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劉仲書宜蘭報導】從宜蘭縣三星鄉市區往天送埤走去，途經長埤湖風景區繼續往上走，寧靜的山區坐落著看似學校的「清水營地」，這是才剛成立3個學期的「清水小校」。十多年前遭廢校的清水國小校地，被轉為縣內童軍營地，後來縣政府轉交給清水小校利用，為這個體制外的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提供學習場所。

（上圖）飯後到附近的清水溪畔走走，沿途各式各樣的岩石，加上空曠的溪床和遍野的蘆花，在耀眼的陽光下顯得特別迷人。（圖／清水小校提供）

清水小校並非小學教育，而是國中與高中的中學階段，「小校」的意思是學校小、師生也很少，這學期全校只有17位學生，有4位專任老師，還有選修課跟負責統籌工作的老師。有些外地生住宿，有些全家搬來宜蘭，家長會到學校幫忙各種工作。

負責統籌跟協助清水小校工作的劉興樑，20年前曾是人本教育基金會中部辦公室的主任，後來到全人中學擔任副校長，是全人創校夥伴之一。劉興樑說，一般的實驗教育對基礎學科的訓練都不足夠，紮實訓練的目的並不在於奪得測驗好成績，而是在於理想裡的，真正學會一門知識、熱愛一門知識。

▲清水小校協助籌備工作的劉興樑老師，他認為，目前家境不好的學生無法享有更好教育的機會，這件事必須由政府補助投資體制外教育才能實現。（圖／清水小校提供　文／劉仲書）

劉興樑說：「在這裡，雖然無法保證真的能學多好，但你的人格、情感，以及獨立思考的能力，一定會比較健全。」

清水沒有考試，每天上午是基礎課程，下午則是選修與社團課，學生可以自由提出課程跟社團，目前有戲劇、工藝（木工）、律動、食藝、桌遊、閱讀與寫作等；每學期還會有一週大型校外活動。去年11月，清水小校全校師生登上了海拔3,742公尺的南湖大山，定位為冒險之旅，師生都學到了不少東西。

▲食藝社製窯，大家堆沙淋水，看起來像是一群堆沙堡的大小孩。（圖／清水小校提供）

清水小校的課程非常自由，這是他們的一貫特色，通俗點講就是「充滿機會教育」，例如發現學校雜草叢生，就進行野菜烹飪學習。準備登山的過程，也學習如何讀地圖、如何準備各種行李與打包、炊事、團隊工作，甚至是體能訓練；在途中，也有練習等高線定位，透過觀察週遭環境來判斷目前處在地圖上的哪個位置。

在基礎課程之中，老師們的教學都各有一套目標與適切方法，引導學生對知識產生好奇與動力。負責中文課的羅遠老師說，剔除不當的外在壓力，回歸到學習本身，他認為中文課就是文學課，而文學課內容大概有三種：當代中文、世界文學以及古典中文文學。

▲學校的孩子在校園內踢足球，大家扛出工藝課自製的竹球門，爭相射門。（圖／清水小校提供）

教授英文課的老師包黛瑩認為，學英文最重要的就是閱讀能力，每個人都做得到。「讓學生自己讀，讀不懂就問、自己查，讀物非常簡單，養成學生自主學習，當學生查字典發覺疑惑、意思解釋不清，這時候才把英文概念教給他，告訴他英文不是字跟字的對疊關係，而是意義跟意義的連結關係，把語言意義教給他，他就會慢慢上手。」

教數學的唐紹恭說，教數學一開始會有比較多「重新連結」，一般數學教育很重視計算與運用符號的能力，而他們還增加連結現實的能力，就是動手操作，比如說可能會玩一些積木、數學摺紙遊戲，建立起在實際操作的認識，接著才把抽象規則帶進來，透過與現實連結，小孩學到的東西會更具體；高中之後會有專題，例如密碼學，學習數論在現實生活中多麼常使用，用它來做加密、使用網路信箱登入等等。學生就會知道「數學到底有什麼用？」

