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亞案涉及司法管轄權,政治意味高。在五二○前北京碰觸兩岸主權神經,到底在打什麼樣的政治算盤?法務部在肯亞案前兩個動作,的確讓綠營懷疑兩岸當局之間是有些政治盤算在進行。
一月間總統大選以來,兩岸關係處於低盪。北京透過各種方式向蔡英文施展壓力,要蔡英文在「九二共識」上表態;蔡英文這邊,即使身段壓低、語氣放軟,依然不肯在「九二」議題上鬆口。
隨著五二○就職愈來愈近,北京逐漸出招,先是三月初中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習近平對兩岸議題定調,做出「堅持九二共識政治基礎」的定調。接著,三月底中國和甘比亞復交,到了四月中,肯亞詐騙犯引渡問題,再度在台海掀波興浪。
對岸不送事證筆錄,檢方只能放人
肯亞案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一、事務性的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機制運作,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二、本案涉及兩岸司法管轄權問題,北京是否要藉此案進行政治警告?
內定接任新政府法務部長的邱太三,在接受本刊訪問談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機制時指出,問題在於「沒有一套SOP(標準作業程序)。」他強調,要共同打擊犯罪就要雙方互相協助,相關事證要相互共通。
他舉四月十五日馬來西亞遣返的二十名詐騙嫌犯為例,中國公安單位偵辦這個案子半年以上了,對方有筆錄,但嫌犯遣返時,中方卻不願把筆錄事證交給台灣。「他們說東西都打包送回去了!」
這批嫌犯一回台灣隨即被釋放,也引發「台灣縱容詐騙犯」的批評。不過,邱太三說,在對方沒有交付任何事證的情況下,「檢察官能怎麼辦?你問他們有沒有犯罪,他們都否認,這樣檢察官可以向法官申請羈押嗎?」
至於肯亞案,邱太三批評法務部說;「這件事二○一四年就知道,也知道法院一定會有定論,難道兩岸雙方事前都沒有想到要怎麼一起處理嗎?」
不應配合落後社會採重刑
除了事證的移交,對岸的被害人可能無法到台灣,但邱太三認為這也可以考慮用視訊來解決。此外,兩岸人權保障的程度不同,例如台灣有「交互詰問」制度,中國沒有;對岸的警察只能個別作筆錄,不能要求雙方對質,有些自白也沒有律師在場。
「我們人權保障已到了這個程度,總不能對岸送過來的罪犯不適用這個程序吧?」邱太三說,這些都是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有待解決的問題。「雙方應對此就要建立一個SOP,很可惜這麼多年沒把這套建立起來。」
許多支持中國引渡詐欺犯的理由是,台灣的刑度太輕,無法有效遏止犯罪。邱太三解釋說,前幾年為了因應電信詐欺,特別把電信詐欺從五年提高到七年以下刑期。不過,「這不是單純修『詐欺罪』就可以,整個刑事政策都要考量。」
邱太三指出,詐欺罪要提高刑責,那麼同樣屬於財產犯的搶奪罪、強盜罪和竊盜罪也要跟著提高,「我們社會對於不法行為有一個基本的評價,怎樣的罪有怎樣的刑度,這項罪責提高其他也要跟著調整。」
刑度提高後,還有後續的獄政、出獄後的更生都要考慮。而提高刑責,台灣的人權評價可能會下降;犯罪人數增加,投資風險評批也會提高。「這些都是連動的,但大家沒想到修個刑度後面會衍生多少問題,連國家競爭力都被影響。」
邱太三指出,更重要的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教育社會經濟都慢慢往文明程度高發展,怎麼會因為對方比我們落後就要我們用重刑去應對。」
那麼要怎麼降低這類詐欺犯罪?邱太三以實際數字分析,二○○九年,台灣起訴詐欺犯兩萬四千五百多人,竊盜三萬多人,到了一四年,詐欺起訴剩下一萬人,而竊盜只下降三成左右。「詐欺大幅下降,是因為有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