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廣東全國政協委員團一到北京就遇上難得的好天氣。他們笑稱趕上了「兩會藍」。最近,關於霧霾的討論成為了兩會熱點話題,包括全國人大代表、騰訊公司CEO馬化騰,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文聯主席許欽松等多位兩會代表均提出了在發展中加強環境治理與保護的提案與議案。
「霧霾」這一話題戳中了中國國民痛點。無論貧窮還是富貴,無論身處社會的那個階層,近年來他們都同樣承受著霧霾帶來的傷害:對身體健康的破壞、看不到藍天白雲的心理壓抑,這也是近年來少數能夠達成如此廣泛社會共識的問題之一,社會各個階層都在呼籲。他們希望能夠通過兩會代表來表達意見和建議,並最終推動中國政府、企業行動起來改變現狀。
事實上,今年這些針對治理霧霾、環境保護的提案也多由持續關注環保的代表委員提出。早在2013年本刊曾經採訪過許欽松,他當年在《如何建設美麗鄉村》提案中就提出重視和治理霧霾污染問題。但幾年過去,霧霾治理卻收效甚微,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勢。
許欽松在今年兩會期間接受《新快報》記者採訪時提到,治理霧霾污染涉及龐大的工程,是制度建設層面的問題,以汽車尾氣為例,它涉及柴油、汽油品質指標的問題、排放的問題,它是一系列問題的匯合。而且方方面面牽涉眾多利益,比如每個省都有經濟指標壓力,空氣是大家的,但指標又是自家的,各局都有自己的考量標準,就形成局部與整體的矛盾。
關於治理霧霾的核心追問指向了中國的能源體制改革。事實上,這個階段,發達國家英國也經歷過。在一個多世紀前英國倫敦被稱為霧都,飽受工業革命飛速發展之痛。但痛定思痛,目前英國已經成為全球治理霧霾領先的國家。他們的辦法值得中國借鑒:減少煤炭消費,更多使用石油和天然氣這些更清潔的能源。儘管這會造成大量煤炭工人失業,卻給予新興產業機會,煤炭工人也可以尋找其他的工作機會。但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接受本刊採訪時表示,英國和中國的不一樣在於︰英國人口有限,財富積累水準高,且有替代產業,包括高科技和金融,這使它能夠支付產業變革的成本,還能把高污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比如中國;英國只需從發展中國家採購就可以。而中國要做到就很不容易,這麼大國家、這麼多人,人均收入水準還很低,要實現產業變革有現實困難。
從事環境科學研究13年的美國北卡州立大學博士劉虓震也在其博客談到了很現實的問題:如果要淘汰劣質煤炭產能,結果會是什麼呢?一是原先的煤礦工人會失業,二是成本要提高(洗煤或是控制排放)。
「要求落後產能工人失業了重新找份工作就好,實在有點『何不食肉糜』的感覺。」劉虓震說,也許我們更應該問的是:如果造成工人失業,我們如何幫他們重新找到工作?如果只逼企業轉型,利益又將如何分配?造成的能源和資源價格提升又將由誰承擔?
據彭博社報道,河北省發改委表示,等到河北省完成其工業調整時,估計有20萬個鋼鐵業工作崗位將會消失。「治理霧霾的難點在於,必須從更高的國家層面制定方案,甚至犧牲經濟發展指標才能有所改變,」許欽松說。
私人銀行L G T G r o u p駐新加坡的投資策略師霍奇(S i m o n G r o s e Hodge)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表示,近幾年中國的政策是以增速放緩來換取品質的提升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事實證明,對於新興市場經濟體來說,這是一次帶有風險的轉型。今年不少兩會代表不約而同地開出了解決霧霾藥方:破除能源領域國企壟斷。針對這種聲音,3月3日,中石化官方微信公眾號「石化黑板報」發文稱:中石化為了「碧水藍天」環保計劃,3年投入228.7億元實施803 個項目。中石化10年來投入2000多億進行成品油品質升級,在國內率先啟動「能效倍增」計劃,身處石油石化行業的企業一直都還蠻拼的。而中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品質與標準管理部副總工程師萬戰祥也公開撰文表示,天然氣勘探與開發是階梯進行、可持續開採的發展和技術,中石油為加大國內天然氣供應做出了巨大努力。他還提出假設:如果真的開放幾千家私營企業開採銷售油氣,必會魚目混珠,假冒偽劣充斥。
不過在周放生看來,能源國企改革必然要進行,這一點在政府層面也是沒有爭論的。在他看來,能源國企很多人說不能放,放了就亂了,仍是維護既得利益。「問題就是放開到什麼程度、怎麼進行監管,需要制度設計,逐步放開,先下游後上游、先產權後市場,」他說。
如何在發展中很好地保護環境是當下中國社會聚焦霧霾治理問題的焦點。周放生認為,霧霾產生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唯GDP至上。「GDP作為官員考核、升官的標準,這種行政幹部體制才是關鍵。包括央企、國企、地方政府,都受這套體制影響,甚至地方政府對民營經濟也用這套方式來誘惑,大幹快上我才支持你,」周放生說,「這個問題不解決,霧霾問題就沒希望。」
周放生去拉丁美洲的千里達和多巴哥島考察時曾受衝擊。該國中央政府想在多巴哥島搞一個開發區,由中央政府提供資金,地方政府只需招商引資。
但多巴哥島舉行全民公決後,投票結果是90%以上老百姓反對,因此政府只能放棄。「他們告訴我,老百姓覺得生活水準已經過得去了,要把淨土、資源、空氣、水留給子孫後代,」周放生說,中國官員需要的也是對子孫後代的責任感,而不是升官發財。
但無論身處社會的哪個階層,霧霾治理、環境保護已經成為了國民之痛。身處其中的每個人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與未來休戚相關的命題:假如用投資拉動工業和拉動城市發展的模式不改變的話,那麼最終結果會是什麼?
【更多完整精彩內容,請下載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 Apple、 Android 繁體版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