清水小校的民主教育主要是「自治會議」，校園內的大小事，除了教學內容，通通由全校師生所組成的會議討論並投票決定，每人都有一票。

▲表現如夢似幻的各種情境，展現戲劇課所學的成果。（圖文／劉仲書）

清水的教育氛圍裡，師生的上下關係並不存在，所有人都有自主性，劇場表演中老師也會全力投入，在某些課程中，老師也是學生，一起共學。

因為建立起這樣的氛圍，體制內的階層關係帶來的決策權實質不平等，在清水小校不會發生，他們落實民主審議，讓議題的各方意見充分表達再做決定，若單純地將學生與老師立場一刀切開，學生方的票數亦處於優勢。

自治會議裡，他們圍起一圈；平常的課堂，他們也是圍起一圈。屏除講台的符號權威，促使參與的每個人更有條件發言。

▲藉茶食的製作，培養大家的巧手和耐心。（圖／清水小校提供）

發起創立清水小校的英文老師包黛瑩，過去曾是全人中學初創時期的老師，在全人之前，她在中國時報當記者。

她說，十多年前在中時寫了很多教育社論，但這些意見都無法影響到末端的人跟政策，覺得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沒達成，她那個時代經歷政治改革的人，認為讓台灣更好是活著的意義，但媒體生態已經轉變，過去比較差的記者會被派去報導電腦產品或汽車展，現在他們卻成為主流，而做文化觀察、批判的人，已經沒有舞台，繼續待在媒體，對她來說沒意義。

包黛瑩在一次全國巡迴採訪時去了中部，打聽到苗栗有一群家長在蓋學校，她去採訪後深受感動，「山裡面十幾個家庭在那邊弄，那時候又不合法、又是違建，他們買了一塊地，蓋了十幾棟房子，大家都來住，每一位多出點錢，出個一兩百萬，蓋一間學校，我很感動台灣有這樣一群人，就辭了工作加入他們。」這就是全人中學。

▲演出個人劇場，以逗趣的方式示範在學期間對野菜料理的自主學習成果。（圖文／劉仲書）

「我去了之後發現不對，因為我對中學教育並不清楚，我只有一種概念知道 NO ，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但我不知道 YES 是什麼，我旁觀很久沒有下去教，後來思索夠了才下去做。原來它這麼困難，你要教好、要跳脫體制、找出一套東西，教得好又教得快樂又教得多，其實很辛苦。」

「清水遇到很多問題，比方銜接外面來的學生，會有各種狀況，我們會做調整去面對他，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開始教起，我無法保證可以教到多好，但至少，假設你原來是趴著，你一定會變成坐著，坐著你就會變成站著，清水有6年，會讓學生長成什麼樣子，其實不知道，但他可以長出自己的樣子、找到興趣，發展6年，你就會有執著。」

「外面的教育沒管這些，考試過了就下一關，繼續走原來的路，你的人生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你會走到哪裡都不知道該怎麼走，只管走到下一步，別讓你的人生停留在考試的這些東西上面。我認為，聰明敏感的小孩，在一般中學讀書絕對很痛苦，小孩在體制內會快樂，我認為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他的成績很好排名很前面，被榮譽感烘托，他其實看不到真正要什麼，但被推崇多半會快樂；另一種是根本不思考，別人說怎樣就怎樣，相對敏感的人會去思考、對體制感到痛苦。一天8小時要你坐在那邊，什麼東西都幫你安排好，當然很痛苦，所以我們才會有這樣一所學校。」

包黛瑩不喜歡媒體宣傳，「我們安安靜靜這樣做，也不需要什麼校長，幾個老師一起，把現實條件放到最低，做個幾年，如果4、5年後我們有很深的基礎、有很清楚的方法，也許就會比較不一樣。」

