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首長開會攸關重大決策，往往成為新聞焦點；但如果竟出現「沒開會聲明」，那是更稀奇的事。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日昨表示，副閣揆施俊吉「沒有召開」調整基本工資的會議。這則「沒開會」的新聞，還真暗藏蹊蹺！

蔡總統說出最低薪資三萬元的夢想後，施俊吉一馬當先，表示「夢想離我們不會太遠」，如果年年調高六％，四到六年即可達成。此話一出，業界大驚，中小企業哀號會有一半關門。經濟學家批評，任何稍具財經背景的人，不該說出這種沒常識的話。大學校長說，拚命調漲薪資，卻又凍漲學費，「是要我們去偷去搶嗎」。

正因輿論反應太激烈，徐國勇遂有「副院長沒開會」的說明，以安定人心。蔡英文更親自回應，調高基本工資不能硬性執行，每年調高六趴只是施俊吉的「一種數學的算法」。啊，原來施俊吉是會數學的！總統針對副閣揆的「補充說明」，還真令人大開眼界。

施俊吉乃經濟學家出身，進入行政院的表現不同凡響。慶富案爆發，他領軍調查小組火速公布報告，將聯貸案疑有行政高層（馬英九）施壓一事送交司法調查。沒幾天，陳慶男父子入蔡總統府陳情的錄音帶爆發，輿論譁然；這個副閣揆層級的調查小組從此消聲匿跡，再未提起調查報告。

如今基本工資調漲事掀起巨浪，逼得政院和總統忙於後續處理。副閣揆擅長於「數學算法」，原來這就是「學而優則仕」的道理啊！

再過一個月，十四Ａ總裁彭淮南就要卸任；外界雖不斷傳出接任人選，但情況迄未明朗化。對於新央行總裁的條件，中經院董事長胡勝正提出一個有趣的說法：最簡單的作法，就是「複製一個彭淮南」。正因為彭淮南不可能複製，胡勝正之語可謂道破央行接班人選之難覓，但這也正是蔡政府挑選下任央行總裁必須突破的盲點。

央行的主要任務是發行貨幣、管理外匯及執行貨幣政策，每一項都跟民眾和企業的日常緊密相連。從過年換新鈔、存款利息、房貸負擔、出國換匯、進出口報價及企業財報損益，到調控房地產市場、打擊國際熱錢炒匯、運用超過四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無一不是央行分管領域。因此，央行總裁的職位極其重要，相對於財政部長、經濟部長的角色，其獨立性愈發重要，地位也更崇高。

除了央行職能賦與的重要性，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後的因應與殘局處理，無疑進一步擴大了各國央行的影響力。例如，時任美國聯準會主席的柏南克採取激進的量化寬鬆（ＱＥ）措施，透過大舉購買債券向市場注入鉅額流動性，力挽經濟可能走向大蕭條之狂瀾。此外，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協同建立金融援助機制，助歐元區國家度過歐債危機，進而穩步邁向復甦。以迄於今，要安全撤除這些危機時的特別舉措，仍須持續仰賴各大國央行領導人的判斷與決斷；若稍有閃失，全球經濟復甦火苗即可能熄滅。處於這樣全球貨幣政策清算之年，更讓此際我國央行總裁的接班人選動見觀瞻。

不可諱言，這次新央行總裁繼任者選擇過程中，最難的考量，其實正是現任總裁彭淮南長達廿年的領導政績所設下的無形的「彭淮南障礙」。在政治上，彭淮南的總裁任期橫跨三次政黨輪替、四位總統、十五位行政院長。在歷次的首長民調滿意度排名中，他屢屢高居第一，呈現出他超越藍綠的超然與可信。這樣的信任與威望，除了與個人的修為有關，更需要藉時間與作為來累積；環顧當今官場，無人可及，當然也不可能複製。

在經濟上，彭淮南堅守台灣淺碟式經濟特質的政策原則，秉持「穩定中求成長」的理念，審慎調控雙率，努力保持台灣這條經濟小船能平穩航行於國際金融市場的驚濤駭浪中。因此，台灣能在亞洲金融風暴中擊退炒匯大鱷，在全球金融海嘯中力抗餘波衝擊。儘管政壇也迭有批評他政策過於保守的聲音，但那些論調畢竟只是基於假設；相形之下，彭淮南持穩的實際戰果已獲國際認證，則不容置疑。

