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與權力
當前西方聲譽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歷史學者
《時代》周刊評選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
暢銷書《文明》、《貨幣崛起》作者
尼爾•弗格森
Niall Ferguson──撼世鉅作！
金錢與權力是一切罪惡的淵藪，
還是推動世界運轉的動力
第 5 章 金錢印刷者：
債務拖欠與貨幣貶值（節錄）
──通貨膨脹稅
資本稅、債務拖欠與債務轉換是降低債務負擔的明顯方式。然而長期以來降低債務負擔還有另一種較隱祕的做法，那就是把債務的計價單位貶值。發行貨幣引發非預期性的物價上漲，這種做法可以充當多用途的財政工具。首先，它可以讓政府利用本身不具任何價值的紙幣（或電子貨幣）來換取實際的商品與勞務。政府獲得的這種實質移轉（或鑄幣稅），是由民間部門透過貨幣實質價值的貶值（政策引發通貨膨脹，因而造成貶值）來進行支付。其次，藉由「印製」鈔票來抬高物價，可以減少未根據物價進行調整的政府薪資支出、移轉支出與公債清償。只要國家債券是以本國貨幣計價，那麼通貨膨脹就能降低債券的實質價值。第三，通貨膨脹可以將納稅人的納稅級距往上攀升。
歷史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採用這種方法來處理嚴重財政失衡的問題。對貨幣與金融資產持有人課徵通膨稅並非二十世紀首創，但卻在二十世紀獲得最廣泛而徹底的應用。
雖然貴金屬早在西元前三○○○年就已經是貨幣體系的基礎，但鑄幣直到西元前七世紀左右才產生。從羅馬時代開始，各國就普遍認識到減少錢幣中的金銀含量可以帶來財政收入。在奧里略（Marcus Aurelius）朝之後，羅馬銀錢迪納里烏斯（denarius）持續貶值，到了戴克里先（Diocletian）時期，銀錢裡的白銀含量已少了近九九％。在中世紀與近代初期，法國的鑄幣稅收入很高─一四二一年時，鑄幣稅收入是其他王室收入的十一倍以上。從一三一八年到一四二九年，法國的錢幣貶值了四次。十四世紀的佛羅倫斯，十五世紀的卡斯提爾與勃艮第，十六世紀的英格蘭，十七世紀初大部分的日耳曼地區，全都出現了貨幣貶值。一五四○年代，亨利八世發行了面額四百四十萬英鎊的貶值貨幣，相當於貨幣所含金屬價值的兩倍。他從每一枚錢幣中賺取了四六％的利潤，總計約兩百萬英鎊。其中金幣的含金量減少了二五％，銀幣的含銀量減少了八成。同樣的，法國都爾利弗爾（livre tournois）的含銀量在一五一三年到一六三六年間減少了一半。十四世紀作家歐雷姆（Nicolas Oresme）肯定了這種操作的正當性，他在《論貨幣》（De moneta）中寫道：「公允而論，貨幣貶值是正當的稅捐形式。」但這種觀點並未獲得普遍認同，而且這種做法也只能祕密為之。亨利八世的大臣萊爾瑟斯利（Thomas Wriothesley）說鑄幣廠是「神聖的支柱」，但它必須暗中運作，「因為如果人們得知他們的財物被如此竊取，他們一定會拒絕交易，因而造成損失」。日耳曼人還記得他們在三十年戰爭時，市面上也充斥著偷斤減兩的貨幣。
貨幣貶值與物價上漲之間的相關性並不是那麼明確，這是由於近代初期物價相當程度上受到國際貨幣流通的影響，另外還有農業與人口的波動因素。此外，無論如何，貨幣貶值導致的貨幣供給增加必有其極限，不可能無限擴充。儘管如此，貨幣貶值與十六世紀物價上漲之間仍存在明顯關係，而且引發了理論與實務的回應。博丹（Jean Bodin）在一五六八年寫道：「宣稱國王與人民都因貨幣貶值而受益，不僅是冠冕堂皇的說辭，更是個謊言」；國王尚能獲利，民眾絕無可能。到了十七世紀，貨幣接連貶值將歐洲推向貨幣混亂的邊緣。一六一○年，大約有一千種金銀錢幣在阿姆斯特丹流通，商業交易成本因此大增。在此同時，隨著一次又一次的貨幣貶值，鑄幣稅也越來越無利可圖。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兩個國家致力於建立固定匯率體系。一六三八年，荷蘭將單位荷蘭盾的價值訂為略低於十克白銀，不過阿姆斯特丹銀行的計價單位仍是一五四四年的荷蘭盾。