「現實這麼嚴苛，如果12年國教真的可以改變中學教育，我們不存在也沒關係。9年國教花了大概30年才讓小學解放，而以我們目前的師資方法，12年國教大概也要花20年才會有東西，我們就在這20年空檔做做看，最好有一天考試都不見了，你不用去跟別人比、不用去排名，你會面對的只有外在現實壓力、生存壓力、競爭壓力而已，你不用從小就去貼標籤，你第一名、我第二名，而是不斷被問 你要做什麼？你的目標是什麼？你的人生要怎麼過？現在給你一小時的舞台你要怎麼呈現？ 你有你的自由，你可以很固執什麼都不做，但以後你可能會想當時有那一小時你可以怎麼做更好，你會長大。」

【記者黃文鈴高雄報導】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9日帶領10名反毒輔導團個案，前往高雄柴山大猴洞探險。學生們戴著頭盔與頭燈，手腳並用攀爬深數公尺的巨大鐘乳石洞，有時石縫僅容一人側身而過，學生們在光線昏暗的洞裡，靠著頭燈微弱的光線前進。就讀國三的「小蓉」說，活動很辛苦且難預期，每次都說下次不來參加了，可是教官一告訴她有活動，她還是乖乖報到。

（上圖）在鐘乳石洞裡有許多高度落差太大難攀爬的石塊，需要教官們和學生通力合作才能跨出下一步。（圖文／黃文鈴）

繼上個月登阿朗壹古道後，今年1月，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舉辦高雄柴山「地心探險」，個案們在認輔教官的陪伴下，先花近兩個小時爬柴山，走至大猴洞入口，再攀爬進鐘乳石洞，沿途就著頭燈光線，看見閃閃發亮結晶體的巨岩，以及一個人身長的巨大鐘乳石，學生們嘖嘖稱奇。

前往大猴洞的路上，在柴山遇見多隻坐在樹枝高處的獼猴，儘管教官多次叮嚀不可餵食，但提著早餐奶茶入山的學生，一時大意被獼猴搶去塑膠袋，獼猴熟練剝開封膜，將奶茶一飲而盡。學生們瞠目結舌，之後的路程處處提防獼猴偷襲，不敢大意。

下月前進北大武山

抵達大猴洞入山口時，學生們分成4組，取出沿路輪流背負的食物、飲水、鍋具、爐頭，分工合作煮火鍋，補足入洞前所需的體力。教練廖文泉說，這是為了3月爬北大武山做準備，學生們得學會自己炊煮，不能再倚靠教官幫忙。

進入大猴洞後，原本一路吵雜的學生們，一下子全都安靜下來，40多支頭燈發出的點點微光，在黑暗中像閃閃發亮的星星。教官們一邊確保學生攀爬安全，一邊指出四周狀如青蛙、牙齒狀的天然鐘乳石。

由於多處石頭高度落差太大，需動用繩索套在學生兩脅確保，當有學生害怕不敢踏出步伐，教官們與其他學生便大聲鼓勵，順利通過後便予以喝采。

約莫過了一個小時，終於看見出口照射下的陽光。孰料還得拉著繩子側身走過狹窄的石道，最後匍匐前進、手腳並用終於爬出洞口。廖文泉說，這是故意設計的關卡，這群孩子們是第三年的個案，已進入一年輔導期的尾聲，他想趁此告訴孩子們，不要以為前面走得平順，後面就可輕忽，全程都得小心。

全程「保管」香菸

認輔教官全程「保管」學生的香菸，一直到活動結束後才解禁，有學生說，這是他第一次這麼久沒有抽菸，藉此訓練自制力。

屏東縣教育處「防治學生藥物濫用諮詢輔導團」以冒險教育輔導認養個案，已邁入第三年，9日第一年認養個案「阿土」特地前來協助活動，去年開始認養藥物濫用個案學生的教育部台南市聯絡處，第一聯絡處助理督導敖埔義也全程觀摩見習，他認為屏東聯絡處的做法值得仿效，透過攀岩、溯溪、登山等冒險活動讓學生挑戰自我，更從中培養成就感與自信心。

