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到九○年代，既是台灣流行音樂的黃金時期，也正值台灣新電影的浪潮興起，音樂與影像在此時激起了璀璨的火花，也有許多經典就此誕生。那可說是影像和音樂跨界合作最有趣的時期，像是《搭錯車》、《風櫃來的人》、《冬冬的假期》、《小畢的故事》等電影，當中都看得見音樂人參與的痕跡。而如今回望，究竟人們對彼時有什麼記憶？而那個年代又呈現了怎樣的圖像？本次邀請音樂評論家馬世芳與導演侯季然對談，看兩位出生於七○年代的六年級生，回憶他們的慘綠年華、勾勒那些影像與音樂交織的青春歲月。

影音的時代印象

侯季然（以下簡稱侯）：我對八○年代最有印象的電影主題曲，就是甄妮的〈海上花〉。它的前奏，那種midi的、電子的音樂，很鮮明地標誌了那時代；如果要說廣告的話，大概就是鄭怡〈心情〉的開頭吧。這兩個音樂完全主宰了我對那時電影與廣告的印象。

除了台灣新電影，我記得當時飛碟或滾石唱片與香港電影也有很多合作。一樣是甄妮，她的〈流金歲月〉就搭配楊凡的同名電影。或像黃鶯鶯〈流不住的故事〉，也是楊凡電影《玫瑰的故事》的台灣主題曲。另外，楊林也是這種虛無飄渺、極為夢幻型的歌手，她也唱過電影主題曲〈尼羅河的女兒〉，是朱天文作的詞。我想，大概就是這幾個女歌手還有這些作品，構成了我對那個時候電影歌曲最初的印象吧。

馬世芳（以下簡稱馬）：剛剛季然提到的歌，在那個年代當下，我常常根本都錯過了，很多東西都是「事後補課」才回頭認識。因為第一時間裡我們都太小，像《海灘的一天》上演時我還在念小學；之後的《戀戀風塵》、《恐怖份子》，我應該是國中，雖然都去電影院看了，但是看得「霧嗄嗄」，也不太可能理解導演在想什麼。包括《搭錯車》也是，大家去電影院看得熱熱鬧鬧的，歌都會唱，但不見得能意識到這是改變時代的東西。都是事後過了好幾年，重新回頭去看那段歷史，才知道原來我們早都身在其中。

侯：要說那個時代，我還會想到張艾嘉跟李宗盛合作的《忙與盲》。這張專輯有完整的概念，像一個電影故事。當時的主打歌是兩人合唱的〈愛情有什麼道理〉，它在歌曲開始之前，有一小段火車的聲音，非常非常鮮明，簡直就是濃縮了八○年代台北的那種城市文明。

馬：那聲音就是中華商場的平交道，還沒有鐵路地下化的西門町。這張專輯是一九八五年出版，對那個年代的人來說，這首歌前面的環境音，光用聽的你就知道他走到了哪裡：先是中華商場的騎樓，所以有商店招呼、叫賣的聲音，然後可能經過巴爾可一帶，再過鐵路平交道；那就是現在六號出口的那個廣場，真善美戲院前面。

聊到這個，我想到的另一段音樂是林強為《千禧曼波》做的配樂。其實當年我沒有去電影院看，是先聽了林強的作品，之後才有機會看修復版的DVD。林強的配樂〈單純的人〉，的確把世紀初紙醉金迷的虛無感做出來了，歌曲裡面電氣的光影，雖然很縹緲，情境卻非常實在。多年以後，看《千禧曼波》才發現這段配樂是放在開頭，舒淇走基隆陸橋那裡；而終於看到那個畫面，我竟然有種，自己以前夢見過這個場景的感覺。

侯：更早一點之前，九○年代像《只要為你活一天》、《南國再見，南國》，這兩張也都是非常厲害的電影原聲帶。再更之前，回到中華商場，我想到的是蔡明亮拍《青少年哪吒》。這整部片子幾乎都沒有用音樂，就只有在最後、整個片子都結束的地方。那時候因為蓋捷運，從忠孝東路到中華路，也就是現在捷運藍線的這一段，都被開腸剖肚，而一到晚上，就都是藍色鐵圍籬、上頭有紅色燈光在閃爍的景象。《青少年哪吒》就是結尾鏡頭整個拉起來，把中華路有好多紅燈閃爍著的全景給拍了下來，最後才出來一小段音樂。那是黃舒駿作的，是非常簡單，用幾個低沈、重複的電子音符構成的旋律，但那卻也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跨界的今與昔

馬：說到「跨界」，以前的人可能沒有「跨界」這個明確的詞來指稱，但其實一直都在做這樣的事情。說穿了，就是各自有不同長處的人，覺得這件事情「好玩」，大家一起來玩，事情就成了。因為有才華的人本來就是互相吸引的。

