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就通：佛教常識
拈花微笑：禪宗
（節錄自「第四章 宗派繁盛：中國佛教的主要宗派和思想」）
在所有佛教宗派中，禪宗可能是對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影響最深廣的一個宗派。它也是中國化最徹底的一個佛教宗派，它的出現代表中國佛教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前面介紹過，印度也有禪，是思維修、靜慮的意思，主要是指戒、定、慧三學中的「定學」，透過數息、調息等方法使心安住於靜慮。但中國禪宗卻更加強調「慧學」即禪的智慧，將禪宗視為破迷開悟、解脫生死的最高途徑，所以中國禪宗特別強調「心印」，禪宗在中國也被稱為「佛心宗」。
按照後來禪宗的說法，禪宗是從佛陀曾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迦葉尊者默識心通、破顏微笑、得佛當下印可並親傳衣缽開始的，摩訶迦葉被推為印度禪宗的「初祖」。中國禪宗的創始人傳說是印度來華的高僧菩提達摩，在印度他已經是第二十八祖。在他之前很多印度佛教的著名人物被列入禪宗祖統的名單，比如前面介紹過的馬鳴、龍樹，分別是禪宗的第十三祖和十四祖。這也說明禪宗主要繼承的是大乘空宗一系。
據說達摩的師父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對他說：你的緣分是在中國，等我圓寂之後，你可以到那裡去傳播禪法。
達摩遵從師囑，於梁武帝普通七年（五二六）乘船來到中國。他先到達廣州，然後到達梁朝首都建康，見到了以崇佛聞名的梁武帝。當時他們之間有一段對話：
梁武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什麼功德？」
達摩答：「並無功德。」
梁武帝又問：「為什麼沒有功德？」
達摩答：「這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好比影子跟著東西走，並沒有實際效果。」
梁武帝問：「那麼，什麼是真功德？」
達摩答：「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這種功德，不從世俗求得。」
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達摩答：「空洞洞的，沒有聖諦。」
梁武帝問：「那麼朕對面的又是誰呢？」
達摩答：「不認識。」
兩人之間的對話很不投機，達摩便離開南朝，渡江北上，來到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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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宗中還流傳著達摩「一葦渡江」的故事：達摩離開皇宮後，梁武帝把他與達摩的問答告訴了他的師父誌公禪師，誌公聽後說：「達摩的開示好極了，他便是觀世音菩薩乘願來傳佛心印啊。」梁武帝非常懊悔，當下派人追趕達摩。達摩正走到長江邊，忽見一隊人馬趕來，於是隨手折一枝蘆葦，擲於江中，腳踏蘆葦，悠然渡江北去。這些故事都將達摩塑造成一個神妙莫測的神僧。 |
不過這個故事出現得很晚，不但一般正史、野史都沒有記載，就是禪宗文獻，也是直到西元七七四年左右編撰的《歷代法寶記》一書才有了這種記載，後來更晚出現的《六祖壇經》、《祖堂集》、《景德傳燈錄》等著名禪書都引述過這個故事，因此影響非常大。達摩會見梁武帝的故事其實表明了禪宗要求遠離世俗、不追求世俗的「福德」等重要的宗旨，這與後人認為禪宗非常世俗化的看法正好相反。
達摩到洛陽後，止於嵩山少林寺，據說曾面壁禪坐九年，一言不發，人莫能測。今日少林寺附近五乳峰上有一幽邃的石洞，人稱「達摩洞」，據說就是他當年面壁的地方。傳說因為他禪定功夫好，他的精靈進入石壁，在石壁上留下了他的整個人影像，成為一段佛門佳話。
達摩傳法給弟子慧可的傳說也相當有名。
