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許多殖民者一樣,威廉•伯德對文明生活和原始生活相對的優點懷著矛盾情緒。在《分界線的歷史》(History
of the Dividing Line)一書中,伯德一直都在抱怨他的不適。突然之間,「我們寧願選擇躺在曠野之中,以免變得太柔弱……事實是我們從這種自然居住狀態中獲樂良多,以至於我認為發明羽毛鋪蓋和溫暖公寓這些奢侈品的人類歸根結底是大失敗者」。但是隨後,「在30英里好路盡頭」,罪惡感又回來了。「我們傍晚來到博林上校家,在那裡我們第一次從原始的生活方式又回到奢侈中」。更大的衝突背景掩蓋了伯德對他的原始樂園的矛盾情緒。「因此,閣下」,他在1726年給奧若瑞伯爵的信中寫道,「我們在自己的迦南非常快樂,只要能夠忘記埃及的洋蔥和聲色場所的話」。∼未完,詳見《歷史月刊2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