最難複製的，還是個人風格。眾所周知，彭淮南作風強勢，言必行、行必果，他畫下不容熱錢炒匯的紅線，尤令外資抱怨不已，但他不為所動。原因是，他認定台灣經濟規模難以承受國際熱錢的翻雲覆雨，匯率過度波動只會肥了熱錢、苦了民眾，絕不能留給禿鷹想像空間。他的強勢作風更表現在積極面對批評，無論是廣發新聞澄清稿、舉行記者說明會，或在立法院答詢台上，彭淮南不厭其煩地為其政策辯護，這種廿年如一日的溝通作風非常人能及。這種強勢作風，自然也招致公共政策缺乏討論空間、央行內部民主度不足等詬病，這點，也是不能複製彭淮南之處。

彭淮南在任廿年，政績有目共睹，功過亦自有歷史評說。此際要尋覓新的央行舵手，新人要面對的政治、經濟、社會局面，必與彭淮南時代的情境不同。尤其，台灣經濟正需要加速轉型，央行總裁的功能與角色也須與時俱進。因此，蔡政府必須慎選新的央行總裁人選，財經見識、實務經驗、道德操守、決策膽識、面對利益爭逐的抗壓性等，皆須講究綜合性的平衡，才有可能跨越十四Ａ總裁設下的「彭淮南障礙」。

先就IMD世界數位化競爭力報告來看，2017年台灣在63國中排名第12，看似頗佳。惟探究該調查在知識、科技及未來整備度三大構面的分項，不難發現台灣有「量化」指標排名靠前、「質化」指標表現較差的問題。

像是人才分項中，主要支撐台灣排名靠前的是不錯的基礎教育（如15歲學生在PISA排名第三）、平均素質頗高的人力資源（年輕人口取得大專以上教育程度占比排名第三）、高研發比重（排名第六、二的研發支出及研發人力占比）。但若從資深經理人的國際商務經驗、國內經商環境吸引國外高技術人才排名僅有31名、44名、教育支出總額占GDP比排名落至46名可知，台灣既缺乏頂尖人才，也沒有投入足夠資源加以培育；而研發的生產力、科學技術人才僱用占比也僅排到30名、38名，均呈現出台灣在人才方面有量無質，難以在標榜腦力競逐與具有贏者全拿特質的數位時代裡，取得較佳優勢。所謂教育程度頗高，不過虛胖而已。

再與2017年9月麥肯錫公布「台灣刻不容緩的數位化課題」研究報告相比對，更可意外地發現在IMD報告中獲得讚譽的項目，卻是麥肯錫批為急待改進的部分，主要是台灣高度集中在高科技產業，產業多樣性較少，平均過後的數位競爭力自然看起來不差。但若以產業別進行跨國比較，就馬上漏氣了。

舉例來說，美國高科技、化工、基本與先進製造、金融部門的數位化程度分別是台灣的4.3、2.8、2.1、1.5倍，顯示這幾個占台灣經濟產值比重高的部門，數位化程度卻大幅落後，自然難讓台灣躋身全球價值鏈的關鍵地位，更難搭上跨境資料傳輸飛速成長列車，與受惠於跨境金融活動的增加。

更重要的是，台灣企業領導人（特別是比重最大的中小企業）對數位化的認知嚴重不足。依Gartner在2014年提出的數位化商業發展路徑六階段：類比（Analog，商業發展主要仍依靠人際關係）、網路（Web，藉由網路進入新的市場，接觸更多客戶）、電子商務（E-Business，利用網路優化企業營運）、數位行銷（Digital Marketing，利用行動裝置、資料及社群進行數位行銷）、數位型企業（Digital business，如物聯網）以及自動功能（Autonomous）來看，全球有44％的企業已走到第四階段的數位行銷、有22％走到第五階段的數位型企業。但2017年初Oracle調查指出，台灣竟有高達42％的企業仍處於第一階段的類比狀態，且誤以為導入企業資源規劃（ERP）、客戶關係管理（CRM）系統就已是資訊化或數位化，而77％的企業也僅處在前三個階段，企業對數位化的認知貧乏，由此可見。