去年12月上任的屏東縣聯絡處軍訓督導林丁恩，已是第2次參與輔導團活動，接下軍訓督導一職，他笑稱是「幸福的負擔」，因為屏東縣深耕反毒輔導已久，大致掌握縣內藥物濫用學生的情形，若帶頭的不支持，恐將前功盡棄，他希望與縣內認輔教官一起努力，讓吸毒學生能戒除用藥舊習，珍惜青春時光。

（上圖）前方即是出口的亮光，儘管不如前段路程好爬，仍得拉著繩索一路向前。（圖文／黃文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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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郭琇真苗栗報導】2013年7月18日，苗栗縣府趁著大埔自救會北上陳情抗議之際，強制拆除大埔4戶，當晚，張藥房女主人彭秀春返回家園，摸著殘存的鋼筋、磚瓦，喃喃自語。隨後數日，各方人馬漸漸湧入，陪同彭秀春在瓦礫堆中尋找鍋鏟、照片的蹤影，那曾經建築成家的光景，這一幕震撼了舞蹈家蕭紫菡思考「為何而舞？」

（圖說）舞者蕭紫菡編導的「土地計畫」11日於大埔上演，下午1點的仁愛路上，站滿了象徵被金權與政治扭曲人性的黑衣人。（圖文／楊子磊）

非舞蹈科班出身的蕭紫菡，12歲起步學舞，一路跌跌撞撞，在家人期許和自身興趣間徘徊。政大新聞系畢業後，她一邊投身媒體出版業，一邊尋找跳舞的機會，直到進入「無垢舞蹈劇場」。

30歲前，蕭紫菡為自己而跳，直到2009年她鼓起勇氣飛往西班牙，學習佛朗明哥舞。當她第一次看著吉普賽人用赤裸的雙腳，踏出內在的痛苦與快樂時，那時常困擾著她：「在主流舞蹈世界裡，不知為何而跳？」的困惑，似乎找到解藥。學成歸國，偶然受立賢文教基金會之邀，赴花東偏鄉教導學童跳舞，正巧碰上美麗灣事件，她傾聽土地、海洋對在地原民部落的意涵，並反身思考土地對從小在都市成長的自己，其價值為何？

綜合議題 呈現拆遷心境

直到全台各地徵收問題四起，文林苑、華光、大埔陸續爆發，加上自己面臨失戀低潮，4個月前，蕭紫菡發起「土地計畫」，以華光社區為第一站，號召8位有志之士在廢墟中跳舞。2014年1月11日，台中高等法院判決內政部、苗栗縣政府拆屋違法的隔週，「土地計畫」的舞者來到苗栗大埔，用舞蹈為土地祈福。

「土地計畫」大埔站從張藥房遺址開頭，西裝筆挺的黑衣男士走入場景，凝視牆面，接著步往仁愛路，看見滿街象徵權力慾望的黑衣人，爭相擠上「發財車」，近百位前來觀賞的民眾跟在後頭，一路行至朱樹雜貨店前的道路；黑衣人幾近瘋狂地顫抖舞蹈、比著各式政治手勢，他們想要尋找眾矢之的，他們揪出矇著眼的女人。

▲黑衣人手中緊抓著象徵「家」的椅子，另一手以雨傘為武器，對週遭的人充滿攻擊性。（圖文／楊子磊）

蕭紫菡想呈現「部分拆遷戶遭到當地孤立的事實」，她選擇希特勒高亢的演講作為背景音，隱喻受到利益糾葛而迷失的人們。她說：「田地換成建地可以得到更多金錢」的思維沒有對錯，錯誤的是，政府將這樣的聲音吵到最大，不容許其他聲音存在。

接著，舞者將群眾帶到黃福記住家旁的空地，矇眼的女人匍匐前進、拾起稻苗，卻被黑衣男士重重推倒在地，雙手遭綑綁，矇眼女人步上曾結滿稻穗，而今將成建地的農田，遇上朝思暮想的男子，他們共舞，最後分離。原本身穿黑衣的舞群換成紅衣，獻上「黃土地」，為土地祈福。

