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時期全國首府是北京大學，也是名流學者們薈萃之處。當年北京大學的教授們大概沒想到，他們有一位同事周作人是「日記達人」兼課堂笑話蒐集愛好者，教授們在課堂上的糗事他都一一記錄在案。
北大名教授們雖然都是各自領域的「大師」，但講課能力天差地別，以學生的頑皮，哪位教授如果突然怯場或出了洋相，自然會成為傳之後世的段子，周作人這個老教授也頗愛搜尋這樣的典故，在出糗教授中，以戲曲教授許守白最為逗趣：
許守白是在北大教戲曲的，他的前任，也就是第一任的戲曲教授是吳翟安。當時上海大報上還大驚小怪的，以為大學裏居然講起戲曲來，是破天荒的奇事。吳翟安教了幾年，他是南人，吃不慣北方的東西，後來轉任南京大學，推薦許守白接替他的位置。許君與林公鐸的個性正好相反，對人異常客氣，甚至可說是過分有禮了。一般到了公眾場所，對於在場眾人只要點個頭示意即可，等到發現特別熟識的人，再另行打招呼，他則不然。剛進門，他就一個一個找人鞠躬，有時哪邊漏了，還要重新鞠過。看他樣貌像個老學究，可是打扮卻有點特殊，穿一套西服，剃光頭，只在腦門上留著一撮手掌大的頭髮，狀如桃子，長約四、五分，不知原因為何，有些愛挖苦的人便送給他一個綽號，叫做「餘桃公」，這句話是有歷史背景的。他這副樣子在北大還好，因為他們見過世面，畢竟曾看過辜鴻銘的裝扮，可是到女學校上課時，就免不了得稍受欺侮了。其實那裏的學生，倒也不是特別要讓他出糗，從上課情形可看出他某些窘狀。
北伐成功後，女子大學劃歸北京大學，改為文學理學分院，隨後又成為女子文理學院，我在那裏給劉半農代理國文系主任的時候，為一、二年級學生開過一班散文習作，有一回作文叫寫教室裏印象，其中，一篇寫得頗妙，即是講許守白的，雖然不曾說出姓名來。她說有一位教師進來，身穿西服，光頭，前面留著一個桃子，走上講臺，深深的一鞠躬，隨後翻開書來講。學生們有編織東西的，有寫信看小說的，有三三兩兩低聲說話的。起初說話的聲音很低，可是逐漸響起來，教師的話有點不大聽得出了，於是教師用力提高聲音，於嗡嗡聲的上面又零零落落的聽到講義的詞句，但這也只是暫時的，因為學生的說話相應的也加響，又將教師的聲音沈沒到裏邊去了。這樣一直到了下課的鐘聲響了，教師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講臺，這事才告一段落。
周作人講述許守白的段子時，多少帶著幸災樂禍的意思在，其實他本人也不是什麼上課高手，據他當年的學生回憶，這位大名人一站上講臺就拿出一本講義，低頭照著講義讀下來，聲音小到連前排的學生都聽不清楚，他也不以為意，直到學生終於適應了他的紹興國語時，課也差不多上完了。這時他會心滿意足地抱著講義，趕緊回他的苦雨齋讀書去了。
這群老派教授中，講課最精彩的當屬梁啟超。梁啟超在政界失意後，由吳宓親自請到清華大學，成為「四大導師」之首，他到了講臺上就會成為一個單人獨幕劇的表演者，煞是精彩，這種表現跟他奔放的性格不無關係。
梁啟超走上講臺後，先打開講義，眼光向下面橫向一掃，然後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句開場白：「啟超是沒有什麼學問的─」學生們聽到這裏，頓時微微出了喧聲，心裏想「這個老頭可真謙虛」，但緊接就見他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點頭，好像想起一點什麼來，說道：「可是也有一點嘍。」學生見他謙遜之後又如此自負，頓時哈哈大笑。梁啟超的記憶力與舊學底子深厚，中國古代的東西，不管是諸子百家還是詩詞歌賦，往往張口即來，有時偶爾頓住，用手敲一敲光禿禿的腦袋，便馬上想起來，又繼續大段大段往下背。學生們被他的風采吸引，心情也跟著他的思路高低起伏，見他想不起來時從不嘲弄，而是全都緊張地替他捏把汗，直到他想起來才鬆一口氣。梁啟超有時講到緊要處，便開始不由自主地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禁，或掩面、或頓足、或大笑、或歎息。因為嗓門太大，講到快樂的地方就哈哈大笑，聲音震得屋梁都在抖，講到悲傷處則痛哭失聲乃至涕泗滂沱。學生都以聽他的課為享受。