如今，政府透過積極招商迎來微軟、亞馬遜等廠商固然可喜，但單靠這顆數位化轉型種子，就希望台灣長出根深葉茂的數位升級和創新大樹，是不可能的。尤其數位化產業具有低邊際成本的特徵，加上網絡化易產生磁吸效應與強化先發優勢，以至於在這個產業必須要做到具有差異化且頂尖的標準，才能存活。

問題是台灣向來重量不重質的數位化發展迷思，使頂尖人才明顯缺貨，再加上政府未設計誘因機制讓中小企業領導人能接觸到數位化的知識、做法，進而採納，使台灣長期欠缺朝向數位轉型需要的養分、水及陽光。本次種下的數位化轉型種子，只怕依舊僅惠及相對少數的企業與人才，無法產生更普遍化的效應。換言之，除了積極招商之外，台灣要在這個贏者全拿的數位化競爭中取得優勢，還要從扎根開始多努力。

可是深思「台灣大局」四字，又興疑問：不久之前，美國某專家列出今年「最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五個地區，台灣赫然高居第二，僅次於北韓，竟排在烏克蘭、巴爾幹、中東之前。台灣有什麼理由比中東更危險呢？當然是因為兩岸情勢在去年變得非常嚴峻，而兩岸由冷凍變成冷戰，當然是因為蔡英文的兩岸政策使然。那麼，蔡英文執著於她的兩岸政策，為什麼不「從台灣大局來考量」呢？兩者顯然矛盾，那蔡英文所謂「台灣大局」的定義是什麼？

於是恍然大悟，她是為了絕對不能讓國民黨在台北市「復辟」。然而，就算國民黨贏不回台北市長，甚至新北市也輸掉，民進黨就穩了嗎？

秦始皇削平六國之後，收羅天下兵器鑄為十二金人，以為沒了兵器就造不了反，可是人民揭竿起義，鋤頭一樣能推翻他的帝國。

秦始皇為了一句「亡秦者胡」，派蒙恬率卅萬大軍北伐、築長城，但秦帝國最後不亡於「胡」人，卻亡於秦二世「胡」亥的亂政。以為只有國民黨能取代民進黨，因此用盡心思於徹底消滅國民黨，其實不能保證政權長久。

政權能不能長久，根本在人心，而人心向背則在人民的生活好不好過。台灣這些年經濟不好，說是全球因素，可是全球經濟復甦了，台灣仍然不好，經濟成長甚至遜於全球平均，也就是台灣落入了「後段班」。一個重要因素是投資意願低落，不但外資不來，本地資金也怯於投資，究其原因，莫非就是因為兩岸發生戰爭的風險太高？

以此角度來看最近因為M五〇三航線引起的爭端，眼看要搞到台商春節回不了家，想一想，那樣會讓台商「為了回家不便，所以撤出大陸」？還是讓台商對民進黨政府更加離心？

唐朝詩人章碣諷刺秦始皇的詩：

竹帛煙消帝業虛，

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冷山東亂，

劉項原來不讀書。

秦始皇焚書坑儒，以為那樣可以統一思想，秦朝卻亡於不讀書的劉邦項羽。蔡英文如果以為她的文青式語言可以永遠軟化大眾，再看一遍這首詩吧！

台灣價值和國家整體角度可分為內外在解釋。內在解釋是台灣如何定位自己，外在亦然。內在而言，台灣是華人社會中最自由和民主的國家，包容多元文化，接受爭議性論點，所以對國家認同等高度意識形態的政治議題，採取開放的態度。然而，攸關民生的經濟發展，也因政府體制，藍綠對立，政策搖擺，使得貧富不均，出現低薪現象，國人只能盼望政府的小確幸，導致年輕人喪失企圖心。

外在而言，台灣擁有優秀的人才，提供國際多項的工業製品，及先進的農漁技術等，使我們仍可在世界經貿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台灣是一政治實體，無庸置疑，因為有百餘國及地區給予台灣免簽待遇，但是在國際組織中，無法成為官方代表是唯一缺憾，其原因自然是大陸的因素，當兩岸關係好時，台灣的國際空間就大一點，反之亦然。究其原因，國際上許多事務需大陸合作，現實的國際氛圍，直接影響到台灣在世界上的國家整體角色。

