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若能憑著技術，或是管理能力來創造價值，當它進行海外投資時，可望讓公司股東和投資標的國家的人民都獲益。然而，即使企業的產品非常契合標的國當地的需求，也不保證這樁海外投資一定會成功。無論在先進或新興經濟體，任何完善的海外投資計畫，都可能受到選舉等政治事件、經濟危機，或是社會觀感等變數的干擾。這些變數交織影響著多國籍企業的政治抉擇，在各國歷經金融海嘯，此刻如何邁向穩定的做法仍不明確之際，上述各項變數的交互作用，影響尤其明顯。
金融危機後，主管薪酬課稅、適度的金融管制，以及跨國併購等議題，格外受到重視。各國對這些議題抱持的意見和採取的政策，已出現明顯的差異。一旦討論的焦點，由適當的短期因應政策，轉向誰該付出代價、付出多少代價，上述的差異將更為明顯。政府勢必會陷入兩難，一方面必須回應民眾的要求，懲罰造成危機的罪人，另一方面又擔憂壓抑創造力，導致人才和資本流失，兩者不易平衡。這項爭議也必然會受到另一個因素的影響，那就是宏觀的國內經濟議題，例如，經濟勢力重新洗牌，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崛起，保護主義可能會抬頭。多國籍企業若能預期並妥善處理這些爭議帶來的危機和機會，就可以取得最強的競爭優勢。
政策風險急遽上升
長久以來，外資在開發中國家面對的最大風險，就是不成熟或動盪的政治環境。其中主要的擔憂，是當地政府可能會沒收外國人擁有的資產，也就是「沒收風險」（expropriation risk）。現在，這個風險大致已不復見。由於國際法律更趨健全，而且新興和已開發經濟體發展出相互依存的「共生」特性，在1980年代後，資產沒收的事件就幾乎消失了。不過，近年來，國際投資人對新興市場的興趣激增，卻衍生出另一種風險。加拿大溫莎大學（University of Windsor）的喬治．奇佛（George Chifor）指出，開發中國家發現，「巧妙運用管制措施，比直接沒收資產，更能從外商企業獲取利益。」政府對投資相關的法律、規定和契約，可能進行歧視性的變更或不予執行，因而導致投資人的報酬減損，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政策風險」（policy risk）。
雖然政策風險不像資產沒收事件一樣有具體數據，我們仍可統計媒體報導出現的相關詞（包括政治風險、政治不確定性、政策風險、政策不確定性、法規風險、法規不確定性）。結果發現，沒收風險下降的同時，政策風險急遽上升（見表1）。自 2001年起，媒體報導的資產沒收事件略為增加，但不表示沒收風險有再度興起的趨勢。
最近其他的資料，也都顯示政策風險大幅上升。根據PriceWaterhouseCoopers（在台灣的會員是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在2001年發表的研究，不透明的政策制定環境，相當於加稅至少33％。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2004年的研究則顯示，1990年代，價值達3,710億美元的民間基礎建設投資合約中，有15％到30％遭政府主動發起重新協商或提出爭議。多邊投資保證機構（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和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09年的調查也發現，多國籍企業認為，違約、限制獲利的移轉和兌換、民眾抗爭、政府未能履行保證，以及法規限制，都是比資產沒收更重大的潛在風險。
可惜，企業若運用傳統的財務和契約機制，來評估和減少風險，效果非常有限。因此，投資人必須規畫一些預防性的政治風險管理策略，以降低政府官員破壞投資報酬的動機。在本文中，我們將探索不同產業的多國籍企業，在不同國家投資時，如何因應上述議題的經驗，並針對如何評估政治環境，以及模擬政策制定的過程，提供最佳實務。政策風險和其他任何風險或不確定性一樣，若能妥善管理，都可成為避免損失的工具，甚至成為競爭優勢的來源。 ...【閱讀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