但用於國內貿易的通貨與為國際貿易準備的銀行荷蘭盾之間的兌換仍維持彈性，這有助於建立統一的支付體系。一六九六年，英格蘭為籌措軍費，鑄造了大量貶值貨幣，戰後這些劣幣也停止流通。英格蘭為了建立複本位制，於是固定了金基尼（guinea）與白銀之間的兌換率，但與荷蘭和法國相比，英格蘭低估了白銀的價值，因此造成白銀無法流通。一七一七年，金幣在英國仍是主要貨幣，當時鑄幣廠的主管是偉大的物理學家暨煉金術士牛頓（Isaac Newton）爵士，他將每盎司黃金的價值定為三英鎊十七先令十•五便士，與白銀相比，黃金再度被高估，導致銀幣逐漸不再流通。在金額較大的交易中，以黃金做為保證的紙幣取代了銀幣。一七七四年，當交易金額超過二十五英鎊時，銀幣不能充當法定貨幣。在美國，理由有點類似，美國在一七九二年的《鑄幣法》中採取了複本位制，通貨起初以白銀為主（因為黃金的價值被低估），一八三四年後，黃金成為主要通貨（因為白銀的價值被低估）。
然而，紙幣的發展─紙幣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紀的中國，西方則是到一六九○年才出現─為徵收通膨稅製造了新的機會。從一七○四年到一七○七年，法國的借貸銀行（caisse d’emprunts）以附息的票據形式發行了一億八千萬利弗爾，不過市場很快將其價值壓到面額的三分之二。我們曾經提到，約翰•婁對法國財政進行的災難性實驗，其實就是大量地供給紙幣，一七二○年時達到二十二億三千五百萬利弗爾，反觀一七○八年時只有三億四千四百萬利弗爾。一七八九年下半年，由於政府向貼現銀行借款，再度擴大了紙幣流通量，但這次不如前次嚴重。一七六八年後，俄國也仰賴印製紙幣（以及鑄造劣幣）來減少赤字。西班牙亦然，不過從一七八○年起，查理三世發行的通貨都是附息的。奧地利從一七九○年到一八二○年，其多數債務也是藉由增加紙幣供給解決的。這裡所說的紙幣，技術上來說其實類似短期債券，而非嚴格意義上的現金，但它們同樣具有通膨的效果。
法國國民議會發行的紙幣（assignats）造成了十八世紀最嚴重的通貨膨脹。當時國民議會準備把充公的王室與教會財產出售，因此發行了大量紙幣。雖然原本是為了清償與取代舊體制時代所謂的「可要求立即償還的債務」，但這種紙幣很快就成了一種工具，用來減少革命政權在戰時累積的大量赤字。一七八九年十二月發行的四億利弗爾是附息票據，但從一七九○年十月起，這些紙幣停止支付利息，其流通量也從一七九二年九月的十二億利弗爾，增加到十月的二十四億利弗爾。到了一七九六年二月，也就是印鈔機被民眾搗毀之時，它已印製了四百億利弗爾，這是舊體制債務名目金額的八倍。而紙幣的黃金購買力也從一七九一年一月的九一％降到一七九六年的○•五％。如此一來，法國十八世紀的債務便遭到抹除，到了一八一八年，英國的人均債務負擔比法國高了十五倍。但另一方面，紙幣也在法國人心中留下永久的傷痕，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法國不再信任紙幣。一八五○年，法國九成以上的交易是以硬幣進行，英格蘭是三分之一，蘇格蘭只有十分之一。
法國的經歷並非孤例。從一七八六年到一八一五年，盧布的流通量增長為十八倍。一七九○年到一八一一年，奧地利紙幣的流通量增長為三十七倍。拿破崙說得很對，發行紙幣是奧地利戰時財政的基礎：一八○九年九月，拿破崙甚至下令偽造一億古爾登（gulden）的奧地利紙幣，「迫使該國貨幣貶值。奧地利被迫重新使用金屬貨幣，因而不得不裁減軍備」。此外，法國在拿破崙統治下，於一八○三年發行芽月法郎，法郎成為法國持久而穩定的通貨，至於東歐國家則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解決濫發紙幣的問題。
即使在英國，戰爭與一七九七年暫時停止兌換黃金也引發了通貨膨脹，儘管英國的規模遠小於歐陸─一七九七年到一八一八年，物價上漲了大約八成，到了一八二二年，當紙幣再次以黃金做為保證之後，物價或多或少又回到戰前水準。與歐陸民眾不同，英國人民在戰時對政府仍有信心，他們相信政府在戰後有意圖也有能力讓紙幣能再次兌換黃金。
