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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趙毅•于寶航】
堂堂大元，奸佞專權。
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
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
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這是元朝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的一闕〈醉太平•小令〉，它深刻地暴露了元朝末年黑暗動盪的社會現實。
元朝政權的「草原本位」性格
元朝從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建立元朝，到1368年滅亡，還不到百年，與中國歷史上其他大一統王朝相比，國祚是比較短的。這主要是由於蒙古族建立的大元朝具有明顯的二元性特徵：一方面，忽必烈即位後曾推行了一系列「漢法」，奠定了中央集權王朝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舊有的「草原本位」色彩並未完全褪去。直到元朝後期的蒙、漢文合璧碑銘中，漢文「大元」國號在蒙語中仍譯作「稱為大元的大蒙古國」或「大元大蒙古國」。元朝紀年方式漢、蒙並用，皇帝死後也同時有蒙、漢兩種紀念性稱號。如忽必烈按漢族傳統的廟諡為「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而蒙古「國語」諡號則為「薛禪合罕」，意即賢明之汗。這表明元朝的皇帝實際上在一身兼任兩種角色，既是漢族臣民的皇帝，同時仍然是蒙古草原百姓的大汗。
堅持「草原本位」的元朝統治者對漢文化存在隔閡，缺乏長治久安之策。歷史學家錢穆評價說：「蒙古恃其武力之優越……其來中國，特驚羨其民物財賦之殷阜，而並不重視其文治。……他們欠缺了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他們並不知所謂政治的責任，因此亦無所謂政治的事業。他們的政治，舉要言之只有兩項，一是防治反動，二是徵斂賦稅。」
孟森先生也認為：「自有史以來，以元代為最無制度，馬上得之，馬上治之。當其清明之日，亦有勤政愛民，亦有容納士大夫一二見道之語，然於長治久安之法度，了無措意之處。」
其實，蒙古族在進入中原以前從事比較單純的遊牧、狩獵經濟，對漢族農業文明幾乎全無接觸和瞭解。認識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接受相關的一套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對他們來說相對比較困難。蒙古建國後除漢文化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對蒙古統治者來說，漢文化並不是獨一無二的藥方。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漠北草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著一個強大而保守的草原遊牧貴族集團。這就使元朝統治集團不能完全擺脫草原本位政策的影響，長期都難以做到完全從漢族地區的角度出發來看問題。元朝最後一個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後為北元昭宗）曾經說過:「李先生（按：指其師傅李好文）教我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言，所言何事。西番僧告我佛法，我一夕便曉。」元朝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儒化稍深，但他們同時也仍然是喇嘛教的虔誠信徒，且因具體政治環境的制約都未能有太大作為。大多數蒙古、色目貴族對儒學的態度亦與皇帝近似。∼未完，詳見下一期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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