此舉，至少可避免自己無聲無息地被粗暴帶走，甚至在不透明的審訊運作下被入罪。就算再不苟同新黨主張的人，也必須承認：臉書直播也算是一種「公民不服從」，這比起三年前太陽花占領立法院的行動，簡直太溫和了。

事實上，若非透過王炳忠這次的現場實境直播，一般人恐怕還不知道，台灣民主政治雖已政黨輪替了三次，但政府執行公權力仍然如此粗暴，執政黨對付反對黨人士仍可以如此肆無忌憚，一般人民清晨起來發現住家遭警調包圍的噩夢依然存在。然而，對於執法人員不遵守程序正義，對於下屬人員的便宜行事，邱太三彷彿視而不見，卻反而譴責王炳忠的臉書直播是踰法行為。民眾倒是很想知道，以邱太三之見，這是違反了哪個法令、哪項條文？

證人傳喚作為，卻演成嫌犯逮捕行動，我們認為這應非蔡總統授意，也未必知情。而根據民進黨立委的說法，則認為是某些國安人員主導，才會有檢調如此劃一的舉動。姑且不論邱太三事前是否知情，他事後的反應，卻是甚為可議，一味袒護自己的屬下，卻忽視了法務部長的職責，是在維護國家法制的持平運作。

進一步看，所謂的「偵查不公開原則」，是指為了維護偵查程序的順利及事實的發現，並維護被告或嫌疑人等的名譽，參與偵查之檢、警、調、辯護人等執行公權力者，有保守秘密之義務。根據司法院和行政院合作制訂的《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更在第二條陳明，這是基於「無罪推定原則」的精神而訂。亦即，邱太三認為王炳忠臉書直播觸犯「偵查不公開」原則，完全弄錯了這項原則的主體；事實上，應該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的是檢警調等執法人員，而不是王炳忠。何況，檢調強行請鎖匠破屋逮人上銬，甚至對新黨一次株連就是四人，這都已遠遠超乎「無罪推定原則」，讓他們的聲譽受損。當邱太三稱檢調「一切依法辦案」時，他心中的司法天平已經歪斜了。

相對於邱太三的說法，民進黨內畢竟還有一些反省之聲。例如，駐日代表謝長廷認為檢調必須就此公開說明，以澄清外界對「綠色恐怖」的疑慮。同日立院在審議《資通安全管理法》草案時，綠委蔡易餘也主動要求刪除爭議條款，政府不能以「重大資通安全事件」為由，任意派員進入非公務機關檢查。否則，以邱太三的施政邏輯，「只准州官濫權，不許百姓直播」，這樣的政府也配稱民主法治嗎？

就經濟學理論而言，減稅是一項擴張性財政政策工具，藉由刺激投資及消費等傳輸機制，以達成促進經濟成長並創造就業的最終目標。這次減稅的重點有二：一是大幅降低企業稅率，以促進投資，並使薪資上升；第二是將所得稅的標準扣除額提高近一倍，以刺激消費。前者為主，後者為輔。

回顧1980年代「雷根經濟學」推動的減稅，聚焦於個人，藉由降低勞工所得與資本利得稅以鼓勵工作、消費及投資；現在「川普經濟學」的重中之重，則是大幅度且永久性地降低企業稅率，再加上「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藉由調動企業能量使美國重新成為全球投資中心。於是一套新版本的供給面經濟學隨之誕生，基本思維是投資擴張為經濟帶來的利益，將足以抵掉直接稅負加重之弊。

再者，美國已經歷數十年的「投資乾旱期」，「川普經濟學」若當真能大力振興投資，當然有助於重建美國的經濟優勢，促進創新活動及工資上升，最終還能使稅收增加，從而降低減稅的負作用。而且，隨著亞洲的過剩儲蓄逐漸耗盡，加上人口老化，美國的確需要採取較激烈的措施。

減稅案的另一項重大意義，就是美國又重回到「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的老路，亦即企業會將減稅的利益回流到經濟體系，擴大產能投資及提昇生產力。但許多經濟學者表示「涓滴效應」其實非常小，因為降低企業稅及鼓勵企業將海外獲利匯回的傳輸過程相當艱難，企業盈餘增加更可能用於回饋股東，因此減稅的利益將偏向少數最富有的一群人，稅改的所得重分配效果並不樂觀。

