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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早已是全球知名的蝴蝶蘭大國，一年產值新台幣41億元，在全球不景氣下，依舊年年成長。

能達到這樣的成果，除了靠台灣蘭業大廠企業化大量培植，還有育種專家，用盡才智培育出全新花種，以維繫這個幾百年來行家只求高價購得絕色美花，從未消散的蘭花熱。

1947年出生、現年70歲、出身花蓮的劉定榮，正是這個業界的國寶級專家。

他，從15歲起，就專心做好一件事，瞄準全新品種蘭花的研發，用54年的時光，育出高達2000個新蘭花品種，等於一人成就一個小小的蘭王國，其中包括台灣每年銷往歐洲上百萬顆的蘭花常勝冠軍種「劉氏黃昏的彩虹」，曾獲得美國蘭藝協會（AOS）最高級評分91分的「劉氏三太子」等。

劉定榮早享有盛名。近幾年來，大陸各地方政府年年組團到他的蘭園交流招商，參訪隊伍多到必須排隊。英業達集團會長葉國一近年來搶攻越南市場，砸一億美元蓋蘭花溫室，也定期邀請劉定榮當軍師。他也於2015年獲得國際蝴蝶蘭聯盟（IPA）的世界傑出育種獎，在全球獲得最高肯定！

一個人就證明台灣蘭業實力

花蓮縣吉安鄉鄉長黃馨強調，「劉定榮他一個人，就能證明台灣蘭業的實力！」因為培育一個真正堪用的新品種，通常研發得花七年到十年，最後能成就為名種的不到5％，劉定榮竟能研發出2000個新品種，可以想像中間要歷經多少嘗試失敗。

走進位在花蓮吉安鄉、如農家般樸素的光豐吉安蘭園，獎狀、品種書掛滿牆，仍掛不完，直逼一個著作等身的教授書房，說劉定榮「著花等身」其實也不為過。

其中，最顯眼的就是有著稀有翠玉色，由他花十多年開發出來的「台灣之光」新品種蘭花照片。劉定榮望著照片，驕傲地說，通常一個蘭花新品種叫價新台幣10萬元就算很高了，但這個「台灣之光」品種，竟然曾有大陸人願意出價300萬元，堪稱是天價！

但是，「取這個名字，就是為了根留台灣，大陸人怎麼講，都不賣！」劉定榮強調。

劉定榮祖上是廣東客家人，來台已300年，原來世代在花蓮務農。身為三年級生的他，也就像那年代的農村小孩，從小學就四點起床幫忙種稻，上完課後，馬上到田裡幫忙，直到天色暗到伸手不見五指才回家。

後來因為哥哥在花蓮商品檢驗局上班，負責輔導野生蘭外銷，才帶著這個弟弟發現一片新天地。「一看到蝴蝶蘭，就覺得它漂亮啊，我查過資料，適合台灣亞熱帶種，可以賺比水稻更多的錢，」劉定榮說。

那時，大多數的蝴蝶蘭是國外找來的野生原種，品質不穩定，然而，劉定榮查書發現，台灣天生有良好的蘭花種植條件，只是野生種不見得符合市場，應該可以改良。

少年起決心鑽研育蘭技術 半世紀不輟

因此，小學畢業後，1960年，當時才十多歲的劉定榮，就決心去育種出適合台灣的新蘭種。這個馬步一蹲就是20年！育蘭七年才一個新品種，需要練功；抓各國市場眼光，也需要練功；控制成本、找人脈，也全都要練，沒那麼容易。為了維持生計，他種過梧桐，也種果樹、蔬菜，從沒放棄過育蘭。

只要務農有空，劉定榮就會去翻閱國內農業刊物《豐年報》，研究上面的育蘭技術報導。他也寫培育日記，什麼品種，遇到什麼樣的昆蟲、溼度會有什麼變化，他一一記下，因此練成一個蝴蝶蘭學的「活字典」。對每株蘭花花種的「族譜」倒背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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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八年過去了，當時的「未來」，已成為「現在」，世界劇烈改變之際，台灣在經濟、教育、政治各方面，幾乎停滯不前。台灣走上了嚴長壽書中最不樂見的方向。