回到八○年代，從文學圈，到電影圈、音樂圈，那些最有才華、創意、想法的人，常常是在咖啡廳和隔壁桌聊一聊就認識，然後就串連起來，像寫小說的袁瓊瓊就會去幫李宗盛寫歌詞；做唱片的李壽全就會去幫電影做主題曲，把羅大佑、吳念真也拉來又或者虞戡平從導演變歌手，還跑去和蘇芮對唱情歌。在那個年代，這些事情是這樣自然而然拉在一起就發生了。現在年輕人做類似事情，例如拍電影，可能會有點「悲壯」；但以前，景氣還不錯，他們也沒有在想討好跟取悅觀眾，主要是憑靠著那種自信跟憑靠，當然大環境相對而言也是比較友善的，閱聽大眾也很飢渴地想要嘗試各種新的東西。所以像新電影，雖然現在有些人認為是孤芳自賞、票房毒藥，但在當時那些電影賣座其實都相當不錯。

侯：

現在台灣電影跟流行樂的結合就比較單調。通常就是找有名的歌手，然後寫幾首情緒相近的歌，結合得比較沒有那麼緊密；像那種量身打造、從創意階段就參與的，已經越來越少。可能是因為基本上拍電影，不管是在製作或是資源上，都自顧不暇了吧。再加上，拍電影的和做音樂的，越來越像是兩群不同的人，離得越來越遠。

馬：現在想起來，最有趣的事情就是，當時每個藝文領域，都跟台灣流行文化圈的各個面向都有關係。例如三三集刊出來的這些人，居然會跑去寫電視連續劇《守著陽光守著你》的劇本，而且收視率很高；這樣的事情現在幾乎不可能。寫歌也是一樣。《搭錯車》裡面的歌，都是要緊貼著電影情節去寫的，所以〈一樣的月光〉一定要寫到新店溪，因為那是電影場景；〈酒干倘賣無〉就要寫到感謝養育之恩，因為這跟故事情節有絕對關係。這就是音樂跨界到電影，而且是具有任務性的。

侯：在以前，流行音樂和電影常常是相輔相成的，像七○年代，最紅的作詞作曲者，都和電影有很多的關係。所以那些資源是整合在一起的，像劉家昌是導演，也寫詞、寫曲。到了八○年代，其實也還是滿緊密，只是我覺得從那個時候開始，兩個專業就慢慢有分離的傾向。

馬：應該說，從那之後，台灣唱片業就進入長期的上坡，台灣電影就進入長期的下坡了；以前是互相幫忙，到後來變成流行音樂幫電影，而現在就通通不景氣了。

懷舊青春的聆聽方式

馬：青春期聽的東西一定是影響自己最大的。那跟歌本身好不好無關，而是因為那是人生的黃金時代；那也會成為你人格品味的養成基礎。我可以理解一些人會有種懷舊的感情，覺得以前比較好；但我也很清楚事情不是這樣。現在仍然有許多厲害的東西出現，只是我們現在不再是青春期了。

侯：我覺得自從有網路之後，就讓我脫離了現實。在網路普及之前，我最喜歡的就是去唱片行買錄音帶或CD之後，把包裝拆開、把歌詞本打開的這種身體手感。前幾天我才在網路上買了《樂來樂愛你》的原聲帶，但就沒有那種「爽」的感覺。

　　可是網路讓我脫離現實，也就不用跟著當下去走。像我可以循著youtube的推薦連結一直跳來跳去，也是開了一扇門讓我可以到處折返。大概是兩千年後，我的音樂聆聽經驗就越來越無跡可尋，也充滿了各種重構；我可以同時聽蘇打綠和老歌手閻荷婷，一個三十歲，一個七十歲，但在網路上我可以找到他們生涯所有的歌曲。我彷彿已經不是在「當下」這個平臺，而是在一整個歷史的平臺上；但我整個人在這樣割裂的世界裡，其實活得很愉快。

馬：每個時代的語言質感都不一樣，每個時代在乎的事情也不一樣。像現在，我覺得要論新生代創作中文字敏銳度最高的歌詞，可能要往嘻哈的世界裡去找，因為這個樂種所強調的，就是唱和念要有強烈的說服力。你可以看到他們很能掌握歌詞的手藝，表現得也很精彩。而新生代在寫臺語歌詞，甚至客語歌詞，你也可以看到他們都比國語流行樂的歌詞要來得更講究、更用心，會更去講究音律，也讓語言找回活力與感染力。

盛浩偉

一九八八年生，台北人，大學讀日文系，研究所念台文所。發表過一些作品，得過幾個文學獎，走馬看花，漫無目的，不知道接下來要往哪去的時候就停下來讀一讀書，大概過著這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