而且，減稅帶來的經濟成長及稅收增加等效果，將隨著時間而遞減。賓州大學華頓模型的分析顯示聯邦赤字十年間增加數兆美元，加上目前美國已接近充分就業，經濟成長率高於趨勢水準，因此減稅後聯準會（Fed）很可能加速緊縮貨幣政策，使利率上升，抵銷掉部分減稅的效果。

儘管美國減稅在長期間的利弊仍備受爭議，至少短期的綜合效益相對明顯，可以歸結為：稅率與失業率「二率下降」，經濟成長率、投資報酬率、薪資上升率、通貨膨脹率、聯準會利率、公債殖利率及美元匯率「七率齊揚」。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包括台灣在內，以利率上升為首。市場愈認為減稅是財政擴張政策，債券殖利率便會上升愈多，明年10年期美債殖利率一旦升過3%，不僅將壓制美股，也加重新興市場美元債務的還款負擔。

美國利率上升，擴大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利率差距，加上美國跨國企業將海外累積盈餘加速匯回，都將使美元走強。美元對及日圓升值雖對歐、日經濟及股市有利，對新興市場的影響卻較複雜；川普去年勝選後新興資產曾經重挫，之後因美元回貶才得以復甦，但現在美元升值的風險又再度臨頭。利率上升加上美元升值，全球金融體系出現意外震撼的風險也將升高。

至於美股，減稅基本上能使企業盈餘增加，也代表股市將上漲。但減稅案中還包括對設備投資費用可立即折舊（有利），利息抵減額縮水（不利），及跨國企業國外盈餘匯回等措施，對個別企業獲利的影響並非一視同仁，可能要等好幾個月才能有較清晰的輪廓，屆時投資人才能決定該如何布局及選股。

總之，川普減稅政策雖引發多方爭議，既已通過，擺在眼前的就是美國正展開一場經濟政策革命；過度反應雖無必要，但若一味鄙視或刻意忽視，終將難逃嚴峻的挑戰，至少短期內將如此。

Ａ國人在Ｂ國組團向Ｃ國人行電信詐騙，哪些國家有管轄權？這是網路電信時代，刑事訴訟常遇到的問題。以我國刑法最新規定，是Ａ、Ｂ、Ｃ三國皆有。

我國刑法主要採屬地原則，第四條「犯罪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Ｂ國是犯罪行為地（主體領域原則），Ｃ國是犯罪結果地（客體領域原則），兩國都得主張管轄權。

而我國人民於國外犯罪者，僅有在刑法列舉若干條款適用刑法，民國一○六年十一月修法後，我國民於國外犯「加重詐欺罪」，也納入刑法規範，此為我國主張管轄權的重要法律基礎。

在Ａ、Ｂ、Ｃ三國都有管轄權時，管轄權的競合，並沒有明確的國際法律規範，實務上Ｂ國（犯罪行為地）逮補嫌犯的能力較高，而Ｂ國政府要遣送給那一國，除非條約另有規定，從主權角度論，是取決該國主觀意願，若從刑事法律面論，則會以「與案件利害關係最密切」來考量。

因此，回到最近的「外國政府遣送台籍嫌犯於大陸」案，即便兩岸治權互不隸屬，大陸既是犯罪結果地，當然有權主張管轄，這與兩岸主權紛爭沒有當然關聯。

以上單從法律觀點，至於有人在馬政府時代，認為遣送回大陸是喪權辱國，到蔡政府時又默不作聲，其考量當然不是在「法律」，而是政治。

較值得討論的，是李明哲案。根據起訴書，李明哲部分案情，是在台灣利用網路，組織成員，對熱點、敏感事件炒作，「毀謗和攻擊國家現行政治制度」。

按照前述管轄權討論，李明哲行為地在台灣，結果地在大陸，大陸要主張管轄權，也非無有之依據。換言之，問題不在「程序面」，而在「實質面」，也就是，李明哲「以言論批評中共而獲罪」這部分違反台灣人民對言論自由的信念，自然造成兩岸情感的傷害。

最後，影響大局的終究還是兩岸關係，馬政府時，台商鍾鼎邦被中共關押後，仍然是經馬政府協調而獲釋；蔡政府時，李明哲回不來；馬政府時，多半的海外詐欺犯得以遣返台灣；蔡政府時，則多半遣送大陸。大家難道看不出，問題在哪裡嗎？