一般認為，十九世紀金本位制的盛行幾乎消除了利用貨幣貶值來削減債務的可能，這個觀點不完全正確。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南方邦聯就曾發生類似法國國民議會紙幣的嚴重通膨，北方聯邦則出現「綠背」紙幣貶值，這相應降低了公債的實質價值。一八六二年到一八七九年，美元暫停與黃金進行兌換，民眾於是對美國是否能堅守金本位制表示懷疑，這種疑慮一直持續到一八九○年代。戰爭與國內危機同樣使俄國與奧地利無法讓通貨盯緊白銀，政府不得不印製紙鈔來彌補赤字。從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五三年，奧地利短期債務占總債務比例從八％上升到二五％以上。在一八四九年到一八五一年這三年間，奧地利的強力貨幣上漲了二五％；生活成本在一八五四年達到巔峰，比七年前高出二九％。奧地利在經歷一八五九年到一八六六年的三場戰爭之後，也面臨類似問題。義大利在一八六六年到一八八三年，以及一八九四年二月之後，也與黃金脫鉤；一八八三年，西班牙也暫停兌換黃金。從一八八○年到一九一四年，智利、阿根廷與巴西到遭遇五成到八成不等的貨幣貶值63 。即使在黃金體系之內，仰賴通膨來「緩解」債務也是可能的。許多歐洲國家在一八九○年代到一九一四年間，債務負擔均開始下降，這不僅是因為較高的經濟成長率，也因為全球黃金供給的上升，以及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相較之下，一八七○年代與一八八○年代的通膨率是負的）。
然而，這些只是程度較低的通貨膨脹，其嚴重性遠不如一九一四年以後，當時幾乎所有參戰國都中止以硬幣支付（日本與南非例外），各國在不同程度上都仰賴印鈔來為赤字籌措資金。德國最極端，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三年，它的躉售物價成長為一•三兆倍。一般民眾已經習慣以黃金做為保證的穩定馬克，我們可以從卡內提回憶一九二三年在法蘭克福的生活，看出大家的震驚：
它不只是朝民眾身上打來的混亂，它就像日復一日的爆炸……連最微小、最私密、最個人的事都受到它的影響：金錢的快速貶值……我原以為錢是枯燥乏味、一成不變的東西……但突然間我發現它有著詭異而令人毛骨悚然的一面─它如同一頭手執長鞭的惡魔，抽打著一切，而且觸及每個人最隱微不為人知的深處。
對某些人來說，這個震撼實在太大了：偉大的藝術史家沃爾布爾格（Aby Warburg）就此精神崩潰，此後他一直被文化貶值的幻覺所糾纏，他看見藝術品如大量印刷的紙鈔一樣不斷被重製出來。然而其他人還記得他們的歌德。《西北德國報》甚至刊登了一篇模仿《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米尼翁（Mignon）之歌的諷刺詩歌：
你們可知道在貨幣大量出現的土地上，
專敲竹槓的黑店夜裡依然燈火通明？
刺骨的寒風從鄰近的深淵吹來──
那裡的馬克一文不值，而美元卻貴得嚇人。
如表4所示，一九一四年的通貨膨脹幾乎是全球的普遍現象，就連中立國也受影響。除了德國，另有四個國家─奧地利、匈牙利、波蘭與俄羅斯─也遭受所謂的惡性通貨膨脹影響。各國物價趨於穩定的時間也不盡相同，多數國家的物價在一九二一年後便不再上漲；但在某些國家，通貨膨脹一直持續到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二三年。義大利、法國與比利時的情況尤其嚴重，它們的通貨膨脹一直持續到一九二六年，但從未達到惡性通膨的程度。法國的經驗有點像螺旋滑梯，它的年通膨率在一九二○年達到巔峰的五○％，一九二一年的通膨率是負數，一九二六年又攀高到四○％以上，一九二七年再次呈現負數。法國在一九三○年到一九三六年間遭遇了通貨緊縮；但到了一九三七年年中，通膨率再度升高到三○％以上。
