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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6 第1198期 | 訂閱/退訂 | 看歷史報份
新聞焦點     馬政府管轄權送中?邱太三疑而不論
被黑道趕跑 詐騙集團付錢找公安保護
編輯小語
馬政府管轄權送中?邱太三疑而不論
文/郭宏治
肯亞案牽動兩岸敏感的主權神經。 攝影/達志影像
肯亞案涉及司法管轄權,政治意味高。在五二○前北京碰觸兩岸主權神經,到底在打什麼樣的政治算盤?法務部在肯亞案前兩個動作,的確讓綠營懷疑兩岸當局之間是有些政治盤算在進行。

一月間總統大選以來,兩岸關係處於低盪。北京透過各種方式向蔡英文施展壓力,要蔡英文在「九二共識」上表態;蔡英文這邊,即使身段壓低、語氣放軟,依然不肯在「九二」議題上鬆口。

隨著五二○就職愈來愈近,北京逐漸出招,先是三月初中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習近平對兩岸議題定調,做出「堅持九二共識政治基礎」的定調。接著,三月底中國和甘比亞復交,到了四月中,肯亞詐騙犯引渡問題,再度在台海掀波興浪。

對岸不送事證筆錄,檢方只能放人

肯亞案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一、事務性的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機制運作,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二、本案涉及兩岸司法管轄權問題,北京是否要藉此案進行政治警告?

內定接任新政府法務部長的邱太三,在接受本刊訪問談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機制時指出,問題在於「沒有一套SOP(標準作業程序)。」他強調,要共同打擊犯罪就要雙方互相協助,相關事證要相互共通。

他舉四月十五日馬來西亞遣返的二十名詐騙嫌犯為例,中國公安單位偵辦這個案子半年以上了,對方有筆錄,但嫌犯遣返時,中方卻不願把筆錄事證交給台灣。「他們說東西都打包送回去了!」

這批嫌犯一回台灣隨即被釋放,也引發「台灣縱容詐騙犯」的批評。不過,邱太三說,在對方沒有交付任何事證的情況下,「檢察官能怎麼辦?你問他們有沒有犯罪,他們都否認,這樣檢察官可以向法官申請羈押嗎?」

至於肯亞案,邱太三批評法務部說;「這件事二○一四年就知道,也知道法院一定會有定論,難道兩岸雙方事前都沒有想到要怎麼一起處理嗎?」

不應配合落後社會採重刑

除了事證的移交,對岸的被害人可能無法到台灣,但邱太三認為這也可以考慮用視訊來解決。此外,兩岸人權保障的程度不同,例如台灣有「交互詰問」制度,中國沒有;對岸的警察只能個別作筆錄,不能要求雙方對質,有些自白也沒有律師在場。

「我們人權保障已到了這個程度,總不能對岸送過來的罪犯不適用這個程序吧?」邱太三說,這些都是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有待解決的問題。「雙方應對此就要建立一個SOP,很可惜這麼多年沒把這套建立起來。」

許多支持中國引渡詐欺犯的理由是,台灣的刑度太輕,無法有效遏止犯罪。邱太三解釋說,前幾年為了因應電信詐欺,特別把電信詐欺從五年提高到七年以下刑期。不過,「這不是單純修『詐欺罪』就可以,整個刑事政策都要考量。」

邱太三指出,詐欺罪要提高刑責,那麼同樣屬於財產犯的搶奪罪、強盜罪和竊盜罪也要跟著提高,「我們社會對於不法行為有一個基本的評價,怎樣的罪有怎樣的刑度,這項罪責提高其他也要跟著調整。」

刑度提高後,還有後續的獄政、出獄後的更生都要考慮。而提高刑責,台灣的人權評價可能會下降;犯罪人數增加,投資風險評批也會提高。「這些都是連動的,但大家沒想到修個刑度後面會衍生多少問題,連國家競爭力都被影響。」

邱太三指出,更重要的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教育社會經濟都慢慢往文明程度高發展,怎麼會因為對方比我們落後就要我們用重刑去應對。」

那麼要怎麼降低這類詐欺犯罪?邱太三以實際數字分析,二○○九年,台灣起訴詐欺犯兩萬四千五百多人,竊盜三萬多人,到了一四年,詐欺起訴剩下一萬人,而竊盜只下降三成左右。「詐欺大幅下降,是因為有配套。」

被黑道趕跑 詐騙集團付錢找公安保護
文/張家豪
早期欲破獲詐騙集團,警方要等首腦從中國返台,再趁機逮捕。 攝影/林瑞慶
在台灣詐騙集團「大膽西進」後,曾因中國檢警的不作為和防詐技術落後,讓台灣人深受詐騙之苦。台灣建立防詐體系後,換中國人受騙失金,這才讓中國檢警系統匆忙來台取經;只是中國政府部門橫向連結不足,效果有限。

「肯亞案」之後,中國不斷形塑「台灣打擊詐騙不力」的輿論壓力,但翻開近十餘年兩岸打擊詐騙的史頁,就會發現中國多數時候才是「使不上力」的那一方,甚至持續到現在改善仍有限。

台灣民眾早已深受詐騙之苦,據警政署統計,二○○二年的詐騙報案數有二萬七千多件,足比○一年暴漲一倍,此後更開始飆升,每年被騙金額都以百億元計。

台灣人受害,中國抓人「做做樣子」

也正是○一、○二年間,台灣詐騙集團大舉遷徙到中國廈門地區,他們發現,金門地區基地台訊號夠強,行動電話靠著「溢波」在廈門也能通,還可以躲避台灣警方追緝,便在廈門大量寄發「假中獎」、「假退費(稅)」簡訊,台灣受害者上鉤後,再打電話誘騙民眾匯錢,並在台灣安排「車手」領錢匯往中國。

當時,台灣警方循線查到發話點來自中國,往往搖頭興嘆。就算得以破獲,也得等詐騙集團首腦返台處理事情時,再趁機逮捕,「抓一個算一個」。抓到人時,集團通常早已詐騙數億元甚至十餘億元。

此時各界不斷呼籲兩岸共同打擊犯罪,但中方置若罔聞,即使廈門公安○三年底破獲二十四個台籍詐騙集團,逮五十六名台人,也是「做做樣子」未認真掃蕩。

因為警政署於○五年估計,散布廈門、上海、深圳及珠海等地詐騙集團,從○四年的五十至一百個,飆漲至三百多個,台灣近八成詐騙電話、簡訊都來自中國。

諷刺的是,據報導,○三、○四年間,詐騙集團從廈門轉移中國沿岸,並非警方偵查壓力使然,而是怕被「黑吃黑」──當時台灣黑道一度流行綁票廈門「刮仔」(詐騙集團首領,源於刮刮樂假中獎詐騙),動輒海削上億。

再者,據中國時報、聯合報○四、○五年的報導,也直指中國公安縱容讓詐騙集團有恃無恐,「我們詐騙的對象是台灣民眾,又不是中國人,只要繳保護費給中國公安,他們不太會為難我們。」一位詐騙集團成員直白指出癥結,甚至傳出公安將詐騙集團管制在特定樓層,收取每月人民幣一百萬元的規費。

境外機房九成受害者都是中國人

就這樣,儘管台灣○四年成立反詐騙專線、○五年將金門的基地台訊號削弱,但詐騙集團轉架設第二類電信機房,改打網路電話。另外,同一年台灣也「委屈地」將單日匯款上限限縮至三萬元,但只要中國不真正「動起來」打擊詐騙,台灣做再多努力還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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