老派教授都有些老脾氣，新派教授也有些新花樣，清華大學外文系主任葉公超留在學生們記憶中的滑稽場面就數不勝數，他有個知名的學生季羨林曾這樣回憶：
公超先生的教學法非常奇特，他幾乎不講解，一上課，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原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聲一喊：「Stop！」……有人偶爾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獅子吼有大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相安無事，轉瞬過了一年。
這種教學法是不是不太像是著名教授？不過要知道這種教學法教出來的是錢鍾書、季羨林等這些外語能力極佳的學生，我們大概也無法置喙。一句「查字典」其實就道出了學外語的精髓之處，聰明的學生們自然能聽到心裏去。
民初時期最會講課的教授當然是胡適。為了宣傳自己的理念，胡適相當用心地將自己的課講得津津有味，好讓學生接受。有個學生曾將胡適講述《水滸》的授課片段保留下來，從這個片段就能看出，胡適總是善於從講課的內容中選出那個最令人眼前一亮之處，讓學生立刻產生興趣：
現在要說到《水滸傳》。現在《水滸傳》的故事，完全是四百年，到五百多年的，演變的歷史。最初呢，是無數個極短極短的故事，編成了一部。到了明朝─到了明朝中葉─才有一個整個的，大的故事。這個時候，《水滸》的本子呢，就是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一百二十五回的，後來又刪改成一百回，七十一回的故事。元劇裏面的李逵很風雅，會吟詩，也會逛山玩水。從這個樣子的李逵，變到雙手使板斧的黑旋風的李逵，而宋江呢，由人人敬愛，變到被罵。這種演變，都是由於一點點的，小小的差異。
做為教師，快速的反應能力是必要的，胡適在這方面是當仁不讓的冠軍，他最有名的「段子」就是那個「白話電報」的故事：
一九三四年秋天，胡適在北大講課時大肆頌揚白話文的優點。一位學生提出反對意見：「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就沒有絲毫缺點嗎？」胡適對著他微笑說：「沒有的。」那位學生更加激動地反駁道：「肯定是有的。白話文語言不精鍊，打電報用字多，花錢多。」胡適柔聲細氣地解釋道：「不一定吧，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打電報給我，邀我去做行政院祕書，我不願從政，覆電拒絕。覆電是用白話文寫的，看來也很省字。請同學們根據我的意願，用文言文編寫一則覆電，看看究竟是白話文省字，還是文言文省字。」十五分鐘後，胡適要學生們報告用字數，然後從中挑選出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文電稿，電文是這樣寫的：「才疏學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胡適說：「這份電稿寫得確實簡練，僅用了十二個字。但我的白話文電報只用了五個字：「幹不了，謝謝。」
在這個故事裏，胡適其實是耍了一個小聰明，因為文言文雖然簡練，不過在社交場合使用時，有許多不得不遵守的禮貌習慣，這也是即使最短的文言電報稿也要說「才疏學淺，恐難勝任」的原因。
也許是受了這封白話文電報的刺激，著名的「八部書外皆狗屁」的大學者黃侃在北大上課時反擊胡適的言論，他也舉打電報的例子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十一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四字即可，可省下三分之二的電報費。」
黃侃在這個例子中也耍了小聰明，他舉了一個不需要客氣的情境為例，自然是文言文勝出。
胡適和黃侃兩個人看起來打成了平手，但實際上還是胡適獲勝─黃侃舉例時直接對胡適人身攻擊，而胡適舉例時則是開自己的玩笑，在品德上就已勝出一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