北京法院對肯亞遣送中國的台灣詐騙嫌犯宣判，判十年到十五年不等徒刑。這是大陸第一個對台灣詐騙犯宣判案例，具指標意義。

之前引渡回台的嫌犯，印象中少有重判。這些年台灣詐騙集團橫行兩岸，乃至國際，渠等若在台灣接受輕判後繼續使詐，又有誰樂見？

蔡政府上台後，兩岸交流持續冷卻，這回將新黨青年黨工帶回偵訊後請回，陸媒多認為挑釁兩岸和平。筆者認為陸委會應協助家屬前往大陸探視，及法律協助，剩下的就是兩岸好好共同打擊毒品、毒販與詐騙集團。

行政院黨產會為了認定婦聯會是否屬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及其擁有財產是否屬於不當黨產或不當取得財產，先後於舉行二次聽證會，本人二度受邀提供專業意見。

由於黨產會並無充分證據可證明婦聯會屬於國民黨附隨組織，亦無法認定其財產屬於不當黨產或不當取得財產。然而，黨產會與內政部卻主觀認為婦聯會故意隱匿相關資料，加上部分民進黨籍立委施壓下，乃由內政部、黨產會與婦聯會「三方協議」簽訂「行政契約」，以代替相關處分的舉措。但因最關鍵的「違約條款」與婦聯會轉型後的新基金會董事政府方代表人選如何產生，存有歧見致尚未簽訂，內政部不僅屢屢放話要撤換理事長辜嚴倬雲，甚至還要撤銷其政治團體立案之議。

內政部、黨產會屬於政府機關，必須依法行政，當然不能逼迫人民簽訂行政契約，一旦人民不從，即語帶威脅！在此要提出的是，三方協議準備簽訂的「行政契約」，屬行政程序法第一三六條規定的和解性行政契約。

由於是和解契約，必須是契約當事人雙方均各有讓步。據報導，在本契約中，婦聯會同意捐出總資產中的三一二億，作為政府從事公益之用，並將婦聯會由原政治性人民團體，所餘財產則捐贈予轉型後之公益性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但董事會部分成員（三分之一）中之政府指定人員，須為常任文官之公務員擔任，且政府今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追究勞軍捐等事項，亦不得藉故懲罰負責人。

至於代表政府方之黨產會與內政部，其讓步內容不外乎同意婦聯會為締結本件行政契約所要求之「三一二億需作為政府從事公益之用」、「董事會部分成員（三分之一）中之政府指定人員，須為常任文官之公務員擔任」、「政府今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追究勞軍捐等事項」與「政府不得藉故懲罰負責人」，以代替有關的行政處分。

正由於是「和解性行政契約」，因此必須雙方均同意讓步之內容才可能簽訂。如果仍有局部歧見，自應再努力協調與溝通，否則，根本不可能締結「和解性行政契約」。更何況「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是否合憲，監察院提請司法院釋憲中，在解釋未出爐前，最好還是不要「呷緊弄破碗」才好！

明年經濟展望，以經濟成長率預測而言，國內各大智庫及主計總處都落在二．三％左右，真是英雄所見略同，但是我們要提防「黑天鵝」。

為何大家預測值近似？這是因為各家就目前所能蒐集到的資料、模型的計算，公開資訊的研判，再用歷史資料的校準後，雖不同家的預測很容易就趨同。然而經濟預測不像水晶球可以窺視未來，預測有可能集體失靈。像二○○八金融海嘯那年，沒有一個機構可以預測到經濟危機的發生，這是因為有些黑天鵝事件的產生，大家都沒看到的；或是覺得不會發生，但是竟然發生了，因此就造成了一個沒有預期的結果。

目前值得關注的黑天鵝有好幾隻，舉其犖犖大者。首先是北韓問題，雖然今年北韓導彈已經打了好幾回，就像狼來了喊了幾次，市場好像已經麻痺，國際間也普遍認為經濟制裁和外交孤立可以解決北韓危機。但金正恩越玩越大，最近發射火星１５型洲際彈道導彈，性能比之前的導彈大幅提高，可以打到美國全境。這種升級版的軍事衝突是顆嚴重的炸彈，一旦引爆，避險資產如美元、日元、黃金的短線將一飛沖天。