在達摩面壁打坐的時候，一位名叫神光的僧人一心要拜達摩為師。一開始，達摩沒有收留他，只是時常面壁端坐，並不加以教誨。
一個寒冬大雪之際，神光徹夜立正，侍候在達摩大師身旁，直到天明，地下積雪已經過膝，可是他侍立愈加恭敬，最後竟然砍掉了自己的一隻手臂，來表示求道的決心。
達摩問神光：「你到底要求什麼？」
神光說：「我心不得安寧，請大師為我說安心法門。」
達摩便說：「你把心找出來，我便為你安心。」
神光聽了這話，當時便怔住了，良久方說：「我找我的心在哪裡，了不可得啊！」
達摩又說：「對啊！這便是你安心的法門啊！」
神光言下大悟。達摩便將大法傳與他，並為他改名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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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摩傳授給弟子神光的「坐禪偈」非常簡單：「外息諸緣，
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是說心要如牆壁那樣凝定在
內外隔絕的境界之上，從而消除妄想，達到空寂靈知，湛然圓
寂，朗照明淨，心境一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
達摩所傳的禪法主要以四卷本《楞伽經》為依據，這部經典主張離名絕相，所以達摩特別囑咐修禪者不可執著於語言文字，而要在諸法實相上離言現觀，親證真如，所以有人總結說：「達摩西來無一字，全憑心地用功夫」，確實概括出達摩禪法的主要特徵。
菩提達摩圓寂之後也有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隻履西歸」故事。據說達摩圓寂三年之後，北魏人宋雲奉命出使西域，在回國途中，走到蔥嶺時遇見達摩。只見他手裡拿著一隻鞋，翩翩獨行。宋雲問：「師父往哪裡去？」達摩答：「回西天去！」宋雲歸國後，將此事稟報朝廷，北魏孝宗皇帝命人開啟墓穴，打開棺材一看，發現棺內只有一隻鞋。
可知達摩真的「西歸」印度了。
後代兩位禪師，對此事做過一次頗為有趣的討論。景祥禪師問：「達摩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僧答：「此土也要留個消息。」
菩提達摩之後，禪宗蔚為勃興，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它不但廣泛地影響了中國佛學的發展，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
按照禪宗傳法譜系，二祖慧可傳三祖僧璨，僧璨傳四祖道信，道信又傳五祖弘忍。到弘忍時期，禪宗的教義才真正明確起來。現代一些學者研究認為，從菩提達摩到僧璨的禪史屬於傳說時期，很多傳說尚難以找到歷史根據。中國禪宗的實際創始人應從道信、弘忍、神秀算起，到六祖慧能及其弟子神會時最終完成；從馬祖道一和石頭希遷開始，禪宗進入了興盛階段；晚唐之後禪宗以「五家七宗」的成立為標誌，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根據這些觀點，可以將禪宗史概括為傳說階段、創始階段、完成階段、興盛階段，和發展階段。每個階段都以幾位代表性人物的出現為標誌。
道信禪師是蘄州（湖北廣濟縣）人，俗姓司馬。他天生聰明，據說幼年即遍覽佛教大小乘諸經。隋開皇十二年（五九二），他年僅十四歲，以沙彌身分參見三祖僧璨，說：「求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
僧璨問：「誰縛你了？」
道信回答：「沒有人縛。」
師曰：「那還求什麼解脫？」
道信言下大悟。
道信在唐武德七年（六二四）回到蘄州，住在破頭山（後名雙峰山），大振法道，學侶雲集。貞觀十七年（六四三），唐太宗聽說道信禪師的名氣很大，多次下詔徵他入京，道信都上表辭謝不就。唐太宗有點惱怒，第四度遣使，並且下令說：「如果再不從命，就將他的首級取來。」使者來到道信之處傳達聖旨，道信就伸出脖子等待刀刃，神色儼然。使者不得已，回京稟奏，唐太宗對他更加仰慕。從這個傳說可以看出，道信堅持了自達摩以來不參與世俗政治的禪修風格。他留下的著作有《入道安心要方便門》等，對禪修宗旨的闡述很詳盡。
