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核四廠、3座舊核電廠除役、零核災、零恐懼。」4月30日環保團體在全台發起廢核大遊行，上萬民眾走上街頭，凱達格蘭大道上民眾橫躺於地，模仿核災爆發時的死傷慘狀。反核團體呼籲政府，台灣地小人稠，經不起任何一次核子災難，核能威脅不終止，人民將無時無刻生活在恐懼之中。

日本福島核災後，各國紛紛開始檢討核電安全及延役、除役政策，台灣也面臨同樣困境，但更根本的問題其實是，台灣的能源與電力政策，有沒有調整的空間？該如何調整？

以我國來說，2010年台灣各類發電機組的「裝置容量」共計400億瓦（40GW），其中化石燃料（燃煤、燃油、天然氣）占75.2%，核能占12.6%，其他為抽蓄水力、再生能源等。為求經濟效益，負責輸送電力的台灣電力公司會依照各類機組的發電效率、穩定度和成本等因素調度發電量，因此，實際「發電量」和「裝置容量」往往有相當落差。

2010年台灣發電量2,000億度電中，燃煤占40%，高於裝置容量的30%；核能19.3%，也高於裝置容量的12.6%；天然氣28%則小於裝置容量的37%，也就是說，燃煤和核能發電是符合「經濟」效益的電力來源。除了成本，現代工業高度依賴「穩定」的電力供應，比如高科技廠一旦跳電，製程的損失難以估計，因此發電量高又穩的火力和核能，就擔負起全天不停機的「基載機組」重責大任。

近十多年，由於全球暖化危及人類生存，溫室氣體減量壓力日益急迫，在燃煤發電大量排碳的前提下，「不會排碳乾淨」的核電，成了「危險但必要」的能源選項。據統計，全歐有1/3的電力來自核能；亞洲韓國的核電占3~4成、日本近3成；美國核電雖然只占2成，但因用電量大，核電廠有104座，數量驚人。

此次日本核災釀成大禍，讓全球能源風向大轉變，台北大學能源學者張四立引用華盛頓「看守地球」組織的「2010-2011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指出3大趨勢：一、全球核電廠延役的決策轉為保守；二、核能發電的重要性逐漸遞減；三、再生能源的成本優勢已被確認。

值此夏日用電尖峰季節即將來到，電力問題勢必又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在世界各國逐步舉起擺脫對核能依賴的大旗後，台灣如何修正方向？藉著討論幾項攸關能源與電力供應最關鍵的問題，希望能讓我們撥開重重迷霧，看清楚未來方向。

台灣缺電嗎？
日本福島核災後，國內環保團體要求核一二三廠停機，全面進行安全檢查和評估，經濟部國營會官員說，台灣如果把核電廠全部停機，不但供電缺口無法彌補，等於要1/3到1/4的企業關門。

但是反核團體無法認同這樣的說法。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洪申翰表示，台灣去年的電力備用容量率為24.3%，如果3座核電廠馬上停機，扣掉核電提供的淨尖峰電力，還有10%的備用容量率，供電完全無虞，毫無限電危機。

一方說缺電，一方說供電無虞，似乎沒有交集。問題糾葛在「備用容量率」和「用電量」，究竟兩者的關係是什麼？

台北大學經濟系退休教授王塗發解釋，所謂「備用容量率」是指供電能量超出夏季尖峰用電量的比例，也就是，用電尖峰期間，一旦有機組出狀況，將有多少「備胎」遞補的數字。日本近20年的備用容量率都在10%以下，備用容量率的高低攸關未來能源發展規劃，備用容量率越高，表示未來還要開發更多電廠，造成極大的浪費，政府應檢討目前公告的16%比例是否合理？

另有電機學者認為，台灣的備用容量率定義與國外不同（美國是以發電機組裝置容量來計算，而台灣是以裝置容量扣除廠內用電的淨發電量來計算），因此台灣的16%相當於美國的21%；此外，我們的備用容量率也未納入整個電力系統擴大後，備用容量率應隨之降低的考慮。

除了備用容量過高，政府預估的「用電成長率」也備受質疑。環保團體認為，能源局依目前至2020年每年平均經濟成長率4%為基準，假設每年會有3.3%的用電成長率；但先進國家早將經濟成長和能源消費「脫鉤」處理──透過使用潔淨能源、研發能源科技、強調節約能源、調整產業政策等手段，使經濟成長率和溫室氣體成長不再同步爬升。