其次，中國大陸的債務問題。大陸人行行長周小川在中共十九大召開期間警告：由於企業債務處於相對高檔，家戶負債增加太快，必須防範「明斯基時刻」。另外《中國金融穩定報告（二○一七）》也指出：部分一、二線城市房價偏高、上漲過快，呈泡沫化趨勢，首付貸、房抵貸等產品與房價上漲相互強化，進一步助推房地產泡沫，新增信貸資源過於集中投放於房地產領域。這幾年大陸影子銀行規模一直膨脹，這都是債務過大併發的後遺症，因此大陸人行是否能永遠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值得擔憂。

第三，明年國際也有諸多非經濟干擾因素，包括美國國會改選、韓國與台灣之首長選舉；俄羅斯、愛爾蘭、巴西等總統大選等等。選舉過程及結果，世事難料，就像棒球比賽，球是圓的，難以捉摸。

上述任何一隻黑天鵝都有可能引發全世界經濟衰退。但因為是黑天鵝，發生的機率都是很低，大家要小心，不至於需要驚恐。

警調於十九日清晨六時半破門拘提四位新黨青年黨工。先不論案情，調查局與法院原通知八點半傳訊「證人」，卻提前在六點半搜索並帶回偵訊，其程序正義何在？沒有程序正義談何實質正義？行政權凌駕司法權逕行逮捕，與黨產會不經司法審判即逕行認定國民黨黨產，而扣押存款之行徑，與當年白色恐怖時代的威權政府有何不同？那又為什麼要「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不是從舊威權轉成新威權，不是「勝利者轉型」，更不是「復仇式轉型」。

如果今天民進黨掌握國會絕對多數就可任意立法，完全執政就可肆意揮霍權勢，將來政權再輪替時，今天的在野黨是否也會報復「轉型」，如此冤冤相報何時了？

難道民主自由只是追求全民選舉總統或政黨輪替？今天當權新貴對「民主自由」會比當年的專制政權更認真的實踐嗎？「民主自由」不只是有形的制度，更重要的是社會大眾的心態，是否已真正認知什麼才是「民主與自由」的真諦。

過去威權時期，我們動輒被傳統文化、道統、法統、三民主義、反共的大帽子壓制。而今政權輪替，當年追求自由民主人士已當權，但社會仍然是兩極化、威權化與泛政治化，只是帽子換成愛台灣、本土化、去中國化、台獨等主張。只要言論與主張不合於部分基本教義派對這幾項檢驗的標準，都會背上「賣台」的罪名，如「一中各表」、「和平統一」等主張也都遭致撻伐。我們社會今天真有言論的自由嗎？

胡適先生在一九五九年三月「自由中國」發表「容忍與自由」這篇文章，說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今天大家所擔心的是台灣社會「派性的對立」，如藍與綠、愛台灣與不愛台灣、本土化與非本土化、統與獨的對峙愈來愈尖銳化，這是大家所不樂見的。

胡適一生倡導自由主義，五十餘年前他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只有相互容忍才會有團結與認同。今天台灣正是徒有自由，卻沒有容忍。面對對岸咄咄逼人，我們還有分裂鬥爭的本錢嗎？化解族群、意識形態、政黨立場對立的不二法門就是相互包容。

十幾年前，因採訪獨家投訴新聞，筆者與文字記者被醫美診所提告，傳票通知於到案說明前兩星期寄到公司，我們有充分時間與公司法務備妥資料、研討如何因應，最後被判無罪。

王炳忠等四人以「證人」身分，欲釐清共諜案，居然比筆者當初遭遇到被人提告時，還要粗糙的手段「逮捕」、搜索與偵訊，真是令人詫異！若不是王炳忠利用臉書直播，讓人關注，說不定如今還在偵訊中，甚至拘禁。

利用國安法，羅織罪名，卻不提早寄出傳票通知書，而是當日以搜索票強行押人，豈是邁向已開發民主國家該有的行為？之前張顯耀的案子，後來查證也被判無罪，卻已對其個人造成傷害。

偵辦共諜案，不應政治色彩不同就標準不一，否則政黨輪替的代價，淪為鬥爭工具，豈是台灣百姓投下神聖一票所寄望的？

四名新黨青年黨工同日同步遭到「搜索」及「不合理拘提」，引發輿情嘩然。以當時執行之插翅難飛「緊張」狀況，又有法院簽發搜索票背書，一般推斷應該犯罪證據確鑿，檢察機關已掌握鐵證，但卻雷大雨小全部無保請回。司法揣摩上意，無疑馬屁拍在馬腿上了。