八年後，他再度熱情撰寫《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一書，為台灣未來建言。執筆期間，正值台灣第三度政黨輪替，對於國家、社會、青年的未來，嚴長壽有著最急切的憂心。他認為，台灣已經錯失太多機會，此時此刻，不容再內耗、鬥爭。他期許新的執政者看清台灣正處關鍵「轉捩點」，呼籲全民共同摒棄政黨惡鬥，不分藍綠，為「消失中的台灣」尋找出路，在世界地圖上把自己找回來。以下為讀者搶先分享本書精華：

不久之前，我因為參與一次國際活動而出國，在香港機場等待登機的空檔，與兩個30多歲的中國青年在餐廳鄰桌而坐，他們的對話不經意地吸引了我的注意。

從談話內容得知，其中一位是來自浙江某縣市的年輕人，另一位是他的友人。他們分享如何服務客戶的手法，我猜想應是業務人員。兩人先由商場上各種討好客戶的手段聊起，之後談到彼此的成長學習過程。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友人問：「你一開始就在印度讀書嗎？」年輕人操著些許浙江口音，搖頭回答：「不是，不是，我先在英國讀了四年，而且是公費留學。」

接下來，他開始聊起中國的公費考試競爭如何激烈，自己當年是留學考試的榜首。他在英國知名大學經過四年的學術磨練之後，回到中國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又被派到印度進一步深造MBA，如今派駐印度開發市場。

長遠的人才埋樁計畫

這位年輕人的例子透露出一個驚人的訊息：中國大陸早在多年前，標定未來的「新興市場」，以便未來有機會將產品銷售到人家的市場。所以從政府政策（如：公費鼓勵）到公司及個人生涯規劃（如：在印度攻讀MBA），早就深謀遠慮、有計畫的推動國際人才布局，全面做到打入各國市場的「埋椿」工作。

時間往回推，這位年輕人應是2000年後中國積極向世界取經政策中所預埋的棋子。中國當時已預測到，印度會是未來的機會與市場，才將公費留學英國的學生，派駐到與英國有殖民歷史關係的印度去念商學碩士。短短兩年中，除了學習當地的文化、產業，也自然而然融入印度社會，並與各行各業菁英成為同學，無形中建立各種情誼，培養堅實人脈，有助其日後在印度的發展。

反觀90年代的台灣，當時正是「錢淹腳目」、國際聲勢高漲、資源最豐富的時期，我們的國家、企業、教育單位卻沒有從語言、行銷、管理、專業技術……等各方面，積極布局人才外派進修。

我們退出聯合國之後，喪失很多國際連結。當時台灣股市破萬點，外匯存底屢創世界新高，自信如此高漲的時候，不是更應該將優秀的各領域專才或學生送出國學習，廣結善緣，修練未來市場的生存能力？

可惜我們沒有把握這樣的天賜良機。國家沒有建立人脈，產業也沒有藉著當時的經濟優勢，培養走向世界市場的關係鏈，反而自我封閉、拚命鎖國。聰明的人才在國內各大學內「近親繁殖」；教育部的公費生，必須在學成之後回國服務，完成償還公費的義務，因而沒有借力使力繼續向外開拓。我們號稱要打「世界盃」，卻沒有培養進入世界賽局的選手！

如今20年過去，世界局勢大不同。當Minerva Schools的學生，18歲就開始探索世界，定位自己的角色，找到夢想，而且準備到世界各地發展未來，台灣大學生畢業後卻不知要做什麼？不得已當個「延畢王老五」，再努力拚碩士，將青春大把大把地耗著。結果熬到碩士畢業，仍然不知要做什麼？直到出了社會，才開始摸索人生的方向。政府單位選用人才，也同樣缺乏外派進修、拓展國際視野的長遠規劃。我們的年輕人放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國際視野不足，成了台灣競爭力的嚴重障礙。

與世界溝通的語言

看到Minerva Schools的大膽突破，及中國年輕人勇敢走入世界的做法，不得不提及，我們最大的弱勢就是英語能力與國際化嚴重不足。

回想幾年前，「可汗學院」（Khan Academy）風行全球，我們的重要伙伴——誠致基金會方新舟先生，設立以中小學生為主的「均一教育平台」（目前有60多萬學生註冊），算是勉強跟上腳步。但一走到高等教育端，台灣高教封閉式的教學環境，早已遠遠趕不上，原因就出在我們長久受人詬病的英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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