國內獨派人士認為，只要台灣改國號、換國旗，創憲法，真正獨立自主，就能重獲國際承認，屆時，以美日為首的國家會壓制大陸，國際會齊聲警告大陸勿武統台灣。筆者相信或許會有如此美好的結局，但不是可預見的現階段，而是可能要等到數代後，兩岸都認為互不隸屬，或如同蘇聯般瓦解後的中國。問題是，蘇聯走入歷史，換來一個強硬的俄羅斯，一個瓦解的中國會衝擊國際的安定，更遑論對台灣的影響。

誠如柯文哲所言，總統和市長的位階不同，職掌的廣度和處理事務的角度各異，但是他們負責的對象都是國人，差別只在於施政影響的人數多寡，所以蔡總統對相關議題定義的影響，遠大於柯文哲。蔡總統的政治立場無須在此贅述，但是她能接觸到有關大陸和國際的相關機密，兩岸是和是戰的關鍵點、美日介入的力道，和大陸有無能力犯台等資訊，絕對多於柯文哲，所以蔡總統的台灣價值，和國家整體角度的認知，才是國人關心的答案。

既然阿輝伯和阿扁，在任上都不敢（能）宣布獨立，相信一定是有窒礙難行之處，所以在國人為首要考量下，蔡總統應以多數國人的意向為意志，以人民安居樂業為施政主軸，統獨暫放兩旁。

二〇一六年蔡總統的大勝，有部分是對馬英九施政的極度失望，而非都贊成台獨。

關鍵績效指標，是指衡量一項管理工作成效最重要的指標，是一數量化的管理工具，必須是客觀、可衡量的績效指標。通常用於衡量財政、一般行政事務的管理績效。

過去六十多年來，我國的外交處境，不論政黨如何輪替，中國大陸始終沒有停止打壓我國外交空間，或是限縮我們參與國際活動的機會。馬政府時期主張兩岸「外交休兵」，總算為我國外交獲得喘息的機會，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筆者曾任職某國營及民營後事業數十年，組織也曾大力推動全面品質管理、組織再造、企業再生及平衡計分卡等改造方案與管理精進措施，剛開始時，只見上下忙於新政，如火如荼展開，未幾主管一走，不是「政在人在，政息人亡」，就是淪為虛應故事，聊勝於無，不啻打擊士氣，淪為員工之間笑柄趣談。

李大維說得沒錯，外交工作投入大量人力與資源，當然需要徹底檢討外交績效，但如果只為仿效企業「目標導向」建立ＫＰＩ機制，卻任由外館訂定一些空洞浮誇的工作目標與指標數據，部內審核作業也只是聊備一格，敷衍塞責，實施結果非但沒有對外交工作產生實質助益，無法有效達成福國利民的效果，反過來還危害到國家威望與國際信譽，甚至遺禍全民，戕害國民福祉。再說，執行績效甚佳的外館，就應該用人唯才，不次擢升；推行不力的外館，就當嚴懲不貸，撤換一干館長職務，才符合企業推動ＫＰＩ的精神與意義。若不然，實施ＫＰＩ無異打假球，虛晃一招，徒然勞師動眾，浪費公帑。

別忘了全民現在最關注是我國邦交國數字，如再減少，第一個要淘汰就是部長，外交部豈有不慎之理？

去年年底因阿米巴痢疾、肺結核及上呼吸道等多起群聚感染事件，使得龍發堂的存廢再度被提上檯面討論。

機構內絕大部分收容者為身心障礙類別，有智能障礙者、多重障礙者及精神障礙者。機構內並未予以分類，多重障礙者缺乏相關生活輔具的提供；精神障礙者更沒有精神醫療體系的介入，或生活自理訓練，任其呆坐牆角自生自滅。該機構長久以來缺乏相關醫療專業人員與衛生管理制度，堂眾在未接受現代精神醫療、精神復健治療下，居住設備簡陋封閉、無個人隱私。

社會福利現況，以缺乏長期照護服務的養護機構問題，最為嚴重。身心障礙者的家人，如果沒有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支持，要在經濟無慮的狀況下，照顧障礙者就醫、就業、就學、就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況是那些經濟貧乏、父母年邁的家庭！所以在未立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內的許多身心障礙者，就是因為政府社會福利措施照顧未盡周延，家人的經濟能力負擔有限，只好一筆錢賣給龍發堂在堂內「終老一生」。