先退一步評論，就算「通匪」嫌疑重，時機難道不敏感、人物難道不詭異、程序難道不可議。約談通知書、搜索票、拘票三合一「拂曉出擊」，一票人拿著三張票抓「小不點」，竟只扣到鈔票（人民幣），這不是大砲打小鳥什麼才是？家裡藏有對岸錢幣就叫通敵，簡體字寫一些親友通訊錄就是發展顛覆政府組織，這頂「叛國」高帽未免太可怕了吧！

再進一步評理，風聲鶴唳結果，萬一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收場，如何補救、誰能負責？恐非「誤會一場」可一語帶過卸責。

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方得科罰鍰並「得拘提」，也就是屢傳不到不得不才拘，是司法有求於證人，不是證人欠你司法「做證債」，他只是倒楣知道案情，非是犯了什麼錯，該給禮遇，不該強暴脅迫或利誘之濫用公權力。又檢調居然刁難似的同時兩地約談，讓人想配合亦分身乏術。

檢方不像警方，只有業務過量壓力，沒有破案績效壓力，偵辦刑案無須硬幹，共諜案至今撲朔迷離，讓人不想與執政者意志聯想也難。

入冬迄今的空汙，不時紫爆的頻率，可能行政院慌了手腳，連番開支票誓言改善空汙，甚至揚言這些支票揭示目標都是領先國際。可惜的是，至今除了作文、誓言、開支票，看不到具體行動，說一丈，行不及一尺。

賴揆召開記者會，揚言「紅害減半大作戰」，目標二○一九，大刀先砍向台電、中油、中鋼、中龍，另描繪台灣車輛全面電動化的願景，屆時達到零排放境界，台灣將是世界碳排減量的示範島。

這期許當然很棒，全民也都期待蔡政權能達成目標，讓台灣成為無碳排示範島的境界，但前提是我們至今做了什麼努力？起步了嗎？如果政客光開支票，只動嘴不動手，碳排放、空汙怎可能改善？

不健忘的朋友應該都記得，蔡政權這個月的整治空汙支票，包括中火限期改燃氣、興達廠減煤改燃氣，之前麥寮以熄火的燃煤廠不改燃氣不准啟動；其他還包括：環保署誓言對七千個工廠改燃氣，八萬家小吃店也做能源升級。

賴揆的「紅害減半大作戰」更讓人驚詫之處，包括二○一九年全面汰除一五○萬輛二行程老舊機車，這真讓人佩服官府的好大喜功；二行程機車汰除政策已經上馬多少年？如今還有一五○萬輛待汰除，之前這麼多年是怎麼執行的？更可笑的是，幾個縣市竟拿過去幾年汰除二行程機車當業績，還真是敢！

台灣的空汙問題要根治，第一步得先找到、承認汙染源；問題不難，各個大烏賊都像環保署呈報了汙染「認可量」，白話文是環保署同意這家工廠的汙染排放量，及時根據認可量，不難瞭解這家工廠減排的努力。現況是政治掛帥，該砍你的絕不手軟，可以放水的就不多言。

更糟糕的是，開支票容易，怎麼落實？開出一堆電廠燃煤改燃氣，氣在哪裡？從哪裡來？卻從不交代。機車改電動當然是好事，去化石燃料全改電動車也是好事，但電從哪裡來？難道如綠營市長靠柴油發電機為電動車充電玩假嗎？

一些戲謔的講法拜託不必了，例如各縣市劃設「空氣品質淨化區」，空汙不移動嗎？高雄大林浦工業區的空汙一路飄到恆春，劃設空氣淨化區就能阻止移動？真是愛說笑。

其實，一些欺騙的把戲可以先拿掉，節能減碳是硬道理。行政院開的支票請費心檢索，到底做了多少？前面的「空氣品質淨化區」是一例，另個倡議船舶入港要用岸電也不知從何說起，任何船舶入港前先排汙、排廢是大家都理解的事實，咱們想納管船進港之後的排廢，太天才了。

賴神願意為空汙問題反覆開記者會當然是好事，但出發點不該是應付民眾受不了空汙責難，而是從低附加價值、耗能的產業淘汰著手，染整、造紙、電鍍…，都是高耗能、高汙染的低產值產業，為此付出大多數人健康的代價，不值。

