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北市政府的初步公開訊息、台北市聯合家長會代表與市議員在媒體上的發言，以及輿論討論內容落入於直覺式的個案思考，這些要求一旦被付諸實行，卻很有可能誤導整體改善方向，不僅讓拮据的校園經費雪上加霜，也讓一切努力徒勞無功。

不論是校園圍牆加高、取消友善校園開放政策，或者是加強保全人手、增設監視器、成立校園巡守隊，這些建議一律圍繞著「陌生人等於危險」的思維，然而檢視北投女童一案，兇手選擇翻牆進入的途徑，就足以讓上述措施全數失敗。若犯罪之人不徘徊校園內，作案時間短，那麼保全、監視器、巡守隊完全毫無「預防」之效，避開定時巡邏也輕而易舉。

至於校園圍牆加高，或是取消校園開放政策更與犯罪毫無任何關聯，此次兇手下午四點進入校園並非開放時間，開放校園政策已執行多年，一般大多下午五點半後才對外開放，其他時間進校園原本就應該換證配戴識別證，這些行之有年的政策就算執行不力也未曾發生問題，若我們還停留在「識別證」等於安全的低敏感層次，那麼很有可能孩子反而對配戴識別證的人完全失去戒心，試問這難道不是另一個意識漏洞？還有無辜的圍牆，要加到多高才沒人翻的過？

我們必須修正對陌生人的觀感與意識。面對未來更加難以預測的各種犯罪，防範陌生人的同時，也別忘了「陌生人也可能是伸出援手」的貴人。只把陌生人當成危險而不是另一項社會資源，只會讓校園安全成為各校間無意義的「軍備競賽」而已。

其他開放校園的時間內，會進入校園活動的大多是社區居民，彼此間或甚至跟警衛們互看「眼熟」，對孩子來說的確是「陌生人」，但他們也是辨認「真正陌生人」的最佳感應器。四點放學後學生重新跑班參加安親或社團，活動區域更加廣大，若有「非自門口進入」的陌生人有犯案意圖，那麼學生呼救時很有可能聽見的也是這些開放校園的「陌生人」。

再者，突然增加保全、警衛甚至是替代役的人力而忽略他們是否受過專業訓練，這樣的措施也未必保證安全；更何況現行的警衛室已負擔「過多功能」，若沒有清楚的將任務區隔，不僅要維持門口交通秩序、還管送便當定飲料換證件還加巡邏，還剩多少精力專注在校園安全？這時候「熟悉的陌生人」（社區居民）可能就會發揮救命功能了。

我們不應該天真相信單一的族群或解決方案，就能大幅提升校園安全。那麼我們還能怎麼做？

上課期間理應沒有陌生人進入，原有的門禁管理仍須維持，洽公訪問人員只能在限定開放區域活動，或由對口專人帶領陪同，家長接送區域亦已有規劃，這些既有流程只需徹底執行即可見效。

開放校園政策下，校園管理唯一的要件是：開放時間必須適宜、空間必須有所區隔（不能上樓、四點放學後的留校學生必須集中某些區域管理）。

此外，最重要的是「訓練孩子擁有更多應變能力」。每一位在校園裡活動的老師、學生和教職員，本身應提高警覺意識才能「預防」各類災害發生。如同現今學校輔導室會安排各班輪流進行情緒教育，應立即正式的和孩子們討論各類犯罪可能並實際演練各種情境，如此一來因應情境下衍生出來的規則，如：兩人同行、不至暗處……等等，才能深植孩子腦袋裡，否則只有叮嚀背誦，孩子們一鬧一玩就自動忽略了。

台灣的校園安全議題已屬單純，參考美國的校園安全管理書籍，內容尚包括防範恐怖攻擊、自殺事件、持搶掃射、吸毒、霸凌……等更複雜的情況（有些還是校內學生間的犯罪）。把學校變成另一座豪華堡壘，恐怕無法隨著社會變化而得到保障，單純的孩子可能在任何我們意想不到的五分鐘內遭遇不測。

日本針對國小學童開發一系列的「情境教材」，針對住家、校園、公園等場所擬定各項情境，請孩子們討論判斷該怎麼應對，以及辨認潛在的危險和生機。他們更不定期舉行「真實演練」，如：在群體活動中安排一兩位小朋友失蹤，看看老師和同學們多久會發現？發現後如何反應？或是安排一位陌生人進入校園後，實際測試老師與同學的平日訓練是否有效，亦可發現更多實作問題，不斷修正訓練內容。

身為一個父母，最希望的就是孩子平安長大，現在的做法只會「延後」孩子的遇危期，可惜的是應變能力並不如身高體重會隨年紀增加，反而因缺乏經驗而判斷不周。請立即呼籲警方、校方共同合作，給老師學生專業的應變教育，而非討論只消除自己焦慮的短視做法，卻默許台灣一向不夠專業執行的校園管理，這些才是讓犯罪不斷變型輕易得逞的肇因。

現今我們父母最該做的是：維持原有生活步調、不傳遞恐慌訊息給孩子；支持校方徹底執行門禁管理、規劃課後活動與開放區域；請校方盡速安排師生專業應變課程、不隨便敷衍了事。

花錢未必能了事，培養能力從小就要開始。最後還是用上篇文章的結尾提醒大家：「放手讓孩子經歷生命，隨時做好失去孩子的準備，但時時刻刻無不想著與命運爭奪他們。」

這是做父母必須承受的脆弱，也是做父母必須展現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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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Cow

認為家庭主婦是最難的全職工作，所以只願意承認這個身分。2013年底前是半個媒體人和公關人，後來認為教育和社會才是真正該貢獻自己的地方。近期出版《刺蝟媽媽與穿山甲女兒的思辨對話》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