實地走訪 鼓勵自我省思 

擔任「黃土地」的大地舞者林晏甄表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她以紅色隱喻人類的兩面，讓矇眼的女人從舞群中摔下，帶著憐憫的眼神回視，「就如身邊有時幫助、有著陷害我們的人，沒有絕對。」這是她多次走訪大埔所觀察到的狀況。

「土地計畫」對蕭紫菡來說，不只是舞蹈，也是思考，因「先成為一個人，而後才是一個舞者。」從華光到大埔，參與計畫的舞者增加了10位，他們去年11月從華光表演完後，便多次走訪苗栗，實地進行訪談、田調。觀賞完舞作的彭秀春則在一旁默默留下眼淚，她想起體貼的老公張森文，雖不常送她禮物，但一有好吃的絕對先給她吃，直到近年受到拆屋折磨，瘦成皮包骨，日日恐懼、憂鬱，連口飯都食不下嚥，她堅定表示，絕對替老公討回公道。

來自新竹的倪國榮說，張藥房一家人為了大埔徵收案犧牲，卻沒有逃脫，他自己也是過來人，曾為了都市重劃問題，纏訟5年，這陣子走訪當地，受到在地自救會的鼓舞很多，他強調，社會太冷漠，大家碰到不對的事，應該多出來說話，因為誰都無法預料，何時災難會降臨到自己身上。

蕭紫菡在「黃土地」舞作中，安排彭秀春入場解開遭工程布綑綁雙手的女舞者，她期盼秀春姊能透過這樣的意象，逐步釋放心中的結，雖然過程十分漫長，但就如大地舞者最後的祈福手語一樣，他們相信，「只要土壤還存在，就能再次結成稻穗。」

▲「土地計畫」的最後一幕，由張森文的遺孀彭秀春（右）走入劇中，為劇中人解開被綑綁的雙手，象徵自傷慟中解脫。（圖文／楊子磊）

▲「土地計畫」的最後一處場景位於過去黃福記家的農田上，舞者們在這此跳著祈福的舞蹈。（圖文／楊子磊）

▲舞者們手中捧著稻穗，站在曾經是黃福記家農田，但遭徵收後已成為一片荒蕪的空地上，為這塊土地與在此生息的生命祈福。（圖文／楊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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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劉耘整理報導】台灣民眾向來仰賴西方主流新聞媒體獲取國際消息，對非洲事務的了解不僅十分有限，也易淪於平面。近日《半島電視台》的兩篇評論，探討媒體在傳達非洲新聞時經常出現的謬誤。

哈佛大學政治分析家恩亞伯拉（Nanjala Nyabola）首先指出，日前英國《衛報》記者霍登（Daniel Howden）對南蘇丹衝突的報導在網路上受到廣大迴響，但南蘇丹網路上的回應可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當地知名推特人士批評，這篇文章完全誤報了實際的經過。

西方媒體仍有知識階級思維

恩亞伯拉表示，在這情況下，她傾向相信當地人士的說法更甚於西方媒體的報導。她指出，若觀察《衛報》為這位記者冠上的頭銜「首位身處現場的西方記者」，不僅引發南蘇丹讀者反對，也無意間透露出西方媒體的思維。「他是否是西方記者有何重要？」恩亞伯拉反問道。

她認為，這個順手加上的頭銜不僅漠視當地無數經歷過真實事件的民眾、忽視南蘇丹無數經驗豐富的作家、記者及消息提供者，更製造出一種顯然是建立在種族概念上的知識階級。無法正視這種隱含的知識階級且無力破除其所產生的隔閡，就是西方媒體持續錯誤報導非洲事務的原因。

恩亞伯拉分析，由於西方媒體懷抱著一種與「西方」對立的「剩餘」（The Rest）概念，因此報導僅是在加強或削弱西方讀者對非洲的既定印象，塑造「非西方」情況，而非分析事件本身影響與價值。例如在南蘇丹危機的報導中，許多西方媒體便針對其讀者對「種族」及「種族在衝突中角色」的既定看法，加以強化或削弱。