社會大眾要有共識和社會連帶責任的觀念。身心障礙者的處境，有些是藥物不能解決的；有些是金錢不能解決的，他們的不幸是無辜的。過去的社會，照顧身心障礙者是家庭問題，現在則是社會問題。如果社會無處接納他們，會造成家庭和社會的不安定，唯有推展身心障礙福利，給予就學、就業、教養、就醫，才能促進家庭和社會的安定。

不少家屬願一筆錢將精神障礙家人託付至體制外單位，凸顯台灣社會仍有國家力量無法企及的角落或照顧制度不足。須檢討的包括對家屬的支持機制、如何更早期介入等；委外經營精障者照顧家屬專線，讓家屬有求救窗口、知道資源在哪，是可以考慮的作法之一。另外，若有充分的資源，應加強推動精神醫療走入社區，由政府補助精神障礙者獨立在社區租屋或住進團體家屋，避免其自我封閉與退化。

當然，當今的精神醫療強調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單一的向度詮釋疾病，而社會精神醫學也更強調康復的概念，協助病人重建功能與積極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與職業選擇，並以個案管理和團隊服務概念，提供重返社會之協助資源。希望本次事件能喚起大眾對精神醫療社區照護資源的重視。

這一生命中註定就是要來受苦受難的。他／她們有名字卻好像從不具備什麼意義，也早被原戶籍地列入「死亡」，然而這個人卻還活生生的在龍發堂裡。

精神障礙者和你我一樣，享有憲法所保障的基本生存權，政府應主動對精神障礙者及其家庭提供適當的支持，而當精神障礙者為孤兒、父母年老、傷亡、單親和經濟能力無法負擔時，政府更有責任來協助他們安置於機構。

每一個精神障礙家庭都有說不完的一個個悲傷故事，他們最需要社會和家人的關愛、鼓勵、協助、保護。

愈重視人道與人權的國家，愈重視身心障礙福利工作，這也是評估一個國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指標。

根據最新人口統計，原住民人口數近五十六萬，人口增幅高於總人口增幅，且原住民占總人口比率也呈現逐年上升情況；此高出生率有別於少子化趨勢，然也凸顯原住民族的人口政策，應有別於非原住民族之國人。

首先，一○六年時，原住民人口數已經達到五十六萬人，較一○五年增加一點一％，高於總人口數的增幅零點一％，顯示原住民族的生育率是比較高，因此原住民族人之生育政策應有所回應調整。

再者，就原住民族內部各族群之人口規模來觀察。單就族別來看的話，以阿美族人口數卅七點三％最多，排灣族的十七點九％次之，泰雅族的十六％居第三，這三個族別合計的原住民人數占七成左右。換言之，另外的十四族原住民族人口總和，僅佔原民總人口的卅％。

最後，原住民的扶養比為卅七點二，較總人口的卅七高，主因原住民出生率較總人口高，人口扶幼比廿七高於總人口的十七點九六所導致。

綜上，由於原住民族人口結構有別於一般台灣社會之狀況，且原住民族內部族群的差異性極大。因此，強烈建議政府，應儘速針對原民人口結構的差異性，進行人口政策之調整。如增加原民家戶之「養育子女」的補助津貼、擬定不同人口級別之族群人口政策等，方能回應且符合原住民族社會之期待，落實政府照顧原住民族之政策美意。

有個阿Ｑ，賭博贏的錢被搶了，他用手在臉上連打兩個巴掌，他想像被打的是搶他錢的龜兒子，打巴掌的是他自己，這下心滿意足了。又有位阿Ｑ，看到自己的爸爸打他的兒子，很不捨得，就用力打自己耳光，對他爸爸說，「你打我兒子，我也打你兒子。」

這叫「精神勝利法」。大陸把Ｍ五○三等航線自行開通，台灣政客生氣了，不管搭機的旅客主要是台灣人，宣布暫不核准加班機。豈不知海峽中線早已有中共航空母艦在航行，艦載戰機幾分鐘就可到台北；而且，東部外海也有中共戰機在例飛，難道也要劃一條海峽東線嗎？