空汙是個指標，反映政府用心與否；光是打誑語，解決不了問題。

宜蘭縣農業用地申請興建農舍及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草案，規定農路、曬場、蓄水池、圍牆等農業設施面積，再加上農舍面積合併整體配置，只要不超過坐落農地面積的百分之四十即可，惟上述規定恐將走回之前農舍亂象的老路。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相關規定修正前，許多申請人興建農舍時，申請曬場是做為停車場使用，農路做為農舍專屬對外連接道路，而蓄水池則做為養魚景觀池或游泳池使用；直到修法後，此一歪風才逐漸平息下來，一旦放寬規定，農地將全面破碎崩壞。

再者，該辦法第九條第二項第三款：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其農舍用地面積不得超過該農業用地面積百分之十，其餘農業經營用地面積不得低於該農業用地面積百分之九十。倘規定農業設施面積加上農舍面積合併計算為百分之四十，無異是變相擴充農舍用地面積；換言之，即間接縮小供農業生產使用的百分之九十面積為百分之六十。因此，該辦法實施前，應審慎評估之。

十二月初，世界上最小的大國以色列又上了國際頭條。

起因源於美國川普總統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一事，引發全球輿論一片嘩然，聯合國安理會甚至為此召開會議，因為美國以外的四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與其他國家對此舉表示不解，同時擔憂中東局勢又將再惡化。

雖然這個決定牽扯美國境內各種遊說團體與軍火生意的利益博弈，可是卻再一次昭示以色列對於全球平衡的牽制之重，我認為這個面積只有台灣三分之二、人口不足千萬的沙漠小國，竟然足以調動一個世界霸權的國家機器，且和整體超過五十個國家及地區的十六億穆斯林人口分庭抗禮，絕非單靠其軍事、科技或是財富，而是它恪守經典卻與時俱進的文化力量在幕後整合協作這些形而下的硬實力。

日前統一前總裁林蒼生先生發表了一系列關於ＧＣＰ的文章，他主張不要再以ＧＤＰ為台灣國家發展的唯一指標，應該改以「文化生產毛額」（ＧＣＰ, Gross Culture Product）來當台灣未來的努力方向，用中華文化的廣度與深度促使台灣社會在物質與精神的富足之間有個奇妙的平衡，在取得社會人心的平衡之外，領導者們也應學習文藝復興時代佛羅倫斯，運用政治謀略與人文藝術的軟實力周旋強權間，解決我們進退失據的尷尬地位，使台灣成為華人的文化中心後，方有機會順理成章地再站到國際舞台正中央。

吾深以為這ＧＣＰ觀點恰巧呼應以色列的成功之處，兩千五百年來在亡國之殤裡，猶太民族有意識地以民族文化為紐帶，透過經典學習與傳統凝聚，始終維繫著散而不亡、一以貫之的民族精神，歷經了納粹浩劫後，更求諸精神信仰帶動世俗資源的文化力量，從而創造出人類文明史上唯一一次古國復興的奇蹟。

由於工作緣故，我和猶太人往來不少，也到訪過幾個以色列城市，看見他們在世故、精明與時而偏執外表下，大部分都懷揣著景仰人文的心情，無論是出生歐洲的科技人、長於美國的精算師，還是耕耘本土政治家，即使不完全熟悉，卻對於人文藝術，特別是猶太文化傳承千年的語言、歷史與哲學等形而上的非物質資本，抱有一種猶恐失之的尊敬珍惜，正是這種猶恐失之的尊敬珍惜，才使以色列成為ＧＣＰ產值最高的國家之一，因為許多散布世界各地的政法、金融、媒體、科技等不同領域的猶太菁英們，本身可能是任何國籍，卻都願意為了猶太民族文化的凝聚與存續而斡旋奔走。

其實中華文化的儒道釋法、詩書禮樂的浩渺宏大，完全不遜於猶太民族的托拉、塔木德等思想體系，試想，假若沒有這廿多年來堪比文化大革命的「去中國化」暗流，在台灣腐蝕著社會根基，其實台灣早可成為華人世界的以色列，根本不需要活在眼下自欺欺人的顧影自憐裡。在此呼籲執政者與台灣各界領袖們能起身倡議，著手善用中華文化的雄厚資本，一旦有了像猶太人一樣強大的ＧＣＰ，蕞爾小島照樣可晉身大國，何樂而不為呢？（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創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