戰後通貨膨脹的原因雖然複雜，但不可否認主要植根於政府的短期借款，與中央銀行以發行貨幣來籌措資金。只有終止這些做法，通貨膨脹才會停止─要做到這點（尤其是那些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的國家），必須對貨幣與財政政策做出實質的「制度更動」。以義大利來說，還出現了政治體制的更動。高通貨膨脹的影響絕大部分表現在財政上。政府在通貨膨脹上採取的不同路線，也直接影響它們的實質債務負擔。美國與英國決定恢復金本位制，並且恢復到戰前的兌換比率，這就必須做到通貨緊縮。儘管兩國清償了部分債務，但物價下跌與成長放緩卻導致實質債務負擔增加。一九二○年到一九三一年，英國債務的名目價值下降了五％，但如果考慮到通貨緊縮，則英國債務的實質價值反而增加了六成。同時期的美國，債務清償與通貨緊縮兩相抵銷的結果，實質債務既未增加也沒減少。其他走上通貨膨脹之路的國家，它們在戰時產生的內部債務絕大多數因通膨而消散無蹤。以極端的德國為例，它的公債在一九二三年時幾乎降到了零。雖然之後的「重新估價」立法對戰前債券的持有人（例如那些運氣不佳的推動婦女投票權人士）做了一定程度的補償，但戰時債券並未獲得同等的處理。有人模仿軍人鐵十字勳章上的格言，嘲諷地說：「德國人民用黃金換來了廢紙。」介於英美與德國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國家有法國與比利時。在法國，從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九年，總內債的名目價值增加了三十七左右。但相對於國民生產淨額，它幾乎減少了相同的比例。
從各方面來看，二次大戰期間與之後也是如此。在德國，公債與紙幣的成長比一次大戰時期更陡峭，在戰爭的最後兩年，政府對物價嚴加控制才未造成惡性的通貨膨脹。納粹政權於一九四五年崩潰，帝國馬克也成為廢紙。之後美國與蘇聯印製的貨幣快速占領了德國（後者印製了過量的貨幣），占領者與被占領者不約而同地改以香菸或其他替代品做為交易的媒介，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通貨改革為止。其他在戰後經歷高通膨的國家還有希臘、中國與匈牙利；其中有兩個國家是內戰造成的。相較之下，英國成功地將貨幣擴張與通貨膨脹控制在一次大戰的水準之下：與一九三八年相比，物價只上漲了五○％。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世界在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之間來回擺盪。一九四五年後的世界基本上一直處於通貨膨脹，除了少數例外─如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在一九四九年與一九五五年略有下跌，又如日本在一九八○年、一九九五年與一九九九年出現了○•五％輕微的通貨緊縮─不過也有特定的階段通貨膨脹特別低或特別高。一九五○年代與一九六○年代，在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見第11章）溫和管制下，絕大多數的經濟體經歷了溫和的通貨膨脹。然而，到了一九七○年代與一九八○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使世界各國或多或少開始採用紙幣。結果造成普遍的通貨膨脹上升，不過每個國家的情況各自不同，取決於各國面對一九七三年與一九七九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提高石油價格時所採取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想對各國的通貨膨脹差異有個簡單的印象，可參考以下數據：德國、美國、英國與葡萄牙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九九年的平均通膨率分別是三•三％、四•六％、七•一％與一二％。）然而從一九八○年代末期之後，絕大多數國家的通膨率明顯下降。葡萄牙的通膨率從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五○％，下降到一九九九年不到三％。法國的通膨率從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的一四％，下降到只有○•二％。有些評論家甚至大膽提出「通貨膨脹已死」的觀點。
|