經濟成長究竟會不會衝擊用電量，需要再仔細評估。前行政院長劉兆玄為文指出，如果把未來幾年經濟成長率4.5%算入，預估2014年備用容量率就會降到接近危險的7.7%，備用容量率在15%應是可兼顧各方需求的思考。不過他也建議，核四安全必須用最嚴格的標準審核，「沒有時間壓力，只有安全要求的壓力。」而替代能源發展計畫也應隨時納入最新技術，希望能在15年之內做到裝置量超過10GW，並調漲電價15~20%，以逐步引導產業轉型，走向節能社會。

為什麼無法提高能源效率？
台灣目前並不缺電，但假設未來會缺電，政府策略應先以「節制需求」著手，努力提高能源效率，比如實施動態電價、調整高耗能產業結構或課徵能源稅；再從供給面尋求解決的方案。

什麼叫能源效率？能源效率的主要指標是「能源密集度」，也就是，使用能源的密度越低，能源效率越高，其中各部門指標稍有差異，例如工業部門是看每單位產量消耗的能源，住商部門看每單位樓地板面積的消耗量，全國指標則是每生產一單位GDP消耗的能源。

事實上，多年來政府大力提倡節能減碳，就是做需求面的管控，包括成立「節能減碳服務團」輔導產業提高減碳技術、推動碳足跡認證等；住商部門則規範電器的能源效率、推動綠建築等，至今成果如何？

台大大氣科學系教授徐光蓉表示，近10年全國平均「能源密集度」從9.43公升油當量╱千元緩緩下降到8.82公升油當量╱千元，表示各界努力略見成效，但由於能源密集產業（包括石化、鋼鐵、紡織、造紙等）的擴廠效應，使用效率越來越差，2000~2009年密集度竟上升了23%，因此把全國其他部門的努力整個拉下來。

立法委員田秋堇指出，能源密集產業消耗全國36%的能源（消耗電力占全國22%），卻只貢獻GDP3.86%，非常沒效率，但過去政府一方面要節能減碳、一方面又批准碳排大戶的六輕（占全國碳排26%）擴建三、四、五期廠房，政策與成果根本互相抵銷。

而真要調整產業結構並落實需求管理，最有效的方式是藉由徵收能源稅、實施《溫室氣體減量法》等政策工具。

以能源稅為例，由於隨能源生產者（台電、中油）課徵，勢必會反應到油電價，高耗能產業成本增加，自然會設法提高能源效率，或因缺乏競爭力而減產、轉型；至於一般民眾和商家，也會看緊荷包節省用電。

台灣的綠黨發言人潘瀚聲說，歐洲的德國、丹麥實施能源稅時，政府會同時降低所得稅，把有所得就付稅，調整為污染者付稅，也會對中低收入提供配套措施。這套提高能源效率、調整產業結構的制度，在歐洲實施十多年來，不但經濟未衰退，還刺激了綠能和節能產業的成長，相得益彰。

「我們的能源稅在全國能源會議上不分黨派沒人反對，但真要推動時就完了，現在還沒出行政院！」民意代表紛紛以景氣不佳、增加人民負擔為由施壓抵制。

除了管制能源「價格」的能源稅，管制能源「用量」的《溫室氣體減量法》（溫減法）也是一波三折。

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教授李堅明指出，《溫減法》應分三階段實施：先做企業碳排放的強制盤查；接著政府訂出各類產品的效能標準（比如一噸鋼胚可排放多少二氧化碳），沒達到標準的企業需要購買碳排放額度，否則課以罰款；最後實施企業排放的總量管制。

而總量管制必須和碳交易配套，是兼具棒子和胡蘿蔔的手段，實施後自然會促使企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或使用更多潔淨能源，或把能源回收再利用，才能有效促進產業結構「低碳化」。

可惜，《溫減法》目前仍躺在立法院中，亟需凝聚共識再加把勁立法。至於《溫減法》和「能源稅」是要二擇一或是參考歐盟做法──對能源大戶實施總量管制，對小排放戶實施能源稅管制──也需要儘快釐清。

（本文節錄自台灣光華雜誌2011年0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