人家看你沒有，你反而自打耳光，還自以為打了對手幾巴掌。你是阿Ｑ嗎？

廿一日蘇蘅教授「公視真要走向黑暗時刻嗎？」一文，提及公視和客家電視相繼在「青春代言人」和「誰來審課綱」節目，找了老師和學生大力幫教育部說話。

「青春發言人」的製播初衷，希望傾聽青少年對社會議題的聲音，也提供一個屬於青少年直接又有力的發聲平台。

節目中討論過「學生是否適合審課綱？」議題，先訪問李家同教授和家長團體代表對「學生審課綱」的擔憂，接著又訪問北部、南部青少年的想法。另外，也邀請台北大直高中黃益中老師和哲學作家朱家安對談。在主流媒體青睞的「專家學者」或「權威人士」之外，讓社會有機會聽到學生的真實聲音，促進溝通。節目中大多數同學支持「學生審課綱」，對於「大人」的疑慮，這些同學們敘事有條有理，十分精彩，受訪學生和節目都沒有「大力幫教育部說話」之舉。

另蘇教授提及「因為文化部帶風向，公視和華視趕忙製作新南向政策專題報導」。公視新聞部採行製作人制，由專業製作人選定議題及規劃採訪。東協市場的發展及前景是本區域國家共見共聞的事實，面向東南亞原本就是新聞媒體應該探討的議題，無關所謂「文化部帶風向」。

黃鴻儒、向盛言／客家電視台「小Ｏ事件簿」節目製作人

客家電視台的「小Ｏ事件簿」製播「我們的課綱誰來審？」乃本著以兒童為主體的角度出發，讓課綱使用者「學生」自己，有機會了解何謂課綱？對他們有什麼影響？並且透過「小Ｏ事件簿」這個平台，發表他們的看法與期待，讓這群課綱使用主體的意見不致被忽視。

節目中如實呈現了小記者對於教育現場的不滿。從借課、課本內容、到英文課教學方式，小Ｏ們都透過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凸顯教育政策的缺失以及對主政者的不滿。若要說「為誰說話」，小Ｏ們只有為自己說話。

這集節目透過邀請具有多元背景的學生代表（新住民後代、跨性別認同者）和棚內的六名學生，以公共參與、集體討論方式，彰顯「公共」正是應開放的、豐富的、不排他的存在。不會因為你是小學生就被排除在外，公共價值所有人都能享受。

報載台南市政府編列十一億預算要辦「私托公立化」，期以提高生育率。不過不僅出師不利，鬧得沸沸揚揚被批不公，到頭來恐怕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因為少子化是國安問題，就應由中央主導政策工具統一處理全國性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個地方的花拳繡腿所能解決，更何況單獨這些誘因根本是毫無吸引力。相對的，只會更加凸顯國家財政地方劃分的不均、不公、不義與濫用，反而是無政府的狀態。

其實少子化現象，是國力衰退的前兆，不能等閒視之，必須比前瞻計畫還要前瞻的面對。不僅要傾全國之力為之，還要把心胸真正落實在，每一個新生兒都是台灣人共同的寶貝。而且鼓勵生育並非只是福利，實已是一種請託，唯有這樣的心態，才能畢竟其功。

因此，孩子從母體到搖籃，從搖籃到大學，這些期間的生育開銷，政府應擔負起什麼樣的財主腳色，中央應統籌規畫，舉如，凡在卅歲（中央可精算得知幾歲為宜，以及要獎幾胎）以前生產者；第一胎，由政府支付一半；第二胎，全額補助；第三胎，全額補助，外加贈送一戶社會住宅。但從辦法施行起五年（同樣可精算）內為緩衝期，不受年齡限制，全數獎勵。

這項獎勵如獲青睞，不僅能搶救少子化，且將像發放消費券一般，可擴大內需；又像是公共投資，有絕佳的乘數作用，不僅能創造就業機會，還可創造消費人口。如此，整體帶動經濟良性循環，成為一個人口適度規模成長而富饒的台灣。

少子化是國家衰亡的一項挑戰。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學校關門，商圈蕭條；更不能坐等工廠歇業，農田棄耕，鄉鎮消失，長照無人，然後，大家猶抱殘守缺，最終只能擁抱死寂中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