五祖弘忍（六○一──六七四），俗姓周，湖北黃梅人。
據說一日道信禪師前往黃梅去，路上遇見一個小孩，骨相奇秀，異於常童。
道信問：「你姓什麼？」
小孩回答：「性是有，不是常性。」
又問：「是何姓？」
回答說：「是佛性。」
道信說：「你沒有姓嗎？」
回答說：「性空故。」
在這段公案裡， 道信問的是「姓」， 而小孩答的是「性」，用諧音雙關方式打著機鋒。道信覺得這個小孩的根器很難得，就到他家裡，乞求他的父母讓這個小孩隨自己出家，這小孩就是後來的五祖弘忍禪師。在四祖圓寂後，弘忍從破頭山遷至黃梅東山，定居二十餘年，門徒眾多，當時稱他的禪學為「東山法門」。
弘忍禪學的一個新發展是：他除了堅持菩提達摩以來「依《楞伽經》以心法為宗」的傳統，還常告誡學人「受持讀誦《金剛經》可以見性成佛」。一般認為，自弘忍開始，禪宗的經典依據由《楞伽經》改變為《金剛經》了。不過在當時，兩部經的地位應該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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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禪宗被稱為「楞伽宗」，禪師被稱為「楞伽師」，表明他們是以《楞伽經》為修行的根本依據。中唐時禪僧淨覺所作的《楞伽師資記》一書是對這種禪法的一個總結，也就是人們後來所說的「北宗」。這部書以《楞伽經》的翻譯者求那跋陀羅為首，其下收入菩提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普寂等人的事蹟。胡適先生曾作《楞伽宗考》，認為從達摩到神秀，都是楞伽宗系統。至於慧能、神會一系，則以《金剛經》取代了《楞伽經》。 |
弘忍之後，禪宗出現分化，他的弟子慧能、神秀分別被推為南宗和北宗的「六祖」，這是禪宗發展史上一個很重要的事件，禪宗真正中國化也是在這時完成的。
慧能（六三八─七一三）是廣東嶺南新州人，俗姓盧，其祖先可能是北方的一個大家族，因故被貶謫到嶺南的。慧能的父親逝世很早，家境貧寒，慧能早年以打柴為生，奉養老母。
傳說有一天慧能在街上賣柴，剛出客店，忽聞隔壁有一客人正在誦經。慧能一聽，當即覺得內心非常歡喜，智慧頓生，於是走上前問道：「客人所念是什麼經？」
那人回答：「《金剛經》。」
又問：「此經從何而來？」
答曰：「從東山黃梅弘忍大師處得來。」
慧能聽了，下定決心，安置好母親，便從廣東嶺南至湖北東山參見弘忍大師。
途經數月，甚是艱辛，到時正遇弘忍升座說法，慧能便上前參禮。
五祖見是一位粗皮大漢的樵夫，就問道：「哪裡來？」
答曰：「嶺南來。」
五祖大聲說：「南蠻獦獠也來聽佛法麼？」
慧能說：「人有南北，佛性豈有南北？和尚您的身與獦獠不同，佛性豈也有異？」
五祖又問：「你來做什麼？」
答曰：「不求別的，只求作佛。」
弘忍聽後，知道慧能根機大利，是真正能夠成佛作祖的人才，就不再多說，讓他到米房舂米。
一天，弘忍向大眾說：「我已經老朽，欲傳衣缽，眾位弟子對佛法大意領悟如何，各作一偈，如果能明佛法大意，即付衣缽，為六代祖師。」
當時他的大弟子神秀威望很高，被很多人認為一定會成為弘忍接班人的，他在南廊壁上作偈一首：「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弘忍看到後，也沒有多說，就讓大家諷誦此偈。
一天，一個童子口中誦著神秀的偈語，從慧能的舂米房門前走過，慧能一聽，知道此偈沒有見性，於是也說了一偈。他並不識字，是由人代寫在牆壁上的，慧能的偈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當時眾人感到很吃驚，弘忍走過來看後說道：「亦未見性。」
但當天晚上弘忍來到舂米房，見慧能將大石繫於腰上，正不知疲倦地用力舂米。
弘忍問：「米熟了嗎？」
慧能回答：「米熟久已，只欠篩來。」
弘忍就用杖擊碓三下而去，慧能深明其意，於當夜三更走進弘忍丈室，弘忍便以《金剛經》與慧能印心，並密授衣缽，讓慧能連夜離開寺院南行。