語言隔閡 轉換中失原意

恩亞伯拉指出，另一個造成錯誤報導的因素則是無法跨越的語言隔閡。當西方媒體用殖民國語言去解讀一塊擁有無數語言的大陸，不僅令報導成為詮釋，也將無可避免的產生選擇性偏差（selection bias），許多細微的文意差距與非言語的溝通將在翻譯過程中遺失。

舉例來說，大部分奈洛比人都會說數種語言，包括3種官方語言及方言「申語」（Sheng），但大部分外籍記者認為自己只要透過英語或史瓦希里語（Swahili）就能勉強應付，從未真正理解當地人在3、4換過程。例如，英語中「種族」一詞帶有強硬且固定的意涵，但在申語或其他非洲語言中，「種族」卻是一個具延展性及實際效用的詞彙。

不管哪一國 全視為非洲

對於恩亞伯拉的看法，駐奈洛比作家及政治漫畫家加塔拉（Patrick Gathara）表示贊同，但他進一步指出，其實大部分非洲國家的媒體也犯了類似的毛病。

加塔拉首先援引奈及利亞作家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在〈單一故事的危險性〉演講中所提到的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表示媒體時常將有著10億人口及54個不同國家的非洲大陸，簡化成單一且表面的說詞，像是「毫無希望的大陸」、「非洲崛起」或「神秘的非洲」。

加塔拉表示，當許多非洲國家民眾經常批評西方媒體所呈現的非洲報導時，鮮少有民眾會觀察其他非洲國家是怎麼報導自己國家，也少有非洲媒體會以「所有非洲民眾」為目標讀者來報導所有非洲事務。

加塔拉分析，這與國家及個人身分認同有關。在非洲各國，大部分民眾不會首先將自己定位成「非洲人」，而是「肯亞人」或「蘇丹人」等，各國媒體也不會將「非洲」視為某個必須報導的故事，而是以西方通訊社對其他非洲國家事件的反應作為是否報導的指標。

非媒依賴外電 在地聲音出不來

這就延伸出下一個問題，即是大部分非洲國家的媒體也仰賴西方媒體來獲得非洲其他國家的報導，未在國外設立分社或派遣駐外記者。例如，許多非洲媒體近日對南蘇丹、中非共和國、剛果或索馬利亞的報導皆相當粗淺，即便是在緊鄰索馬利亞並深受其動盪局勢影響的肯亞，當地媒體也僅只是反芻西方報導的觀點，並未深入理解這個國家長達20年無政府狀態的原因，或解釋肯亞出兵干預的理由或看法。

此外，加塔拉指出，非洲媒體有時也會刻意呈現與西方媒體相反的報導。例如去年肯亞大選時，許多西方記者湧入當地，預期2007年至2008年的選後血腥衝突將重演。這引起肯亞媒體工作者不滿，並展開所謂的和平報導（peace journalism）風氣，在報導中刻意不對選舉不加以批評，想證明肯亞並非另一個「非洲故事」。

最後，種種對非洲的錯誤報導，也肇因於媒體界缺乏對非洲的長期報導及記錄。人們僅能透過新聞了解非洲，而新聞運作的機制又通常是以事件為導向，總在衝突發生時才加以關注。

在缺乏常駐記者的情況下，媒體通常會派遣資深記者前往衝突區，而「資深」也就意味著對媒體需求及期待瞭若指掌，更不用說他們要在幾天、甚至是幾小時之內，做出一則長度僅幾分鐘的新聞。種種因素加總起來，讓這些報導成為了一則則符合外界期待的「非洲故事」。

（圖說）肯亞首都奈洛比去年9月發生購物商場攻擊事件時，肯亞民眾在案發現場旁讀報，圖攝於2013年9月22日。（圖文／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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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文鈴台北報導】日本福島核災發生至今，台灣食品輻射安全容許劑量仍維持在1986年車諾比核災發生後，接受ICRP（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建議訂定的370貝克╱公斤銫含量，相較於南韓與日本已下修為100貝克，作家劉黎兒12日痛批衛福部不但沒將標準訂定更嚴格，前年衛生署食管局甚至預告將銫容許量調高為6百貝克。她擔心日本受污食品會流入輻射標準較低的台灣，如同車諾比事件後，含銫奶粉流入泰國。