慧能受此衣缽後，便獨自南行，先後在獵人隊伍中隱避了十五年。
唐儀鳳元年（六七六），慧能到了廣州南海法性寺。當夜在大殿裡聽到兩位僧人因為看到佛殿裡掛的長幡被風吹動而爭執。一個說是風動，一個說是幡動，彼此爭論不休。慧能便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仁者心動。」
當時在場的一位名叫印宗的禪師，聽到慧能的話十分敬佩，便為他剃度，並授具足戒。
此後，慧能廣傳禪法，據說凡是聽了慧能開示的人，沒有不傾心敬佩、見道開悟的。
從此，這種以心傳心、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禪宗法門便大行於中華了。
但是，在慧能離開黃梅山、弘忍禪師圓寂之後，眾弟子仍然推神秀為「六祖」，相對於慧能在南方所傳禪法來說，稱之為「北宗」。北宗在很長的時期內並沒有中斷，而是繼續傳播著。
據說唐中宗聽到慧能的名聲後，也派人來召慧能入京。慧能以久處山林、年老多病為理由，推辭不去。可見他仍然堅持達摩以來不參與世事的風格。七十六歲時，慧能在這裡圓寂。他的遺體沒有按照佛教的傳統火化，而是塗上漆料，保存為肉身像，至今供奉在廣東韶關南華寺中。
中唐時期，南宗禪的發展走向興盛，慧能的名氣也越來越大，並被朝廷加了諡號為「大鑑禪師」。著名文人柳宗元撰寫過〈曹溪第六祖大鑑禪師碑並序〉，劉禹錫也撰有〈曹溪大師第二碑〉。
慧能據說也有十大弟子，其中出名最早的弟子是神會。
神會（六八六─七六○），俗姓高，襄陽（今屬湖北）人。他從小學習儒家五經，又好老莊之學，後來他出家投到慧能門下。慧能圓寂後，他於開元十八年（七三一）到洛陽大弘慧能學說。此前慧能的禪法一直局限在南方地區傳播，神會促使其向北發展，因為當時北方是唐代政治中心。
後來他又到滑台（今河南滑縣）大雲寺，同崇遠禪師進行辯論，抨擊對方「師承是傍，法門是漸」，而稱自己為「師承是正，法門是頓」。這次辯論的影響很大，從此南方慧能一系被稱為「南宗」、「頓宗」，北方神秀一系被稱為「北宗」、「漸教」，「南頓北漸」的說法由此開始。
「安史之亂」爆發後，神會應朝廷請求，設壇度僧收取「香水錢」以供軍餉，因有功於朝廷，使南宗的名聲和地位陡然上升。叛亂平定後，唐肅宗對他備加尊崇，造了一座荷澤寺供其居住，世稱「荷澤大師」，他所開創的門派被稱為荷澤宗。
奇怪的是，儘管神會對於南宗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功勞，但是在後來禪宗確定的法統中，他卻沒有什麼地位。自慧能之下，禪宗分出兩大支派，分別是慧能的另外兩個弟子懷讓與行思。此後南宗禪的發展基本上是這兩個支派的繁衍，荷澤宗只是興盛一時，此後就幾乎消失了。
懷讓禪師（六七七─七四四），俗姓杜，金州（今陝西安康縣）人，他在慧能圓寂後，往南嶽衡山的般若寺大弘禪法，人稱「南嶽懷讓」。
行思禪師（六七一─七四○），俗姓劉，吉州人（今江西吉安市），他在慧能圓寂後，回到吉州青原山靜居寺傳播禪法，人稱「青原行思」。
這兩個人各有一個傑出的弟子，正是他們將南嶽和青原兩派的禪法弘揚光大的。這就是懷讓的弟子道一和行思的弟子希遷。
道一（七○九─七八四），俗姓馬，漢州什邡（今四川什邡縣）人，後人尊稱為「馬祖道一」。
道一幼年出家，唐玄宗開元年間來到衡山，結庵而居，整日坐禪，對任何來往的人都不搭理。
懷讓當時正住在般若寺，覺得道一是個上等的根器，便有意啟發他。他也不說話，只是在道一坐禪的旁邊，拿了一塊磚放在石頭上磨。
一開始道一也沒有說話，但日子久了，有一天道一終於開口問：「你磨磚幹什麼？」
懷讓說：「磨磚作鏡。」
道一很奇怪，說：「磨磚怎麼能成鏡呢？」
懷讓說： 「既然磨磚不能成鏡， 坐禪豈能成佛？」
道一又問：「請教這是如何說？」
懷讓說：「如果你用牛駕車，車如果不走，你是打車呢還是打牛？」
道一回答不上來。
懷讓又進一步啟發道：「你是學坐禪，還是學坐佛？要是學坐禪，禪不是坐不是臥；要是學坐佛，佛沒有定相。禪和佛都是無住之法，不應當有取捨。你要是坐佛，就是殺佛。」
道一聞言，如醍醐灌頂，就禮拜問法，求為弟子。
後來馬祖道一遊化於江西洪州一帶，他的禪法被稱為「洪州禪」，是其後在中國流傳最為廣泛的一派。
從上面「磨磚作鏡」的故事也可以看到懷讓、道一一系禪法的特點，他們不是追求坐禪的外在形式，而是追求禪的內心境界。在他們看來，一個人如果只能在坐禪時心安定下來；出了禪定，心馬上又亂了，這是絲毫沒有意義的，這樣坐禪是成不了佛的，只有在生活日用中的任何時候都保持一顆禪心，那才是真正的禪定。
馬祖道一提出很多新的禪修方式，以「觸類是道、任運自在」為根本，比如「平常心是道」、「道不用修，但莫染污」等，成為禪宗的名言。平常心就是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聖，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皆是道，要人放棄任何執著，保持一顆平常心，活潑乾淨，不為文字污染。
這種禪修理念與佛教傳統以打坐為主的禪定功夫差別很大，是徹底中國化的佛教，特別受到士大夫階層欣賞，因而中唐之後，在其他佛教宗派衰落的背景下而廣泛傳播。
龐蘊居士是唐代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年輕時，他本來想去參加科舉考試，在赴考途中，遇到一位禪師，那位禪師告訴他，應該投奔到馬祖大師門下，因為「選官不如選佛」。龐居士言下大悟，後來作了一首傳誦久遠的詩偈：「十方同一會，各各學無為。此是選佛處，心空及第歸。」從此成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
雖然他一生沒有出家，只是個居士，但由於悟到「心空」、「心無礙」，因此絲毫不為世俗所累，生活得非常瀟灑。龐居士本來富有家財，但某一天，他卻將萬貫家財全部裝到一隻船上，沉入大海。人們以為他瘋了，有人問：「你不要這些金銀財寶，拿去做一點好事、救濟別人不好嗎？」居士說：「好事不如無事。我多劫以來，為布施所累，所以這次把它們沉入海底！」
對此，明代高僧蓮池大師有一番妙解：「凡夫膠著於布施，沉海之舉，是並其布施而布施之也，是名大施，是名真施，是名無上施，安得謂居士不施？」這是說，龐居士的所為，是將「布施」這種「功德」也「布施」了，因此才是真正的大布施。因為錢財的布施都是「有相」的，它可以讓一個人來生獲得大富貴，卻不能使其獲得真正的解脫，這正是龐居士所謂「多劫以來，為布施所累」的含義啊！
馬祖道一門下人才輩出，主要有百丈懷海、大珠慧海、南泉普願等，後來都成為著名禪師。特別是百丈懷海（七二○─八一四），他在禪宗史上的一大貢獻是制定了「百丈清規」的叢林制度，俗話說「清規戒律」，「清規」就是來自於此。
由於國情不同，印度佛教的一些戒律到了中國有些難於實行，比如僧人的乞食制度。中國以農業立國，僧人靠乞食生活，容易被人看作懶漢。在隋唐以前，中國的僧人多半靠政府的優待和王公貴族供養，或者靠自己募化，這就不免跟世俗和朝廷發生利益衝突，曾經多次引起排佛事件。為此，百丈立下清規，明確規定僧人不分等級，一律從事勞動，自己解決生活問題。這種變革使禪宗與世俗生活融為一體，有了自己的經濟基礎，得以長久立足於社會。由於適合國情，這一制度逐漸盛行於全國。
「百丈清規」規定確立德高望重的大德為叢林住持，尊為長老，住在方丈之中，僧眾一律住在僧堂等等。百丈自己躬行清規，上了年紀以後，仍然堅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垂為世範。叢林制度實行眾生平等，天下一家，集體生活，帳目公開，成為中國佛教的一種重要制度。
百丈懷海門徒眾多，其中溈山靈佑、黃檗希運為上首弟子。這兩人後來一個創立溈仰宗，一個開闢臨濟宗，成為中唐以後最為繁盛的兩個禪派。
再說另一大支派青原系。
行思禪師有一弟子名叫石頭希遷，端州（今廣東高要縣）人，俗姓陳，年輕時即聰明果斷，自信力很強。他反對鄉里殺牛祭祀，迷信鬼神；每逢祀期，便前往奪牛，態度堅決。後投六祖慧能門下，受度為沙彌。六祖圓寂不久，他便前往吉州青原山靜居寺依止師兄行思禪師，因他機辯敏捷，受到行思的器重，享有「眾角雖多，一麟足矣」的稱譽。
唐玄宗天寶初年（七四二），希遷離開行思禪師，到湖南衡山，某地有一大塊石頭，平坦如臺，他在上面結庵而居，因此，時人就稱他為石頭希遷和尚。他作有〈參同契〉一文，提出一種在對森羅萬象的參驗中體會萬法本體上平等的禪觀方法。