（上圖）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區管中心主任馮潤蘭12日回應，日本調降食品輻射污染容許量是因為福島核災，目前為止「衛福部沒有要調降容許量的政策」。（圖文／姜林佑）

食藥署：不符日規定 就無法出口

台灣輻射安全促進會12日舉行「日本福島核災後台灣輻射食品安全把關座談會」，作家劉黎兒指出，衛福部現以100貝克╱公斤銫含量檢測進口食品，但台灣法規卻規定受測食品輻射量高於370貝克才可開罰。即使驗出逾100貝克，也無法裁罰廠商，受污食品仍會流入市面。她呼籲應立即修法，將標準下修於100貝克。

對此，衛福部食藥署北區區管中心主任馮潤蘭回應，目前台灣的安全容許量標準與世界各國趨於一致，日本是因為發生核災所以標準變嚴格，台灣絕對沒有比其他國家寬鬆。她強調，日本一再派代表至食藥署解釋，超過日本訂定的100貝克標準值即無法出口，即使符合台灣標準卻高於日本標準的農產品，沒有流入台灣市面的可能性。

產品受污廠商 堅持不公布

馮潤蘭指出，福島核災發生至今，台灣已檢驗共4萬多件日本食品，其中僅192件驗出含有輻射物質，沒有一件超出台灣法令的安全容許標準。對於劉黎兒呼籲應公布驗出受污產品的廠商，馮潤蘭強硬表示，食藥署沒有獲得授權無法公開廠商名稱，況且這些廠商是合格廠商，為什麼要公布資料？

馮潤蘭說：「不是說那些愛吃日本食品的民眾該死，衛福部是為消費者存在，但仍要合理對待業者。」劉黎兒指出，台灣民眾相信衛福部會幫忙把關，但不公布廠商，民眾無法判斷是否購買。兩人在座談會針鋒相對，火藥味十足。

長居日本東京的劉黎兒表示，東京都每天公布食品檢驗結果，即使同一地區的輻射量，沒過幾天就會升高。據她觀察，由於自來水含有輻射，災後礦泉水銷售量增加了8倍，即使超市裡銷售的高級牛肉、豬肉、雞肉、菇類都會貼「未檢出」標籤，不代表該食品不含輻射，僅是未超過日本訂定的安全容許量，長期食用仍會累積在體內。

日本食品 產地要詳細標明

劉黎兒w呼籲台灣應嚴格化現有的檢測方式、加強檢測精密度與設備、提高檢測量。相較台灣檢測4萬多件食品，香港則已檢驗逾15萬件，且檢測後立即公布檢驗結果，讓民眾安心。針對抹茶粉、乾貨、魚罐頭等加工食品，由於輻射量會比一般產品高，也應加強檢測。此外，自日本進口的食品應詳細標明產地，防止產地偽裝的食品混進來。

▲關於台灣食品輻射安全把關，旅日作家劉黎兒12日提出建議，訂立更嚴謹的食品輻射污染容許量、要求附產地證明、採更精準檢測方式。（圖文／姜林佑）

馮潤蘭指出，台灣自福島核災同月15日即公布，限制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5縣包含水產品等所有食品禁止進口，對於日本進口食品一定嚴格把關。

當被問到台灣是否應下修食品輻射安全容許量，馮潤蘭強調，台灣乳品、嬰兒食品含碘131標準為55貝克╱公斤，比歐盟、香港都低，並非各種輻射物質標準都比其他國家寬鬆。

現場民眾表示，曾於觀光局舉辦的國際旅展，發現福島米餅、福島酒、千葉一夜干，質疑食藥署執法不力，馮潤蘭表示，一旦發現有廠商違法販賣一定會開罰，她相信日本政府保證不符合日本標準的食品不會出口的說法，不會發生劉黎兒所言，日本受污食品流入台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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