總的來看，青原派禪法有融合南北兩宗的特點，〈參同契〉裡提出：「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支派暗流注。」它也不否定傳統禪法的打坐修行。而南嶽一派則是典型的南宗禪。
所以南嶽、青原雖說都屬南宗，但風格上是有差異的。
另外，南嶽、青原兩個禪派到了第二代，其傳法地點也發生了一個有趣的變化：道一從湖南到了江西，而希遷從江西到了湖南。但不管怎麼說，都沒有離開這兩個地方，因其影響都很大，很多人來往於這兩個地方行腳參禪，當時稱之為「走江湖」。
進入晚唐五代時期後，禪宗進一步分化，出現五家傳承的局面，即南嶽系下形成臨濟、溈仰兩家；青原系下形成雲門、法眼、曹洞三家，合起來是五家。到了宋代，從臨濟宗下又分出黃龍、楊岐兩派。將這些門派綜合起來，禪宗史上稱為「五家七宗」。從宋代之後的禪宗發展看，又以臨濟宗最為興盛，曹洞宗次之，其他宗派則逐漸衰落了。
有關「五家七宗」的傳承關係比較複雜，下面透過一個列表大體介紹一下：
早期禪宗本來比較接近民眾，禪師多是在遠離權力中心的僻遠地區活動。但到了五家七宗時代，卻大多依賴在地方權勢之下，如臨濟宗在河北三鎮之一──成德鎮所在地的鎮州，得到割據軍閥王氏一族的支持；法眼宗則受到南唐李氏、吳越錢氏的庇護等等。宋代官僚、文人士大夫階層廣泛習禪，禪宗各派也受到朝貴的支持，宋代禪宗出現空前的繁榮局面。但前期禪宗思想新穎，見解獨創，富於批判精神和肯定個性等因素逐漸淡化，禪主要轉化為說「公案」、鬥「機鋒」的文字禪。禪門間形成了上千個公案，結果「不立文字」的禪變成最講究言語文字。從某種角度說，形式上最為活潑自由的禪變成一些僵化、教條的東西，禪宗由最初的遠離世俗演變成較為世俗化的佛教宗派。
這些轉變當然都與當時的具體歷史背景有關，但有一點值得肯定，那就是從宋代至清末的上千年間，禪宗作為中國佛教的主流宗派，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包括對宋代的理學、明代的心學，以及道教的發展等，都有著重要影響。
由於禪宗提倡「在俗修道」，為社會各階層在家人士學佛提供了方便法門，居士佛教此後有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禪宗還與同樣興起於唐代的淨土宗融合，成為這一時期中國人學佛的兩大主要途徑。
禪宗的經典相當獨特。早先以《楞伽經》為主要經典，從弘忍、慧能開始，轉變為以《金剛經》印心，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金剛經》更加凸顯了大乘空宗關於「一切相皆是虛妄」的思想，符合南宗禪不執著於外在修行形式的要求。
在慧能圓寂之後，眾弟子彙集慧能的言教，形成中國禪宗自己的一部獨特經典──《六祖壇經》。
再往後，禪宗則主要透過禪師的語錄、燈錄來體現其教義，更加突出了禪宗主張的「口耳授受」的傳統，禪語的紀錄具有很強的隨機性、靈活性，師徒間語默相對的一瞬間，不著任何痕跡就傳達了一般語言文字難以傳達的內涵，成為中國佛教一種獨特的著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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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宗祖師們的語錄，是表現他們禪的內在的經驗記錄，不只是個人的傳記，而且是佛法的記述，因為在他們，人和佛法是不二的，人就是佛法，佛法就是人。他們之間的問答機緣，後人稱為「公案」。公案原是指公府的案牘，是用來剖斷是非的；祖師們對機鋒垂示所用的語言和動作，是用來剖斷迷悟的，因此也稱為「公案」。機鋒的本義是弓箭上的機牙和箭鋒，禪宗用以比喻敏捷而深刻的思辨和語句，也叫「禪機」。如蘇軾〈金山妙高臺〉詩：「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禪家多用機鋒之言驗證對方的悟道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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